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章我们回顾战略管理领域十大“元帅”的丰功伟绩。“元帅”的入选标准主要有如下三个：第一，在战略管理领域做过原创性的贡献，开创了某个研究分支或者自创了某个学术流派。第二，有非常出众的学生和追随者。第三，在20世纪就已经功成名就，而且在过去30—40年间一直保持着一流的学术水平。
表3.1列出了符合上述标准的十位学者。其中，各位学者的名字背后，有一些指标可供参考，例如，是否当选战略管理学会院士、美国管理学会院士，是否当过美国管理学会战略管理分会主席，是否获得过杰出教育家奖，是否获得过《战略管理学期刊》的年度最佳论文奖，以及是否获得过Prahalad实践奖，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学术论文发表情况。从学术论文发表情况来看，谷歌学术引用次数是一个比较容易获取而且相对可靠的评价指标。显然，这个指标也有一些缺陷，比如，不分学术文献和应用文献的引用、重要期刊和一般杂志的引用，偏重近期论文的影响，等等。但该指标毕竟有相当的公信力和代表性。
表3.1 战略管理十大“元帅”概览
注：谷歌学术引用数量乃是基于2017年3月左右的数据。
Raymond Miles
十大“元帅”中，出道最早的大概应该是Miles教授。他在1963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Hass商学院；早年研究组织行为学、组织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曾任著名老牌期刊《工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主编；1975年出版专著《管理理论：组织行为与发展》（Theories of Management：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Miles与其博士生Snow、Meyer和Coleman在1978年出版了《组织战略、结构和过程》（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推出了著名的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Miles and Snow Typology）。这部论著牢固地奠定了他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宗师地位。
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不仅展示了分类法作为理论构建方法的魅力，而且首次成功地将企业战略、组织结构、运作过程和经营绩效等与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的核心要素糅合在一起，是战略管理学科理论发展的典范和早期的重要里程碑。它对前瞻者、守成者、分析者和被动者等四类基本战略的形象描述以及对理想类型和殊途同归（Equifinality）的论述甚为精彩。该分类法并非静态。它所基于的是企业对于环境的不断应对的周期（Adaptive Cycles），包括企业业务范围的界定、运营过程的设计，以及有关组织和人事的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即创业周期（Entrepreneurial Cycle）、运营周期（Engineering Cycle）和管理周期（Administrative Cycle）。Hambrick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及Shaker Zahra等众多学者在稍后曾致力于这一分类法的检验和拓展应用（Snow&Hambrick，1980；Zahra&Pearce，1990）。
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作为战略管理发展早期的典范成就，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更为值得称道的是，这项工作也是对管理学不同领域的研究进行整合的典范。当时，企业政策与战略的研究已经日益将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变量来考察。而组织理论和组织行为学则对战略几乎没有提及。按照Miles和Snow后来在回顾其当年研究过程时的说法，他们的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贡献与启发（Miles&Snow，2006）。第一，在同一个行业内的不同企业的高管认知模式可以被观察与识别。第二，一个不断演进的行业可以同时支持不同的竞争战略，允许所谓的殊途同归。第三，一个具体的战略必须与合适的组织结构和过程相匹配才能使企业得以成功。
在痛批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代理人理论“对管理实践影响极坏”（Bad for Practice）的同时，Ghoshal教授则盛赞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理论扎实、影响广泛（Ghoshal，2006）。他认为有四个原因使得Miles与Snow的研究成为影响持久的经典。其一，致力于长期智识旅程（Intellectual Journey）的好奇心与勇气。其二，如果能够传世的学术乃充满风险的智识之旅的结晶，那么它一定始自于足够宽广的话题。Miles与Snow呈现了一个广博的框架而不是一个缜密而狭隘的因果关系理论。其三，一个能够持久的学术贡献往往重在整合。上述Miles与Snow对其自身三方面贡献的解释，恰恰全面而精当地说明了他们在理论整合方面的造诣。其四，具有规范性的（Normative）指导意义。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并不是给出一个包治百病的简单处方，而是提出一个视角、一个分析诊断的基础、一个反思进一步攻略的方法。总之，Miles与Snow的工作不仅在整个管理学领域具有广泛的理论影响，而且在管理实践中广获应用与好评。
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要比Porter著名的基本战略分类法早两年面世，对早期的战略管理研究影响巨大。这个贡献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完全取材并根植于管理学本身的素养和基础，不依靠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内母学科的概念框架和方法，尤其凸显管理学之独立正宗。当然，有些时候，跨学科的借鉴和应用是理论创新之必然。比如，较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包括心理学对组织行为学的影响、社会学对组织理论的影响，以及经济学对战略管理的影响。Miles的工作为管理学者坚守自己的阵地做出了可堪钦敬之表率。
Miles教授曾于1983—1991年任Hass商学院院长；20世纪90年代荣休后，到现在还是Hass商学院的荣誉教授（Emeritus Faculty）。值得尊敬的是，老爷子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实践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如果按照常规的评价标准，应该把他尊列为学科先驱。但他不仅在学科成立早期功勋卓著、影响至今，而且在过去的30年一直持续地关注组织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后，Miles与Snow等同事合作，在网络组织、组织设计、知识管理与创新等方面仍然有所建树。因此，笔者没有把他同贡献主要集中在学科建设的Schendel一样列为学科先驱，而是放在了颇有战功的实力派“元帅”的位置上。
大概在1991年左右，Miles在笔者就读的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使笔者得以见识大家风采。这位从德州走出去的学术英雄非常优雅有范儿，待人真诚温和友善，完全没有任何官气和傲慢，甚至保持着几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自嘲；偶尔还像刚入行的年轻人一样半是调侃半是抱怨：为什么我的论文投稿老是被拒？我希望办一个期刊，专门发那些被拒绝的论文！所以，他后来的很多论文就发在《加州管理评论》、《长期规划》（Long Range Planning）或者《组织动态》（Organizational Dynamics）等比较偏重实务问题和以管理实践者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刊物上，甚至发表在不怎么入流的期刊，比如《管理探索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上。但老派学者研究的问题都是真问题，不会去玩一些生搬硬造的概念。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扎实和规范，其文章读起来如沐春风。就像著名影星Robert De Niro老来转演喜剧，也很有意思。
总之，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理论的战略管理学者，除了Porter，就只有Miles和Snow了。而Miles是那个分类法研究项目的精神领袖和学术导师。因此，他是“元帅”级别的，令人尊仰。再强调一遍，他的工作完全是基于管理学领域内自己的素材来展开的！其分类法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影响，而且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和启发意义。他与Snow的合作在下一章介绍Snow的时候还会继续提及。
Richard Rumelt
Rumelt教授曾被《麦肯锡季刊》标榜为“战略家中的战略家”，可谓学术大师中的大师、战略管理英雄中的英雄。几十年来，Rumelt的巨大影响总共也就靠三五篇论文、一两本书，而且纯学术领域以外的作者对其论著的引用也不是特别多。其论著的谷歌学术引用次数乃是十大“元帅”中最低的。然而，Rumelt在战略管理学领域的地位，可以与Coase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相媲美。
Rumelt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电机工程专业，于1972年在哈佛商学院获得DBA（工商管理博士）学位。1976年到UCLA任教，一直到笔者读博士的时候（1990年左右）还是副教授。后来作为杰出访问教授跑到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晃荡了几年，于1996年王者回归，荣任UCLA大牌讲席教授，成为UCLA战略领域的“镇宅之宝”。
Rumelt的博士论文发表于1974年，接承Chandler教授对多元化战略的研究，聚焦“结构跟随战略”的命题，研究美国《财富》500强公司战略和组织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他对公司战略的分类法和多元化类别的划分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和传播。他的博士论文在战略管理领域（尤其是在重视案例研究的哈佛商学院）首开大样本统计分析之先河，标志着战略管理的研究正式进入科学化和实证研究的时代。
Rumelt最早发表的论文是Schendel和Hofer主编的匹兹堡会议论文集中的一篇（Rumelt，1979），主题是战略评估（Strategy Evaluation）。1981年在美国管理学会年会论文集（AOM Proceeding）中有一篇文章，证明PIMS（市场战略对利润率影响的研究项目）和BCG（波士顿咨询公司）等推崇的高市场份额与高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不靠谱。1982年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的论文的主题是有限相关多元化可以带来最优绩效（Rumelt，1982）。1982年发表的“不确定的可模仿性”（Uncertain imitability）（Lippman&Rumelt，1982）是资源本位企业观最为早期和最为精致的理论基础方面的呈示之一。
Rumelt在Robert Lamb主编的论文集《竞争性战略管理》（Competi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1984）中的一个篇章“迈向战略性的企业理论”（Towards a strategic theory of the firm）可以说是整个战略管理领域有关战略之实质要义的最为重要的阐释，强调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情形下企业家之战略选择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了企业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对于战略性企业理论的基石作用。虽然该篇文章是采用经济学的视角并且包含长篇的数理分析和证明，但其核心观点犀利明晰而富于见地，把战略和熊彼特创新在企业管理层面的挑战和含义说得透彻无比。
