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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语与北京话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以及满语衰落等问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国内及日本。
季永海。季永海先生一直致力于满汉接触和清代满人满语使用情况等问题的研究，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1985）、《〈大清全书〉研究》（1990）、《满族转用汉语的历程与特点》（1993）、《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上、下）》（2004、2005）、《关于北京旗人话对北京话的影响》（2006）、《清代满译汉籍研究》（2009）等多篇论文。其中《满族转用汉语的历程与特点》（1993）是较早谈论这一问题的研究性论文之一，该论文引用了大量历史书籍，可信度很高。季永海先生认为，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及清初，均以满语为主，不会说汉语的旗人尤其是满军旗人及蒙军旗人占有很大比例；至清中期，在政令的强制倡导下，精熟满语的旗人也还占有较大比例，但满汉双语者大大增多；到了清后期，绝大部分旗人不会说满语，已经转用汉语，但仍有不少旗人由于某些官职所需，精通满文，但不会说满语。季永海先生将满语与满文这两个概念分开讨论，对于研究满汉接触及满语衰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上、下）》是一篇有重要价值的论文。论文中认为，满人在入关前及入关后较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主操满语，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满人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受到汉军旗人的影响，而精通汉语。例如《三国志》等经典汉族文献，在清初都仍须翻译成满文，若大部分旗人已精通汉语，就无需进行大量翻译了。该论文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条理清晰，使人信服。
爱新觉罗·瀛生。爱新觉罗·瀛生先生作为清室皇族后裔，精通满语，著有多部满语教科书及记录满族文化的专著。他关于语言学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北京土话中的满语》（1993）却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
整部著作的字数不多，内容却十分丰富。占据全书大部分篇幅的并不是类似于词典式的词语列举，而是论述宋元直至清代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阶段北京话的形成及发展，最后专章介绍了北京话中的满语。对于北京话的形成，虽然书中没有按照严格的语言学角度——即几乎没有系统性地分析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变化，而完全是从社会变迁、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解释，但也给了笔者极大的启示。例如书中引用了还不为当时国内学界所熟知的满汉合璧文献《清文汇书》《清文启蒙》等。另外，最后一章列举的现存于北京口语中的满语词汇，不仅包括现代北京话还使用的一些词语，还包括清代一些小说中（例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使用的一些词语。书中对每个词语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也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些词语或语法确是来自于满语的证据，例如“像……似的”“……来着”“白白地”等。由于瀛生先生满汉双语者的特殊身份，使得他比其他人对北京话中的满语借词更加敏感。虽然这种敏感有时候可能会过于广泛，而导致判断产生偏差，但瀛生先生对满汉语接触研究的贡献还是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
赵杰。赵杰先生一直致力于“京腔汉语”的研究，他认为“京味儿”的形成与满语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针对这一观点，赵杰先生发表了多篇论文及专著，如《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1993）、《清初满语京语重音前移及其对京腔汉语的影响》（1995）、《满族话与北京话》（1996）、《满语对北京语音的影响》（2002）等。
