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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初人口的恢复与移民

明末清初,由于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川省人口丧失十分严重,以致清初四川“丁户稀若晨星” 。如川西平原的温江在“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顺治十六年清查户口,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金堂也是“遭祸尤惨,兵燹之余,居民靡有孑遗,即间有以土著称者,亦不能尽道先代之轶事,且为数寥寥” 。川北的苍溪在三藩之乱后,“民不聊生,俱逃避深山穷谷中……人民破家失业不可胜纪”。当时编定丁粮,全县仅600户 。川东的云阳自“明季丧乱”,“孑遗流离,土著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 。此类描述,在地方史志中随处可见。

清开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随着川省的生产和正常社会生活的恢复,人口也迅速回升。到雍正时,“蜀中元气既复,民数日增,人浮八口之家,邑登万户之众” 。如温江在战乱后,“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田野”。到乾隆之世,增至3万余户,男女14万丁口 。简州在战后仅存土著14户,清初陆续招徕有84户,按明制编为一里,到乾隆时户口达18809户 。资州在康熙六年清查户口时仅74户,520口,但以后“升平化洽,生齿日繁,十倍于昔”,乾隆十八年清查时已有“承粮花户”4072户,14486口 。芦县在“清康熙时,承平日久,并丁入粮,户口繁滋”,计编花户4538户,人丁26668丁 。巴县经明末之乱,“民靡有遗”,“然历康熙以至乾隆三朝之休养生息”,嘉庆元年后报部户口已达75743户,男女218079丁口

清初四川人口回升速度之快,仅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可能的,而根本动因是大规模的移民。由于清政府鼓励开荒政策 ,在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前期,外省人口大量涌入四川。如康熙中期,湖广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 。雍正五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 。由长江水路入川的“楚省饥民”,“日以千计” 。在雍乾之际,福建、广东两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百姓“挈伴入川” ,仅广东潮、惠二府和嘉应州入川人户,“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 。移民长途迁徙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引起了当局的忧虑,以致乾隆初开始限制移民入川,但仍难以遏制这股移民势头,仅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年)5年间,广东、湖南人户“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

移民大量入川,促进了川省经济的迅速恢复,但对人口和社会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人口成分的变化

清代移民入川之多,以致土著被湮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因而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除两湖外,其他省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如大邑县清初土著少,客民多,“率多秦、楚、豫章(按:指江西)之人,或以屯耕而卜居” 。新繁县清初先有湖广人来垦种,继有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人民移入,“始至之日,田无业主,听民自占垦荒” 。简阳县先后有11个省的人入籍,全县222个氏族,外籍占213个,其中湖广籍达133个。在广安县客籍总人口中,湖北占4/15,湖南占5/15,江西占2/15,闽浙占1/15,广东占1/15,另外山东、山西等省占1/15,川人(双流、新津、阆中等县)迁籍占1/15

我们再以资料较为完整的云阳、南溪两县为例做具体分析。表2-1和表2-2分别列出了云阳氏族来源和移住时期:

表2-1

注:表2-1、表2-2系吕实强根据民国《云阳县志》卷23整理。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第230-231页。转引时稍有变动。

表2-2

表2-1、表2-2说明,清代云阳人口基本来自外省,从见于记载的氏族比例来看,土著仅占1.1%,加上川省其他县的移住者,也不过占7.3%,这即是说外省移民达92.7%,其中两湖将近占总数的70%。从移入的时间来看,80%是清以后移入的,其中又以康熙和乾隆时期最多,两朝计移入90个氏族,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云阳的大氏族涂氏于康熙年间入川,“始以一二人之播越,历十世二百年之久,有二千三百九十人” 。再以南溪县为例,见表2-3、表2-4:

表2-3

表2-4

注:表2-3、表2-4系吕实强根据民国《南溪县志》卷四整理。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第227-228页。转引时稍有变动。

从南溪的人口组成来看,移民也大多来自湖广,在72个氏族中有59个,占82%。其移入时间主要是清初,即顺康两朝,计49个,占总数的68%。

移民在川省人口成分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关于全川的移民数量历史上没有统计,我们只有根据有关资料进行估算。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嘉庆时便已基本结束,我们便以嘉庆十七年(1812)为终点。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为98.7万 ,我们略去此前的移民不计,以此数全部作为土著。清嘉庆十七年以前,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均约6‰ [1] ,我们再多估1/3,以9‰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嘉庆十七年川省人口也仅307万 [2] ,只相当于该年实际人口2070.9万的14.8% 。即是说,到嘉庆中期,川省人口中的移民或移民后裔至少占85%。

