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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寿康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这部著作之所以有名，一方面是由于它提出物质的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概念，星系和星云都是这个整体的组成单位；另一方面，还由于它提出从几乎没有差异的整个空间的原始物质分布中逐渐发展的见解。这是用进化代替突然创造的首次重大尝试，而有趣的是，这种新观点最初出现在同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毫不相关的天体理论中。
——罗素
康德画像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于1724年4月22日生于德国普鲁士的哥尼斯堡（Königsberg），于1804年2月12日死于同地。
康德的生活，就场面而论，既甚狭窄，就内容而论，也甚单调。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古式的德国哲学家。讲义与著述可以说是他的生活的全部。他于这一种学究的工作以外，对于世间毫没残留着足以使人永远记忆的事迹。哥尼斯堡与同地的大学是他生活的场面，是他工作的舞台。他在一生之中虽有两三年的期间住在乡间做家庭教师，但是此地所谓乡间也并不在州外，却仍是州内的乡间。当时的哥尼斯堡是德国普鲁士极东的一区域。哥尼斯堡市当时有五万的人口与六千的户数，是极属重要的一个都市。康德自己也曾自夸他的故乡，说是政治生活及学究生活的中心；而且是对于获得关于世界及各种民族的知识上极为便利的地方。
但是，哥尼斯堡虽是康德的故乡，却不是康德一家的故乡；康德一家的故乡，乃是苏格兰。康德一家是在康德的祖父的时候，从苏格兰移住过来的。这是从来一般所承认的事实。然至近来，对于上说，学问家颇有主张一种反对说者。像保尔森（Paulsen）就是其中一人。
我们对于移住说及非移住说，此地不能判定孰是孰非。总之，康德是他祖父的次男的第四子，而且是生在哥尼斯堡的。他的父亲约翰·乔治·康德（Johann Georg Kant）是个开马具店的商人。他的母亲安娜·雷格娜·路透（Anna Regina Reuter）的娘家虽是较为富裕，但也是一家经营马具商店的人家。康德的兄弟姊妹一共有九人，但是除康德及二妹一弟之外，其余都夭折。康德的弟弟叫做约翰·亨利（Johann Heinrich），较康德小十一岁。他在大学时代曾经听过康德的讲义。他后来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牧师，死于1800年，约先于康德之死四年。把由他及他的妻子寄给康德的无数的信札与由康德寄给他们的信札比较起来，其间有一种极有兴味的对照。他们寄给康德的信札都是情绪绵绵，可是康德寄给他们的信札却是冷淡单调，而且为数也是比较地不多。康德对于弟妹和对于甥姪虽供给不少的抚养费，但是他对于亲族就感情言是极淡漠的。他的扶助是一种义务上的扶助，却不是一种情爱上的扶助。
从卑贱出身，后来居然做到德国哲学界的权威的大学问家里面，康德是第三人。梅兰希顿（Melanchton）的父亲是甲胄匠，沃尔夫（Wolff）的父亲是制革匠，康德的父亲乃是马具匠。在这一种境遇下的贫苦的小孩们居然在德国哲学的上面放一种特异的光彩，这当然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十七、十八世纪之法国或英国的哲学家大都是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一有著作就极容易引起上流社会的注目与批评。然而德国的哲学家多是学校的教师，他们的舞台是学校，他们的文章是教训的、宗教的。像伏尔泰（Voltaire），像休谟（Hume），他们虽也未始不谈宗教，然而他们往往把宗教看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从第三者的立脚点加以讨论，绝不是当做自身的问题而加以论述的。在这种地方，德国式与英法式就不相同了。
