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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白话小说数量众多。笔者在序言中已经提到，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约150年间的北京话，那么选取的白话小说自然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时间段。但鉴于《红楼梦》的重要性，笔者也将其纳入考察范围之内。18世纪末至19世纪80年代使用北京话写成的白话小说不多，或者有的作品无法确定是否用北京话写成，因此笔者选取了学界比较公认的几部小说：《施公案》《红楼梦补》《红楼梦影》《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等。而从清末19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用北京话写成的白话小说骤然增多，笔者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作品的产生背景及性质进行分析。
清末民初反映北京话的白话小说在当时有很可观的数量。但后世因社会动荡，许多小说久已湮没，还有相当一部分小说流落海外，过去鲜有学者关注，现留存并可用的小说材料还有待发掘。2014年，由周建设主编的丛书《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把不少清末民初的北京话小说影印出版，可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源。
以往研究中，《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是受关注最多的两部小说。但实际上，这两部小说的语言仍夹杂了一定文言以及其他方言的成分。因此，清末民初的北京话小说应首推以蔡友梅为代表的一批运用纯粹北京话写作的作家群（包括蔡友梅、哑铃、涤尘、剑胆、冷佛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实际弥补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和老舍创作之间的断层，成为京味儿小说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要体现这些京味儿小说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必须将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风气、思想意识与小说语言结合在一起，才能进行全面的观察。
在第二章中，笔者已经将清后期以来的社会背景作了叙述，此不赘述。但此处想强调的是，清朝末年（19世纪80年代以后）至民国初期（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时段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已经提到，清朝后期，国力逐渐衰微，旗人地位下降，旗人弃雅从俗。而至清朝末年，这些社会现实愈演愈烈。尤其是甲午海战的失败（1895）、戊戌变法的失败（1898）以及庚子之变（1900）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外国使馆频频进驻，北京城满汉畛域彻底打破，清朝政权岌岌可危。《郎潜纪闻》（1882）中的《度支考》以清单式的叙述概括了清后期及光绪年间的社会状况：
近年中外士大夫留心时事，莫不以库藏匮乏为忧。……综核出入，终不解咸、同以来，何以与康乾之世赢拙若是其悬殊。……而嘉庆、道光两次裁兵一万六千，计可节省五六十万。至于道光年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以及秦豫二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并咸、同二朝剿粤逆，剿捻逆，剿回逆，入少出多，原不可以计数。（中华书局，1984：309）
全国范围的内忧外患层出不穷，国库空虚，但北京作为国都，必须粉饰太平，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整个社会风气更向趋俗以及与市井民众共同游乐的方向发展。
但是，整个社会的趋俗之风正悄然酝酿一种思想意识的转变。一批有识之士眼见国贫民弱，亟欲扭转这一局面，而扭转局面的重要条件是加强教育。他们结合西方及日本的教育经验，发现“通俗简便”的事物反而受众更广，易于传播，于是有识之士们欲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传播知识，开通民智，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黄遵宪曾于1895年在其著作《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
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变更一文体适用于今， 通行于俗者乎 。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 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便之法哉。 （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版，卷三十三，7a）
因此一批讲求“简便之法”“通俗易懂”的文献著作应运而生。其中王照编纂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是当时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书的序文及例言精到地阐述了“以通俗易懂开启民智”的宗旨：
中国文字创制最先，自我观之，先入为主，殚精泄秘，似远胜于各国。 然各国文字虽浅，而同国人人通晓，因文言一致，字母简便，虽极钝之童，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故凡有生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日求精进。无论智愚贵贱，老幼男女，暇辙执编寻驿，车夫贩竖，甫定喘息即于路旁购报纸而读之，用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日进无已。 而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 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 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今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 言文合一，字母简便，实其至要之原。 …… 用此字母专拼白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 …… 百余兆人皆解京话……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 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此字母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故 务求简易 ，专拼北人俗话……。”（庚子年裱褙胡同义塾藏版，1a—5a，18b）
