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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节中提到，清中期以后，满汉杂居的现象已逐渐增多，直至清后期满汉畛域彻底打破；清中期以前将大量汉文文献翻译为满语，但《红楼梦》之后，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绝迹。满人在各方面越来越深度汉化，最显著的表现即母语转换的完成。
满人的满语满文水平下降，从雍正年间已有发端，如雍正上谕：
值班侍卫及守卫护军等， 与其长昼闲坐，莫如学习清语。近见新挑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甚属不合。 ……嗣后各宜勉力，屏其习气， 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 （《上谕八旗》，雍正六年[1728]上谕）
侍卫、护军长昼闲坐，以汉语互相戏谑，雍正帝甚为不满，敦促他们学习满语、拉弓等，以不忘其本分本职。
到乾隆年间，这一现象愈发明显。首先从文化方面看，乾隆帝本身就酷爱汉文化，甚于前辈皇帝，尤其是他推崇历代汉人皇室以和田玉为尊的传统，使得新疆和田地区在乾隆时期得到了大量开发。乾隆对私藏和田玉的官员严惩不贷，处以极刑，这相当于承认了汉人的和田玉文化为正宗。在乾隆的书房中，不仅摆满了各种和田玉制品，还收藏了历代汉人书法家的作品，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乾隆帝更是爱不释手。据《郎潜纪闻》（1882）记载：“时帆祭酒初名运昌，乾隆五十年升庶子时，命改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邑勉上进也。……两应大考，俱左迁。相传书法甚古拙，知乾隆朝重字不重文矣。”（中华书局，1984：141）法式善精熟满语，但是书法欠佳，即受到贬黜，可见乾隆对汉字书法的重视程度。当时已经有很多满人自幼先学汉语，成为母语，而后学满语，但难以熟练，乾隆三十一年（1766）满汉合璧的满语教科书《清语易言》序文记载：
清语者，我国本处之语，不可不识，但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 长成而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读书一二年间，虽识字晓话， 清语不能熟言者，皆助语不能顺口，话韵用字字意，无得讲究之故耳，所以清语难熟言矣。 （乾隆三十一年刊本，1a—1b）
另一部稍晚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满语教科书《清文指要》的序文中也有相关记载，其中提到：
清语者，乃满洲人之根本，任凭是谁，不会使不得…… 若不会说清语，每遇人问及，就张口翻眼，比这个可羞有么？ 比这个可气的又有么？尝见有一等人说起满洲话来，分明是会的话恰乎不得，猛然止住及至想起来，早已脸上臊红了的狠多，这没有别的缘故，皆是平时未学，未习练着说之故也。又有可笑者， 满洲话还没有影儿，就先学翻译的，这等人，何异北辕赴粤，煮沙要饭者乎。 任凭汉文怎么精要，下笔时，满文短少，不合卯榫，不成套数，虽学至老，难免庸愚名色。（嘉庆十四年重刻三槐堂藏版，1b—2a）
从上面两部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乾隆三十一年的在京旗人已经自幼学习汉语，成为母语，但长成以后也有人学习满语，尽管很难熟练。到乾隆五十四年，很多满人已经不会说满语，平时亦不学不练，作者认为甚为可笑可气，故著书以激励满人学习满语。
后至嘉庆年间，满语的生疏已经渗透至皇族宗室。《清仁宗实录》中记载了嘉庆十八年（1813）的一则事件：
十九日庆郡王永璘，并未赴牺牲所视牲，特据实参奏。当令军机大臣询问庆郡王永璘因何迟误。据称因清文生疏，接到宗人府知会时，误认为陪祀，是以未往视牲等语。永璘即清文生疏，伊府中官属，岂无通晓清文之人，何至将视牲认作陪祀，殊属疏玩。永璘著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卷二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16a）
永璘身为皇室宗亲，贵为郡王，已不精熟满语，并且其府中上下官员，或因疏忽误解了宗人府的知会，但很可能也是因为不熟悉满语所致，可见当时皇室宗亲的满语也十分生疏。
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鉴于众多官员不精熟满语的形势，对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行满文考试，其结果为：
谕内阁、朕因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人数众多，其能否通晓清文，未能概知，是以特命分日进内考试。 其中翻译通顺，及能翻而有错误者，不过十之三四。竟不能落笔者过半焉，此则甚属非是。清语乃满洲根本，并非分外之事，无论何项出身，俱应熟习。 况办理部旗诸务，皆有清文事件， 若不通晓，将何异于汉官。岂止为人所笑，不有忝于乃祖乃父耶。嗣后我宗室觉罗暨八旗臣仆，务勤修本业，勉绍家声，断不可不晓清语，不识清字。 以副朕务本成全，谆谆诰诫之意，将此通谕知之。（《清宣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29a）