康德是在这一种德国式氛围的中间被抚养成人的，他的双亲都是敬虔派的信徒，尤其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妇人。这位妇人的精神生活全部可以说是宗教生活，是信仰生活。康德由他的双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所施的影响极为深厚。他在中年以后还是追怀他幼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他曾经说：“当时的宗教的意识，当时的道德的判断，虽然甚不明了，可是我把我的根柢却全放在这上面。对于敬虔派虽有可以责难之点，但是在真正的敬虔派的信徒上确有一种特殊的地方。他们是人类所能享有的最高善之所有者。那种宽和，那种光明，那种内心的平和，这一类可贵的东西，都是他们所专有的。无论怎样贫乏，无论怎样迫害，都不足以摇动他们的心。无论怎样争闹辩论，都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愤怒，也不足以引起他们的仇视。只对这几点，尊敬之念就会油然涌起来了。我现在还明白地记忆着一件事实。那时候，同业者的中间起了争议，为着这争议，我父亲受了不少的亏；但是父亲对于对手方隐忍既大，情爱又纯，其信神的心既深又烈，使我小孩时代得着一种永不能忘的感情。”康德与他的母亲的关系尤是特别。他赞叹他的母亲为伟大的天才，崇高的爱之所有者，具有炽烈的但同时却非感伤的那种宗教的感情之妇人。使康德营一种深造的研究和开康德研究的道途的似乎也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对于那位牧师及元老院议官舒尔茨（Franz Albert Schultz）（1692—1763）是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舒尔茨曾经在哈雷（Halle）受过弗兰克（Francke）和沃尔夫（Wolff）的教，既有科学的、哲学的修养，并具敬虔的信仰，是当时的大学校长和中学校的校长。他与康德的两亲往来颇属亲密，所以康德也时常得与他相接触。而舒尔茨关于康德的未来似乎对他两亲曾有不少的劝告。这样，康德于1732年的秋季入舒尔茨的学校，那时康德不过八岁。从此时起，到1740年升入大学止，八年之间康德在舒尔茨的指导下面从事于他的修养。在这期间内，他不但受着带敬虔派色彩之宗教教授，并且在海登莱希（Heydenreich）之下关于拉丁语及拉丁文学积有不少的练习。康德在于后年，一执到笔，就会涌出许多拉丁语的成语和好句来，实在为此。
1740年的秋季，康德修完了预备教育，乃升入于同地的大学。但是他的母亲已于1737年抛他而死了。康德升大学后，入了哲学科，但他那时全力所倾注的却是语学的文学的修养之完成。而哥尼斯堡大学既是天才康德的思想发源地，我们对之也不得不加以简略的说明。
当时，同大学哲学部教授的正额是八人，此外各科又各有一人的额外教授。哲学部的科目是（一）希伯来语，（二）数学，（三）希腊语，（四）论理学及形而上学，（五）实践哲学，（六）自然科学，（七）诗学，（八）辩论法及历史八种。依1735年的训令，教授于每半年内应终结他的担任学科的公开讲义。例如前期应把论理学讲完，后期应把此外的形而上学讲了；又如前期应把自然科学讲完，后期应把实践哲学讲了。这一种规定的本旨，是在使学生于无论任何半年内获得哲学之基本的研究。所有讲义一行终结，即行考试，这是一方所以考察学生的成绩，一方所以刺激研究的精神。
康德当时的同大学之教育制度大体如是。而关于康德的六年间大学生活，没有多大可述的地方。他的教员之中，康德所最景仰的是一位青年的额外教授。这位额外教授叫做马丁·克努岑（Martin Knutzen）（1713—1751）。克努岑的讲义涉及哲学的全部，此外并教数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对于他的讲义既极合意，且时时出入于他的书斋，把他所有的书籍任意借读。使康德研究沃尔夫哲学和牛顿（Newton）的数学及物理学者，也是这位克努岑。此后，暂时之间，康德对于数学及科学的研究颇有兴趣。这也许是对于极端的敬虔的独断的宗教教授的反动吧。
1746年夏季，康德把他的论文《关于活力的计算之探讨》（ Gedanken you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提出于哲学科的首席教授。人们都说，这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在物理学上关于力的计算，有笛卡儿（Descartes）派的见解与莱布尼茨（Leibnitz）派的见解互相对立着。康德在他那篇论文之内，却发表着他独特的意见。其内容虽于学界没有多大的贡献，但其研究范围的广泛及其判断之独具见解，终究不愧是康德的著作。他对于当时学者，力斥他们迎合时俗和祖述先哲的态度，由这一点，不是也已足以见康德少年时代的意气么？
