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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的历史语音研究，一直不缺乏学者们关注的目光。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反映北京话或北京官话的韵书，来观察总结当时北京话的音韵情况。中古以前记录北京话的文献几乎不可考，因此要研究历史上北京话的语音情况，往往要从元代的《中原音韵》入手。进入明清以后，随着政治中心向北京的转移，记录北京话或北京官话的韵书也逐渐增多。例如明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明兰茂《韵略易通》、明末清初佚名《字母切韵要法》、清樊腾凤《五方元音》、清都四德《黄钟通韵》、清李汝珍《李氏音鉴》、清裕恩《音韵逢源》等。尽管有的韵书（如《韵略易通》《黄钟通韵》）是否反映北京话或北京官话，还存在一定争议，并且韵书向来比较保守尊古，并不能完全反映时音（例如入声韵在明代的北方话中或许已经消亡，但在清代的绝大部分韵书中仍然保留入声韵），但这些韵书的音韵系统对研究北京话的语音，无疑是有帮助的。
关于明清以来北京话音韵系统的研究不仅已有几部专书及多篇论文，而且在一些通论性著作中的某些章节也有涉及。涉及清代北京话的按照具体研究领域分列如下。
王力（1985）《汉语语音史》。其中的“明清音系”章节所依照的韵书主要为明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清樊腾凤《五方元音》、清李汝珍《李氏音鉴》、清佚名《圆音正考》等。王力先生认为，清代前期由于微母并入影母，只有二十个声母（1985：394）；清代后期增加为二十三个声母，是因为多出了[ʨ][ʨʰ][ɕ]三个声母，来自见系声母的齐撮口字（1985：394），后来精组字的齐撮口与见组齐撮口合流（1985：414）。而在韵部上，明清两代的韵部分化基本一致，为十五韵部。声调在明清两代也大致相同。王力先生的观点至今影响极大，尽管书中没有具体讨论始于清代的“入派三声”的源流问题，此书仍是汉语语音史研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
唐作藩（2000）《普通话语音史话》。该书讨论了从元代《中原音韵》到当今北京话的语音发展史，按章节分别讨论了现代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儿化韵、四呼以及四声的来源，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声母又分为唇音声母、卷舌声母、舌面声母、零声母，韵母分为单韵母、复元音韵母、鼻音韵母，并且对向来多有争议且复杂的儿化韵也进行了分析。
张世方（2002）《北京官话语音研究》。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讨论了北京话的历时及共时语言现象，还讨论了北京周边的方言、东北方言、北京话方言岛中的各种语言现象及其相互影响，其中包括知庄章组字声母的演变、影疑母开口一等字的共时变异、入声归派、儿化韵源流、文白异读的历时演变等，还涉及方言接触。书中专章讨论了北京话入派三声的三个社会因素：北京地区历史上的人口流动造成不同方言间的接触，推广普通话等语言政策使北京话清入字的归调与字典标注的普通话字音日趋一致，以及近代读书人崇尚入声的语言心理，是造成北京话清入字归四声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共时语音材料绝大部分是张世方先生亲自进行语言调查所得，包括北京及北京周边河北、辽宁地区的几十个方言点材料，数据丰富且可靠。
高晓虹（2009）《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该书引用文献十分丰富，不仅对北京话入声字的来源与归派有着精彩的分析，并且还涉及河北方言及东北官话。该书认为，北京话入声字存在多个历史层次，而这些层次多是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威方言影响而形成的。而形成语音层次的方言接触并不只是限于权威方言与非权威方言之间，持续不断的移民，也可能会导致语音层次的形成（2009：185）。并且，方言接触并不是造成北京话清入字归调无规律的充分条件，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北京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五方杂处，使北京话经历的方言接触复杂多变，才形成清入字无规律的状态（2009：235）。
关于移民导致入声字的归派变化，王洪君（2006）《北京话清入归调的层次和阶曲线判定法》做了精到的分析。该文根据“无界有阶”理论得出，入声读作阴平在核心高阶呈上扬曲线，不是固有的自源层次；而在核心常用分阶上呈下降曲线，是密切的低层基础并同时受到另外的高层文化接触挤压的结果（2006b：240）。因此，北京话在明代入声调均归入上声，后来发生的“入派四声”是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北京，普通居民构成的大规模变动，各地方言与北京话发生接触，导致北京话入声归派发生混乱。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证明了《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记录的入声消失，派入上声的历史事实。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与上述观点都不相同，主要代表是陈重瑜（2002）《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陈重瑜先生认为，北京话里入声字读阳平和去声是早期的读音，而读阴平和上声是从阳平和去声中衍生而出，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不是方言接触造成的语音叠置，而是语音演变的新旧层次。即北京音系里，文读是旧音，白读是新音，是旧音的新发展。
北京话儿化韵的来源及演变向来受到学者关注。最早的一部全面讨论儿化韵源流的专书是李思敬（1986）《汉语“儿”[ɚ]音史研究》。全书引用的材料丰富，论证严谨。李思敬先生的主要论点为：儿系列字的读音，中间存在着过渡音值，并不是从中古音一下子跳到[ɚ]音值的；[ɚ]音值产生于明代；“儿化音”是明代中期产生的，明代后期成熟；现代汉语北方话中的“儿化音”是由“儿”“日”“里”“了”四大来源构成的，“日”“里”“了”汇入“儿化音”不自今日始，从历史上看，其来有自。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儿系列字是复韵母[əɭ][aɭ]，[ɚ]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并不是单元音韵母；普通话的“儿化音”音变的奥秘在于词根语素韵母与“儿”音的[əɭ]韵母分别“拼合”和“化合”的关系，并不是笼统地加一个“卷舌作用”；普通话的“儿化音”，从其历史演变看是由简变繁，而不是由繁变简。