(二)移民社会的形成

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滋生繁衍,并顽强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着原有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在异乡重组了自己的社会。四川的许多乡场,便是由移民所建,一些城市也因移民而兴。如重庆“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 。明代重庆城内仅8坊,城外仅两厢,到康熙中后期,城内发展到29坊,城外21厢 。移民基本上控制了重庆商业,“各行户大率俱系外省民人”。嘉庆六年在重庆领有牙帖者共109行,综计江西40行,湖广43行,福建11行,江南5行,陕西6行,广东2行,而四川籍仅2行,占总数的1.8%。山货、药材为重庆出口大宗,几乎全为江西、湖广移民所垄断

移民由于客居在外,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建立了一些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 [3] 。据有学者对四川有4所会馆以上的85个县做的统计,总共有会馆727所,其中直称会馆的174所,以宫名馆的471所,以祠名馆的20所,以庙名馆的62所。会馆最多的为屏山县,城乡共计52所,其次为灌县、绵竹、威远,分别有会馆37所、36所、34所不等 。会馆是同籍人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都相当频繁,如重庆的江西会馆一年聚会达200次,其他会馆也在70-80次左右,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 。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保护远离家乡移民的权益,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但也应看到,由于移民的自我封闭和排他性,导致了移民彼此、移民与土著的隔阂和分离,同化和融合过程非常缓慢。由于这种社会组合的特点,使各省移民的后代保持着某些特有的素质 ,因而对社会有一定的割裂作用。

(三)大家族的破坏和小家庭的普遍存在

在传统社会,人们世代固守一隅,这有利于宗族的发展,所谓“世家大族”成为宗法制度最顽固的阵地,但移民运动破坏了宗族结构。正如同治《巴县志》载《刘氏族谱序》所称:“盖人处乱世,父子兄弟且不能保,况宗族乎?” 所以在清代的重庆是“求一二宋元旧族盖亦寥寥” 。大家庭的迁徙十分困难,因而移民分裂了许多宗族,即使有少数大家庭迁徙到川,也往往为获得土地而分居或二次迁移。特别是那些进入城市”的移民,在脱离土地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是同宗族分离。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推动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即所谓“凡城市之民,多五方杂处,为工为贾,贸迁靡常” ,以及“人各有业,业各有祀”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对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组织更为重要。

与大家族破坏相对应的是小家庭的增多,表2-5我们抽出嘉庆中期部分府直隶州的户口统计进行一些分析。

表2-5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5,《食货志·户口》。

大量的移民导致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从表2-5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全川平均每户仅4.1人,远低于全国水平。这即是迁徙的结果,一方面是小家庭有利于迁徙,另一方面是迁徙拆散了大家庭;第二,各个经济区有差异,A和C区家庭最小,B和D区家庭较大,这是因为移民一般都流向城市和富庶地区(即A区),而C区大多为省际地区,移民聚集最多。D区多为贫瘠之地,在嘉庆以前一般不是移民的取向,B区虽条件较好,但可供开垦的荒地为数不多,影响了移民的迁入。

(四)人口空间分布的移动

清代四川的移民是一次人口空间分布的自然调节,是以经济动因为核心的一种自由迁移,因此移民总是流向可得到较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地区。清初,移民大量进入地广人稀的川省,但他们中许多并不是一次定居,往往又视生存条件和环境再次乃至多次迁移。表2-6列出了清代四川人口分布的变化。

表2-6

资料来源:康熙六十一年和嘉庆十七年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所列户口数计算。宣统二年据施居父编《四川人口数字统计之新资料》(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版)所列户口数计算。

从清代四川人口分布变化看,第一,清前期移民人口主要聚集在川东地区。如重庆府康熙末占全川人口的19.3%,夔府占11.9%,以后移民逐渐由川东向川西、川南、川北疏散,到嘉庆中期,重庆府和夔府的人口占全省的比例分别降到11.3%和3.2%。第二,清中期以后随着四川经济中心的逐渐东移,人口重心也往东移动,如清末重庆府人口比例再次上升到15.8%,而成都府却由18.5%下降到9.4%。第二,近边缘区在清中期后人口比例增加,这是由于中心和次中心的人口密度较大,促使人们向条件一般但开发余地较大的地区流动。

[1] 按以下方法算出: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人口数不可靠,我们以清查后的乾隆四十一年全国26823.8万人为基期数(P o ),以嘉庆十七年的33370万人为终期数(P n ),按公式 。即6‰。罗尔纲先生的测算还要低,为5.66‰(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

[2] 根据公式P n =P o (1+r) n ,P n =98.5(1+9‰) 127 =307(万)

[3] 川省移民会馆的名称、主要建筑、所奉神祇先贤如下表: TzEZnBe2CDlqAQks5CgUUua73T1Msw/W3KOskeScV89EB+d8suUhClN0qvxD6c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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