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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既是中国地理上的封闭地带，亦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区域。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使中国的这一腹心地区带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在这一广大区域，清中叶以来就聚集着占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把这一巨区提取出来，作为研究区域社会演化的个案，来探索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去考察这一历程中的曲折、困难和痛苦，将是很有意义的。
长江是一条横贯中国东西的经济和运输大动脉，重庆—武汉—上海这三个长江最大的城市和港口，组成了联络中国腹地、中部和沿海地区的完整系统；长江流域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它沟通了西南、华中、华东（江南）几个大区的经济往来；长江流域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游的巴蜀文化、到中游的荆楚文化，再到下游的吴越文化，组成了一个长江文化带。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必须要借助于载体，由西至东、从上到下万年流逝的长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个角色。因此，从特定角度看，长江上游的研究和开发可以说是整个长江研究和开发的基础。
之所以把长江上游视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来考察，是因为长江上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其区域性的特征。实际上，人们在研究中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视角，如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即是围绕这个区域来进行的；台北“中研院”进行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共列十个区域，长江上游的四川也是独立区域之一。在国外也有学者根据这个划分进行区域性的研究，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将中国分为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四川）、云贵和东北（满洲）九个“巨区”，对城市结构和系统进行分析。
因此，本研究也是把长江上游作为一个地理、环境、经济，以及文化的独立区域，来考察这个地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路径、特点，以及局限和问题。
20世纪以来，社会史的研究在西方有长足的进步。20年代末法国的费弗尔（L.Febvre）和布洛赫（M.Bloch）在巴黎创办著名的历史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后来该杂志又改名《社会史年鉴》《社会史论丛》，鲜明地举起了社会史研究的旗帜。在年鉴学派的著作中，研究地理、气候、城镇、乡村、水陆交通、商业贸易、内外交往、各地物产、民众生活、文化方式、家庭、社团、谋生、制度、习俗等，从而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社会的各个方面。年鉴学派的研究方向是有借鉴意义的。
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小自日常生活、中到社会组织、大至市场网络和城市系统等都可以是我们的研究范围。具体来讲，本书所涉及的社会史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如自然状况与灾荒、人口结构、宗族、家庭、城市社会、乡村社会、社会流动、社会救济、社会风俗、社会组织、社会阶层、地方统治结构、教育制度等。严格地讲，本书涉及的内容有一些超出了社会史的范围，但是，把社会及其相关因素加以综合考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整体把握社会，我想把研究范围扩大一些也并非是多余的。同时，我也并不认为这本名曰“区域社会研究”的书已包罗万象，实际上社会是太丰富了，一本书是根本无法容纳的。
社会史的研究，既不像自然地理研究那样可以有较长固定的时间，亦不像革命运动研究那样集中于一个短期的关节点，而是研究既相对稳定，又缓慢变化的社会演变的进程。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F.Braudel）指出了时间的多元性，即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量度历史，他概括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等，即人与其环境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几乎静止不变的历史，历史的流逝难以察觉，是一种由不断重演、反复再现周期构成的历史”。所谓“局势”，是指较短时期（10年、20年、50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产生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等，“这种历史的时间固然滞缓，但却能感觉到它的节奏……我们可称之为社会史，即人类群体或集团的历史”。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种历史充满着表层的喧嚣，是由历史潮流冲击出的泡沫”，它短暂、迅速、敏感和不安
。本书所着重研究的就是“中时段”的历史，即社会的历史。
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政治事件乃至注意力都集中在短时段，即事件和重要人物身上，而往往忽视了产生和制约它们的社会历史土壤，把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内涵深沉的历史，描绘成干巴巴的政治事件冲突、英雄人物驰骋的小舞台，充满着表层的激荡，却看不到深层的潜流。因此，要了解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必须研究政治事件后面的动因。本书较少涉及短时段的研究，这首先是考虑到过去对社会史的研究太不充分，有必要集中精力和花大气力去进行探索；其次是过去对政治事件、革命以及重要人物的研究比较深入，成果较多，在许多方面似乎没有必要再作重复性的劳动。如果我们能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的解剖来为短时段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依据，那么我想，即使本书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偏好，读者和学术界的同行也是能够谅解的。
应该指出的是，我并不赞同年鉴学派过于轻视政治事件对历史影响的观点。布罗代尔把政治事件看作昙花一现的现象，认为它们像萤火一样逝去，几乎没有闪光就回到黑暗之中，常常进不了人们的视野。我认为，既然政治事件是社会潜流长期酝集而激荡出的浪花或泡沫，那么它就是社会问题长期累积的爆发。重视事件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社会。因此，本书也注意到了一些重大历史变动对社会的影响，如长江上游门户的开放、清末的改革等。
地理环境往往是构成一个社会特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个社会在数个世纪中受制于生态环境如气候、植被、物产、农作物的类型等，必然形成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江上游地理位置的封闭、城市的分布、农业的类型、交通路线的固定都反映了地理结构惊人的持久性。强调地理环境的影响并不等于地理环境决定论，所谓地理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即人同自然交往和对话、相互作用及动态平衡的历史。这种历史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恰恰忽视了对它的研究。本书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时，力图注重地理环境的因素，把与社会相应的生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去描述这个区域社会所独具的特点。
本书试图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去展现出长江上游这个地处腹地的农业大区的社会是怎样演化的。我们不能把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尽管移动是缓慢的，有时甚至觉察不到，但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再调头回顾，社会移动的轨迹就清晰可见了。因此，本书不过是考察了这个连续体极其有限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社会变化的过程。在本书中，我把社会看作一个动体，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演化。既然传统与现代是相比较而言的，那么对现代的研究就必须建立在深入了解传统的基础之上，因此本书不惜笔墨地对传统社会进行了描述。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这只不过勾勒了一个轮廓而已，不过这个轮廓就成为我们观察从传统到现代的基点，也是比较的基础和参照系。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受外界的影响程度不同，经济和文化状况也有差异，因而各区域的传统和现代化都存在各自的特征。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相对封闭、受外界影响较小，现代化起步晚。从长江中游进入上游，由于三峡天险的阻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洋货进入存在极大的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冲击也大大减弱，因此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现代工业发展缓慢。这种内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影响到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要整体地研究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存在较大的困难。研究这种综合性的课题本应在各种具体问题得到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对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然而由于过去忽视对社会的研究，可资参考的成果不多，在许多方面不得不进行“垦荒”的工作。但在写作本书时，我尽可能地利用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从不认为研究一切问题都要从拓荒开始，如果能站在“巨人”的肩上，眼界将会更加宽阔。凡我征引的著作和论文，都尽量在注释和附录中具体列出。