王理嘉、王海丹（1991）《儿化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李思敬先生商榷》从音位学及实验语音学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与李思敬先生的观点有不同之处。文章认为，“化合”和“拼合”只是儿化韵的发音方式，并不是因音而异，而是因人而异，因此不能据此对儿化韵进行分类，也不能作为推导儿化演变的证据；并且，从事实的调查结果来看，儿化韵并非由合到分。
侯兰笙（1988）《〈帝京景物略〉里的儿化韵》一文认为，儿尾词使用的高频率是儿化韵存在的必要条件。在文言散文书面语中就存在一定的儿尾词，这说明明末的口语中也肯定存在不少儿化韵词，因此北京话中的儿化并非清代入关以后形成的，而是明代北京话的一脉相承。
林焘、沈炯（1995）《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对北京地区不同人群儿化韵发音的五种差异进行了分析。该文难能可贵之处是调查的语言点甚多，调查对象多达449人，且用到了数理统计的方法，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较为可靠的。该文认为不同民族是影响儿化韵差异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之前满族人的“儿”多独立成音节，而辛亥革命之后，满族人与汉族人杂居，且特意模仿汉族人说话，这种“矫枉过正”导致儿化韵合并率更高。而一些满族聚居区为了保持民族文化，又保留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特点。另外，年龄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年轻一辈比老一辈的合并率要高。在地域分布上，北京城区向东北延伸的一个狭长走廊属于同一类型，而不同于北京郊县的延庆、平谷，这与林焘先生的北京官话区的划分（1987a）是一致的。
彭宗平（2004）《北京话儿化词研究》主要使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北京地区言语社区正在使用中的儿化词。彭宗平先生认为，北京话儿化词的总体数量正在衰减，使用功能上正在发生变化，“扩散”是北京话儿化词衰减的具体表现，“隐现”是北京话儿化词变体系统的生存方式。该书从共时差异中推测出了历时演变的特点——“社会动因”“变化过渡”“双重制约”等，将北京话儿化词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
另外，一些满语研究者认为，北京话的儿化韵与满语的影响不无关联。具体观点参见本书1.5节。
对清代某一部韵书或正音著作尤其是成书于清后期的正音著作的整体描写研究，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还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和研究观点，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例如陆志韦（1948）《记〈五方元音〉》，侯精一（1962）《百年前的广东人学“官话”手册〈正音咀华〉》，俞敏（1983）《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何九盈（1985）《〈诗词通韵〉述评》，林庆勋（1988）《〈音韵阐微〉研究》，杨亦鸣（1992）《〈李氏音鉴〉音系研究》，岩田宪幸（1994）《清代后期的官话》，叶宝奎（1996）《也谈〈正音咀华〉音系》，冯蒸（1997）《尖团字与满汉对音——〈圆音正考〉及其相关诸问题》，石崎博志（1997）《〈正音咀华〉音韵体系の二重性》，麦耘（2000）《〈正音撮要〉中尖团音的分合》，杨亦鸣、王为民（2003）《〈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分合之比较研究》，王为民（2006）《〈正音撮要〉作者里籍及版本考论》等。
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李氏音鉴》《正音咀华》《正音撮要》等韵书反映的是北京时音，尽管《正音咀华》还保留入声及尖团的分别，但这只是反映了读书人“尊古”的心理，实际上《正音咀华》时期北京话的入声已经消失，尖团已然合流。在这一点上，《李氏音鉴》反映实际，记录了当时北京话的实际读音。而《音韵阐微》《音韵逢源》等韵书的“尊古”风格更重，并不反映北京时音，甚至是否反映北京音都存在一定争议。
另外，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重视的清后期的西洋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尽管此书并非一部韵书或正音材料，但该书记录了19世纪中后期的北京音。尽管书中大部分是词语、句子与语篇的列举，但语音信息也十分重要。关于其语音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张卫东（1998）《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
对当代北京话某些语音的个案现象的研究也较为丰富，而涉及清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语音研究的论文却并不多，笔者所见的主要有：藤堂明保（1966）《北方话音系的演变》，俞敏（1984）《北京话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李新魁（1985）《普通话语音发展述略》，远藤光晓（1986）《老舍のleとliao》，平田昌司（2000）《清代鸿胪寺正音考》，李子君（2003）《十七世纪北京话声母系统》，侯精一（2010）《北京话连词“和”读“汉”的微观分布——兼及台湾国语“和”读“汉”音溯源》，远藤光晓（2013）《近150年来汉语各种方言里的声调演变过程——以艾约瑟的描写为出发点》等。
关于北京话方言岛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形成北京话方言岛最主要的原因即移民，无论是陵墓、围场、边防，均为被派遣人员携家带口在异地安家所致。例如笔者一直较为关注的清东陵地区守陵人后代所讲的北京话，尽管几百年来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但其声韵调系统与当代北京话极为相近，甚至保留了不少老北京话的特点。这些老北京话的现象有的带有民国初期北京话的特点，有的甚至可以追溯至清代，十分珍贵。具体研究见于张阳（2011）《清东陵北京话方言岛语音调查》，王远新、张阳等（2012）《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清东陵和清西陵的满族汉语》，陈晓（2013）《清东陵满族乡语言调查纪略》。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清后期北京话中最重要的语音变化之一——尖团合流，有着不少的研究成果。关于尖团合流的时间，按照各家学说，主要分为三派观点：1.明代说：李新魁（1985）；2.清代前中期说：唐作藩（2011）；3.清代后期说：藤堂明保（1966）、王力（1985）。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观点，也都大致能归入这三派学说中。关于北京话尖团合流，笔者自己也有一些见解，具体分析详见本书第六章，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