这些官员虽并非专攻于满汉翻译，但均为宗室后裔及旗人。十之三四能翻译但有错误，甚至有人不能落笔，因此道光帝特发旨谕以“谆谆诰诫”：务必要晓清语，识清字。
另外，为了选用翻译官员，翻译科举制度从雍正开始正式设立，但嘉庆以后应试者越来越少，根据宫崎市定（1987：190）的研究，乾隆年间翻译乡试的应试者满文五六百人，蒙文五六十人。嘉庆九年（1804）满文蒙文总共四百余人。至道光八年（1828），满文一百三十余人，蒙文二十余人。人数越来越少，水平也逐渐下降，尤其是道光八年的满文举人只有八名，后进行复试，其中四人错误甚多，而取消其参加会试的资格，可见当时整体满文水平衰落的情况。
根据季永海（2005）的研究，到咸丰朝（19世纪后半叶），大多数满人已经过渡到单一使用汉语。可见，越来越多的满人完成了母语转换。
那么，满人母语转换的目标语言是哪种方言呢？根据平田昌司（2000）的研究，在乾隆后期，皇室宗亲所说的汉语即为北京话，而非南方官话。平田先生根据“鸿胪寺”中祭祀唱诵人员的出身，发现乾隆年间规定，鸿胪寺人员仅有直隶音符合标准，其他方音均排斥在外，否则其唱诵全然不知所云。笔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在各种历史材料中均可找到证据。例如《郎潜纪闻二笔》（1882）中记载乾隆年间一则趣事：
无锡顾震沧先生栋高，举经学入都，荷蒙召见。面谕云：“看汝年衰，是以准令回籍颐养，将来朕巡幸江南，尚可见汝。”顾奏云：“ 皇上还要南巡吗？ ”高宗默然。旋赐国子监业衔，放归。先生奏对质直，固不改经生醇朴之气，而圣天子优容宿学，度量与天地同符已。（中华书局，1984：385）
顾栋高面对皇上尚用如此口语，且以句末语气词“吗”来看，应为北京官话，可见乾隆皇帝是完全明白北京口语的，但北京话是否已经成为全国的官话还有待商榷。
到了19世纪40年代，北京话应该已成为全国的官话，或至少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行顺畅的一种方言。根据1847年英国传教士Thomas Taylor Meadows的笔记体著作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其中第四篇“满族人、皇室成员、皇室家族以及地道北京人所说的汉语”专门介绍了皇室人员所操何种语言，摘录如下（原文为英语，笔者翻译为汉语）：
尽管这种语言被称为“北京方言”，但它却是整个国家的标准语，它在中国的地位如同伦敦英语在英国的地位， 伦敦英语在英国全岛被使用于教育机构；也如同巴黎法语的地位一样。……这样看来，说北京话的人口数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并且，需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 北京话也存在于满族统治阶级的家庭以及他们的部下的语言中， 尽管他们曾经不得不将汉语作为一种外语来学习；这个王权至今已经统治了整个国家约200年；于是宫廷中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母语与他们的前辈统治者相比，已经变得不是很流利； 这种语言既然被统治者使用，那么肯定是被效仿的对象 ；而且政府中也都使用汉语，这又更加巩固了汉语的地位。 所以皇室家族以及地道北京人都说汉语口语，对此我们并不必感到惊讶，这种语言不仅使用于与政府或政府机构打交道的绝大部分场合中，还大范围地使用于商场交易中。
我在遥远的省份广东随机调查了231名说官话的人，到1844年为止，我发现有74人是地道的北京人，有15人来自直隶的其他地区，即北京所在的省，另外142人都来自于其他省份。尽管我调查的这些人只是与我们有交流的人， 但我也可以确定，有三分之一的政府官员，他们只说北京口语，就像他们在北京一样。并且，就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那么可以说，时刻说北京话这种方式比说他们各自的方言要有利得多。
……对上文中的论述需要进行补充的是， 我可以证明，北京口语作为整个王国的通用语言，是完全有资格的，就如同伦敦英语在整个英国的地位一样。 （1847：41—44）
书中的这一段记载十分重要，他肯定了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皇室家族还是北京平民百姓，都使用北京话，以北京口语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且全国都在争相效仿。
那么，清中期以后，皇族宗室及北京平民百姓都使用北京话，全国其他地区也在学习北京话。这就使得道光以降，外国人进入中国以后，学习的也是北京话；诸多通俗文学形式也必须趋向于使用北京话创作。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第三章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