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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尤其是嘉庆以后，旗人人口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达到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清室要维持如此一大批人的生计，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太平天国攻占南方大片地区等各种武装起义的发生，使得国内局势逐渐纷乱。加之国门被西方国家打开，各种割地赔款条约的签订，清室江山危机重重，国力逐渐衰微。
国力的衰微引发清政府的各种危机。清政府首先要维持皇室及宗室的利益，一方面增加税收填充国库，另一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减少维持旗人生计的开支。这一举措及其他的一系列政策，直接动摇了旗人的地位。
旗人中主要是满蒙汉三个民族，另外还有极少数的锡伯族、鄂温克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人。在主要的三个民族中，满军旗人的地位最高，蒙军旗人次之，汉军旗人的地位最低。因此，清政府减少旗人生计的开支，首先着手的对象是汉军旗人。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乾隆七年（1742）及八年（1743）的上谕：
上谕 八旗汉军 ，自从龙定鼎以来，国家休养生息， 户口日繁 ，其出仕当差，原有俸禄钱粮足资养赡， 第闲散人多，生计未免窘迫 ……如有欲改为原籍者， 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一《汉军出旗》，34b—35a）
朕因 八旗汉军 户口日繁，生计未免窘迫，又限于成例不能外出营生，特降谕旨，除从龙人员子孙毋庸更张外， 其余各项入旗人等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 ，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一《汉军出旗》，36a）
这就是“出旗为民”政策的出现，明确提到了“八旗汉军”“生计未免窘迫”，不包括满蒙旗人。从旗人变为民人，虽然可以自谋营生，但失去从政府得到粮饷的权利，还失去了各种身为旗人的优惠政策。根据赵寰熹（2012：115）的研究，“出旗为民”的政策，使原本不能与民人互相交产的旗人在失去旗人身份以后，可以与民人交产，自己解决生计问题，而不再依靠清政府的粮饷生活。
清后期，“出旗为民”的旗人越来越多。如嘉庆十二年（1807）的政策：
十二年奏定。八旗满洲、蒙古告假外出，如因在外年久，或立有产业，娶有妻室，人地相安，情愿出旗为民者，准照汉军例呈明该处地方官，将原领图记执照咨缴原旗，编入民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零六，兵部六五，八旗处分例三，户口）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不仅是汉军旗人，满洲、蒙古旗人亦可出旗为民。至同治三年（1864），又出现了以下的政策：
同治三年奏准，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省谋生。其已在该地方落业，编入该省旗籍者，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五，户部四，户口二）
该政策直接承认旗人生计艰难，建议去往各省自谋生路，旗人民人还可互相通婚，且没有专指汉军旗人。
根据《郎潜纪闻》（1882）记载：
八旗子弟，为我朝丰沛旧人，二百年来，豢养深恩，沦浃肌髓……嘉道以后，威望稍损矣。（中华书局，1984：8）
由于该书作者陈康祺世代官宦，身处仕途，因此对于八旗子弟只能说“威望稍损矣”。但通过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及朝廷政策可知，嘉道以后，一些旗人的生计已经非常艰难，可谓“威望甚损”。例如嘉庆三年（1798）的满汉合璧子弟书《螃蟹段儿》中描述了一对旗人夫妇的生活，其中写道（括号内为原文旁译）：
有一个age（阿哥）不知是hala ai（姓甚么），也不知colo（号儿）叫做ai niyalma（何人），……tokso de（屯里）住了二年半，gaiha sargan uthai tubai（娶了个媳妇就是彼处的）蛮子家，也不问dancan ergi gebu hara（娘家姓字名谁）谁家女，hūlhi lampa i（胡里胡突）娶到了家……吃穿二字umesi mangga（狠艰难）。（文萃堂本，1b—2a）
从这段描述可见，嘉庆年间的一些旗人连吃穿都已经很艰难了，娶妻这种大事连对方家的姓名也不问就糊涂了事，可见当时的一些旗人与普通民人已无区别。
满文日记体文献《闲窗录梦》（1835？）中道光八年（1828）二月十六日和二月二十一日的两则记事中提到（翻译据承志，2009：490）：
正黄旗满洲前锋ingwen……此人看上去身材短小，一副贫寒相，醉酒成性，是一个十分悲惨的令人生厌的人。……他的祖先在太宗皇帝时期建立了屡屡功勋……为何有如此没有前途的子孙，我深感惋惜。
正黄旗满洲养育兵mailasun欲偷盗民人lii ci的被褥，被其发现，深感羞耻，因此喝鼠药自杀。
从上面两则记事可以看到，一名旗人的祖先虽然功勋卓著，但后人已经贫困潦倒；另一名旗人反而要去偷盗民人的被褥。旗人生活的艰难可见一斑。
另外，从文人科举考试中（非翻译科举及八旗科举）旗人登榜情况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旗人生活出路的艰辛。清中期以前，旗人身份地位优越，几乎不用奔波劳苦，只凭朝廷每月拨发的粮饷即可丰衣足食，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享受特权。如此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绝大部分旗人生活悠闲，不用考虑通过科举来谋得前途。而到了同治四年（1865），旗人才第一次进入鼎甲，登榜探花。《儿女英雄传》（1878）中描述的安公子与安老爷的一段对话，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史实：
吃饭中间，公子便说：“父亲虽然多辛苦了几次，如今却高高的中了个第三，可谓‘上天不负苦心，文章自有定论’，将来殿试，那一甲一名也不敢必，也中个第三就好了！”安老爷笑说：“这又是孩子话了， 那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咱们旗人是没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点那状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觉得旗人可以吃钱粮，可以考翻译，可以挑侍卫，宦途比汉人宽些，所以把这一甲三名留给天下的读书人， 大家巴结去。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直人材的意思。”（聚珍堂初刊本，第一回10a—10b）
这段话说旗人原本生活优越，宦途宽泛，用不着去争一甲三名。但是到了同治年间，旗人却进入了前三甲。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某些旗人确实学问精进，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旗人地位的下降，朝廷粮饷的逐渐减少，因此一部分旗人为了生计，只能奋起读书，希冀从科举道路上谋得宦途，亦可看作一种无奈之举。
到了清末，很多旗人从事的已是小商贩、泥水匠、裱糊匠等极为普通的职业（辽宁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85：93—94），完全失去了旗人的尊贵身份。另外，相声鼻祖朱绍文就是一名汉军旗人，在光绪年间，他一直从事京剧及相声行业，出入于最鱼龙混杂的北京天桥地区，“戏子”行业在清中期以前绝不允许出现于旗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