1987年，在Teece主编的《竞争性挑战》（The Competitive Challenge）一书中，Rumelt的论文“理论、战略与企业家精神”（Theory,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ship）重申了其在1984年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比如企业特质及其隔离保护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等重要概念，并对组织中的创新进行了新的阐释。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也是后来以Barney为代表的资源本位企业观学派最为重要的奠基之作。Barney入行后的第一个教职正是来自Rumelt坐镇的UCLA。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若干年的同事。
1991年，Rumelt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发表了另外一篇被广为传颂的论文“产业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How much does industry matter）。这一专题的研究本来由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Richard Schmalensee于1985年发起，后由包括Michael Porter在内的众多战略管理学者积极参与，成为一个重要而持久的研究课题。与他人的研究不同，Rumelt发现产业效应和公司效应对业务的绩效影响并不明显，业务本身（其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这也许是资源本位企业观被正式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最早的实证支持证据。
作为学科代言人，Rumelt与Schendel和Teece一起发起了战略管理领域的第二次重要集会（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会议）。会议之后，三位学科领袖共同主编了《战略管理学期刊》（1991）专刊，并在1994年出版了囊括当时众多具有学科代表性之学者的论文集《战略管理的基本课题》（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他们在专刊的引言中雄辩地阐释了战略管理与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不同。虽然Rumelt和Teece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跟顶尖的经济学家们随时在经济学的地盘上用经济学的规则交锋对垒，但他们却自认是企业战略与创新的守护者。
再往后，直到2003年，Rumelt教授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还有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主题是从支付视角（Payment Perspective）和协议视角（Bargaining Perspective）看战略（Lippman&Rumelt，2003a，2003b）。Rumelt还是很老派的学者，惜墨如金，亦甚严谨。原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夏凡教授在UCLA是Rumelt和Harold Demsetz的入室弟子。有一次夏凡跟笔者说，他曾有个写论文的思路，Rumelt说很感兴趣，两人商量着要一起写论文，而且老先生答应去找数据。找了几年，他告诉夏凡说，对不起，没找到。于是就没写成。不过后来去了法国的夏凡教授最近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也发表了文章，值得庆贺。
前两年，Rumelt教授出了一本畅销书《好战略/坏战略》（Good Strategy/Bad Strategy）。其基本的意思还是要弄清战略的实质：战略是什么，不是什么。该书在Rumelt 1984年和1987年文章精神的基础上，把其观点打磨得更具实用性和操作性，直白简单，切入主题，加了一些根据自己的咨询经验积攒的案例。虽然文章写得有些杂乱，但瑕不掩瑜，有很多闪光点，没有废话和任何遮拦。学术大师终于也成了世俗的大师，最近打交道的主要是《麦肯锡季刊》之类的媒体。
Henry Mintzberg
大名鼎鼎的Henry Mintzberg，在学界和实务界同样有名，可以说是在与管理相关的研究、教学、咨询和实务等领域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他的论著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这即使在号称偏重实践的战略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当中也是相对少见的。1968年，Mintzberg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主攻战略（Policy），副业是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至今他获得荣誉博士十余个，获各种奖项无数。
在科学社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只相信上帝，其他人开口必须先亮数据。当然，除非你是德鲁克那样的“大师”，你说的话本身就被芸芸众生当作真理，根本不用诉诸数据。可以说，在实务界和畅销书市场上，Mintzberg就属于德鲁克级别的大师。然而，没人把德鲁克当作学者，他也不用混学术圈，但很多人还是真心地把Mintzberg当作学术英雄的。在学术圈，尤其是日益“科学化”的管理学研究社区，坚持不用所谓的数据说话，这更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不是他技术不行，无法用数据说话，而是他故意不用。有劲儿而不使，那是真有劲儿。Mintzberg本科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是学机械工程的，其数理基础和能力肯定不会差。但“出卖”其工科背景的，仅仅是其在呈示某些分类法（比如组织结构）时画的模型图或者流程图而已。笔者读了他那么多著作和文章，印象中就没见过任何数据和统计。单看他的文字，你会以为他是英文系毕业的，文字雄辩而亲和。不过，他于1961年本科毕业后，确实又在次年通过夜校学习在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拿了一个艺术学（General Arts）的学士学位。看来他还是很文艺范儿的。
Mintzberg的文章有实地调查、案例呈现、故事勾勒、逻辑推论、道理说明，而且自成体系。1986年，他在《加州管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从各个角度剖析“本田效应”（The Honda Effect）的文章。“本田效应”是斯坦福大学的Richard Pascal教授到日本实地采访负责于20世纪60年代将本田摩托车打入美国市场的几位本田公司高管后提出的。该故事主要说明战略是通过“折腾”碰运气而不是运筹帷幄的事前规划。Mintzberg在其评论文章中声称，“本田效应”是整个管理学界这么多年来唯一可以摆上桌面的人尽皆知的事实。一个深入的案例，讲出了波士顿咨询公司单从理性分析（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经验曲线）看不到的幕后精彩故事，以及故事所体现的道理。
数据本身并不是事实，不管样本有多大。通常的数据处理或者数据挖掘（Data Dredging）是所谓的“进出都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或者干脆像经济学家们，直接通过数理模型进行证明，不需要任何证据。无独有偶，决策领域的一代宗师Herbert Simon教授也曾说过：“即使只有一个样本（意指案例）也比没有样本强！”（“A sample of one is better than none！”）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中早年的典范——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企业战略和管理问题，Mintzberg是大家，也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和楷模。
Mintzberg经常说，如果你研究的问题中某个变量的影响效果（Effect Size）足够大，只需要简单地摆明数据（Plot the Data），基本上结论就都一清二楚，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复杂而精致的统计方法。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研究的是管理问题，你的拟合优度的变化（ΔR2）仅仅是0.02（P＜0.01）级别的，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比随机游走还随机。
简而言之，Mintzberg的主要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一般管理者的角色、战略管理过程、组织结构和权力与政治。
Mintzberg 1973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作出版的《管理工作的性质》（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乃是其早年的成名作。这本书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依靠对5位经理人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而完成，主要勾勒管理者扮演的10种角色和工作特点。1975年，其核心内容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并获得了当年的麦肯锡最佳论文奖。自此，Mintzberg名声大振。
1979年，Mintzberg出版了《组织的结构》（The 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s），该书主要讲组织结构的分类，涉及组织的任务环境、技术特点和运作流程等多个要素。
Mintzberg 1983年出版的《组织内外的权力》（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主要阐释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过程。Mintzberg也许是整个管理学界首先坦承组织政治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学者，详细勾勒了多种政治游戏的类别和特点，解读组织权力的获取和应用。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与组织理论大家Pfeffer教授的研究相呼应和媲美。
当然，Mintzberg在战略管理领域最著名的贡献是他对战略过程的研究，尤其是所谓自生战略（Emergent Strategy）的研究。他最早的学术论文是1976年与人合作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的“关于非结构性决策之结构”（Structure of unstructured decisions）。随后是1978年发表在《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上的“战略形成的模式”（Patterns of strategy formation）、1985年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的“有意战略和自生战略”（Of strategies, deliberate and emergent），以及在《哈佛商业评论》（1987）和《加州管理评论》（1987）上发表的对战略过程与定义的精彩解读。
这一系列文章把战略的自生或滋生过程阐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战略通常不是制定的（Formulated），而是形成的（Formed）。这也是他跟推崇战略规划的Ansoff在20世纪末进行争辩时的立场。对于战略管理实际过程感兴趣的学者通常会认同和支持Mintzberg的观点，并倾向于同意战略是通过事后之理性总结而得出的具有某种一致性的“模式”之类的说法。这种模式，或由当事人自身总结得出，或由旁观者考察得出。
