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特质

多样性

前面提及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是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对欧洲的历史学界产生了颇大的冲击。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非常重要，而那些政治军事的细节研究却不能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真正的了解。布罗代尔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战俘营里以五年时间写了《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说明欧洲经济的发展、社会以及文化的变迁与地理环境分不开。我个人相当赞赏这个观点。他晚年写了一本《文明史纲》，提到上文讲过的文明和文化的区别。

文明是某种大面积、长时段的生活方式的表现。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文明的多样性。图1-16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天主教堂；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重要的都市，而这座教堂是意大利人获得允许在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修建的。

另一个法国学者列维施特劳斯（C.Levi-Strauss）于二战前到巴西住了多年并做了许多田野调查，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忧郁的热带》。他在一个亚马逊丛林部落中，发现这些部落居民的智商和科学能力都很强，但由于环境的限制，他们走不出那片丛林。所以他们就对附近的野草分类，命名了200多种不同的草，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叫得出这些草的名字。事实上，这些草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好奇心和智力需求驱使他们对这些草进行分类研究。

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的结果是，亚马逊河流域那些所谓的野蛮人虽然几乎都衣不蔽体，只以吹箭作为武器，但是他们跟一个法国索邦大学的教授并没有智能上的差异，只有教育水平的区别。他自己在法国受到那样的教育，所以他有那样的知识。而这些“野蛮人”在亚马逊大丛林里面，没有找到一个能够逃出他们所在环境的方法，而他们的地理环境不允许他们做其他的事情。这是热带的悲伤，也是一种文明多样性的表现。

图1-17是我在柬埔寨的吴哥窟里拍到的照片。吴哥窟这座宏伟华丽的建筑群，不知道是因为疟疾还是气候的变化，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被丛林湮没了。因为南宋的士兵曾经到过柬埔寨，吴哥窟这幅壁画上有一些人作南宋士兵的打扮，证据是他们头上的发髻和武器都是南宋样式的。

图1-18是我在巴黎看到的用阿拉伯文举行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叙利亚教会巴黎教区座堂的铭牌。叙利亚不只有伊斯兰教，还有叙利亚东正教、天主教叙利亚教会，以及使用古叙利亚文的基督教东方教会，它的历史比天主教会还早。

巴黎的叙利亚教会座堂、吴哥窟的南宋士兵壁画、伊斯坦布尔的天主教堂和巴西亚马逊丛林部落的生物学知识，这些明显都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交往。

东正教非常注重仪式，信众在华丽多彩的偶像前面诵经祈祷，并且经常会触摸圣像以祈褔。图1-19明显具有东正教的艺术风格，表现圣母玛利亚抱着小耶稣。图1-20是东正教里曾经风行一时的破坏圣像运动的遗迹。9世纪时，可能是受到当时强势的伊斯兰教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影响，在东正教文明里也出现了毁坏偶像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理论和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大致相同，即上帝是无形无相的，不应该把上帝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加以崇拜。所以这些毁坏偶像的人就用一个十字架和一些几何图形把原来教堂里的圣像遮起来。他们当时把不少教堂里的装饰都改变了。文明具有多样性，即使在同一个文明系统里面，在不同的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

互动性

公元前14世纪，在中东的肥沃新月和周围地区同时有六个说不同语言的王国。今天伊朗西部的埃兰（Elam）王国是由操印欧语系伊朗语的部族建立的；在今天伊拉克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这时已经式微，由最后一批亚摩利人统治，但当时的通用语言是阿卡德语；在巴比伦北方则是操一种闪米特语的新兴强国亚述（Assyria）；亚述之北是米坦尼（Mitanni）王国，统治阶层来自黑海北岸，说一种印欧语，但国内多数人说的是既非印欧语也非闪米特语的胡里安语（Hurrian）；在米坦尼之西是曾经非常强大的操西部印欧语的赫梯（Hittite）王国；赫梯的西南是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说的则是非亚（含闪）语系的古埃及语。

