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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至民国初期的语言现象，与清后期开始的社会变迁和生活状况密不可分，笔者在本章将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进行概述。
清开国以后，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约束汉人的势力，另一反面又采取怀柔政策，安抚汉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满汉语言及文化的大量交流接触，关于这些交流的记载可见于历史书籍、文学作品、文人笔记等。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及前代学者的研究可知，尽管满人在政权上是上位阶层，但在语言及文化上汉人是明显的强势，最后满文化尤其是满语被融合在汉文化和汉语的大潮中。
清军入关以后，实行旗民分住，“旗民我疆我理，界限分明”的政策，例如顺治元年（1644）的政令：
顺治元年定，民闲无主田房，拨给八旗壮丁。又奏准，清厘无主之地，安置旗下庄头。 如内有主之地，犬牙相错，势必旗民杂处，争端易生。应按州县大小，定拨地之多寡，务使旗人聚处一方 ，阡陌庐舍，耕作牧放，互相友助。而后以清出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互换， 令旗民我疆我理，界限分明，经理各别。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九，户部八，田赋一，畿辅官兵庄田一）
旗人与民人分住，每一旗有自身固定的居住区域。但其后经过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的增长，北京城内的住房状态已经相当紧张。根据赵寰熹（2012：78，86，126）的研究，清康熙三十四年以后，内城八旗住房已达到饱和状态，只有零星空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已计划将旗人派到远郊的郑家庄住房。八旗教场的建设采取了外迁和内城插空建房的两种方式，在外迁到远郊地区（距内城不远）的八旗营房周围建立了供旗人及其家人居住的房屋，这些旗人的居所距离内城外的“关厢地区”不远。“关厢地区”是发达的商业交流区，大批汉人商人、手工业者、娱乐业者均居住于此，这就为旗民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且，从乾隆年间开始，本来明令的“内城房产只许旗人相互典卖，旗人民人禁止交易房产”被暗自打破，已有一部分旗人将内城房产卖予民人，甚至出现了民人与民人之间将内城房产进行交易的现象，可见已有民人流入内城，满汉进一步杂居。
道光年间，尽管政策方面依然限制旗民混居，但北京内城中已经有不少民人入住。蒙古旗人松筠所著满文文献《闲窗录梦》（1835？）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道光年间旗人的日常生活，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文献。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二十四的一则记事为（翻译据承志，2009：481
）：
我家从西四牌楼缸瓦市板墙胡同路北第九门迁居至阜成门内马市桥北沟沿路西苏罗伯胡同西头路南，从西至东第二门…… 房屋的主人，是居住于本胡同的一位姓ju的汉人。
内城原本只有旗人可以居住，但这一时期已经有民人入住，并且还是房屋的主人。松筠很自然地记录在日记中，可见这已经是当时的正常现象。因此可见当时旗民混居的进一步加深，并且民人亦可拥有房产。
至清后期，内城已呈现出严重的旗民混居的状态。根据李孝聪、成一农（1999：217）的研究，旗民分住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民人入住内城。而在旗人居住的外城前三门地区，旗人的生活方式也由家族聚居转为以个体家庭为单元的散居。入关以来一直实行的“旗民禁止交产”的政策也在咸丰年间出现了明文松动，例如咸丰二年（1852）的上谕：
除奉天一省旗地盗典盗卖，仍照旧例严行查禁外，嗣后坐落顺天直隶等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 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民人，俱准互相买卖。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六十，户部九，田赋二，畿辅官兵庄田二）
根据赵寰熹（2012：159—160，169）的研究，咸丰年间，内城的房产交易中，旗民交易、民人之间交易已占约58%，多于旗人之间的交易；在外城的房产交易中，民人更是绝对主导，竟然达到90%，且民人的经济实力也占上风。因此，至清后期，不仅旗人内部的居址分界已不复存在，满汉畛域也已然打破。而随着清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驻北京城，租界的划分使得北京城的格局发生了性质上的彻底改变。旗民之间的区别已然淡去，更多的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如东交民巷一带成为无论旗民均无法随便进入的使馆区域。后随着新政的开展，近代警察制度的推行，北京城逐渐进入近代城市管理的轨道，也使得清代开国以来制定的居址制度被彻底打破。
满人在入关前已经大量学习汉人的经典文献。但由于满人在入关之前仍然主操满语，因此需要将汉文献翻译成满语。尽管八旗中有汉军旗人，但是当时人数还不多，旗人之间的主要语言很可能就是满语。努尔哈赤执政时期，渴望学习汉文文献，却苦于身边汉语人才太少。根据季永海（2004）的研究，《李朝实录》记载，1595年前后，一名汉人被擒于辽东，努尔哈赤拜其为师傅，让他教习汉文，同时辅导努尔哈赤的儿子，给予其丰厚的待遇。其原因为“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但“文理未尽通矣”。即使是“文理不通”的人，努尔哈赤亦要拜为师傅，可见当时汉语人才的匮乏，也可见努尔哈赤急切学习汉语的状态。在此条件下，满人要阅读汉文典籍可谓十分困难。例如《三国志》，据寺村政男（2012）
的研究，努尔哈赤喜读《三国志》，使专人将《三国志》翻译成满文。努尔哈赤读《三国志》并非从文学和娱乐的角度，而是当作兵书和史书进行研读，以其指导战斗，但由于条件有限，翻译并不完全准确。
入关之后，顺治八年出版了正式的《满文三国志》，这一版本只有满文，没有汉文，说明当时的满人看全篇的《满文三国志》全无问题。根据锄田智彦（2013：1—2）的研究，这一版本的三国志也是作为兵书出版，并非用于娱乐消遣。光绪八年（1882）陈康祺所作笔记《郎潜纪闻二笔》记载：
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太宗崇德四年（1639），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是书，未竣。 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 （中华书局，1984：513）
清前期还翻译了其他的汉文典籍，多达100余种，如《资治通鉴》《水浒传》《金瓶梅》《平妖传》《西游记》《西厢记》《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等。另外还甄选了一些经典汉文作品集合成总集，如《性理精义》《古文渊鉴》等，这些也均有满文翻译本。但是，清前期满人的汉语水平不高，这些翻译本多少有不准确之处。根据寺村政男（2008：167—168）的研究，明代小说还基本属于近代汉语的范畴，而满人习得的汉语应为当时的北京话，翻译明小说中的语言有一定困难。再加上文化上的差异，一些汉语中的俗语、歇后语等，翻译上更是难上加难。随着满人汉化程度的加深，汉语水平提高，出现了满汉合璧的文学作品，例如雍正年间出现了满汉合璧的《三国志》。清中期以后，翻译为满语的汉文学作品越来越少，如乾隆中期的《红楼梦》尚有满语版本，但其后的文学作品就几乎没有满语版本了。
另外，有清一代到了后期，重要的社会现象还包括满人母语转换的完成、旗人地位的下降等，下文进行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