单此一项贡献，就足以和所有以理性假设为基础的各项战略理论分庭抗礼。1994年，Mintzberg出版了《战略规划之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trategic Planning），该书总结了轰轰烈烈但基本上是昙花一现的战略规划运动，虽然他自称颇具批判意义但仍然态度积极。Mintzberg的贡献，符合Simon教授关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假设，与另外一位战略管理领域的先驱人物Quinn教授的战略逻辑渐进主义遥相呼应。两人后来还合编过一本文集作为战略过程研究的教材，被广为传播。
1998年，Mintzberg的《战略历程》（Strategy Safari）一书总结了战略管理的多种流派和视角，类似于Harold Koontz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结的“管理理论的丛林”（Jungle of Management Theories）。也许这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Mintzberg的著作。而且，国人亦非常喜欢有关划分流派和类别的东西。这时的Mintzberg已然名满天下，完全不需要用论文来说话了，每本书基本上都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轰动。
当然，商学院里的学术英雄，自然难免要褒贬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世纪之交，Pfeffer、Bennis、Ghoshal、Mintzberg等多位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呼吁重视现行MBA教育的弊端：MBA教育要有人文精神，要有社会责任，不能唯利是图，不能只重视管理的技术硬课而忽视领导力等软实力的构建，如此等等。
2004年，Mintzberg出版了《管理者，而非MBA》（Managers, Not MBAs）。其含义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的是管理者，而不是MBA！该书的主旨基本上就是两句话。第一，现行的西方主流的MBA教育体系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内容培养了一批错误的人。第二，要大力推进在岗教育和在职培训。Mintzberg倡导并在全球发起了一个新型的管理硕士项目“管理实践国际硕士”（International Masters inPracticing Management，简称IMPM）。该项目注重现地教学和在职培养，强调对管理的亲身实践，不按常规的形式上课。Mintzberg除了终生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职，还曾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访问INSEAD。中国管理学者肖知兴曾在INSEAD读博士，曾经参与过IMPM项目的运作并有相关的记述。
同所有的大师们（从Porter到Prahalad）一样，有意于在学术圈以外构建社会影响的学术“大佬”们最终的关注点都自然地转向社会问题：金字塔的底层、医疗产业和国家发展等，不一而足。Mintzberg也不例外，他最近的新书是关于社会中不同势力之间的平衡：无论左、中、右，别走极端。
最后，有一点需要说明，Mintzberg是老派正宗管理学者，对经济学的沙文主义深恶痛绝。在1997年的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他曾大声疾呼：管理学不能老是被经济学“污染”。每个管理学者都要从自身做起，在教授餐厅不要和经济学家同桌吃饭！这是管理学大家的气派。“元帅”也！
Michael Porter
Porter教授经常被称为“战略第一人”及“竞争战略之父”云云。就其影响而言，确实如此。其谷歌学术引用次数超过30万。在经济学界无处不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Jean Tirole，其谷歌学术引用次数也不过是10万级别的。更不用说，Porter先生还要经常跟某些国家的元首们喝茶聊天、成为国师资政了。
五力模型、三大基本战略、战略定位、持久竞争优势、价值链、产业集聚、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如此等等，无论是学界、咨询界还是政商实务界，Porter的贡献可谓如雷贯耳、世人皆知，其影响持续近40年，盛誉不衰。
虽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怀疑其理论的适用性与时效性，但他的上述贡献仍是绕不开的里程碑。如今，从医疗改革、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到信息技术、互联网环境下的产品智能化与新的竞争格局的研究，他仍然深入参与并积极立言，要在新时代保持自己的相关性和话语权。
Porter本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的是航空工程，曾是学校橄榄球队的队员；之后在哈佛商学院获得MBA学位，于1973年在哈佛商学院与哈佛经济系合办的管理经济学博士项目（Ph.D.in Managerial Economics）毕业，师承产业组织经济学大家Richard Caves，专注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研习，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和积淀；后于哈佛商学院任教，受到Roland Christensen等老一辈学者的企业政策传统的影响，洞悉企业管理实践中CEO和高管团队面临的实际挑战。
Porter自称在哈佛商学院坐了六七年的“冷板凳”，规规矩矩地发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终于通过1980年出版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一书（197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先发表五力模型）而一鸣惊人，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出名既早，又一帆风顺，声名远扬。
他所做的，是把严谨的经济学分析用管理实践者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这是哈佛商学院重视管理实践的文化氛围和他个人经济学的扎实训练相结合而赋予他的得天独厚的能力。你讲所谓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 paradigm），管理者们不知所云、将信将疑。你讲五力模型，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没人会太在乎“五力”中的哪些经过检验推敲，哪些是设想和猜测。实践者喜欢的正是类似操作说明书（Users'Manual）那样的工作指南。
笔者读博士期间第一学期的“经典阅读”课上，首次读到Porter（1980）的著作。在作业评论中，笔者曾经不知深浅地说，虽然非常精彩，而且很多话题都可以引发继续的专题研究（事实上笔者后来的博士论文题目“多点竞争”就是书中的一个小节的内容），但总体感觉就是个工作手册，没有过多精彩的理论。笔者的导师David Jemison看了作业后，小有赞赏，认为笔者对学术研究还算有点儿感觉。
其实，Porter早年的纯学术研究也是相关文献中的重要论著，尤其是1979年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发表的有关战略群组（Strategic Group）和产业内结构的文章，以及1977年与Caves合作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的关于产业内移动壁垒（Mobility Barrier）的文章，都非常严谨和精彩。
Porter在管理学领域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1976年在《加州管理评论》上发表的关于“退出战略”的论述。而他在管理学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首篇论文应该是1981年在《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的那篇，主要介绍产业组织经济学对战略管理研究的潜在贡献。
关于Porter的东西是否已经过时，见仁见智。学术圈讲究的也是潮流。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语境。大家现在说生态圈，而五力模型讲的其实就是生态圈，就看我们怎么理解和应用了。统计叫大数据，一堆伺服器叫云，运输叫物流，采购叫供应链。更新的大多是概念。当然，偶尔也会由量变到质变。
粗略观察，Porter的世界观还是比较具有决定论（Deterministic）色彩的。不知道这是否受他航空工程背景的影响。他认为任何事情大概都有一个比较靠谱（甚或最优）的解决方案，而他自己提出的就是最靠谱的（We believe our approach is the most appropriate）。至少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大家完全可以对此不以为然。也许，学说史更应该采取大百科全书式的态度和胸怀，兼收并蓄，保持对多种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欣赏。一个理论一旦自闭，也许就比较无趣了。
对于具体的研究者而言，Porter无疑起到了表率和典范的作用。那就是：做研究，要产生影响，最好是专注和一致，或者至少在一个具体领域、一个特定时期坚持如此。说得庸俗一点，不够“一根筋”、不够执着的人，一般也成不了大气候。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去创业，乃至干任何事业，没有一种足够强大的无条件信奉的使命和自信以及义无反顾的执着与自律，往往难以自持并有巨大收获。据笔者观察，在构建及相信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方面，笔者的同事林毅夫教授和Porter教授很有一拼。两位经济学家还在路上，旁边的诺贝尔奖还在观望。
国际商学院联盟（AACSB）曾规定战略管理是管理学学士和MBA的“封顶课程”（Capstone）。这意味着各个学校通常是把这门课放在最后一个学期，作为学生学习的一个总结。Porter则在哈佛商学院把战略管理分成了第一年讲授的竞争战略（主要是业务战略）课程和另外一门稍后讲授的公司战略课程。据说，这样他就可以在第一年见识所有的800多位MBA新生，可以在麦肯锡和高盛下手之前直接给Offer（录用通知书），收入他的咨询公司Monitor Group。
前两年Monitor Group倒闭。于是有人说，连自己的企业都弄不好，其理论有啥用？这种说法很无聊。他只是当年参与创立该企业，自己并不主管。况且，理论和管理是两回事儿，中间有各个环节：解读、翻译、程序化、应用、调整，等等。得诺贝尔奖的金融学教授炒股可能大赔，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学习和应用其理论的人大赔。一名出色的游泳教练也可能根本不会游泳。说到底，Michael Porter是一位学者。
以下是Porter教授官方网站的介绍：
他的研究获得了无数奖项，而且他是在经济学和商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学者。究其核心，Porter博士乃是学者，而其工作在诸多领域也受到实践者们的显著认可。（His research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nd he is the most cited scholar today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While Dr.Porter is, at the core, a scholar, his work has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acceptance by practitioners across multiple fields.）
是的，Porter教授骨子里是一个学者，大“元帅”！
CK Prahalad（1941—2010）
十大“元帅”中，唯一已经去世的是长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的Prahalad教授。也许很多人并不准确地知晓或者记得住他的大名，但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全球各地与企业管理相关的所有社区可谓尽人皆知——他是“核心竞争力”一词的首创者。Prahalad去世前的两届“商界思想家50人”（Thinkers 50）评选机构曾把他排在当世最有影响的商业管理方面的思想大家的榜首。曾经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德鲁克、Porter以及Christensen等在商业畅销书市场上风光无限的大师们。