同年3月24日，康德的父亲也竟逝世。康德在家谱上记入下面的一句：“神！不许他多享人生的欢乐的神！请神使他在前途分享永远的幸福！”同样的字句，在九年前他母亲死的时候，也被记入着。
康德的青年时代，也是很贫苦的。这差不多又继续至十年的光景。他于大学毕业之后，虽立刻去当家庭教师，但是家庭教师的生活终是很清苦的。等到1755年，康德始由论文的提出，做到哥尼斯堡大学的志愿讲师。自这年间的冬季起，康德方才开始讲授。此后十五年间，他的地位上毫无变动。其间虽有两次教授的出缺，但是康德终究不能补到。他第二次的教授志愿书上，写有凯瑟琳第二（Catharine II）的名字，这是因为到1757年恢复和平止，哥尼斯堡是归俄国统辖的缘故。1764年，柏林招他去当诗学教授，他不肯去。1766年，他升任州立图书馆副馆长。
可是，那时候的康德的生活并不十分困苦。当时的志愿讲师，比较今日，是很自由，是很闲空的。所谓教授，比较今日，地位既低，薪水也少，且此外毫没优待的规定。所以教授实在是不过是由大学领受些少的报酬之月俸劳动者。就是正教授，只靠薪俸是不能过活的，所以他们都也于所担任的讲座外更开其他的讲座以吸收听讲者及征收听讲料。而这一种听讲料，往往是比月薪数目大。所以虽是志愿讲师，只要能够有多数的听讲者，那么，即就收入之点而论，反较教授为优。康德的讲义当时是很成功的，多数的学生都极爱听，所以听讲者独多。不但学生，就是当时俄国驻屯军的军官听说也有热心地来听康德的讲义的；其盛况概可想见了。
康德在大学开讲的最初，在论理学、形而上学之外兼讲自然科学及数学。而其他文学的讲义，声誉尤佳，最受学生及学生以外一般人士的欢迎。就该时的著作而论，除关于各担任学科的论文而外，康德另著有《宇宙发展史概论》（ 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这是1755年的产物。在这册书内康德根据牛顿的学说论述世界构成的由来。在这书的序文中，更有他关于自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意见。照康德的见解，以为欲于自然科学之机械的说明上加以限制的一事，对于宗教反为不利。在全要素上倘欲找出目的论的性质，那么，他方非先承认纯机械的说明之可能不可。想把一切现象都由神的意志加以说明，实属不当。日后科学一行发达，这种信仰反易动摇。由这层看，康德已隐隐约约地想把信仰与认识分离，以图两者根本的融和。他的批评哲学的曙光可说已现于此；然而康德由此所引起的一般旧思想家的不安与反感实在可谓极大。他的恩师舒尔茨也是其中的一人。舒尔茨于1758年想推荐康德充当教授的时候，曾经招康德至他的家中，对康德说：“你究竟内心畏神不畏神？”也可见一般旧思想家对于康德的疑忌了。但是在实际上，康德的信仰极为坚固，舒尔茨的担忧实不过是一种过虑罢了。
等到1760年以后，康德的思想始现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新倾向。他在这时候于内面的道德性始加重视，而于从来之数学的和科学的研究乃至烦琐哲学，都一律轻视起来了。换言之，从此时起，康德方才重人生而轻自然，重道德而轻科学，重意志而轻认识。而这种倾向是与时代思潮的一般倾向极有关系的。当时，德国的精神界始由长夜的好梦初行惊醒，竭力想向新的人生的充实积极前进，而其先觉者就是莱辛（Lessing）。他方面，国外的文明澎湃而来。英国的哲学和文学早已引起德人的注意。如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和休谟（Hume）在德人中尤有不少的崇拜者。就法国的学问家而言，如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都是德人敬慕的中心。
康德对于这一类的新空气是极端主张吸收的。而就中，他尤酷爱卢梭。康德自己说：“我本来是天生成的一个学究者。我对于学究这件事是最喜欢的。对于知识的饥渴，求知的热望，是永远支配着我的头脑。我常以为只有知识乃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对于无知者常有一种怜悯之念。但是这是错了，而示我以这种错误的就是卢梭。”康德对于知识的评价，从此以后完全一变。他从此始以为科学与思辨没有绝对的价值，却不过是所以达到最高目的之一种手段。他从此始以为对于道德的努力乃是人类最高的义务。这样，对于认识之道德的优越引起了康德的哲学的内容上之变化。哲学乃成为一种实学（Weisheitslehre），哲学乃是所以明定科学与人生的关系，因而制止知识的跋扈之学问。以康德之笔法讲起来，就是，大宇宙的哲学者牛顿不得不把思想界的宗主权让给小宇宙的哲学者卢梭了。换言之，自然的客观的研究，不是思想问题之中心，而道德的主观的研究，却成为思想问题之中心了。这样，批评哲学的基调已被奠定，同时，纯粹理性失却从来的绝对性，乃不得不受康德的批判。