该序文强调了“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文言一致”“言文合一”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使妇孺老少、智愚贵贱人人皆明事理，气类相通，还可以使国富民强，如日本一样改变之速。且此套字母专拼白话，并且是北京话，因为“百余兆人皆解京话……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前文2.2节已经阐述了北京话在清后期以后的影响力之大，全国都在学习效仿。以北京白话作为教育之凭借工具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最适宜的选择。
因此，运用北京白话来进行文学创作，开启民智的白话小说如同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办报社，在报纸上连载白话小说，以吸引普通民众的目光。当时连载白话小说的报纸有《爱国白话报》《京话日报》《京话时报》《白话国强报》《白话捷报》《北京白话报》等。从这些报纸的名称上看，无不突出“京话”“白话”“国强”的宗旨。其中蔡友梅作为清末民初京味儿白话小说的代表作家，其“白话小说亦可开启民智”的思想在各类作品中均有体现。他的代表作《小额》（1908）中其友人德少泉在序文中提到：
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於斯极矣。魑魅魍魉，无奇不有。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愈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顽哉？报社以辅助政府为天职， 开通民智为宗旨 ，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道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具？”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坐，因慨然曰：“ 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 ”于是友梅先生以报余副页，逐日笔述小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书就，命予序首。”（光绪三十四年和记书局本，2页）
上文提到的《进化报》，根据《北京报纸小史》记载：“《进化报》，设于东单北大街，社长蔡友梅，编辑杨曼青、乐缓卿、李问山，体裁白话。蔡氏等皆为旗族，故其言论新闻注意在八旗生计问题。”
后至民初，蔡友梅（署名“梅蒐”）在《北京益世报》的专栏“益世余谭”中对实事、现象发表评论时提到：
西儒威利有云：“ 改良社会风俗，小说为无上利器。 ”利器是什么呢，就是快家伙。无上利器就是至快的家伙。如此看来， 小说这宗东西，关系是很大啦 。可是威利先生所说的小说，是 那宗高尚的小说，真能引人入胜、感化人心。 要是那宗不够资格的小说，也是宗利器，可不是改良风俗的利器，是败坏风俗的利器。同是利器，损处跟益处，可就差的太多了。按小说、辞曲、评书、戏剧、讲演、白话报、幻灯、油画等等，都与社会教育有极大的关系。若果组织完善、设施得法，社会受益实在不浅。可是这几样里头，尤以评书、戏剧为最要。这两宗玩艺儿，识字不识字的人，都可以观听，现身说法，感人最深，效力也最大。……现在风俗薄弱，道德沦亡， 要打算挽救人心、改良风俗，非由戏剧、小说、评书入手不可。 （1920年4月29日）
社会教育，关系至重。因为人生在世，离不开社会，因此常受社会的影响。风俗习惯良美，国民道德自然高尚。风俗习惯不良，国民道德自然堕落。可是能制造风俗习惯的，有一宗东西，就是小说，因为小说有镕铸社会的力量。……按小说一门，人所同嗜， 普通人看报纸，抓起来先看小说。 记者常在阅报处调查，颇有经验。年轻学生，尤其爱看小说。 果能实行改良，与社会教育有极大的关系。 西哲有云：“强国自小说始。”（1920年5月15日）
因此，为了“改良风俗”“开通民智”，必须使用最通俗、受众最广的方法：小说、评书、白话报、戏剧等。可见，“百余兆人皆解京话”是京味儿小说产生的重要条件；而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改良社会、增强国力的意识是京味儿白话小说数量骤增的主要原因。
本节所说的“清末民初”主要指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也就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建国前这一时间段。这二者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且各自时间均不长：前者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而后者还不到30年。但就在这短短近60年的时间，整个中国文学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为重要分界线，小说等文学形式的语言也随着文学意识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型。因此，要分析清末民初白话小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可避开整个文学意识的变化。
3.1.2.1 清末民初的文学意识
在3.1.1节中，笔者分析了清末岌岌可危的国情而导致的“开通民智”之风潮，主要方式是以北京口语白话来教育普通人甚至是底层人，以达到挽救人心，改良风俗的目的。