Prahalad本科在印度学的是物理，后来进入印度管理学院（IIM）学习，毕业时是同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者和毕业致辞代表（Valedictorian）。1975年，他在哈佛商学院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拿下DBA学位。他的导师就是前边介绍过的战略管理学前辈先驱之一Joseph Bower。
Prahalad一生主要研究跨国公司和国际战略管理、多元化企业的治理和竞争力，以及金字塔底层的社会问题与潜在的商务应对可行性。他的研究获奖无数，并获得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可以说，Prahalad不仅是学术英雄，而且是管理实践界的导师，也是其母国印度的“国师”。
这些年来，Prahalad大概有4篇文章影响最大。虽然其中3篇都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面向管理实践者写的，但其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其富于洞见，在学术圈中也被大量传颂和引用。
1989年，Prahalad与其在密歇根大学指导的博士Gary Hamel合写的“战略意图”（Strategic intent）一文给他带来了第一个《哈佛商业评论》麦肯锡年度最佳论文奖。这是整个管理文献中对企业使命、愿景或曰战略意图最为雄辩和精彩的论述之一。（堪与其比肩的，大概是《基业长青》作者Collins和Porras同在《哈佛商业评论》（1996）上关于核心意图与核心价值的论述。）这篇文章中，作者比较了若干日本企业和欧美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命运转换，基本上只用了静态比较的简单方法，就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长期战略导向并不断为之进行承诺的（意在称霸世界市场的）“战略意图”之重要性。
有这篇文章为模板和榜样，笔者对于过去十几年间在北京大学指导过的200多篇EMBA学生的论文，都坚持要求学生做某种比较分析——相同与不同的比较（Comparison and Contrast）。自己与对手比，与对标榜样比，与相邻或相似行业的样本比，自己与自己跨时段比，成功的做法和不成功的做法比，好的部门和不好的部门比。通过比较，就能看出差异并能讲出些故事。按此要求做出的文章不一定完全符合科学方法论的严谨要求，但毕竟还是做了某种程度的基本调查和思考，简单而强大。
另外一篇论文也是1989年发表的，是和Hamel以及自己在哈佛大学的DBA同学Yvez Doz合写的“与你的竞争者合作并取胜！”（Collaborate with your competitors and win！）。这也许是在跨国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研究中最有洞见的一篇文章。合作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竞争。合作成败的关键指标不是表面上关系的和谐与否。合作是一场从对手那里快速学习的竞赛。作者用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合作的大量精彩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言辞犀利、逻辑清晰，可谓振聋发聩。能够与这些观点在同一个层面“游走”的大概就只有1996年的竞合战略学说了。
毫无疑问，Prahalad教授影响最大的自然是论核心竞争力的那篇文章。1990年，他与Hamel再次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阐释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和应用。一个多元化公司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在于通过组织学习和实践，打造和应用自己难以被对手模仿的、可以广泛共享于多种业务之间的核心能力及其所支撑的核心产品，比如佳能的图像处理以及本田的小引擎制造与研发。这篇文章获得当年《哈佛商业评论》年度麦肯锡最佳论文奖，并成为其整个历史上重印最多的文章之一。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资源本位企业观在商业畅销文献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但Prahalad等二位作者的研究主要依靠自己的路数和见识，并没有直接根植于资源本位企业观的学术土壤，比Barney学派的资源本位企业观发表得还要早。当然，也几乎没有多少学者把这篇1990年的文章当成资源本位企业观的核心学术文献。
也许，Prahalad等二位作者的创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Wernerfelt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的某种影响，文章开篇就洋溢着对公司资源与能力的欣赏而不是对外部定位的强调，与Wernerfelt 1984年对资源本位企业观的论述如出一辙、遥相呼应。而且，Prahalad在1996年确实和其当时密歇根大学的同事Kathleen Conner在《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上有一篇资源本位企业观的文章，侧重于知识资产。
“核心竞争力”这个概念在全球学术界尤其是实践界受欢迎（当然更多的是被误解）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在中国，这个概念流行到某些经济学家也可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就好像是自己发明的一样。恨不得一个街头小贩都要大谈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做营销的人也大肆宣称品牌就是核心竞争力，全然不晓这里所说的竞争力（Competence）首先是一种能力，而不是某种泛泛的资产强项或者竞争优势。
在纯学术的文献中，Prahalad&Bettis（1986）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公司的）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至少在学术圈，也是类似于“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现象级的概念。可以说，这是关于公司战略逻辑最为精彩的论述。与Wernerfelt（1984）勾勒资源本位企业观的视角一样，该文采用的都是逻辑说明和实例举证的方法，并没有高深的模型或者精准的数据分析。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战略管理学期刊》最佳论文奖。公司主导逻辑的思路，与Teece等（1994）的“公司一致性”（Corporate Coherence）概念遥相呼应，无疑激发了大家对公司总部层面战略一致性的重视。Grant教授则据此提出了“战略相关性”（Strategic Relatedness）的概念，与Rumelt的业务间“相关性”（Relatedness）概念（主要是运营方面的，比如多元化公司不同业务之间的资源共享等）并驾齐驱，增进了我们对公司内部多元化实践动机与过程的理解。
当然，Prahalad教授的书籍也很有影响力。最早的一本著作就是他和Doz在1987年合著的《跨国公司的使命》（Multinational Mission）。这是他们对国际管理领域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梳理，主要强调的是全球化和本地化之间的平衡。该书和Sumantra Ghoshal与Chris Barlett以及大前研一当时的有关论著，乃是跨国公司战略管理的典范和标准。
再后来，就是他与Hamel合著的《竞争大未来》（Competing for the Future）以及《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the Pyramid）等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商业著作。《竞争大未来》是两人对曾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几篇文章的集大成式的总结和更新，在商业畅销书市场上影响广泛。这个做法后来被Chan和Mauborgne效仿，他们在其从1997年开始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若干篇文章的基础之上，于2005年出版了风靡全球的《蓝海战略》（Bule Ocean Strategy）。《金字塔底层》则探究企业如何能够通过服务底层而获利。这种从专业走向社会问题的做派和使命，自然只有学术大师级的人物才有资格和公信力去承担。
David Teece
一百多年来，战略管理自强调一般管理的整合视角到多元化战略研究的兴起，从同行业企业间利润率持久差异的研究到战略规划的应用，从Porter的战略定位与竞争优势到资源本位企业观的确立与核心竞争力概念的传播，从动态能力的考量到最近时髦的商业模式，可谓日新月异、精彩纷呈。
而在战略管理的重大课题领域，Teece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也许在学术圈以外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但Teece可以称得上在技术创新与管理和战略管理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巨匠和常青树。在战略管理领域，他至少在三个重要节点上做过里程碑式的贡献，包括其最近对商业模式的探讨和早期对多元化战略的研究，以及他所开创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研究范式。
Teece来自新西兰。他在新西兰获得本科学位之后到美国留学，并于197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师从Eward Mansfield研究技术创新与管理，聚焦于企业的研发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上学期间，Teece还受到Oliver Williamson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Teece最早的论文是1977年发表在《管理科学》和《经济学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上关于技术转让的研究。从1977年到1985年左右，其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在于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创新及其转让与传播。
1982年，Teece的另外一个主要研究焦点或者特色开始显现。他在《法律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了“可收益的租金”（Appropriable rents）的文章（Monteverde&Teece，1982）。对于经济租金的可收益性（Appropriability）的研究，使他的工作具有了法律上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含义。这是他以研究技术创新起家后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色。
Teece于1986年在《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上发表的文章“从技术创新中获利”（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是关于技术创新可获益性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单篇文章的谷歌学术引用次数已经超过1万。
早在1978年，Teece就在《贝尔经济学期刊》（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关于多元化战略和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对公司绩效之影响的文章。这是他1980年前后研究的第三个重要课题，涉及战略管理，与Rumelt早期的研究课题相似。
