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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词汇语法的研究，以往由于条件所限，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不够。最早重视其研究价值的是日本学者，有很多精湛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由于《语言自迩集》《燕京妇语》《小额》等材料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也有了一些很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赵元任。赵元任先生学识极为丰富，是语言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影响深远，无论是语音还是语法方面的，均是汉语研究者的必读书目。笔者在此主要总结他在北京话语法方面的研究。他的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1948）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不仅在国内影响甚广，被李荣、丁邦新、吕叔湘等大家先后翻译出版，而且对欧美、日本学界也影响甚大，可以说凡是关于汉语或北京话的研究，此著作都是必引书目。整部书篇幅虽不长，但内容丰富，使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既简洁又全面地总结了北京话的语法以及与语法相关的语音情况。例如：“那个”“这么”“怎么”等词在口语中会发生音变；“他们”一般不能用于无生物（这里使用了当时不为国内熟知的“有生无生”的概念）；区分了“了 1 ”“了 2 ”的用法，且提出在北京话中两个不同功能的“了”
是同音的，而在上海话和粤语中是用不同音的两个词来表示；汉语中存在呼格，以北京话的“姐姐”为例，在句子中为半上+半高轻声，而在呼唤对方时，第一个字只比第二个字稍低，且整个词尾部的声调降低，这说明北京话以声调变化来区分呼格；北京话口语中“所”用作副词的现象（详见4.2.4节）等。虽然其中一些分析还可商榷，但这些现象都是十分重要的发现，直至今日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刘一之。刘一之先生作为世代北京人，熟稔京味儿语言和文化。刘一之先生操讲的北京话接近于民国时期的老北京话，还保留着不少表示老北京特有的风土人情及旧京民物的词汇，实属不易。因此，对于北京话的一些语言现象，刘一之先生的眼光就格外敏锐。刘一之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即《〈小额〉点校注释》（2011），这部著作对研究清末民初北京话有着重要作用，书中的一千余条注释，既有对北京口语词语的解释，也有对清代制度、旗人风俗、衣饰、食品等的说明，其中不少条目是她遍览同时期文献后考证得出，不仅包括记录北京话的文献，还包括很多史书，如《八旗通志初集》《福惠全书》《大清律辑注》《清史稿》等。并且，书中的一些注释对早年太田辰夫先生的《小额》注释本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解释。
刘一之先生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与矢野贺子先生合编的标点注释《益世余谭》（2014）。《益世余谭》曾是《北京益世报》上的一个专栏，针对当时的一些事件、现象发表评论。《益世报》由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父雷鸣远于1915年10月在天津创刊，1916年10月增设北京版。《益世余谭》的作者与《小额》应为同一人，均为蔡友梅（该书落款为其笔名梅蒐），因此《益世余谭》也是清末民初北京话的重要参考文献。刘一之先生对其做出点校注释，为学界首次，并且与《小额》一样，查阅了很多历史、文化书籍及同时期的白话小说，因此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刘一之先生不仅研究北京话，还凭借自身世代北京人的语言条件，进行文学创作，以提供给北京话研究者们更多的纯正北京话语料。例如她2012年出版的小说《面对着生活微笑》，内容是1960年到1979年北京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时人们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以及邻里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还有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种种事物。刘一之先生提到“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为语言学者提供北京话资料。不仅能为现代的语言学者提供资料，也能为将来的语言学者展现北京话的全貌。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献，到底哪句是当时的口语，哪句是书面语，都需要做出判断。”该书将儿化韵均明确标出，并且将读音与普通话不同的字做了标注，作为北京话语料的参考价值很高。
张美兰。张美兰先生早期主要致力于元明汉语和禅宗语言的研究，著作颇丰，如《禅宗语言概论》（1998）、《〈祖堂集〉语法研究》（2003）等。近年来，张美兰先生主要的研究方向为清末域外汉语教科书及满汉合璧文献中的汉语特点，也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2011），其中介绍了明清时期的众多域外官话文献，包括欧美传教士所著，如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狄考文《官话类编》等；日本明治时期教科书，如吴启太、郑永邦《官话指南》，广部精《亚细亚言语集》，宫岛大八《官话急就篇》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如李应宪《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等。不仅列举了大量的文献，还阐明了这些资料的价值、资料所反映的明清汉语官话的南北地域特征、清末北京官话的词汇面貌和语法特点等。该书还通过众多材料，总结出了多个句式的特点，并进行了专章分析，如“给”字句、“叫”字句、“VP+去”句式、列举句式等。另如《〈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与刘曼合编，2013），该书将满汉合璧文献《清文指要》中的汉语部分的7个不同版本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因年代或编纂者的不同而呈现的语言变化。