这其中，“通俗易懂”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也是当时文学意识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那么这就导致“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可能会缺乏一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夏晓虹（1985）的研究，白话文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在语言的要求上是“我手写我口”，以接近口语为最高标准。而当时表达新事物、新观念的新名词刚刚从国外输入或由文人造出，尚未在下层社会流行，未进入日常生活的口语中，相当一部分被排斥在白话文之外。白话文作为宣传、教育的手段，文章不必写得有文采，“辞达而已矣”。如果有了华丽的辞藻，普通民众反而不解其意，达不到“开通民智”的目的。因此当时的一些作品放弃了对文学性的追求，是一件比较无奈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笔者较为同意。笔者查阅了众多以蔡友梅为代表的京味儿小说家的作品，在语言及思想意识上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文学性方面确实比较欠缺。因为其本身用的是北京口语，日常的口语白话不可能有很华丽的辞藻。在2012年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自由讨论时间，刘一之先生也提到蔡友梅等人的小说语言“太贫”，甚至让人越看越烦。这似乎贬低了这些白话小说的价值，但也正说明这些小说为了反映普通人的普通事、普通人的口语白话，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文学性。
另外，根据高玉（2001）的研究，清末的白话文运动是语文大众化运动，是文化的普及运动。当时的白话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语言，其目的是向大众宣传浅显的思想，即宣传对于大众来说被文言遮蔽的思想。清末只有白话文运动，没有语言变革运动。清末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语言工具运动，也就是说，提倡大众语和民间口语的目的是用白话宣传文言文的思想，不是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系统。清末白话本质上是古代白话、民间口语和大众语的混和物，当时的白话没有脱离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的范围，这与当时的总体环境和人们的知识结构有关。因此在文体及叙述手法上依然沿袭古代白话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即使清朝逊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也同样如此，这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几乎无一例外。
3.1.2.2 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的文学意识
清朝逊国（1912）以后，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在文学意识和思想上较清末实际变化不大，甚至没有变化。蔡友梅为代表的一批京味儿小说家依然沿袭自身的创作风格及语言风格进行创作。直至五四白话文运动（1919）以后，文学意识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其中，梁启超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远渡日本。在日期间阅读了大量日本书籍，受到日本书体的耳濡目染，将其带入了自身的作品中。根据夏晓虹（1985）的研究，梁启超提倡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是一种“新文体”。这种文体是以传播西方思想新文化为其主要内容的，时而夹杂外国文法及外国词汇。新文体从域外引进新名词以弥补中国语言之不足，并使之普及，进入口语。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提倡者们继续这一思想，将新名词、西洋词法加入文学中，形成欧化的白话文。另外，新文体的倡导者们汲取了古代经典白话小说中优美的语言及写作技巧，甚至文言词汇，又接受了清末白话的启蒙意识，再加上五四精神，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这是清末的白话运动不可比拟的。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它导致了汉语语言体系的诸多变革，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根据高玉（2001）的研究，五四白话文运动主要是由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和熏陶的知识分子发动的，由于知识结构、学识修养以及外语思维和新的话语方式，白话在运用过程中，其性质已悄然地发生变化。五四白话已经脱离文言，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一种具有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语言体系。在工具的层面上，它与古代白话没有区别，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它大大不同于古代白话，它借用大量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从思想和思维上改变了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蔡友梅、剑胆等作家的京味儿小说，有的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但是，这些京味儿小说家并没有受到五四白话文风的影响，依然沿袭着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
综上所述，清末的白话文、白话小说等文学形式是为了“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以“通俗易懂”为核心宗旨，上至文化人，下至底层市井民众，均能看懂读懂，而使其受众达到最大化，因此语言上使用了北京口语白话。限于当时的环境，只能无奈地放弃一定的文学性。另外，在文学意识上依然是中国传统思路，沿袭章回体或说书体的叙事方式，用词酌句均为普通百姓所熟知的，很少纳入新名词，更没有欧化语法，否则普通百姓反而无法理解。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的是新思想，纳入了文言词汇、大量新名词、西洋词法、欧西文思，在整个思想范畴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不同于清末白话，它有自身一套术语及概念。在叙事方式上，也不再沿袭中国传统的章回体模式。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传统文与现代文的分水岭。因此，清末白话小说并非如以往所说的因清末与五四时期在时间上间隔太近，而缺乏研究价值。实际情况是，清末白话文尤其是北京地区的京味儿小说无论在思想意识还是叙事方式上都不同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的白话小说，是当时真实口语的反映，作为北京话语料具有重大的价值。