次就康德及于学生的影响而论，无论由学问家方面看，还是由教育家方面看，实足令人景仰。在1762年至1764年间，直接听讲的赫尔德（Herder）曾述他的回想说：盛年期的他，精力是很旺盛，差不多使人起一种他永不会老衰之感想。他的广阔的额，他的思想家式的额，上面往往有轻快与喜悦浮流着。他的谈话是富于含蓄与暗示。他也会说笑也会谐谈。他的讲义，无论从易于理解方面看，还是从饶于兴趣方面看，都可称第一等。他一面批评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滕（Baumgarten）、休谟等，他另一面又批评牛顿、开普勒（Kepler）和其他的物理学家。而此外，他更以同样的精神，对于当时始行出世的卢梭的《爱弥儿》（ Émile ）及其他的新著作和新发现，由公平无私的自然道德观，一一判定他们的价值。讲义及会话的资料中，有人类的历史，有民族的历史，有自然的历史，有数学，有经验，等等，极为丰富。他所论及，不拘何事，不拘何物，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在他方，他不管听者属于何宗，属于何派及为何等样人，敢然为主张真理毫不退缩。这是何人？我用最大的感谢和敬意说：这就是伊曼纽尔·康德。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映入学生眼帘中的康德的一斑了。
然而，老年的康德，却与赫尔德的期待相反，无论在讲义上，还是在文字上，都已没有少年时代的意气。他的讲义先行描写问题的轮廓，然后导至新的概念，然后再加说明或修正，一步一步以达于应到的结论。所以他的讲述是不厌反复，不厌冗长的。他讲义的内容既是层进一层，所以听讲者非头脑明晰，注意周到，就往往有听到后来不知所谓的苦痛；而头脑明晰，注意周到的人们却能得到有组织有系统的知识。
1770年，康德升任教授，所担任的是论理学及形而上学。在此以前，他虽曾受耶拿（Jena）和其他大学的招聘，但他终是不去。康德的声望真是年高一年。据1767年的年报，政府对于康德表示敬重的意思。当时的宰相策德利茨（Zedlitz）是一个在1771年就职一直做到1788年的伟大的宰相。他对于康德格外尊敬，心中常想如有机会一定把康德重用一番。1788年，哈雷大学出一教授的缺，那时候，策德利茨以为哈雷大学既是当时普鲁士大学的首脑，其教授的薪俸既丰，名位又高，所以他竭力奉劝康德转任。但是他那种诱惑与情谊却都不足以动康德冷静的内心。这是后话，但康德的不喜变动，由此可见。康德是1770年在哥尼斯堡升任教授的。他既任教授，于是于开讲之时，大肆演说。这演说的题目叫做“感觉界及睿知界的形式及原理”（De mundi sensibilis atg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这就是新哲学的第一声。
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始行出世。这系把论文扩充而成，实为康德著作中的中坚。书成以后，就将一部送呈于宰相策德利茨。这1780年以后的十年间确是康德著作上极盛的时代。至1790年以后，无论思想，无论笔力，都次第现一种衰颓的气象。但是他的感化与名望却是日广一日，年高一年。在德国全国，无论新教大学，还是旧教大学，都讲究批评哲学。而各地方的学生以及一般人士也有因为景慕康德而亲至哥尼斯堡来受教者。费希特（Fichte）就是其中的一人。这样，在1780年以后，康德乃是哥尼斯堡大学之代表的人物；因为有康德，哥尼斯堡大学也大受欧洲各国的尊敬了。