另外，张美兰先生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清末北京话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清末民初北京口语中的话题标记——以100多年前后几部域外汉语教材为例》（2006）、《日本明治期间汉语教科书中的北京话口语词》（2007）、《〈语言自迩集〉北京话口语词及其贡献》（2007）、《清末北京官话的句法特点——以几部域外北京官话资料为例》（2009）、《官话教材〈京语会话〉中的北京话口语词研究》（2009）、《十九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汉语传播》（2010）、《从〈清文指要〉满汉文本用词的变化看满文特征的消失》（与綦晋合写，2016）等。
其他学者。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并非专门集中于清后期至民国初期的北京话，但是他们的某些相关研究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关于宋元明语言的研究，对于北京话的来源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江蓝生（1992）《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江蓝生（1994、1995）《〈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下），江蓝生、李泰洙（2000）《〈老乞大〉语序研究》，孙锡信（1999）《近代汉语语气词》，冯春田（2000）《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蒋绍愚、曹广顺（2005）《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李无未、邸宏香（2007）《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语音课本和工具书》，刘敬林、刘瑞明（2008）《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汪维辉（2010）《〈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的词汇差异》，李无未、杨杏红（2011）《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陈明娥（2014）《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词汇研究》，杨杏红（2014）《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法研究》等。尤其是江蓝生（1994、1995），使国内学者知道了《燕京妇语》的存在，了解到清末北京话口语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口语的样态，开阔了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参考价值很高。
太田辰夫。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词汇语法的研究，首推日本太田辰夫先生，他的很多著作都是近代汉语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太田先生一生酷爱清后期的文学作品，对当时文学作品的词汇语法做了大量精到的分析。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太田先生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很多语言现象属太田先生首次提出并研究，极为珍贵。这些论文现主要见于两本论文集，一为《中国语史通考》（1988），二为《中国语文论集》（1995）。太田先生对近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问题的分析，主要参考《红楼梦》《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小额》《北京》等白话小说，以及一些清后期外国人（日、朝、欧美）编纂的汉语教科书（如《官话指南》《语言自迩集》等）。太田先生最令人敬佩之处在于观察细致，视野广阔，发现问题的眼光敏锐，思路也很清晰。尽管很多语言现象他只进行了简单的描写和列举，但是能发现这些问题，就已实属不易。太田先生通过多年的研究经验，总结出北京话最重要的七个特点（1969：286；译文据1991：213）：
①第一人称代词的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
②有介词“给”。
③用助词“来着”。
④不用助词“哩”而用“呢”。
⑤有禁止副词“别”。
⑥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
⑦“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这一结论，在日本学界影响深远，笔者也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第七点有一定争议，但前六点的可信度非常高。这七个特点作为验证某文献语言是否为北京话的一个手段，至今在日本学界广泛使用。太田先生自己也用这七个特点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过验证，例如《儒林外史》与《镜花缘》，尽管出现了介词“给”与程度副词“很”，但是其他条件不符合，因此不能算作用北京话创作的作品（1969：287）。这正好与作者的生平与写作风格相符合——《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为安徽人，《镜花缘》作者李汝珍虽为直隶大兴人，但写作语言明显带有南京官话的特点。后世学者对这七个特点又有一些补充说明，但总体格局不变。