后来，正像Rumelt专注于有限相关多元化中的“相关性假说”一样，Teece也对相关多元化的研究做出过奠基性的贡献。他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的文章比《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同类文章（Panzar&Willig，1982）还要早。虽然这个概念最早可能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的经济学家们在工作论文中首创的，但Teece对范围经济这一概念的确定以及首次将它用于企业边界的研究（Teece，1980），则属于原创性的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Teece在经济学家的基础上，确立了管理学家（至少是战略管理学家）的身份。1984年，他在《加州管理评论》上大谈经济分析与战略管理的关系。这是他关于战略管理最早的论著，主题是经济学对战略的贡献和局限。同年，他与Sydney Winter还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讲新古典经济学在管理学教育中应用的局限性。这种文章能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刊发（虽然只是几页纸的会议论文），至少说明两位作者当时都是地道的经济学业内人士。
但两位作者都是关注企业层面管理的经济学家。因此，他们自动地进入了管理学的阵地。同情管理学，就意味着对企业内部的运作感兴趣。至少在当年，经济学家是不屑于进入企业“黑箱”的。Teece非常关注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于198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过关于该专题的文章。
在阐述经济学与战略管理的关系方面，Teece的贡献在1990年左右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1990年James Fredrickson主编的论文集《战略管理的视角》（Perspectives on Strategic Management）中，有Teece教授的一个篇章——“经济分析对战略管理的贡献与障碍”（Contributions and impediments of economic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strategic management）。那是笔者当时见到的对类似话题最为全面精准的解释，另外它还附有一张非常清晰的逻辑图。
再后来，就是他跟Rumelt和Schendel一起主持了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会议（1990），会议的成果作为《战略管理学期刊》专刊（1991）和论文集《战略管理的基本课题》（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1994）出版，Teece担任主编之一。
顺便说一下，后来名满天下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这一概念，就是1990年那次会议前后提出来的（Teece, Pisano&Shuen，1990）。这篇工作论文在同行间被传阅无数，并在众多正式发表的文章中被广为引用。直到1997年，该文才被正式接受并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期间，有一个版本是在《产业与公司变革》（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上发表的（Teece&Pisano，1994）。
20世纪90年代，资源本位企业观一波未平，动态能力一波又起。大家对Teece等人的论文争相传阅。可以说，与1990年的原始版本相比，正式发表的版本（Teece et al.，1997）基本上已经面目全非。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读过工作论文的人可能比读过此篇正式发表文章的人更多。到后来，引用正式版本的人可能有很多，但真正细读的恐怕没那么多。
20世纪90年代，Teece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文章聚焦在竞争与合作上，核心还是与技术创新的可收益性相关的各种组织和法律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有若干篇文章探究知识资产、知识产权、知识管理和知识的可获益性。
其实，只需“动态能力”这一个概念，Teece就可以拥有不可撼动的战略管理学术英雄“元帅”级的地位。但进入新世纪，他一点儿也没歇着：刚于2005年提出“熊彼特式领导力”（Schumpeterian Leadership），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管理评论》上把熊彼特创新和Jim March教授的痴狂浪漫主义搅和在一起，随后又于2011年在英国的老牌期刊《长期规划》专刊上引领潮流，精彩无限地讲述商业模式了。
和Amit以及Christensen一样，Teece教授乃是在学术界最早研究商业模式的战略学者之一，而且是绝对的权威。Teece对商业模式的论述，与其数十年对可获益机制的研究一脉相承，强调价值的可获益性（Value Capture），写得极为全面透彻、发人深省。
Teece关于新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2017年夏天，在亚特兰大召开的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Teece教授主持了一个专题讨论，专门考察创新与新兴产业形成的关系。同时，他所创立的动态能力研究范式及其引发的学术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拓展到创业学、营销学和国际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
Birger Wernerfelt
十大“元帅”中，在学术圈以外最没有名气的也许就是Wernerfelt教授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天才级别的学者。这位来自丹麦的学者，不禁让我联想起另外一位伟大的学者——物理学界所谓哥本哈根学派的大师波尔。Wernerfelt在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三个学术领域的研究都是顶尖或者至少是一流的。他试图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营销学三个方面构建一个有关企业和市场的统一的理论。
在1970—1974年的4年间，Wernerfelt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74—1976年，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在哈佛商学院获得了管理经济学的DBA学位。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这里，我们主要回顾他在战略管理领域的贡献。他最早的战略论文——1984年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的“资源本位企业观”（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一文——就奠定了其“元帅”级别的英雄地位。Wernerfelt此文的初衷，是引起大家对企业资源和能力的重视以及对企业内部运作的重视。该文单篇谷歌学术引用次数在2.6万左右。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波特革命”的一种反动，至少是一种纠正和补充。在大家欢呼和拥抱Porter产业结构分析的当口，这项工作企图把分析的视角从外部定位引向企业内部的决策和选择导致的独特性。他把产业层面的变量（比如进入壁垒）转述成企业层面的变量（比如资源壁垒），把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来源从外部行业垄断引向企业内部独特性（李嘉图租金）。
值得玩味的是，Porter和Wernerfelt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前后相差四年（前者为1973年，后者为1977年）。两人的成名作的出版时间也是相差四年（前者为1980年，后者为1984年）。笔者一直认为，两人的贡献就是对哈佛商学院的企业政策教研室在1965年推出的SWOT框架之拓展和充实，以及在精神实质上的回归。Porter使得OT之分析系统严谨，Wernerfelt使得SW之分析规范明晰。而战略最终靠的是外部要求与内部运作的契合（Fit）。
毫不奇怪，产业分析与定位和资源本位企业观一度成为整个战略管理领域最为主导的两大理论学派。进而言之，Teece后来的所谓动态能力，则使得SWOT分析动态化而不是停留在一个静态的循环系统里，强调的是通过不断地调整与更新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外部机会与内部竞争力的动态契合。这种调整、更新、重组的能力被称为动态能力。
毕竟，理论是有前后传承的。应该说，Wernerfelt当时文章的主要思路是强调内部分析视角的重要性。而后来Barney学派的资源本位企业观，其实是借用了Wernerfelt在1984年树立的资源本位企业观的大旗。你可以认为Barney使得资源本位企业观更加精准系统，你也可以认为Barney的资源本位企业观跟Wernerfelt（1984）说的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虽然二者的学术基础都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溯到Edith Penrose关于企业增长的论著，但Barney学派的学术根基主要在于Rumelt的不确定的可模仿性和张伯伦与罗宾斯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Chamberlinian Imperfect Competition）。尽管Wernerfelt讲的“资源壁垒”（Resource PositionBarriers）与Rumelt的“隔离保护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极为相似，但总体而言，Wernerfelt更加直观，Rumelt更加精准，Barney则更加全面系统。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和澄清，Barney学派的资源本位企业观不仅被人诟病有循环论证之嫌，而且至少在早期其分析单元主要还是在市场层面而不是企业层面。只不过此市场是资源市场（Strategic Factor Markets）而不是产品市场。Barney（1986）在《管理科学》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战略资源要素市场的文章，可以说是他最为精彩的原创性文章。虽然其最为著名的两篇文章——发表在《管理学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Barney，1991）和《管理学会实务》（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Barney，1995）上——都强调从企业内部着手看战略（Looking from Inside Out），但其实他的理论是资源市场的不完善理论，而不完全是确切的企业理论。这种资源市场不完善的观点后来由Peteraf（1993）说得再透彻不过了。总之，Barney学派的资源本位企业观跟Wernerfelt相对朴素的资源本位企业观还是有些区别的。
当然，Wernerfelt并不是写完这一篇就与战略作别了，虽然他同时专注于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和经济学等若干领域。他之后的若干篇战略管理文章都是理论构建或实证检验的典范。
笔者个人得益最大的则是他在1985年与Aneel Karnani合作的有关多点竞争（Multiple Point Competition）中战略选择的论述。这是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期刊》上的一篇研究通讯（Research Note），进一步阐发了Porter在其《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及的产业组织经济学里的一个经典话题。正是这篇小文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后来笔者选择了多点竞争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多点竞争意味着多元化经营企业在多个市场碰面。为了稳定它们跨市场的整体关系，它们可能会产生勾结行为（比如“互相忍让”，Mutual Forbearance），从而弱化竞争，增强垄断，因此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本来是产业组织经济学里的一个反垄断话题。Wernerfelt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更加正式的构想之后，在《美国经济评论》（1986）上还发表了一篇相关的小文，并于此后在战略领域里引发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影响至今。