3.1.2.3 清末民初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白话小说之文本对比
上节提到，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为分水岭，以白话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从通俗易懂的传统中国式口语白话转变为加入了新名词及欧化语法的带有欧西文思的现代白话。那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比较。由于笔者并非研究文本分析，因此只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清末京味儿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蔡友梅的《小额》（1908）；而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的京味儿小说家自然首推老舍。老舍使用北京话进行创作，充满京味儿，可以说是学界共识，此不赘述。老舍作品尽管可以看作当时的北京话，并且也有很多北京特有的名物风土词汇，但老舍长期留学英国，精通英语，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作品中存在着外来词及欧化语法。为了在时间上更为接近，笔者选择老舍早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1926）。为了在内容上方便对比，笔者分别选取《小额》及《老张的哲学》中开篇描写主人公的部分。
《小额》：
西直门城根儿住着一个姓额的，人都管他叫小额。从先他爸爸放阎王账，专吃旗下，外带着开小押儿，认得几个吃事的宗室，交了两个北衙门跕堂的，喝，那字号可就大啦。要说他的财主，每月的钱粮包儿，真进个一千包儿、两千包儿的。后来给他儿子办了一份库兵，花了五千五百多两银子。后手啦，老头子死啦。小额当了三年的库兵，算是好，没出多大的吵子（贼星发旺），家里的钱是挣足啦。把小押儿也倒出去啦。自己看着这点儿账目，心满意足。又有些个不开眼的人这们一捧臭脚，小额可就自己疑惑的了不得啦，胡这们一穿，混这们一架弄，冬天也闹一顶染貂皮帽子带带，也闹一个狐狸皮马褂儿穿穿。见天也上甚么通河轩啦、福禄轩啦听听书去。后头也跟着一个童儿，提溜一根仙鹤腿的水烟袋，大摇大摆，学着迈方步又迈不好（何苦），没事也带副墨镜。要是不摸底的，真疑惑他是卸了任的府道。到了茶馆、饭馆儿，都称呼他额老爷（洋绉眼），他自己也以额老爷自居。（光绪三十四年和记书局版，1—2页）
《老张的哲学》：
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的宗教是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言语是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他的……三种；他的……三种；甚至于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小事，可是为了解老张的行为与思想，倒有说明的必要。
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虽然他生在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识的他，象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自对的到清水池塘洗的。这次两个铜元的花费，至今还在账本上写着。这在老张的历史上是毫无可疑的事实。至于将来的一次呢，按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
洗尸是回教的风俗，老张是否崇信默哈莫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当侧重经济方面，较近于确实。设若老张“呜乎哀哉尚飨”之日，正是羊肉价钱低落之时，那就不难断定他的遗嘱有“按照回教丧仪，预备六小件一海碗的清真教席”之倾向。（自然惯于吃酒吊丧的亲友们，也可以借此换一换口味。）而洗尸问题或可以附带解决矣。（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1—2页）
显而易见，这两段文本同为描写小说的主人公，但两者的语言风格即叙事方式完全不同。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小额》中句末多次出现语气词“啦”，在同时期的其他北京话小说中也多有出现。而《老张的哲学》却没有一例。“啦”是表示强烈肯定、强调变化的语气词，语气较重。（孙锡信，1999：178—179）
老舍的作品中的人称名词及专有名词前时常带有较长的修饰，这是明显的欧化色彩。（李刚、张昕，2007）在上文举出的《老张的哲学》这一小段文本中，此种较长的修饰就出现了多次：“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识的他”；“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有‘按照回教丧仪，预备六小件一海碗的清真教席’之倾向”。而《小额》中却没有这样的现象，不仅这一段文本没有，整部小说也极少出现。
老舍作品经常使用倒装句，这在古代白话中很少见。（李刚、张昕，2007）在上面的文本中即出现了一例：“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虽然他生在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其中将“虽然……”后置。
老舍作品中常有设问句的使用：“洗尸是回教的风俗，老张是否崇信默哈莫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应当侧重经济方面，较近于确实。”这显然受到欧化句式的影响，这在《小额》没有一例。
《小额》中有作者对角色人物的直接评论，如文本中括号内的“贼星发旺”“何苦”“洋绉眼”等。这是古代章回体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类似于说书人现场叙述，时常与观众互动。这在《小额》中比比皆是，在其他清末民初的京味儿小说中也时有出现。由于要与观众互动，因此往往要使用强烈的语气，这也就解释了上文所述的“啦”的使用差异。而老舍的作品中尽管也使用括号，如“（自然惯于吃酒吊丧的亲友们，也可以借此换一换口味。）”，但这不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而只是对前述内容的补充说明。这不仅体现了老舍的作品并非使用中国传统章回体的叙事模式，也体现了一种思想意识的转变。