康德的日常生活，无论衣服，无论饮食，都极朴素。他的标准一在足以维持心身的健康而已。他从幼时以来，身体本来不甚强健。身材不高，胸部凹陷，肺心都受抑压。他身体得以维持多年，实由于他的保养与警戒。他一生是独身的，但是他并不是独身主义者。他对于女子并无厌恶之念。他论优美及壮美的时候，常把女子引来作例，有时且把法兰西风的艳美引来，以之描写所谓女性美。人们说，他想提出结婚，共有二次，但是终因考虑过度，致逸良机。他虽独身一世，但在康德，却没有像叔本华（Schopenhauer）那种沉郁与寂寞。他绝不是不喜社交的人。他对人们常能用轻快与殷勤的态度一一应酬。他又无哲学家或学问家通有的怪癖，他与无论何等样人都喜交际。官吏、商人、书店的店员以及其他各色人们都曾与之往来。到1780年止，他自己也无住宅，就同老仆一人、厨子一人过简朴的生活。午餐的时候，必有一二个客人与之同桌。而共桌的友人，他常选年轻的朋友或学生。有时候，这一种客人也有多至四五人的。他每日的日程是很规则的。每晨五时起床。从五时到开始讲义的时间（七时或八时）止，著述原稿。讲义一时间完了后，又写原稿，一直至下午一时止。此后进中餐和食后的杂谈约费二小时或三小时。杂谈终结，他就出去散步。散步的时间约一小时。其他都是读书和思索的时间。等到晚上十时，始行就床。从上面的日程表看来，我们已足以见康德为人的非凡了。而对康德的日常生活，海涅（Heine）的描写尤为有趣。他描写我们的哲学家的生活说：“描写康德的生活，确是困难。因为康德没有足以描写的生活或历史的缘故。他在哥尼斯堡的古色苍然的市角选一幽静的所在，就在那儿营一种干燥的机械的旧式的独身生活。我们倘把这位带乡下气的康德先生来与寺院的大自鸣钟互相比较，那么，二者之中究竟是哪一个较为冷静，较为规则的，我们实在不易判断。从床上起来，饮咖啡，写原稿，讲讲义，吃饭，散步，这都是一定的，每日在一定的时间用一定的方法被履行着。他穿一件灰色的外套，拿一根打狗棒，出门后在菩提树下的街上开始做所谓‘哲学家的散步’的时候，近邻的人们就都觉得现在时间已经是四点三十分整了。散步时间究竟是否如海涅所言，却是疑问。）而不拘春夏秋冬，上下于这条街上者总是八次。倘使天气变为灰色，将要下雨的时候，那么，他的老仆就很担忧地拿着极大的雨伞，跟在他的后面，好像是幻象一样。内面的康德与外面的康德之间有可惊的差别。倘使哥尼斯堡的市民一旦接触他的思想，那么，他们在康德之前，如立在执行死刑官的前面的罪人一样，恐非有一种恐惧与战栗不可。但是，不懂底细的市民，看康德只不过是一个哲学先生。他们见到他，一面同他行礼，一面开准他们的钟表。”
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日一样的做去，这就是康德的生活，他不知道旅行是怎么一回事。他在最后的数年，简直连近郊都不去。康德所谓经验界是极狭隘的。他不曾见到其他的都市，他也未见到其他的乡间。他所见的只有书籍。他是在德国大学中最初讲授地文学的教授，但是他不知山是什么，且从没见过一座山。由哥尼斯堡只要二三小时就可以到的海，人们都说他从没去看过。
康德所用以补充他的经验的就是读书。他完全是古式的学问家，书籍就是他的全世界。话虽这样，可是他绝不是喜谈空理的人。他在重事实尊经验一点决不落于人后。所以他最喜欢读别人的旅行记和其他关于自然的研究。照他的门人的话，康德的旁边，无论何时，都安放着新出的书籍，这是他写原稿写到疲倦时所用以消遣以恢复他的元气的。小说、文学等也都在他读书范围之内，只有软文学却是他所排斥的。
我们现在再就康德的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一言。对于当时的法制及时事，康德实在多不关心。他纵有忠君爱国的精神，但是没有特别足以令人注意的程度。他真是一个哲学家，却不是一个世俗人。惟他对于启蒙主义的代表的帝王——普鲁士王——因为王极尊重自由的思想，所以极表敬意。然他也不是王的绝对赞美者。他因为深恶战争，所以他对于当时的腓特烈大王（Friedrich der Grosse）也时加以猛烈的攻击。尤其是大王因军费之故，把学校经费节减的时候，康德尤为愤激。加之，康德是一个平民哲学家，所以他对于皇族贵族等等极少理解，毋宁对之常抱着一种反感。一方面，因为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实现，法兰西革命也已成功，他也赞成勃兴的民本政治，而嫌恶从来的贵族政治和专制政治。要之，康德做国民的态度也是根据他的学问的考察而决定的。
他与教会的关系也是一样。他承认教会的必要，他赞美教会及于民众教化上的功绩；但是他却不愿自己出入教会，履行礼拜。这或许是他在幼年时代关于教会生活太受强制，因而致此，也未可知。惟他对于基督本身，对于基督教，却抱有充分的尊敬与信仰；而于《圣经》，其尊重之念更为强烈。