另外，对清末白话小说《小额》首次进行全面分析的也是太田先生。当时国内学者因条件所限，对《小额》等一系列清末白话小说还非常陌生。尽管首次对《小额》进行介绍的是波多野太郎先生1969年的论文《评论晚清社会小说小额》，但对《小额》的语法词汇进行全面描述和注释的第一人是太田先生。他于1969年对《小额》进行了注释——《社会小说〈小额〉语释及索引》。太田先生十分肯定《小额》对于清末北京话研究的重要价值：“本书作为清末北京话，……是无以类比的重要之作。”（译文据1991：303）他在1970及1972年的论文《〈小额〉の语法と语汇》（上、下）中，按照词类进行分析，提出了很多珍贵的语言现象。例如副词部分，提到表示突然义的“抽冷子”“猛孤丁”、表示“原本”义的“地宫里”都是很重要的现象，尤其是“地宫里”尤为罕见。另外，该论文也提到了表示“完全”义的程度副词“所”（“前半夜所没睡”）。尽管文中没有具体分析，但是仅提出这一现象就已难能可贵。太田先生后来又与竹内诚先生在1992年出版了《小额》的点校注释本，这一版本较前一个注释本更加全面，并且进行了较多修正，是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1995年出版的太田辰夫的论文集《中国语文论集》中收入了太田先生对近现代北京话的研究论文，其中《“来着”について》（1947）、《“呢”と“哪”について》（1948）、《清代の北京语について》（1950）、《续“呢”と“哪”について》（1950）、《北京语の文法特点》（1964）等论文对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笔者有幸在2013年与日本青山学院大学远藤光晓教授合作翻译注释了《清代北京语について》一文，该文看似简短，论点不多，似乎只是表格的罗列，但随着笔者注释的深入，愈发感受到太田先生知识的渊博与视野的广博。在当时没有电脑及数据库检索的情况下，太田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饱览中国的各种书籍，从中提取出如此繁多的语言现象，并且制作成一目了然的表格以体现各种语言现象的发展脉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在引用文献版本及例句上几乎没有任何错误，不能不让人叹服。
太田先生不仅致力于清代北京话的研究，并且对元明汉语、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亦有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他对整个汉语史都有全面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不愧为汉语史研究大家。
香坂顺一。香坂先生与太田先生一样，是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白话小说中的词汇，他对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尤其是《水浒传》中的词汇以及近代白话词汇与现代词汇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这对研究清代白话小说词汇和北京话词汇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其研究成果主要有《白话文における语汇继承の一面》（1963）、《旗人が教えた北京官话（1）》（1964）、《旧白话语汇整理上の问题点》（1965）、《近世·近代汉语の语法と语汇》（1967）、《白话语汇の研究》（1983）、《〈水浒〉语汇の研究》（1987）、《〈水浒〉语汇と现代语》（1995）等。其中《〈水浒〉语汇の研究》类似于论文集性质，不仅收录了香坂先生以往的论文，还收录了他对近代汉语中诸多词汇的用法梳理及研究，其中的一篇《中国近世语ノート》是对近代汉语中207个词语或词组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一部小型近代汉语词典，在收词数量上虽不比专门的词典丰富，但对每一个词语的研究都十分细致，不仅使用了大量反映北方话的历史文献，还使用了南方话文献，以及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朝鲜资料等，可见其涉猎文献之广泛。文中选择的语言现象不仅有近代汉语中被关注的“咱每”“甚的”“儿化”“得”等，还有许多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如将“流水”与“魔驼”作为一组意义相反的词进行研究、“投信”与“索性”“爽性”的关系、“狼犺”的意义及分布情况等，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尾崎实。尾崎先生在中国国内或不为学界熟知，但实际上他的成果颇丰，是20世纪中后期北京话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有《旗人が教えた北京官话（2、3）》（1965）、《清代北京语の一斑》（1965）、《“数量”と“程度”——现代中国语における“很”の用法》（1979）、《老舍の小说における“为是”の用法》（1991）、《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时间の表しかた》（1992）等。其中《清代北京语の一斑》一文使用了晚清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及老舍小说，再加上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连珠》《官话类编》等材料，通过词汇统计，展示了清代北京话到现代北京话的变化。其使用的汉语教科书是当时国内鲜为人知的材料，因此尾崎先生可谓是研究《语言自迩集》和《官话类编》的先驱者。该论文指出，晚清文献与老舍作品的北京话词汇大致有70%相符，虽然存在作者选择词语的习惯或语言风格问题，但也说明晚清北京话与现代北京话确实存在区别，不容忽视，这为后世的北京话研究提供了空间。另外，尾崎先生的研究角度也十分新颖，例如《清代末期におけるパンの受容度》（1991），讨论“面包”这一食品在清后期进入中国社会以后引发的“面头”“面饼”“馒头”“面包”等词语的使用情况和语义变化。文中不仅引用了大量清末传教士编写的教科书、字典等材料，分析过程也十分细致，让人信服。
佐藤晴彦。佐藤先生师从太田辰夫先生，继承了太田先生的研究方向与治学态度，并且在整理太田先生的研究成果方面也做了突出贡献。其研究成果如《正音咀华のことば——近世白话史の一资料》（1973）、《宋元语法史试论——“～里地”“～里路”“田地”“地面”をめぐって》（1983）、《元明语法史试论——“～里地”“～里路”“田地”“地面”をめぐって》（1984）、《〈中国语历史文法〉解体——断代史改编への试み》（2001）、《日本〈老乞大〉の中国语史における价值》（2002）等。另外，太田先生的论文集《中国语文论集》就是由佐藤先生完成的校对工作，十分准确，极少有错误。
