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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地区灾荒扩大，产量递减，粮食不敷，水利破坏，土地逐渐贫瘠，农业处于衰败的趋势，已严重地危及国计民生。不少有识之士竭力鼓吹农业改良，传播新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组织农牧垦殖公司，设立农会等。清政府对农业政策也进行一些改进，如开放禁垦区、奖励垦荒、支持创办农业公司、通饬各地发展蚕桑、提倡改良品种、积极普设农业学堂等。特别是20世纪初在全国推行新政之后，亦把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取得了一定成果。僻处长江上游的农业大省四川，由于官绅合作，措施有力，多年不间断地倡导和推行，农业改良成效尤显。
19世纪后半叶，川省生计日蹙，财政拮据，农业凋敝，“肥硗听之地，水旱听之天，乐岁则无仓箱，凶年不免沟壑，衣被取给于人，山原入目枯槁”，“民间本计，大有江河日下之忧”。川省上下都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深感农业改良之迫切，“亟兴农政，以握本富之纲，苏川民之困”
。虽然自1902年以来川省农业改良已成风气，但尚无一总的领导机构，1905年川督锡良令设农政总局，“以挈全省农政之纲”。总局内设农田、蚕桑、树艺、畜牧四个部门，各县设农务局，“以稽考本属农事”。各乡场设公社，每年年终各公社将本年本乡所办农务“分晰册报农务局”，各农务局汇报总局。农政总局规定：凡种树最多、育蚕得法以及种田畜牧有成绩者，各公社“须将其事迹详细注明，送地方官转详总局奖励”。对于“惰农自安”和官绅举办不力者则予以处罚。凡是能自创农学会或自立农桑学堂者，地方官上报总局“分别详请奖励。其有著为农学书呈总局鉴定后当予以板（版）权专利”。农政总局宣告各属：“自兹以往，咸与维新，总局倡之，各属率之，公社董之，民间则效而实行之，万众一心，日臻富庶，复生众用舒之大道，拯啼饥号寒之穷黎，将胥于农政观之，故万政必自农政始。”
1905年以后，各县都设立了总局的下属机构农务局，乡场设立之公社基本上皆为蚕桑公社。1908年以后川省又先后成立农务总会和各州县农务分会，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此外，成都1910年还设立有农业研究会、南充有农商医三会公所、渠县有水利局等
。
19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便注意到农学的重要，陆续编著和印行了一些农学新书，如1897年刊印了三台县陈开沚著《裨农撮要》三卷，陈氏夙留心时务，其序云：“蚕桑乃时务之最，方今稼穑维艰，财力虚耗，非植桑育蚕，以补其阙，闾里安恃？试观外洋诸国，囊括中国之利，凡欲一网打尽，所赖稍稍收回利权者，丝为尚，丝可忽乎哉？”
此书在当时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据载：“自宛溪叟（按：陈开沚字宛溪）著《裨农撮要》，改良蚕桑，丝业日盛，邑人化之，虽世族大家，或有不农，罕有不蚕。”
当时流行的农书还有井研董含章的《西法农学浅说》四卷，光绪《井研志》所存本书提要称：“泰西近精农学，谓于中法有五十倍之收。……因编为书，专取与吾乡土性相宜及乡民力所能为之任，著为浅说，以相开导。”又有施焕的《农器图说》二卷（附有《养蚕新法》一卷），将复杂的新式农具简化推广，“改造简易之法，以便仿行。……绘作图式，并详工匠造修之法。其他细节必须谘询西人者，亦详列焉”
。1901年荣县旭川书院刊印黄英所著《筹蜀篇》，以鼓吹维新为主旨，其中有相当篇幅专论农业改良，如上卷之《水利》《农学》，下卷之《蚕桑》诸篇。书中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农学：“泰西诸国近于农学新法大加讲求，用机器以代人力，一人可作三人之工；以化学造肥料，一亩可收六亩之获。如此法经营中土，每年可增款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之多。”提出先选通晓时事数人，“派选到美国农学堂专攻新法……择其与我蜀相宜者，绘图著说，揣摩而归”
。
农政总局成立后农学进一步大兴，农政总局在成都青羊宫修建陈列所，“将农品各标本及物产各品类运赴所内罗列纵览，以冀开通民智”
。又设立标本陈列室，“陈列农业、林业、蚕业、水产、畜产各标本”。每年秋收以后，“集本年春秋二季农品举行品评会一次，为切实改良之计划”。又将中国旧农书和外国农书编译成白话文刊布，规定“凡有阐明农学，创造农具，改良农产，编译农书者”，经农务总会查核后，便“酌予奖励”