及至1790年以后，康德渐行老衰，而他平生所遭遇的唯一的大难也就临头了。这一事件虽不久即行消灭，但康德的内心由此所受的伤害已是不会再归痊愈。1786年，大王崩去，继位的是威廉第二（Wilhelm II）。同年，康德升任大学总长。当临御的时候，康德曾经代表大会叙述奉迎之辞，王在答辞中也曾称颂康德为哲学的权威。然至1788年，先帝的宠臣和贤相策德利茨遽行退职，沃尔纳（Wöllner）继任宰相，从此以后，反启蒙的运动顿行勃发。关于思想问题及信仰问题，政府的方针忽行一变。同年7月9日，所谓宗教令一时发布，对于启蒙主义开始实行根本的扑灭运动。威廉第二和沃尔纳用尽一切检阅、免职、惩罚等等的手段，想把先帝所筑的一切新施设加以破坏。
康德也是受这一种迫害的一人。当时，有一种《柏林月报》（ Berliner Monatsschrift ）最受政府的嫌忌。康德在这杂志上当时发表了一篇《人生的根本恶》。这一篇论文对于宗教当然是极有关系的。检阅官因为论文的内容虽与旧式的宗教思想多有出入，然所论极为深奥，究不是俗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就准他发表。但是为时不久，康德又发表了一篇《善恶的争斗》。这篇论文的内容比前篇更进一步。检阅官一见此文，便立行禁止该杂志的发卖。康德没法，乃更成二篇论文，把来与前二篇合出一单行本。这单行本的名称叫做《在理性限界内的宗教》（ Die Religion innerhalf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 ）。内阁一闻此书出版，勃然震怒，遂向康德发一通的公函，说今上不满于康德之所为，命他此后不准再做这类论文。康德心中虽然懊闷，然知反抗之无益，乃于答书中把此后暂时不做这类论文的命令承认了。这实在是因为康德当时元气已届衰颓，更没少年时代的意气的缘故。及至后来，威廉第二去世，威廉第三即位，康德又对宗教问题自由地发表他的议论了。
1793年，书店主人想把《由世界的立脚点所见的一般历史的意义》（ Idee zu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再版的时候，来请求康德加以增订，康德以年老之故把他拒绝。1799年，康德的老衰的程度更加一层，竟已不能再上讲坛了。他对讲义虽不能胜任，可是他还是著述着。不过所谓著述也只是浪费纸笔把从来的思想加以反复而已。
1804年2月12日康德逝世。他临终的一语是：“这是好的。”这是多么安静美丽的死啊！他的坟墓在斯拖亚康气奈（Stoa Kantiana）。墓标上的字句是由他的《实践理性批判》（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取来的，就是：“位于我上者群星之天空，存于我心者道德之法则。”（Der g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
1766年4月8日康德在他致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书信中说：“从纯粹的内心所出的自重之失却，固是我从来最大的罪恶；但是现在已没有这样的罪恶了。”又说：“思索的结果虽得有许多清澄如水的真理，但我还没来行发表的勇气。一方，把没有思索到的事项来行发表又非我之所能。”由此看来，他的向内的意志虽很强固，可是他的向外的性格却非十分刚强。
康德有两个一见似相反对的特征。他绝不是像莱辛、巴塞（Basedow）、路德（Luther）、布鲁诺（Bruno）一流的刚强的男子。他没有与敌人拼命对抗的勇气。他乃是纯粹的学问家。他于锻炼他的思想却是百折不挠的。所以，康德的意志的强固，可以说是向着内面和自己，却不是向着外面和他人的。争斗辩论不是康德所喜欢的，就是学术上的讨论，他都不大愿意。对不合意的事，他就以让步了之。似乎幼年时代的怯懦在日后也还残留着。他自己说，他不讲未经思索的话，而即经思索的事，却也未必全讲。他真是这个样子。但就他对自己而论，他的意志之强，实在出人一筹。他的道德的生活，他的经济的生活，他的饮食的生活，都依据他的主义而行，他把一切物欲都能抑止。就这点论，他虽是卢梭的崇拜者，这都不能与卢梭的性质相容的。卢梭是弱者，卢梭不能支配物欲，反为物欲所支配。所以卢梭也可说是物欲的奴隶。然而康德的生活却完全是规则的，差不多是过度地规则的。无论怎样诱惑到临的时候，他决不因此破坏他的规则。理性是他的最高的指导者。自然不过是一种理性活动的资料而已。他本身实在可称为他道德哲学的典型。他彻头彻尾是依据主义而行活动的人。他是完人。如在卢梭所能找出的那种由自然流露出来的美的心情，我们不能在康德上面找出。康德总是普鲁士风气的代表。他是喜欢规则，厌恶自然性的。当然，这是可贵的人格的一种形象；但是这只可以算一种，却不是全部。就缺点而论，凡具这种人格的样相的人们往往没有血性，没有情热，而且过于呆板。德国北部的人民，确是多有这种缺点的。