近几年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正准备整理开放的“太田辰夫文库”，佐藤先生作出了很多贡献。不仅提供了不少太田先生的旧藏书，而且还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用自己的研究费从太田先生家人手中购入了大量藏书、论文及读书笔记等，这一过程经历了很多困难与曲折，但终究使得太田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很好的整理。这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手稿，使我们后辈学者可以从字里行间一睹大师风采，感受大师的治学态度。
落合守和。落合先生不仅对清末民初的北京话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还对满语及满汉对译文献有着精湛的研究。满汉对译文献如《清文启蒙》（1730）、《清文指要》（1789）、《三合语录》（1830）等，其中的汉语部分应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写成。关于满汉对译文献的情况，本书将在第3.4节具体叙述。《清文启蒙》的其中一个版本《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的罗马字转写及翻译，由落合先生在1989年完成，同时，落合先生还对其中一些语言现象进行了解释，在日本学界被誉为经典之作。其后他又在1992年的论文《〈清文启蒙〉北方汉语の口语语汇》中对《清文启蒙》的词汇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都是比较超前的，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此关注较晚。
近年来，落合先生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北京话的研究。落合先生发现并研究清末白话小说有不少是学界首次，并且版本精良，均为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上刊登的原本。例如民国初期冷佛的白话小说《金镪水》，落合先生首次对其中的语法词汇进行了分析（《〈金镪水〉の言语について》，2013）。另外，落合先生还对清末刊行的《白话北京日报》的总体语言面貌进行了描写（《〈白话北京日报〉の言语について》，2013），这亦属学界首次。落合先生还最早发现了清代“供词口供”的价值（《清代北京刑事档案所见的供词口供》，2011）。这些收藏于顺天府档案的供词，口语化程度较高，尽管经过了记录供词官员的整理疏通，并非逐字逐句的完整记录，但依然保留了口语的面貌，十分珍贵。
山田忠司。山田先生一直致力于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的研究，成果丰富，如《机能语“给”の用法について——老舍作品をコーパスとして》（1998）、《〈儒林外史〉にぉける“给”の用法》（1999）、《〈三侠五义〉の言语について》（2001）、《清末北京语の一斑——〈燕语新编〉を资料として》（2003）、《〈北京官话——今古奇观〉の言语について》（2004）、《北京话的特点——围绕太田老师提出的七个特点》（2013）、《老舍北京语辞典》（2016）等。山田先生继承了太田辰夫先生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对多部清后期的白话小说的词汇语法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及分析。山田先生的研究（2013：127），证明了太田辰夫先生提出的北京话“七个特点”是准确可信的，尤其是前六项的可信度最为突出；并且提出句末助词“来着”是清末民初北京话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以及“很”作为副词，在元代尚多写作“哏”，并且使用频率不高，从清代开始多有使用，且在清中期至后期从北方话传至南方话，形成了大范围的普及。
（日本）中国近世语学会。该学会成立于1985年，每年6月举行研究总会，12月又举行研究集会。该学会主要致力于元明清时期的汉语研究，会刊《中国语研究》每年发行一期，集合了很多优秀的论文成果。尤其是清代北京话的研究，是该研究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刊《中国语研究》的第一至第三期即是以“清末”为核心，名为《清末文学言语研究会会报》，可见其对清末北京话的重视程度。该学会是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研究的重镇，不仅集结了很多老一辈的重量级学者，还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的加入。每年两次的研究会，不仅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是各种文献材料和相关信息的交流，对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的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任会长内田庆市先生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搜集文献方面全面精到，数量众多。例如近几年其主编出版的《语言自迩集の研究》（2015）、《官话指南の书志的研究》（2016）、《古新圣经满汉合璧版·北堂版》（2016）等，所收各文献的版本十分全面，且《古新圣经满汉合璧版》是极为罕见的文献，此前鲜为人知，该影印本的出版，为语言及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其他学者。一些学者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中国文献的研究，还包括对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日本有着丰富全面的藏书，因此研究成果丰富，且价值很高，如那须清（1972）《急就篇の语汇》，鳟沢彰夫（1992）《〈燕京妇语〉解说》，南部まさ、冈部泰枝（2001）《抄译：C.W.Mateer著〈官话类编〉》，高田时雄（2001）《トマス·ウェイドと北京语の胜利》，濑户口律子（2005）《官话问答便语全译——琉球官话课本研究》，冰野善宽（2010）《〈官话指南〉の多样性——中国语から国语教材》，岩田宪幸（2011）《清代官话管见》，石崎博志（2013）《关于正音资料的几个问题》，下地早智子（2013）《〈官话指南〉里时体标记“了”的用法特征》，板垣友子（2013）《中国语教本〈官话急就篇〉と〈急就篇〉の比较——“问答”の语汇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