赵杰先生认为，北京话的儿化韵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化合儿化”，为汉语一脉相承；另一种为“拼合儿化”，是受到满语影响的儿化。例如“花儿”一词，化合儿化读作[xuɑʳ]，而拼合儿化读作[xuɑᵊ]，后者是由于满族人说汉语不流利导致，因此成为满式汉语。另外，北京话的卷舌音舌位很靠后很可能是受到满语颤音的影响，颤音在发音不饱满的情况下就会变成r，使得卷舌音更靠后。赵杰先生的一些观点尽管有待商榷，在学界也有一定争议，但对满汉语接触的研究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以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及研究方法，对满汉语关系研究起步较早的是日本学者，由于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日本学者一直对满汉语关系保持着关注，至今这一领域也活跃着不少优秀的学者。
服部四郎。服部先生是20世纪40—80年代最重要的阿尔泰语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满语、蒙古语等阿尔泰语言的历史演变有重要研究，还对日语、艾努语、汉语及朝鲜语的历史以及各语言的接触情况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关满语及汉语的研究成果例如《吉林省に满洲语を探る》（1941）、《北京语の音韵体系について》（1954）、《满洲语の一人称复数代名词》（1955）、《满洲语口语の音韵の体系と构造》（1956）等。
服部先生的研究音韵、词汇、语法全方位涉及，是一位学识极为丰富的学者。就以服部先生1941年的论文《MongolかMangolか》为例，其中涉及了范围甚广的历史及方言材料。全文为了说明“蒙古人”一词在历史上的语音面貌及文献中的对音情况，考察了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喀尔喀、鄂尔多斯、内蒙古、莫戈勒、蒙古尔等蒙古方言区的发音情况，又考察了历史材料《元朝秘史》《华夷译语·鞑靼馆杂字》等文献中汉字对音情况，以及《中原音韵》中汉字音韵、《蒙古字韵》中八思巴文对蒙语的记录、阿拉伯文对蒙语的记录情况等，认为在历史对音文献中，是将maŋ和moŋ转写为“忙”（以及与之同音的字），而将möŋ和muŋ转写为“蒙”。虽然结论看似简单，但论述过程十分细致，引用的前人研究包括汉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可见其学识渊博。
寺村政男。寺村先生不仅是满汉语关系领域的权威学者，他的研究还涉及蒙古语、满语、朝鲜语、汉语等各民族语言之间的语言接触，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学者。其主要研究成果有：《满洲语文献より见た近世汉语语汇の研究——满汉合璧西厢记编》（1—8编）（1992—2001），《满洲旗人による近世汉语语汇翻译の实态“西厢记”と“金瓶梅”を中心に》（1994），《东アジアにおける言语接触の研究》（2008），《满汉话条、翻刻、ローマ字转写を翻译》（2008）等。
其中，《满洲语文献より见た近世汉语语汇の研究——满汉合璧西厢记编》（1—8编）是一项历时很长的大部头研究成果，其中不仅有对满汉西厢记语言的研究，还逐字逐句将整部西厢记的满语部分进行了罗马字转写，逐词翻译为日语，再逐句翻译成通顺的句子，体现了寺村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东アジアにおける言语接触の研究》（2008）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使用的材料很多是前人从未使用或研究过的。例如该著作从子弟书的语言不断发生变化的角度，阐述了满人对汉语的理解及汉语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其中运用的子弟书均为精良的版本，如《满汉合璧寻夫曲子弟书》为德国科隆大学藏本，《查关子弟书》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本。另外，书中还讨论了《满汉合璧音注成语对待》中的满语及语言现象，寺村先生可谓是对该文献的音注版本最早进行研究的学者。寺村先生认为该文献的发行年代为康熙末至雍正年间，不会晚至乾隆年间。该文献中满语对同一汉字的注音有游移的现象，并且有一部分疑难汉字没有满语注音，还有一部分汉字被编纂者误看成其他汉字，说明当时的满人（至少是注音者）的汉语水平还不是太高。
竹越孝。竹越先生不仅对满语及满汉合璧文献有着精湛的研究，还对《老乞大》《朴通事》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满语研究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宁古塔记略〉に见られる汉字音写满洲语语汇》（1997）、《〈一百条〉系の汉语钞本について》（2011）、《〈兼汉满洲套话〉における满洲语动词の希求法·终止法语尾と中国语との对应》（2012）、《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翻字·翻译·索引》（2012）、《翻字翻译〈新刊清文指要〉》（2012—2013）、《试论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汉语性质》（2015）、《从满语教材到汉语教材——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语言及其演变》（2015）、《满汉字清文启蒙[会话篇·文法篇]：校本と索引》（2016）、《子弟书Katuri Jetere（螃蟹段儿）校注》（与笔者合写，2016）、《满语助词dabala与汉语句末助词“罢了/罢咧”相关关系研究》（与笔者合写，2016）、《〈满汉成语对待〉——现存最早的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2017）等。