有人把康德比诸苏格拉底。例如赫尔德就是其人。在两大哲学家之间，无论在性格上，无论在思想上，确有不少相同之点。他们的长处都在站住独特的境地，不顾他人的赞否。他们对于自己所信以为真的方向竭力奋斗，却不管结果之如何。苏格拉底如此，康德也是如此。就思想论，亦复同样。他们两人对于肯定和否定，多有相似的地方。他们对于虚炫的博学家，都是极端嘲骂。苏格拉底之对于诡辩派，康德晚年之对于主张科学万能的学者，他们的态度完全一致。又在苏格拉底和在康德，他们的破坏，都是为着建设的破坏，绝不是为着破坏的破坏。苏格拉底之破坏诡辩派的怀疑哲学，是为着建设道德与信仰。康德之破坏休谟的怀疑论而标榜认识论的合理主义，是为着发扬实践理性的威严与建设宗教的道德。
康德的性格已如前述，我们现在再述他的教授生活。他在哥尼斯堡大学执掌教务，前后约有四十年之久。他的感化与热诚实在有足令人感佩的地方。当时德国的先觉者，无论官吏、僧侣、教育家、学问家等等，差不多没有一个未曾听康德的讲义。以僻处极东的一大学，居然能称霸于德国诸大学中者，当然是由于康德一人的力量。
康德的讲义，与沃尔夫一样，殆占广义的哲学的全领域。他所谓讲授的题材大体如后：
论理学 五十四回（1755至1796年）
形而上学 四十九回（1756至1796年）
道德哲学 三十八回（1756至1789年）
自然法 十二回（1767至1788年）
哲学辞典 十一回（1767至1787年）
自然神学 一回（1785至1786年）
教育学 四回（1776至1787年）
人类学 二十四回（1772至1796年）
地文学 四十六回（1756至1796年）
论理物理学 二十回（1755至1788年）
数学 十六回（1755至1763年）
重学 二回（1759至1761年）
矿物学 一回（1770至1771年）
此外，他虽还有其他所曾讲授的题目，但就质及量而论，他一生所最擅长者，当然要推论理学、形而上学及地文学三科。在志愿讲师时代，他对这三科差不多每期讲授，等到1770年以后，乃于夏季讲论理学，冬季讲形而上学。1772年，他于地文学之旁兼讲人类学，前者在夏季，后者则在冬季。做大学讲师的最初，他所注重者是数学及自然科学的讲义；但是一至1763年，他把数学中止，而在1770年以后他讲物理学只有五回。论理学（道德哲学）他一直讲到最后的一年为止。自然法、人类学及教育学，是在1770年以后始行开讲的。最初，每一学期，他担任四至五科目的讲义。而在某一学期，他竟担任科目至八种之多。但至1770年以后，他所担任者不过三科而已。就听讲者的数目而论，以一百名为最多，少则在二十名以下。
他的教授法在外形上分为讲义及学级研究两种。学级研究之中，又分讨论、试验、复习、试验的讨论、试验的复习等类。就教授法实质言，他避弃独断与注入，却注重批评与研究。他务使学生用力于独立的思索与独立的解决。康德所以讲授的目的不在养成专门的哲学者，却在于养成独立的思想与真挚的品性。他致赫茨（Herz）的书信中曾经说过：“学校生活的目的不外在于扶植一定的主义于英才的心中，以求适当地启发他们的天才。”他又说：“科学实不过为实际的分别（Die Weisheit）之手段，而正因它为手段，科学所以有它的真正的价值。这样想的时候，科学方才为必不可缺的学问。”他注重实践上的品性而把科学的知识放在下位，也就于此可见了。
康德最大的特长是头脑的明晰与锐利。他由此二者乃得把哲学的体系加以完成。但是他的长处不限于此，他于此外更具有一种深玄的特性。他于世界人生的究竟问题，有一种明确的洞察与深玄的鉴赏。他的学说中间差不多有像神秘主义那样的深味。照他所说，我们人类都营二种的生活：一种是感觉的生活；一种是先验的超时间的生活。他的思想的高深，就此一端已可想见。而更进一步讲，他的思想，不但是深，而且是广阔得很。他的胸中实在包罗着多种的知识。数学与自然科学既为他所擅长，而于历史、法理哲学及宗教哲学等等，也有精深的造诣，康德确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
他的著作生活是在老年的时代始行着手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的出版，实在他五十七岁的时候。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样迟的时候始行发表他的大著的，实在不易多见。倘使康德也像斯宾诺莎（Spinoza）、笛卡儿等哲学家同样地早死，那么，康德的名恐怕是与哲学史没有多大的关涉的了。所以康德，从一面讲，有他独特的幸运。但是他同时也不得不受着一种损失，就是：他因著作太迟，他在思想方面及在文章方面，总是缺少旺盛的生气和活力。