研究社会，史料的零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特别是统计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对某一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清政府不重视统计，也没有科学的统计手段，即使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统计也很不精确。在史料的收集、发掘和整理方面，尽管我作了一些努力，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没有也不可能将研究这一大课题的资料全部搞到手或查阅完，有时甚至是根据手头仅有的资料做一些主观性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就难以保证对每个具体问题进行准确的研究。我想，如果本书的研究能够表现出长江上游区域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趋势，即使是非常粗糙，那也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了。
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我感到单一的方法往往力不从心。社会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的历史更为复杂，因而也就要求研究手段的多样。研究的问题因对象不同，使用的方法亦应相异，任何一种方法在社会和历史的研究中都不是万能的，所以应该提倡用多种方法、多种途径来研究历史，特别是社会的历史。其实，多年来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且不论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使是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也没有充分应用，例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社会在不断地前进，历史研究的方法亦应不断地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不应采取排斥态度。从简单的数字统计到计量分析，从数学模型到计算机的运用，都体现了历史科学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从而广泛地注意到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结构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等，把历史研究引向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道路，这可以给我们的研究以许多启发。
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社会史资料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数量概念。例如，过去我们常用“廪庾皆满”描绘农业丰收，用“赤地千里”形容自然灾害严重，用“人满为患”来概括人口增加的压力，从而把复杂多变的社会放入同一模式，看不出区别和特点，阐明不了强弱程度。因此，就需要通过计量和数学分析手段来做出数量的说明。在任何科学中，只要有数量、运动、关系、结构，就可以成为数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历史资料中的准确数字是十分有限的，这就需要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在研究长江上游区域社会时，我尽可能地采用了计量的方法，力图用数字去说明一些社会问题，同时用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城市学等作为辅助手段，去进行综合研究。应当承认，虽然我竭力主张历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但受限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水平，或是该用的方法而未采用，或是已采用者也未必得当，这就恳请识者指正和谅解了。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本书旨在对社会的研究，但是一个社会是如此地复杂，几乎不可能在一本书书中进行完全的探索，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下面若干问题进行一些交代。
第一，我们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整无缺地再现历史，由于“主体”意识的不同，所描述的同一“客体”却可能具有不同的面貌。克罗齐（B.Croce）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研究历史总是当代人们的思想活动；（二）历史研究是由对当代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当代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这指出了历史与现时生活的统一。的确，我是用当代人的眼光、思维方式和目的去研究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不可避免地在书中融进了我的主观成分，换句话说，这就是我眼中的长江上游社会。
第二，本书着重研究的是社会，因此分析问题往往是从社会运动、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区别于通史、政治史或阶级斗争史。然而我并无意轻视统治阶级压迫、政治制度或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往往是着眼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规律，而不是面面俱到或套入同一模式，如研究清中叶以后的人口压力则着重从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或许有人会问：你这是不是人口决定论？是不是无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而把人民的困苦仅归咎于人口增加？那么这就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了，但愿本书不要引起类似的误解。
第三，既然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那么我的着眼点即主要放在社会变化的那些方面，也就是强调了社会在运动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在传统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初期，进程是缓慢的，甚至是当时的人们所感觉不到的。因此，本书中所论述的具体社会变化的状况，往往不能随便推而广之到整个区域，也就是说要注意不能夸大这一区域的社会的变化程度。
第四，四川是长江上游的中心和主体，可以说它基本包含了这一区域的全部社会特征。在历史上四川长期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因此历史资料往往是以四川这个行政单位来记载的。为了使课题研究的集中和深入，为了论述的方便和明确，凡涉及全域性的问题（如人口、耕地总数），皆以四川作为代表，而超出川省界限的上游其他部分因占比重太小、地位也并不重要，则基本上可忽略不计。本书之所以不按省划界而要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是鉴于社会区域往往与行政区域的划分不同，前者主要基于地理、人文、经济等因素而自然形成，后者则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规定。因此，在研究区域社会时若囿于行政区划，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区域内社会的运动，并有可能把一个整体人为地割裂了。
本书共分为11章，分别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人口、耕地与粮食，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手工业与工业，政治统治结构，教育的演变，社会组织及功能，社会阶层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以及现代化进程评价等方面对长江上游地区进行了初步的全面的整体考察。力图以此来展现这一区域的广大社会层面，来探索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