Wernerfelt和他的夫人——毕业于普度大学的Cynthia Montgomery，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同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他们二人于1986年合作过一篇相当精彩的论文“什么是有吸引力的行业？”（What is an attractive industry？），发表在《管理科学》上。这也是从精神上回归SWOT分析中外部环境与内部运作之契合主旨的一个典型例证。一个行业不可能对所有企业有同样的吸引力。是否有吸引力，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资质和特点。高盈利的行业对高效率的企业更有吸引力，高增长的行业对低效率的企业更有吸引力。
Wernerfelt和Montgomery还在《美国经济评论》和《兰德经济学期刊》（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过两篇关于多元化企业经营绩效托宾Q的文章（Montgomery&Wernerfelt，1988；Wernerfelt&Montgomery，1988），也与Raffi Amit合作发表过有关企业风险的文章（Amit&Wernerfelt，1990）。
Wernerfelt还与其博士生合作，在战略领域发表过三篇非常优秀的论文，每一篇都是美国管理学会战略管理分会最佳博士论文奖的入选论文。1986年，他与学生发表了一篇关于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文章（Balakrishnan&Wernerfelt，1986），展示了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与企业间竞争的强度对纵向一体化最佳程度的影响。
1989年，Wernerfelt与其博士生Gary Hansen合作发表了一篇研究企业经营绩效决定因素的论文（Hansen&Wernerfelt，1989），比较经济因素和企业的组织因素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大小。结果表明组织因素的影响比经济因素的影响要大。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提前证明了Rumelt（1991）所报告的“业务本身的独特要素”比公司和产业的影响都更大的研究结果。显然，这种结论是管理学者喜欢的，它赋予战略选择（及其组织实施）合法性，而不是诉诸环境决定论或者经济因素决定论。
1991年，Wernerfelt与学生合作发表了一篇企业资源特点与多元化战略类型关系的文章（Chatterjee&Wernerfelt，1991）。这是广义的资源本位企业观在公司战略层面的一个上佳应用和验证。其主要观点是，企业冗余资源的可流动性（Liquidity）决定着其多元化举措能够离开其原始核心业务或曰主业的距离。
Wernerfelt文章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理论精妙、简单明了、直观有趣、很难反驳，而且在于其实证研究的设计和执行极为巧妙。比如上述文章用高增长和高盈利两个指标来划分行业，用一个指标（多元化程度）的高低来判断企业效率的高低。虽然这种方法可能让大家觉得有些粗糙，但却有足够的可信性（Plausibility），因为他所用的方法或者指标都有文献支持。比如，在测量组织因素时，他用的指标就是组织氛围（Organizational Climate）——组织行为学文献中现成的概念（Glick，1985）。其可贵之处在于挑选时的新颖和巧妙。
总之，要尽可能把测试（Treatment）变量或者控制（Control）变量直接设计到研究场景（Empirical Setting）和样本的选择本身上，或者找可靠的替代性指标（Surrogates）去处理主要变量，而不是像某些极为高产的“蓝领技师”那样，总是试图直接地去操作打磨每一个变量，又是问卷，又是测量的。这是Wernerfelt的过人之处，令很多对实证研究通常没多大兴趣的学者也会觉得有点儿意思。
笔者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次美国管理学年会会议上听过Wernerfelt演讲。小有幽默，当然也很孤傲清高。他义正词严地声称，作为理论家，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远未结束，你们等着吧！
致敬大师！致敬大“元帅”！
Donald Hambrick
Hambrick是一个地道的学术企业家。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极具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本科在科罗拉多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1972年在哈佛商学院拿到MBA学位，主攻营销和战略；后来在宾州州立大学（PSU）当了个类似MBA招生办主任的教学行政人员。在PSU任职期间，他自己策划了一个在职博士项目，找到当时做企业政策和战略规划研究的教授Max Richards、Bob Pitts与Chuck Snow等作为导师团。
1979年Hambrick博士毕业后，进入学术领域，在哥伦比亚大学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大牌讲席教授。2002年他从哥大荣休后又回到PSU的Smeal商学院任教，坐拥两大教席——一个PSU校级的讲席教授和一个Smeal商学院的Smeal讲席教授。
Hambrick教授正好在战略管理领域正式形成之际入行，根正苗红、前途无量，与这个领域共同成长，见证了它的辉煌，也为之贡献良多，并开启和引领了新的研究风尚。而这一风尚，便是至今延绵不断的对高层管理者的系统研究，从CEO到董事会，从个体领袖到高管团队（TMT）。虽然这一领域的学术根源在于Simon和March等代表的卡内基学派的行为决策和组织管理研究，但在战略管理领域，Hambrick无疑是这一研究传统和流派的开山鼻祖。
Hambrick最为著名的文章（Hambrick&Mason，1984）谷歌学术引用次数在9 000次左右，乃是高层管理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这一领域的开拓给很多学者的研究指明了出路。无论你是研究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博弈论的，还是其他相关学科的，都可以研究CEO和TMT。有一阵子美国管理学会开年会，每年战略管理分会接受的论文中TMT研究要占到三分之一，可谓声势浩大。
只要你的研究的因变量是企业经营绩效，那么你的文章就是战略领域的。这似乎是一个基本的不成文的规则和共识。如此，大部分的TMT研究肯定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TMT研究基本上是属于组织行为学领域，只不过你研究的小团队（Small Group）恰巧是高管团队而已。
出道早期，Hambrick研究的完全都是当时主流的标准战略话题：拓展和细化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Snow&Hambrick，1980；Hambrick，1983a）；界定业务层面的战略（Hambrick，1980）；考察成熟行业中的企业战略（Hambrick，1983b）；解读竞争环境的监测与分析过程（Environmental Scanning）在战略制定中的应用（Hambrick，1982）。此外，Hambrick还与同事合作检验过波士顿咨询公司矩阵（BCG Matrix）的四个象限和利润率的关系（Hambrick, MacMillan&Day，1982）。
其实，在其1984年高层管理基本理论框架奠基之前，Hambrick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高管团队了：高管团队中的权力（Power within TMT，1981a），高管团队中的战略意识（Strategic Awareness within TMT，1981b），以及高管团队内部的战略环境监测（Environmental Scanning within TMT，1982）。
找到了高层管理视角这个抓手，而且在“波特革命”将战略管理引入外部环境定位（包括其隐含的环境决定论）的当口，大声疾呼要把作为决策者的人拉回到战略管理的研究图景中，这一提示和警醒，无疑是大受赞赏并被广为追捧的。有了这个视角和其后的研究潮流与学派，Hambrick于是成为战略管理领域里“元帅”级的英雄。
仔细想象，Hambrick的贡献虽然伟大，但他似乎缺乏一个像Miles与Snow基本战略分类法那样的点睛之笔或者像Prahalad之核心竞争力那样的核心概念。
他跟也许是他最出色的博士生Finkelstein一起发明的“管理自由度”（Hambrick&Finkelstein，1987）这一概念倒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但这一概念本身又需要由环境、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要素来综合界定，尤其是加上个人层面的禀赋和感觉，有些套套逻辑（Tautology），不够精准和吸引人。
Hambrick另外两个比较有成就的学生是提出超级竞争（Hypercompetition）概念的Richard D'Aveni和研究高管团队也做多点竞争研究的Albert Cannella。Hambrick有位出色的中国学生——陈国立（Guoli Chen），乃是他在PSU的入室弟子。同样是研究高管团队的陈教授已经在INSEAD获得终身教职，并于2016年获得战略管理学会每年一位的“新锐学者奖”（Emerging Scholar Award），可喜可贺。
Hambrick教授著作等身，后来在A类刊物上至少也发表近百篇论文了。仅2017年，他就至少在顶尖期刊上有4篇文章发表。好在Hambrick的每篇文章基本上都是非常扎实的，而且他的想象力也确实值得赞赏。比如，他最早在比较年轻CEO和年长CEO对绩效的影响时，不管采用什么理论，因变量基本上都是绩效的变化率而不是绩效本身的高低。年轻CEO的绩效变化比年长CEO的绩效变化“振幅”要大。这就比较容易令人接受而且结果相对有趣。
类似Hambrick或者Wernerfelt那样的巧妙设计和直观吸引力，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其实是极为缺失的。原先战略管理学研究还算是有些哲学底蕴和管理思想的“精英”职业，现在基本上是常规性“拷打”数据的“蓝领”职业。无奈，任何一个职业都得养活人，大家都要有饭吃。
你得先在行业里站住脚才能有资格针砭行业中的某些劣迹和误区。而一旦站住脚并享受各种与之俱来的荣誉和利益，你又很难愿意去改变什么。学术圈里，大概在任何时候，反潮流基本上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曾经当过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Hambrick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时就大声呼吁，希望我们的管理学研究要有与实践的相关性，要有实际影响（Practical Impact），而不能只是自娱自乐的游戏，要像经济学家一样影响政策和实践。
另外，他还呼吁，要有事实证据的积累。20世纪90年代末期，Hambrick参加某届美国管理学年会，战略管理分会给他颁发“杰出教育家奖”，Hambrick在获奖感言中说：下一段话没有得到终身教职的同行们可以捂上耳朵假装没听见。我们需要积累实际证据（Cumulative Evidence）。不能每一篇文章都要求理论创新或者方法和数据独特。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确实没有所谓的重复，但我们也没有积累互相可比的证据。我们应该像工程和科学领域一样，要有地方发表只呈现结果的报告。
可以说，Hambrick和Wernerfelt是不同类型的学者。Wernerfelt近乎天才，时刻不忘以理论为本。Hambrick是一个完美的职业学者（Consummate Professional），一个管理学领域的通才和全才，既重理论，亦重实证，既从事研究，也关注其相关性，同时还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积极投身于学科建设与服务。
TMT研究，成就了令人敬重的Hambrick“元帅”。
Jay Barney