赫梯王国和东边的米坦尼王国在公元前1380年签订了一个协议，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条约之一。这两个邻国本来有领土纠纷，但是赫梯为了专心应付西南方的埃及，不愿意与东边的米坦尼继续冲突；米坦尼则为了应付来自南方的亚述的压力，也决定不与赫梯冲突。于是，两国正式签订了用楔形文字写成的和平条约；双方承诺遵守条约，并对自己的神灵发誓，如有违背，必将遭到惩罚。从两国发誓的对象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应该都有早期印欧语部落的文化传统，因为他们各自神祇的名字很近似，而且都有一对翅膀。

属于尼罗河文明的埃及新王国在3300年前与晚期的赫梯王国有长期互动。它们持续争锋将近一百年，曾在今日叙利亚境内的古城卡迭石（Kadesh）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然后两国开始和好，并且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签订了和平条约：其中一份以阿卡德楔形文字写成，刻在黏土板上；另一份以埃及象形文字写成，刻在当时的埃及首都卢克索（Luxor）的王宫墙壁上。双方保证永久和平，子孙后世不得违背；互相允诺遣返对方的难民和罪犯，并且有义务帮助对方平定叛乱。立约双方宣布向一千位男女神灵以及天、地、海、风等立誓。

后来，赫梯公主嫁给了埃及国王，这位埃及皇后还用楔形文字写信给赫梯皇后。信写在一块黏土板上，为了防止别人看到信的内容，还特别在信的外面用另外一层泥做成“信封”，在泥“信封”上刻上收信者的名字。等信送到收信人的手里，她用榔头先把信封敲碎，再细读内容。

图1-21中的浮雕发现于今天伊朗西南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最早的波斯帝国王宫遗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300多年之前（公元前539年），波斯的居鲁士国王击败埃兰（Elam），建立了波斯王国；他的继承人大流士（Darius）又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波斯波利斯作为首都。波斯帝国设立了20个行省；这20个行省的范围，不小于当时秦始皇统治的领土。那个时候许多不同民族和王国的人要去向波斯国王进贡，这一小片浮雕表现的是一队留大胡子的人牵着双峰骆驼前来送礼。所以，当我们看世界古文明的时候，不应该总是强调我们多么古老。我们的确是延续性最强的，也是今天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但不是最古老的。

图1-22描述的是中世纪欧洲骑士作战的方法。双方骑着马，握着长矛，冲向对手，被刺中跌下马者输。在这幅画里，左边的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用长矛刺中了从十字军手里收复耶路撒冷的萨拉丁——当时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画面显示后者身体后仰，立刻就要坠马。但是历史事实是萨拉丁从未在个人的角斗中被理查打败过。二人曾经通过书面方式进行谈判，却从来没有见过面。狮心王理查发现无法用武力重夺耶路撒冷，就在1192年撤军回欧洲，萨拉丁则是1193年因病在叙利亚去世。这幅画说明，在文明的互动中，也往往存在偏见、误解和恶意宣传。

图1-23绘于萨拉丁死后大约一个世纪，蒙古人统治波斯时期。内容是说元朝学者带着历史书到波斯，献给蒙古伊利汗。中国的历史书本来就多，但是此前恐怕很少传到波斯。统治中原的蒙古大汗叫人送书给同是蒙古人的伊利汗（蒙古文意为“子辈汗王”），使他了解历史是很有可能的事。由于蒙古人在13世纪末期同时征服了中国和波斯这两大文明古国，以至于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增加，这是文明互动的另一种形态。

图1-24是一封用回鹘字母拼写的蒙古文书信。11世纪末，欧洲的天主教徒在教皇的鼓励下，对东方的伊斯兰世界连续发动十字军东征，占领了耶路撒冷，并且在黎凡特（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建立了若干个拉丁王国。但是，如上所述，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是十字军被萨拉丁的军队击败，失去在黎凡特的占领地，最终于13世纪退回到西欧。

13世纪中叶蒙古人在旭烈兀的指挥下西征伊拉克和叙利亚，几乎占领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但是旭烈兀只打到叙利亚北部便率领主力部队回师，参加即将举行的推选大汗的高层会议；他所留下的少量兵力非但不足以继续南下耶路撒冷，还被取代萨拉丁统治埃及与叙利亚的马木留克军队打败。