。劝业道也令将农学书，“无论林业、渔业、新说、旧说，均可呈由劝业道核定咨呈”，以供“实业研究”
。1909年川督将农工商部咨文发至各地，指出：“中国农学讲求最古，如农林、蚕桑、畜牧、渔业各项事宜。其研精专学，著述成书者代有其人。且现在各省农业学堂渐次设立，编辑讲义以及私家著述有裨农政之书更复不少，自应先事征罗，以供研究。”
当时设立的各类农业学堂也成为传播农业知识的主要场所，在四川通省中等农业学堂的《应用书目表》中，就有《土壤学》《肥料学》《作物学》《园艺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经济学》《家畜饲养论》《害虫论》《害菌论》《蚕体生理》《造林学》《森林利用学》《森林保护学》《森林管理学》等36种近代农学书
。
农政总局还注意试验，推广良种，“于隙地辟试验场，分科研究”
，并要求各属“择地方试验”
。各地纷纷照办，表3-16是农业试验场示例。
据统计，迄1911年全川计有农业试验场74处。各试验场注意试验和改良种籽，劝业道将“外国籽种分类说明，给发试种”
。成都农事试验场“选购美国、奉天各项籽种以时栽种，成效大著”。1910年川督又咨请驻日大臣“派员选购嘉种”，购得麻、烟、荞麦、茶及芝麻、杂粮等良种运到四川
。
表3-16
光绪二十年（1894）合州张森楷在上海读罗振玉所办《农学报》，“于是始知有蚕桑之学”。1901年在合州大河坝设立四川蚕桑公社，1903年又赴北京呈准学务大臣张百熙，设立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获准往日本参观博览会，“并调查蚕桑及中小学堂一切事宜……遍观东西京蚕校，购仪器于上野”。又广泛召股，预召股银2.5万两。开办之初，公社内计有学生、粗工50人，“所有附近公社及公社分局，各州县有志蚕桑之家，俱准照章送其子弟来学，以开风气”。后又扩大规模，学生至百余名，蚕种4000余张
。在张森楷的主持下，“社誉大起，来学者百数十，校舍不能容”
。四川蚕桑公社设立“数年以来，时时以风气为心”，例如为推广蚕桑，将“培成桑种送人树艺试验，蚕种送人养饲”。而且还“募人四出，逢场演说蚕桑之利、土法之害。逢人辄送蚕种一纸……又复购置电光养蚕影本，招人聚观，以便扩其闻见”
。由于蚕桑公社办有成效，商部授张森楷三等商勋、四品顶戴。蚕桑公社前后开办七年，但始终因财政问题纠缠不清，1909年由劝业道禀请川督，改为合州蚕桑公社
。
在四川蚕桑公社的带动下、在官府的倡导下，各地蚕桑公社纷纷设立，兹示例如表3-17。到1906年，“蜀省各属蚕桑公社无虑数十百处”
。到辛亥革命前，川省已是“蚕社如笋，桑株如荞，丝厂如林，岁进千余万”
。
表3-17
在蚕桑公社出现的同时，蚕桑传习所更是大量建立。1906年四川农政局在中等农业学堂附设蚕桑速成科传习所，讲授“栽桑、养蚕、制丝诸法”。招生40人，一年毕业。传习所力图使学员“深明种植、饲育、缫丝，学成而后，归而教其一乡一邑，或自谋蚕桑事业”
。次年，蚕桑速成科学生毕业，“试验多优，学成而归，转授乡里”
。各州县则就地筹款，设县立蚕桑传习所，分复式、简易两种，并提倡公私设立蚕桑学校
。1909年四川当局又拟在成都开设蚕桑传习所，“广造师资，并求蚕学统一之效”。川督令劝业道派员分路检查“各属传习所办理是否得法，随时详加指导，分别奖罚，务使各地方官尽力推行，始终不懈”
。1910年，“向于蚕桑一事极为注重”的劝业道周善培，在成都南关外农业试验场附设女子蚕桑传习所，取录正备女生80名
。关于蚕桑传习所在各地的发展，见表3-18示例。据1909年统计，全省有复式传习所17处，简式传习所52处，复简结合传习所3处，计72处，学生3400余名
。1911年全川共有蚕桑传习所130余处，几乎每县一所，学生4200余名
。
表3-18
清末长江上游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它们的影响也波及农业的垦殖、种植活动。如1906年天全商人沈子江留学归国，以“川省边陲之地森林极多”，乃约集他人设立树胶公司
。1909年资州朱俊等呈请设立资州等州县蚕业有限公司，川督表示“公家无不力任保护”
。同年赵尔丰饬劝业道“招集绅民组织一大森林公司”，基本金100万两，以百金为一整股，十金为一小股，官商各半，“仍属营业性质，并不沿袭官督商办旧习，藉收实效而省浮费”
。1910年合州石塘刘寅阶等集股试办溥利公司，在小沔溪、滩子坝、三汇坝等处租放山蚕4万种，在水里、铜溪镇、费家渡等租放山蚕1万种，预计“其收茧成绩最好”。据不完全统计，迄1911年上游地区设立及筹办的农业公司有十余家，见表3-19。
表3-19
清末农业公司的出现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一大突破，是近代以来自然经济解体的继续，说明上游农村经济的变化已进入又一个较高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