十大“元帅”中，笔者真正直接认识的，就只有Barney教授。他是笔者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之一，是当时从他任职的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请到得克萨斯大学来的校外指导委员。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去Barney的学校拜访过他两次。Barney也到奥斯汀参加了笔者的开题报告答辩和论文答辩。Barney老师高风亮节、慷慨无限，对笔者这个根本不算他学生的外校学生尽力指导和帮助。最令笔者感激的是，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数据是Barney帮忙从他们Mays商学院实验室找到的——免费，而且可以直接用SAS软件进行分析！师恩无限，感激不尽。
Barney本科在杨百翰大学（BYU）学社会学，1976年进入耶鲁大学读社会学博士。1978年他自己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博士项目（横跨社会学和管理学的Administrative Sciences）并在1982年拿到博士学位。自1980年到1986年，他在UCLA的安德森商学院做助理教授；1986年转到德州农工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做到正教授；1994年转到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做名噪一时的“第一银行捐赠讲席教授”（Bank One Chair），待遇优厚，尊崇有加。如今，他坐镇犹他大学，享受校长级讲席教授的最高荣誉。
跟Hambrick相比，Barney刚出道时，文章发得还是慢了些。他刚开始是做组织理论，比较组织理论中的资源依赖、效率和组织生态等视角（Barney，1984），合作者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人力资源宿将Dave Ulrich（Barney后来的文章里也有人力资源和企业员工的痕迹）；然后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上发表了关于非正式社会网络（Informal Relations in Organizations）的文章（Barney，1985）。
1986年，Barney的三篇有分量的文章同年出炉。一篇发表在《管理学会评论》上，探讨企业文化是否可能是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是对其后来的VRIO（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有组织）或者VRIN（有价值、独特、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框架的早期萌发和应用。另外一篇也发表在《管理学会评论》上，讲不同类型的竞争以及相应的战略挑战，有意识地总结和对比资源市场（后来的资源本位企业观）与产品市场（当时的Porter产业分析）上不完全竞争的战略意义以及熊彼特创新的战略含义（后来Teece提出的动态能力）。
第三篇文章则发表在《管理科学》上（Barney，1986c），讲战略资源市场上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Barney的这篇文章是他早年最为精彩和最有见地的文章。该文也在2004年被评为《管理科学》期刊成立以来最有影响的50篇文章之一。通过对资源市场不完善性的描述，Barney揭示了企业间资源和能力差异性（Heterogeneity）存在和持续的原因。这也是Barney资源本位企业观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序曲。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0年，Barney发表了两篇关于兼并和收购战略的文章。一篇聚焦相关性假设（Barney，1988），另一篇聚焦并购战略的目标（Barney，1990）。还有一篇经常被引用来否定战略群组（Strategic Group）存在的文章发表在《管理与决策经济学》（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上，系与Hoskisson合作（Barney&Hoskisson，1990）。该文认为，即使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人们也可以从哪怕是随机的数据中找出某种想象的群组。这种群组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同样在1990年，Barney在《管理学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梳理管理理论和组织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文章，用社会学中关于社区（Social Community）的理论来解释不同学术社区的不同兴趣和语言体系，从群组冲突的角度来考察各种相关的分歧。那时，Barney还深深地沉浸于当时所谓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 Economics）的未来框架和范式情境中。至少在1988年，UCLA的博士生招生简章上还有Barney的名字，研究方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
组织经济学，应该是指他和William Ouchi以及Rumelt等在UCLA推崇的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组织问题的潜在范式。1986年，Barney与以“Z理论”著称的William Ouchi编过一本论文集《组织经济学：迈向探究和理解组织的新范式》。UCLA经济系的Alchian和Demsetz等属于这个学派的“友军”。组织经济学的一般性研究传统，至少可以追溯至Cyert和March的《行为视角的企业理论》（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其后则是Williamson、Teece和Rumelt等。
毕业于UCLA的Julia Liebeskind、William Hesterly、Todd Zenger、Russ Coff等人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式下开展研究工作的。达特茅斯学院的Margie Peteraf和Connie Helfat，与沃顿商学院相关的Dan Levinthal、Joe Mahoney、Laura Poppo和Rick Makadok, Berkeley的JA Nickerson和Nick Argyres等人也是这种套路。一般而言，研究组织经济学的人，好像都小有梦想，那就是要构建一个自己的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
现在，Daniel Levinthal在“运筹与管理科学学会”（INFORMS）创办了一个类似《管理科学》《营销科学》《组织科学》的《战略科学》（Strategy Science），主要就是这一支学者的“阵地”。原来的“阵地”主要是《战略组织》（Strategic Organization）。值得一提的是，Levinthal在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来自清华大学的吴迅（Brian Wu）——已经在密歇根大学拿到终身教职。这是极为难得的成就。
在经济学方面，偏好组织管理者的“阵地”是《经济行为与组织》（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和《经济学与管理战略》（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对于管理领域的人而言，核心问题是组织。对于经济领域的人而言，核心问题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弄来弄去，无非是新古典、交易费用、代理人理论、合约理论等。但双方在技术上都少不了模型构建（Modeling）。
如果还研究所谓的组织经济学，Barney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地位和声誉。组织经济学的名称太宽泛，前面的大师太多。1991年，时任《管理学期刊》副主编的Barney，客席主编了一期理论专刊，正式祭出Wernerfelt在1984年挂出的资源本位企业观之大旗。
从此，Barney的战略资源市场理论、Dierickx&Cool（1989）的资源存量（Asset Stock）理论、Nelson&Winter（1982）的组织常态理论、Rumelt的不确定可模仿性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加上战略领域已有的对于组织能力的论述，以及Penrose（1959）关于资源既是企业增长的发动机又是刹车闸的论述，都被Barney融汇在一起，掰开揉碎，整合定型，推出了他的VRIN框架。
同期的期刊上还刊出了几篇其他学者的文章，从各个方面探究和考察资源本位企业观的特点和用处，包括Castanias&Helfat（1991）和Conner（1991）等。自此，资源本位企业观的地位被正式确立。Barney真正成为如今名满天下的Barney。Barney（1991）的谷歌学术引用次数至今已超过5万次！
1991年之后，Barney的一个重要工作自然是帮助推广其资源本位企业观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多个话题和多个场合的应用，比如，他自己关于信任（Trusthworthiness）与竞争优势的关系（Barney，1994）和IT与竞争优势的关系（Barney，1996）的研究。一场轰轰烈烈的资源本位企业观运动也随之应运而生。他人的引用和拓展使得资源本位企业观得以与Porter的产业定位分庭抗礼，成为整个战略管理领域关于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两个主导视角。重要的拓展和支持工作体现在Mahoney&Pandian（1992）、Amit&Schoemaker（1993）和Peteraf（1993）上。
作为组织学者，Barney在经济学分析之余，也非常强调组织行为学的重要性，并与Ed Zajac合作写过组织行为学与竞争分析之关系的文章（Barney&Zajac，1994）。他自己在《战略管理进展年刊》（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上也发表了其独著的文章，解析二者的关系。Barney曾说过，组织行为学是战略管理的母学科（Mother Discipline）。
再后来，Barney在多种场合解析资源本位企业观，还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与教材。也许，任何个人学者的理论框架一旦足够成型，就相对自成一体，不会过于开放和自我修正。
Barney似乎是从来不提所谓动态能力的。在Barney所有的文章中，他也基本上是不区分资源和能力的差异的，而是将其并列通用（资源与能力）。任何的企业属性（天生特点、资产、属性、关系等）都是有价值的资源，只要能够以其为基础来承载难以被对手模仿的组织战略。
因此，他大概也不认为动态能力的引入改变或更新了他的分析框架，而且动态能力本身也可以被纳入VRIO框架的分析。在世纪之交的一次美国管理学会的年会上，Barney讲了一个略带调侃和揶揄的故事：
我给学生上课讲资源本位企业观。下课后，有个学生兴奋地对我说：“Barney教授，我想我找到了一种符合VRIO的组织能力！”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他的包里。然后学生打开包，我们发现包里什么都没有。我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可能飞走了。我说：“噢，原来是一个动态的呀！”（It's a dynamic one！）
从1989年开始，Barney就已经在创业学领域展开工作，从风投到创业，从机会到估值，从企业家的“盲目”自信到大家对创业的“公共兴趣”。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合作者是其博士生Busenitz以及原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事Sharon Alvarez。通常情况下，Barney本人是不诉诸数据的，靠的是纯粹的概念性思维和抽象的理论构建能力。
Barney有两个出色的中国学生——王鹤丽（Heli Wang）和童文峰（Tony Tong）。两人的工作都多少具有一些金融取向。王鹤丽的工作至少在早期偏重公司层面的战略。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多年之后，又去了新加坡，现在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李光前讲席教授。童文峰与Barney（尤其是后来与Jeff Reuer）合作写了多篇关于实物期权（Real Options）理论及其在战略管理研究中之应用的文章。童文峰在布法罗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任职期间有非常优秀的论文发表，并曾在老牌战略大本营——普度大学获得正教授职位。
