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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途贩运

清初,由于年年战乱,上游各关相继停闭,至康熙初最早复设夔关。夔州府知府报称:“今川省凋敝因而商贾亦稀,卑府妄议以春冬二季定税银三百两,夏秋二季每季定二百两,共约计每岁一千两之数。……盖以蜀产销灭殆尽,货物不行,如各厂无人开铸而铜铅无以出卖,楚省盐茶有禁而兴贩不敢越境。举全省通省人民不及腹里之一郡,安望其击毂摩肩商贾济济?” 夔关扼川省进出口东大门,年收税竟只千两,可见商贾之少。

清初在川南设有八个榷关,即建昌、会川、盐井、宁番、越西、梅岭、安宁、大坝,但直至康熙初这些地区仍是“僻处遐荒,舟楫不通”,往来贸易稀少,即使有也多为“肩挑背负”者,所运“货物有限”,因而各关名存实亡 ,只有建昌关地位日益重要。因建昌、德昌、会理一带盛产蜡虫,每当春季,川南的洪雅、夹江、峨眉、丹棱及滇省客商到此交易,在乾嘉之际,“每年虫银不下百万”,建昌关也因之“关税亦旺” 。随着上游经济的逐步恢复,商品性农业也有较大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特别是粮食剩余渐多,大量外运;养猪业也兴盛起来,如在川北山区,“家设猪圈一所,少者四五只,多者数十只”,“惟以包谷饲猪,变易盐、茶、布匹” 。川猪运至陕甘湖广。康熙十九年(1680)于阆中设置榷关专抽猪税。康熙四十年(1701)开辟汉藏贸易,次年清廷派遣喇嘛达木巴色尔济等驻打箭炉,设关监督贸易 。康熙四十六年(1707)川抚能泰奏请在重庆设关,“川省地方,山深林密,产木颇多”,重庆系“川江上流要区”,在此对运往湖广、江南的木材征税

清前期全川共设大小榷关九个,其中户关二:夔关、打箭炉关;工关一:渝关;地方关六:成都四门关(附内江红花税口)、建昌关(又称宁远关)、叙永关、阆中关、广元关、雅州关。其中建昌关、打箭炉关、夔关、渝关都是因省际贸易发展而建立的。表4-1是各关的设立时间和主要征税商品。

表4-1

资料来源:据鲁子健《清代四川的榷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榷关征收商品过道税或落地税,各类商货均定有则例,每一榷关立有岁额。据《皇朝通典》载:“夔关、打箭炉商税,照地方征税例,每两三分” ,即按3%抽税;又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米豆杂粮,均每石征银四分。” 清前期上游粮价大概每石银一两,所以粮食抽税约4%。

各关岁额主要分为正额与关税盈余两项。正额为钦定每年额解户部或藩司常款,盈余则多为关税外的加征,以后逐年增加,盈余往往超过正额。表4-2列出各关各期报解户部的税款额。康熙时九关共征关银14771两,按平均3.5%抽关税算,那么过关商品总值应为42.2万两;嘉庆时九关共征关银239751两,也按3.5%的抽税率算,那么过关商品总值应为685万两。

表4-2

资料来源:根据鲁子健《清代四川的榷关》表一、表二改制。

至嘉庆二十年(1815)四川榷关已增至22个,夔关年税额已上升到183742两,盈余95032两 ;较嘉庆时增加甚多。其时虽有洋货输入,但毕竟仍以土货输出为绝大多数。据川督丁宝桢称:“向来三江湖广等省客商,上水货物过夔关,纳税以棉花为大宗,洋货杂货次之;川省土产各货下水过夔关,以白蜡、红花为大宗,桐油、生漆、麝香等物次之。”

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陆路,如涪州即为上游内外相通的重要商路之一。涪州位于重庆以东450里处,在黔江与长江相汇的角上,它不仅是川省西南全部天然水路口岸,而且是前往湖南的重要陆路的起点。这条陆路入湘境后分为三线:即水路达汉口、陆路至江西和经广西到广东,上游所需东部各省货物和洋货全靠该路供应。宜昌开埠前,这条陆路的重要性超过水路,“道光年间……其洋货入川,由粤海关报验完税后,从湖南之郴州、常德转龙潭、龚滩出涪州以达重庆,水陆兼程必两三月方可到川” 。自从光绪三年(1877)宜昌开为商埠并通行轮船后,这条陆路方失去原有的重要地位,而丰都、忠州、万县和湖北的宜昌、沙市的陆路日趋繁荣。