其中《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翻字·翻译·索引》是继落合守和先生《翻字翻刻〈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著作。本书对《清文启蒙》中满语的罗马字转写、满文对汉字注音的罗马字转写以及日语翻译，为研究《清文启蒙》的学者提供了便利。全书首先分析了《清文启蒙》的各种版本及价值，指出《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是《清文启蒙》系列中唯一一部用满文对汉字进行注音的版本，对于北京话语音的研究意义重大。其中的汉语为北京口语，并且很多句子受到了满语句法的影响而产生出“病句”或“怪句”，但这类句子正是研究满语对汉语影响的关键点。并且，竹越先生将原文中一部分异体字及俗字改为了通用字，方便研究者认读。另外，《试论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汉语性质》（2015）一文对比了满汉合璧文献中汉语句末语气词及助词“么、呢、来着、是呢、罢咧”等与满语词汇的对应情况和规律，并分析了动词“有”的语法位置及方位词“上、上头”的使用情况，总结出了编写者作为满汉双语者，受两种语言互相影响干扰的情况。另外，《从满语教材到汉语教材——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语言及其演变》（2015），全面细致地介绍了现今可见的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种类和版本，不仅包括中国和日本所藏的版本，还有欧洲及美国所藏的版本。其中还分析了满语教材对朝鲜司译院的蒙语教材《捷解蒙语》、西洋人编写的汉语教材（《日常口头话》《语言自迩集》等）的深刻影响，其中的一些文献是鲜为人知，甚至从未被研究过的，极具研究价值。
其他学者。除上述学者著作外，还有山崎雅人（1994）《满州语资料による满州语及び汉语の通时的音韵变化の研究》、岸田文隆（1994）《满洲字による汉字音表记の规范化——满洲字千字文を资料として》、中村雅之（2007）《尖音·团音の满洲文字表记》等。这些论文从满文对汉语的人名、地名等的音译，分析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往往都引用了大量历史材料，是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关于满语和汉语的语言接触研究，一定要提及几位欧美学者，他们往往会多种语言，知识渊博，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观察汉语的情况。
Norman Jerry（罗杰瑞）。他的Chinese（1988）一书可谓最经典的著作之一，是汉语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该书虽不是专门研究语言接触的著作，但其中的很多观点值得借鉴与思考。例如1.5节Chinese in contact with other languages提到北京话以及北方一些方言中第一人称区分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这一现象可能来自与阿尔泰语言的接触。5.4节Predicatives提到包括北京话在内的北方话中“叫”和“让”均可表示被动和使动，这有可能是受满语的影响，因为满语的使动和被动都是同一形式（中缀-bu-）。这些对研究汉语史、北京话的来源与变化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Hashimoto Mantaro（桥本万太郎）。桥本先生虽是日本人，但我们根据他的学术经历，将其置于欧美学者中讨论。桥本先生也是一位知识极为渊博的学者，尤其是他的“语言地理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因为他学识渊博，所以眼光独到。他的The structure and typology of the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一文讨论了汉语的被动结构，其中也提到北方话中的“叫”和“让”既可以表示使动，也可以表示被动，这与南方诸多方言不同，而与满语等阿尔泰语言的情况一致。桥本先生在文中不仅对照了书面满语，还与锡伯语、鄂伦春语、蒙古尔语、东乡语进行了对照，并根据使动与被动的使用情况绘制了汉语方言地图。因此桥本先生认为“叫”和“让”在北方话中身兼被动和使动两项功能或与满语的接触有关。
Stephen A. Wadley。该学者一直致力于汉语研究，他对满汉合璧子弟书《螃蟹段儿》的研究，让西方学者进一步了解了满汉合璧的子弟书这一艺术形式及其研究价值。他的The mixed-language verses from the Manchu dynasty in China一文对子弟书进行了介绍，又将子弟书《螃蟹段儿》中的满文全部进行了转写，并逐词以英文对译，且标注了语法功能，每一段后还附有整段的英文翻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其中一些语法现象和历史名物进行了解释，有的虽然是作为问题而存疑，还没有作出充分的解释，但这些问题的发现本身就很重要，也为其他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