就他的文章而论，他的文笔实在不能称为德国文学界中的能手。但他初期的文章，确比老年流畅得多。例如那部《洞见精怪者的梦》（ Die Traume eines Geistersehers ）是在1760年代作的，他的描写就极富于暗示与魔力，能够捉住读者的内心。而晚年的大作，只示出一种不倦不厌的反复与精细，同时，干燥无味也就是这种大作的特色了。
在康德晚年的大作中可是也未始全无他们的特长。约略举之，可得三点：
（一）把一切的虚饰无用的文字都行除去，只求热烈地纯真地表示内心的思想。
（二）竭力留意于体系的完成。
（三）文辞的精密。
但是长处，从他面看，也可看做短处。第一的长处，当然伴有单调与乏味。我们在三《批判》之中，不能找出有趣或滑稽的文字。第二的长处，同时也难免呆板之诮。太顾体系，自然内容方面不能畅所欲述。第三的长处，文辞的精细固属可取，然而精细，从反面看来，也就是琐碎，冗长与散漫。
康德关于他自己思想的发展分为二期：一为批判期；一为批判前期。这两者是以1770年的“论文”（就任教授时的开讲演说）为界限的。前于此者为批判前期，后于此者为批判期。
但是我们对于批判前期的著书，仔细施以考究的时候，我们更可把这前期划成两期。就是：一是属于1750年代的后半，一是属于1760年代的前半。在于前者，康德的研究范围为德国正统派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以及自然科学；在于后者，康德正在吸受英国派的怀疑的经验的倾向。所以前一时代可称为独断的合理的（Die dogmatisch-rationalistische）;后一时代可称为怀疑的经验的（Die skeptisch-empiristische）。而此后的所谓批判期，却可称为批判的合理的（Die kritisch-rationalistische）。对上三者，我们简称之曰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三期。
在第一期，康德正在徘徊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之下，而同时却受些英国牛顿的影响。他在这时候的努力大部注在自然科学方面；而就中对于宇宙学、地文学和数学的物理学尤为注重。
第二期，当时极为短促。这是始于1762年，终于1766年，差不多全体不过五年的光景。在这时期，康德的研究偏重于认识论及形而上学，而同时带有怀疑的色彩。休谟是他这时期的崇拜和研究的中心。
第三期，即批判期，是开始于1770年。同年的“论文”，实在是这一期的序幕。“论文”在康德的思想史上，实在划着一新纪元。我们一读“论文”，的确可以见到康德的新哲学的形态和特色。在这一篇“论文”之内，最为明显的所在是感觉的认识与睿知的认识之区别，是现象界与实在界之对照。新哲学之所以为新哲学，要在于此。这样看来，这实是柏拉图主义的再现，这实是实在论的合理主义的复活。现于五官的实在，只是现象。真的实在，乃是理念界，乃是睿知界，乃是只有由于理性之力方才可以达到的世界。所谓康德的大作《纯粹理性批判》的骨子，早已存在于这“论文”之内了。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始行出世。这册书的内容，大体是把“论文”敷衍而成；但也不无修订的地方。例如二律背反的解决，就是补那篇“论文”的不足的。1783年，康德为着解释世俗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误解起见，他出了一册《形而上学序说》（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其后，1785年，他又著《道德哲学的根本原理》（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86年，他又出《自然科学之哲学的入门》（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此后，于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于1790年，《判断力批判》，先后出世；于是三大批判始告完成。1780年代真可谓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丰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