第四任伊利汗阿鲁浑得知法国的圣殿骑士（Templars）曾经占领过耶路撒冷，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1214—1270）也曾建议和蒙古联盟，但是十字军最终被马木留克军队击败，于是在1289年写了一封信给法国的菲利普国王（英俊的菲利普）。信中建议双方军队在大马士革集结，共同攻打耶路撒冷，打下来之后平分战利品，但耶路撒冷可以由基督教徒占领。这封信由一个意大利商人作为特使带到法国，但法国的反应不积极。等到那位意大利特使按计划去英国寻求联盟也失败之后回到波斯时，阿鲁浑已然去世。1304年，继阿鲁浑成为伊利汗的完者都又写了一封信给英俊的菲利普，再次交给那个意大利特使带到巴黎，但法国人此时更加不想到东方冒险。这两封信现在都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图1-24那封蒙古文写的信有什么特色呢？在信里有三处盖了有“辅国安民之宝”六个汉字的国玺。这是北京的忽必烈大汗为册封在波斯的伊利汗，特别赐给他的玉玺。前后两位伊利汗写信给法国国王的时候，都没有忘记盖上用汉字篆刻的玉玺。这是文明互动的一则趣事。

延续性

图1-25是法国科学院的入口处。我有一次应邀参加法国科学院的年会，看到法国科学院门口有穿图中所示的军装、亮出军刀的迎宾仪仗队。这是因为法国科学院创立于拿破仑时代，因此其穿着的军装式样是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这就表现了文明的延续性。尽管法国是文化、科学都非常先进的国家，但是它的现代性没有终止延续性。

图1-26是一家伊朗的“左哈纳”（Zurkhaneh）。人们在里面举重、做体操、跑步，同时又击鼓，诵念《古兰经》。它的性质和作用与中国的武术馆类似，据说是11世纪就出现的一种民间活动场所。目前它是一种集体健身，加强宗教热忱和爱国情操的场所。伊朗社会和朝代虽然经过了一千年的改变，经历了塞尔柱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统治、帖木儿的占领和土库曼人的入侵，这种民间的武术馆却始终存在。

文明都有延续性。图1-27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苏莱曼苏丹（苏莱曼一世），16世纪前半叶在位；图1-28是苏莱曼苏丹的玄孙塞利姆三世，他在18世纪后期开始进行改革，装束已经与苏莱曼有所不同，但是两位苏丹的服饰还是有类似之处。图1-29是塞利姆三世的玄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已经穿上欧洲式的军装，但是头上戴着红色的费兹帽（Fez）。三位苏丹的衣着各有差别，但也具有延续性。

图1-30是阿塔图克·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的装束又改变了，穿了一套欧式燕尾服。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虽然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而凯末尔自己是十足的西化派，但是土耳其社会基本的组成和信仰系统并没有突变，所以仍然表现了延续性。今天在土耳其各地，虔诚的穆斯林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多数城市都可以吃到奥斯曼时期的食物，买到当时式样的瓷器和细密画等等。土耳其全国各地清真寺极多，很多是奥斯曼时期遗留下来的，也有很多是最近一个世纪里新建的；清真寺里的装饰和写在墙上的《古兰经》字句与以前没有分别，宣礼塔的诵经声没有改变，清真寺里祈祷时的礼仪和内容也没有改变。

图1-31展示的是土耳其一个苏非教团特有的宗教仪式，是一种连续旋转的舞蹈。这是诗人鲁米在13世纪时创造的，是一种可以使舞者感觉到和真主合一的崇拜方式。中国也有参加苏非教团的穆斯林，但并不利用旋转舞蹈这种方式，而是通过重复用特定的腔调颂念《古兰经》的某些章节达致与真主的合一。今天仍然有许多土耳其人尊崇伊斯兰教的各派苏非主义。这是伊斯兰文明中既统一又多样的表现，也是它整体延续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