四川通往云贵的南部商路也进一步得到开辟。由重庆南下或西行运至云贵和边藏的主要有棉纱、匹头、丝、茶、苏广杂货、食盐、瓷器、铁器等;由云贵、边藏运至重庆再分散外省的主要有山货、牛羊皮、杂皮、药材以及云南个旧的锡等。到光绪时期,民间陆运组织“麻乡约”甚至由昆明经个旧、河口等地,将丝、茶和锡制品等运往安南,并承运同类货物由昆明经楚雄到缅甸。

但长江上游的商运是以水路为主体的,长途贩运的发展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大都市串连,形成了商业贸易网络。如岷江流域“地质肥饶,物产丰富,其气候风土最适于农业。而所产农品以米麦为第一,烟草、麻、小麦、豆等次之。其余生丝绢织物等,产额亦富”。成都府16州县物产大多靠岷江运出。流域内的嘉定府物产“最著者为盐、白蜡、生丝等”。盐年额清末约18万吨,白蜡年输出省外约120万两,生丝产额约2300万两。嘉定府为雅州、打箭炉等处“贸易之关键”,而且“当岷江贸易总汇之区”。又如沱江流域盛产糖、盐、棉等,其支流自流井“盐井之数计有五千”,年产额在36万吨以上,这些盐也基本靠沱江运出,“而泸州商业,亦赖此以繁盛”。而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长江、渠江、涪江的河运而繁盛。而涪州的兴起既得陆路之利,亦有河运之便。黔江从贵州思南府北折入川,经涪州城东北入长江,其可通舟楫之处数百里,涪州成为桐油、茶等集散地,“每岁此等货物卖买额达于八十万两以上”

长江上游的商品出入基本上依靠木船。运出货物以粮、盐、糖、桐油、山货、土特产等为主,大都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进口以棉纱,布匹、杂货、海产等为主,多由干流散放各支流而上。运出的桐油、茶、山货等大多运往华东再转运国内外,盐、糖、纸、粮等主要运往云贵、两湖、陕甘、江浙等地。如川糖主要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逐渐扩大,甚至与制糖历史悠久而且量大的台、闽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曰:“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

上游之山货输出,清以前只有生漆、青麻、水牛皮、箱皮、牛胶、山丝六种,清代以后种类渐增,其新增品种情况如表4-3。

表4-3

生漆采办者最初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外广帮及川帮均有办运 ,每年输出量数千桶。清末民初洋行始在上游购生漆。桐油为上游出口大宗,仅以川东的秀山为例,邻近各县以及贵州松桃沿河等地所产桐油均集中于此出口。清初由陕帮商人到此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此为多。光绪间油业盛时外帮商人在秀山设有八大字号收油。乾隆时青麻业渐臻发达,归入“山货药材业”之列 。光绪初年重庆“四门振兴会”成立时 ,青麻已成为重要输出商品,继南京帮之后,内广帮 、汉阳帮又相继营贸。清末洋行开始大量收买。山丝即野蚕丝,主要是贵州出产,假道四川输出,明代是南京帮、西帮采办,销于下江一带,织“山丝绸”。到清代各帮均有经营,每年由川输出有六七千担,每担值七八十两;光绪末由于销行极旺,涨至220余两。民初,云贵产品径由滇省运销各地,川省山丝交易遂衰。

过去农家大多视猪毛为废物,咸丰时内外广帮开始收白生鬃,运至广东再由梳房转洋庄,运销出国,每年输出数百担。光绪中重庆汉阳帮仿广东制鬃办法就地加工,以后各洋行又设厂梳制。黑猪鬃此时也大量加工出口。

清代长江上游长途贩运的兴盛,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市场的扩大,下面叙及的盐和粮食的运销更证明了这一点。 tnce/i1jRgJN8edSbgy2LZquYLJo5mJgbQZTI0Z0B+mii5dzIe8pvRL0TDJoNI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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