Barney也对中国的管理学界有所贡献。2005年左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连续三年在夏季聘他为特聘杰出访问教授。Barney还与中山大学的张书军在《管理与组织评论》（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合作发表过文章，探讨中国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Kathleen Eisenhardt
Kathleen Eisenhardt本科在布朗大学（常春藤盟校中最小的学校）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在海军研究生院读硕士时学的是计算机系统专业，1982年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广义的组织行为学；毕业后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任教，一个人撑起一片天地；发表论文逾百篇，曾先后获得4个荣誉博士学位。
Eisenhardt教授可能是十大“元帅”中跨界最多也最为独特的一个高产学者，在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她在美国管理学会的组织与管理理论分会（OMT）、战略管理分会（STR）、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分会（TIM）和创业学分会（Entrepreneurship）等多个领域都有所涉足和贡献。但是，她的研究主题与方法却有足够的内在逻辑和一致性。
可以说，Eisenhardt的研究至少有三大特点：
第一，聚焦于高速增长和快速变化的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中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技术和创新管理）。事实上，她是研究硅谷企业之战略和管理的第一人。
第二，她的研究聚焦于企业的战略和组织维度，包括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涉及战略决策的准则、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战略联盟、企业并购、动态能力、高管团队以及薪酬体系等多种要素。
第三，她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可以说，与Robert Yin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对案例研究的贡献相媲美，Eisenhardt单枪匹马、纵横驰骋，顽强地将案例研究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大旗再次插在纯学术研究中理论构建与检验的最高领地和前沿阵地。
她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从代理人理论的视角来看待组织中的控制。其博士论文的研究结果于1985年部分发表在《管理科学》上。她对技术创新与创业（Technical Entrepreneurship）的研究，也自1985年起开始发表。基于代理人理论，她还研究过零售企业的薪酬制定（Eisenhardt，1988），也梳理过代理人理论视角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Eisenhardt，1989c）。
自1987年起，她开始发表有关快速变化情境（High Velocity Environment）下企业决策过程的研究文章（Bourgeois&Eisenhardt，1987；Bourgeois&Eisenhardt，1988；Eisenhardt&Bourgeois，1988；Eisenhardt，1989a；Schoonhoven, Eisenhardt&Lyman，1990；Eisenhardt，1990）。
对于硅谷企业的研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Robert Burgleman算是一位顶级的专家，而顶级专家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则应该是Eisenhardt了。她的研究不仅总结了快速变化情境下企业决策的实际特点，而且也为此类快速决策法赋予了合法性。快速决策和快速反应考虑的信息和因素不一定少，反而很可能更多，只不过是快速尝试和迭代、快速纠偏和应对罢了。在瞬息万变的行业中，这样快速试错的企业反而可能更容易把握机会。如果今天谁能进入腾讯等企业做类似的研究，那也一定会有大的贡献。
决策，尤其是战略决策，一直是Eisenhardt研究生涯的主题。Eisenhardt在这一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提出所谓的“以时间为基准的决策节奏把握”（Time-Pacing），以区别于传统的所谓“以事件为导向的决策节奏把握”（Event-Pacing）。高科技企业要讲究自己的节奏，要有意识地适时转换，而不能只是应对外部事件和潮流。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开创的摩尔定律，就是这一决策风格的最佳佐证。关于Time-Pacing, Eisenhardt不仅得出了学术性的研究结果（Brown&Eisenhardt，1997），而且向管理者做了精彩解读（Eisenhardt&Brown，1998）。
2001年，Eisenhardt和Don Sul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作为简单法则的战略”（Strategy as simple rules）一文。这是她在决策领域与快速试错相关（甚至不可分割）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在两人合作并于2012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中，他们再次强调了简单法则在复杂情境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15年，两人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汇总出书，仍然取名为《简单法则》。正是有了相对简单而又比较靠谱的决策法则，企业才能快速决策，不至于失去过多的机会，也不至于沉溺于无效的路径。
用行为决策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决策准则，Eisenhardt并不是首创。但用决策经验法（Decision Heuristics）等视角来研究高科技企业在快速变化行业的决策（Bingham&Eisenhardt，2011）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工作，而且强化和丰富了她在这一研究主题和潮流中的表现与成就，因而值得一书。她是有一个自洽一致的研究规程（Research Program）的，不是完全见机行事、追逐潮流。这是“元帅”级别的学者应有的定力。
Eisenhardt和Schoonhoven的文章（Eisenhardt&Schoonhoven，1990），使她关于创业企业的研究得以引人注目。其后，她不仅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方面着力（Brown&Eisenhardt，1995；Eisenhardt&Tabrizi，1995），而且把资源本位企业观引入对初创企业战略联盟之形成的研究中（Eisenhardt&Schoonhoven，1996）。
Eisenhardt还关注创业企业的兼并和治理（Graebner&Eisenhardt，2004）以及企业家如何获取风险投资（Hallen&Eisenhardt，2012）。在公司创新方面，2000年左右，Eisenhardt专注于对模块性组织（Modular Form of Organization）的考察（Galunic&Eisenhardt，2001；Helfat&Eisenhardt，2004）。
当然，使得Eisenhardt进入“元帅”行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对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与推广，并且用这种方法研究快速变化情境下的管理决策而做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
可以说，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写作主要在于展示和演绎某些现象和观点，甚至可以被用来“证明”（其实是检验）或者解释某些理论。但很少有人会想到用案例研究来构建理论。当然，在社会科学领域，Robert Yin数十年来一直在推介案例研究的要义和方法；Mintzberg的田野调查也算是早期相关的尝试。然而，在整个管理学领域，是在Eisenhardt（1989b）的“从案例研究构建理论”（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和Eisenhardt（1991）的“单一案例研究”（Single-case research）发表之后，大家才真正意识到，案例研究方法是可以用来做严谨的学术研究、构建和开发理论的。之后，Eisenhardt在案例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持续不断（Eisenhardt&Graebner，2007）。
除了在案例研究中的卓越贡献，Eisenhardt还有另外一篇文章（Eisenhardt&Martin，2000）的谷歌学术引用次数过万。标题直白不啰嗦：“动态能力：它们到底是什么？”（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但Eisenhardt和Martin理解的动态能力与Teece等人的构想以及他人基于资源本位企业观的理解和界定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认为，动态能力没有那么玄妙，就像常说的最佳实践一样，不一定那么独特或曰具有较高的企业特定性（Firm-Specificity），在不同的企业间是有一定的共性的。而且，他们把动态能力的类型放在不同变化程度的竞争环境中去考察，尤其是把它们和Eisenhardt一直研究的快速决策情境紧密相连，并在这个场景内强化了简单法则和快速试错的重要性，也拓展了大家对组织常态和资源本位企业观的理解。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一个常识。“元帅”，是有自己的“打法”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当我说你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说我的，巧妙新颖地重复我一直说的东西。将官们，在没有成为元帅之前，都是打别人的仗，给别人打仗，用别人的打法打仗。当然，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成不了元帅，无论战功有多么傲人。Eisenhardt教授，卓然而立，与众不同，战功赫赫，远扬芳名。“元帅”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笔者认为，或许还是有些模式和相关概率的。看看十大“元帅”的来历。只有Hambrick一个是公立学校的博士，其他人的学位全部来自传统私立名校。即使是Hambrick，也是哈佛商学院的MBA，是在常春藤学校浸淫过的。学术研究社区是讲究人才集聚和制度传承的，原则上是精英统治和明星当道的社区。私立名校在资金、资源、传统、声誉和现有人才集聚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此，“元帅”级别的学者们大多出自这些学校并终身任教于这些学校（或游走或定居），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这些学者的本科专业分布：既有传统的文科领域（比如新闻学和社会学），也有不同专业的理工科领域（从航空航天到传统的电机与机械工程）。只有两位学者本科学的是与商业管理有关的学科。西方的高等院校，尤其是精英院校的本科专业，大部分还是实行通才或通识教育，讲究的是提升总体的悟性和见识、基本的素质和学养、广泛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名牌大学中，大部分的博士项目都是从优秀的本科生中直接招生的。硕士学位往往只是博士资格考试后的一个中间认证，或者是给那些博士资格考试没通过而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者的一剂安慰贴。而且，本科是不是本专业的并不是十分重要（对于商学院和管理系亦是如此）。工作经验也完全不是必要条件。然而，从本章所介绍学者的工科背景的相对集中来看，在战略管理的研究中，一定的数理分析能力或者模型构建能力还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