综上所述，清末至五四白话运动之前的白话小说是使用民间白话口语写作的，鲜有新名词，无欧化语法，承袭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叙述模式，因此这一时期的京味儿小说反映的是体现纯正中国传统思想的北京口语。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白话小说加入了大量新名词，也有不少欧化语法，反映的是受欧西文思影响的新文化新思想。可见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有不同于五四以后文学的重要价值。但笔者同样十分肯定老舍作品的价值，其语言尽管在语法上受到欧化语法的影响，但老舍毕竟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其作品也多反映北京的名物人事，充满京味儿，是民国以后北京话作品的代表。
在本节开篇部分，笔者已经提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80年代的北京话语料，笔者选取了《施公案》《红楼梦补》《品花宝鉴》《红楼梦影》《儿女英雄传》等作品，另外鉴于《红楼梦》的重要地位，也将其纳入考察范围之内。而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的小说作品主要集中于老舍。具体版本如下：
庚辰本《红楼梦》（1760）：《古本小说集成》据徐陠旧藏本原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程甲本《红楼梦》（1791）：仓石武四郎藏萃文书屋藏板。
程乙本《红楼梦》（1792）：程乙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广文书局影印，1977。
《施公案》（1798）：《绣像施公案传》，《古本小说集成》据道光庚寅（1824）夏镌文德堂藏板原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红楼梦补》（1819）：《古本小说集成》据嘉庆二十四年乙卯（1819）藤花榭刊本原版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品花宝鉴》（1848？）：《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刊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红楼梦影》（1862）：《古本小说集成》据光绪丁丑（1877）聚珍堂刊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儿女英雄传》（1878）：《古本小说集成》据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聚珍堂初刊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老舍作品，如果是建国前的作品，笔者尽量选择建国前出版的版本，以保证更接近于作品原貌。由于作品较多，此处不繁举，下文引用老舍作品，会写出具体出版时间及出版地。
而对于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作品的总结，有刘云（2013）《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一文，文中列举了各种小说名称及当时所载报刊的名称。这些小说往往一开始在报纸上每日连载（如《爱国白话报》《顺天时报》《益世报》《京话时报》《白话国强报》《白话捷报》《北京白话报》等），全部连载结束后，报社会将该小说装订成册，然后以完整的形式发行，方便读者阅读，例如1913年的《金镪水》的页面中缝就有“阅报诸君将此页按日存留以备装订成册”。笔者根据刘云论文的记述以及自身掌握的材料将这些小说作品及版本列举如下：
蔡友梅：
1908《小额》：光绪三十四年和记书局排印版。
1913—1919《新侦探》《大小骗》《苏造肉》《海公子》。
1915《张和尚》《谢大娘》《王有道》《苦家庭》。
1919—1921《苦哥哥》《一壶醋》《五人义》《方圆头》《姑作婆》《理学周》《麻花刘》《裤缎眼》《刘军门》《苦鸳鸯》《张二奎》《铁王三》《花甲姻缘》《鬼吹灯》《赵三黑》《张文斌》《小蝎子》《曹二更》《董新心》《回头岸》《酒之害》《鬼社会》《二家败》《人人乐》：北京大学“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项目成员点校版。
1918《连环套》：《白话国强报》民国七年十月二十日发行。照片版。
1918《驴肉红》：《白话国强报》民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行。照片版。
1919《郑秃子》：《白话国强报》民国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行。照片版。
1919《大樱桃》：《白话国强报》民国八年六月二日发行。照片版。
1919《白公鸡》：《白话国强报》民国八年九月十四日发行。照片版。
1919《胶皮车》：《白话国强报》民国八年十月十九日发行。照片版。
剑胆：
1916—1919《阜大奶奶》《花鞋成老》《文字狱》《衢州案》《错中错》《七妻之议员》《皇帝祸》《无头案》《黄粱梦》《玉碎珠沉记》：北京大学“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项目成员点校版。
哑铃：
1913《何喜珠》《劫后再生缘》：北京大学“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项目成员点校版。
自了生：
1914《李傻子》《于小辫》《张铁汉》：北京大学“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项目成员点校版。
冷佛：
1912《春阿氏》：静宜署签，爱国白话报馆刊，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影印版，2014。
1913《金镪水》（部分）
，白话捷报社刊，民国三年。
穆儒丐：
1924《北京》：民国十三年一月廿五日印刷，民国十三年二月一日发行，照片版。
耿小的：
1933《滑稽侠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笔者查阅资料的原则为：上文注有影印版、照片版的，必然以这些版本为依据；若实在没有影印版或照片版，即查阅后人整理版，但这些整理版必须是经过多次校对、可信度高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