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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1989年完成的，它几乎花费了我初出茅庐的整个1980年代。1991年，我求学美国，所以本书拖延到1993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它的初版只有精装本，印了1500册。当时，社会科学的方法让我如痴如迷，似乎觉得一切都量化以后，才能进行分析。所以这本书与我以后的几本书不同，以大量的数据说话，未免会令人觉得枯燥，市场的前景有限。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居然能够经久不衰，反复重印，另外还有台湾繁体字版。直到现在，每当我在国内大学演讲的时候，总是有学生拿这本书让我签名。这些年来，从不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那里，不知听到多少次，这本书是他们课堂上的必读书。听到这些赞誉，的确感到欣慰，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书，仍然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什么能够使作者感到更鼓舞的呢？
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的刘方、陈甜、张晗诸位编辑的热忱相邀和说服，希望我能将我的全部史学作品作为系列出版。他们高度的专业素质，这些年他们所出书籍的选题、质量和社会反响，使我对同他们的合作充满了信心。陈甜是最初和我联系的编辑，没有她的努力，就没有和北大出版社这次全面的合作，张晗作为这个系列的责任编辑，出力最多。本书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以这本旧著作为开端，随后在这个系列中将要出版的，则是我刚完成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和《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特别是前者，耗费了我十多年的时间，自认为是一部精心之作。这两本书的中文本能够和英文版几乎同时问世，也是他们竭力推动的结果。
一般的新版都是扩展篇幅，但是我这次的新版却反其道而行之，主要任务是删减。本书1993年由中华书局初版时，篇幅达到762页。后来虽经再版，但是内容都没有改动，只是改正若干错字，或者以电脑绘制的图表取代手绘图表等。在2006年再版时，我写了一个“再版前言”，说明书出版十几年后，我对这个课题的新思考以及自我反省。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这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本书重新出版，我想是一个对本书进行必要修订的极好机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包括学者）已经很难有时间读完鸿篇巨制了，为了使更多读者能够下决心读这本书，我首先可以尽一些努力，把篇幅减下来。
在删节过程中，对内容进行了十分有限的调整，但是没有增加任何新材料，也利用这个机会对字句作了一些改动。这个新版与旧版最大的不同，是删去大量统计表。原书有统计表250个，有地图以及其他图示32个，新版保留186个统计表和12幅图。由于本书各部分固有的逻辑联系，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个新版，实际上还没有缩减到我预想的最适当的篇幅，仍然有600多页，但是毕竟还是“瘦身”不少。如果不删减，这次重新排版，很可能会使篇幅有800多页，读者一定会感到不堪重负。
删去某些内容，固然有前面所说的为了减少篇幅的原因，但是取舍还根据如下的考虑：一是介绍其他学者的研究的部分，做了比较大的缩减。例如，当我在1980年代撰写本书的时候，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关于中国城市系统和地方市场结构的研究，还几乎没有介绍到国内，他的研究不仅对我启发甚多，我还觉得应该借此机会，将施氏关于长江上游市场结构的研究，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所以引述比较详细，包括市场结构的各种图形等。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他作品的翻译出版以及对他著作的各种讨论，国内已经十分熟悉施氏的研究，我的介绍也完成了使命，不需要在我自己原创的著作中保留太多。二是有些图表是由于统计太详细，除了专门研究某个具体问题的专家，会去仔细阅读某个统计表里的具体数字，一般的读者不会很在意这些资料。因此，新版一方面保留那些论述需要的图表，对那些不需要详细数据也能谈清楚的问题，有关图表便不再列出，只给原资料的出处。如果有对某些数据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找到旧版来对比阅读。
另外，新版对一些文字做了若干调整。我在2006年的“再版前言”中提到：从晚清开始，各种精英出版物中充斥着对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批评。但是当我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基本上是从精英的角度，并没有从民众的角度考虑，例如那些把大众信仰都简单地归之于“迷信”等论断，是当时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作认真辨析。在新版中，我删除或者修改了这类的内容或词语。新版还对若干常用词进行了调整，如“近代化”，改为现在通行的“现代化”（除了个别的地方要照顾当时的语境没有改）。又如“封建”一词，我现在倾向于基本不用，旧版中的“封建社会”，直接采用了国内学术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实际上是前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个国际通行的“feudalism”（封建）的定义与中国的实际差别甚大，成了一个政治的概念。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我的研究取向，我倾向于使用比较中性的“传统社会”这样的表述。
这项研究是受现代化理论影响而完成的，打下了时代的烙印。虽然现代化理论不再流行，“现代化”也被当下时髦的“现代性”所取代，但是本书的基本点，即考察一个内陆社会，一、怎样从内部自身发生变化，二、怎样逐步与外界发生联系，三、这种联系怎样改变了社会，四、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轨迹是怎样展现出来的，等等。另外，本书完成时代是1980年代后期，当时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总体取向还是比较宏观的，所以这部关于清代长江上游的研究，几乎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总体史（正如2006年“再版前言”中所提到的，本书受布罗代尔的影响非常大）。
在本书出版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它涉及的问题，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完成一本专著。例如：环境与生态、人口与移民、耕地与粮食、自治运动、军队驻防、财政税收、商业组织、手工业、教育系统、地方管理、精英士绅、租佃关系、长途贩运、对外贸易、商品经济……如城市日常生活，本书不过若干页，我后来却完成了《街头文化》和《茶馆》两部专著。又如“袍哥”一节，本书也不过几页，我后来却完成了一本关于袍哥的专著，还有一本正在写作。其实，二十多年来，其他学者对清代乃至近代四川的社会研究，也出版了不少的新成果。我非常乐观地预测，关于中国内陆、长江上游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史的探索，还有进一步开拓的新空间，还会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
王笛
2017年5月27日于澳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