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走向大战：经济需求解释

一

关于德国走向大战的动机，另一个与国内政治不无联系的基本解释是：德国当局选择战争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经济追求，尤其是对于市场、原料和投资机会等外部经济资源的追求，是对财富的欲望推动着德国诉诸武力。或者说，德国国内广泛存在着以战争手段谋求经济收益的意图，而德国当局也希望通过如此行事而使德国变得更繁荣、更强大和更稳定，包括通过满足一些阶层的经济需求而巩固保守的国内秩序（由此，走向大战的经济动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内政治动机的范畴）。与此相关，经济帝国主义——简言之，国家通过使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去谋求对外部经济资源的控制——常被用来解释德国为何迈向大战。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也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作为一战发生的主要根源，将对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机会等经济资源的争夺作为德国在1914年挑起战火的主要动因。

但在国际学术界中，主流观点趋于否定经济动机对于德国迈向大战的关键作用。连韦勒这样的严厉批评一战前德国统治精英的自私和狭隘的费舍尔学派代表人物也表示：在当时的德国的确有人鼓吹或梦想进行（出于经济动机的）领土扩张，比如对法国、比利时、土耳其和东欧，但“认为德国决策者基于这些要求而有目的地策划并因此而导致了战争的说法都只是传说而已”。“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并非仅仅只有这一类的‘极端分子’。简言之，如果要考察德意志帝国各种目标的连续性，我们就必须清楚，在1914年以前，无疑存在种种实际的或者异想天开的考虑，但是，在这些考虑与1914年夏天的政治决定之间并不能扯上直接的关系。毫无疑问，扩大经济影响方面的考虑绝对不能与领土兼并目标等同起来。”“所谓德意志帝国政策长期以来就有意识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的笔直、单轨路线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将德国的战争目标政策全部归结到这些利益之上，并且根据时髦的经济决定论，仅仅认为好像只是为了满足重工业扩张集团对利润的追逐，或者认为其主要动机只是为了确保所谓的战略前沿地带，那就错了。” 休伊森总结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受到费舍尔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淡化了工业家和金融家在德国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指出自身经济利益和资本的某种短缺使很多大企业倾向于国际协作和避免冲突。

但是，持该观点的学者们看似并未提供较全面细致的论证。他们更多地关注外交、同盟、军备、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对德国走向大战的影响，以经济动机为主要视角的研究在系统性和细致性上仍有明显不足。表现之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述及德国与一战起源关系的著作中，否定经济动机对德国走向大战具有重大影响的分析通常是最粗略的。 难道在很多学者看来，一些基本论据已可简单证明德国战争决定背后经济动机的乏力，该问题遂已不具有多少吸引力？本章不是要推翻国际学术界关于德国战争决定背后的经济动机的主流看法，而想提供一个更好的论证。

即便德国走向大战是首先出于预防性战争动机，从理论上讲，这场预防性战争可能多少也具有经济考虑的成分：德国若在敌人准备充分且更具进攻性时身陷大战，也更可能因战事不顺或战败而吞下更大的经济苦果，因此从经济上讲战争看似也是早打更好（只是，这样的战争就满足经济需要而言更多是防御性而非扩张性的，或者说重在保住现有所得）。也难以否认，德国人不免认识到，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任何战争都可能带来经济好处（比如借战胜之机对战败国“顺便”进行经济剥削）。因此，否认德国战争决定的背后有着经济动机是草率的。不过，不宜将德国当局的预防性战争考虑看成首先是出于经济需要。它要维护的首先仍是传统的政治—军事目标，即国家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威望。这些目标虽然关系到经济利益的实现，但不能说只是后者的保障手段，而非就其本身而言即是终极价值（甚至是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最重要价值），否则就犯有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此，若要探讨经济动机对于德国战争决定的作用，更合理的问题应是：如果没有预防性战争动机，或者说如果德国人觉得，只要自己不挑起大战，和平仍很可能较长时间地持续，德国是否也会走向一场基于经济动机的大战？否认德国是首先出于经济动机而走向大战的学者们似未明确提出该问题。若回答是否定的，就可较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基于上述政治—军事目标的预防性战争动机是德国当局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即便他们也有意从大战中获得经济收益，这应是附带和随机性的。

不可否认，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对外政策的背后有着明显的经济欲求，一战前列强间的经济竞争对彼此间的政治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德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推出和支持扩张性的世界政策的动机是多元的，但物质需求无疑是一大基本内容。尤其是，德国被认为需要去获得市场、原料和投资机会方面的更多保障，并为它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更多的海外生存空间。在很多德国人看来，与德国的日益繁荣相比显得日益“狭小”的德国国土和国内市场日益承受不住德国的未来发展。梅尼克写道：“鉴于当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一个像德国这样存在空间狭小——并由于其发展而愈发狭小——的国家自然必将得出该结论：建立更大的殖民帝国对于保障其未来不可或缺。” 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则写道：“我们能否成为一个海外强权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一流强权的生存。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就面临着可怕的前景：英国和俄国将把世界在他们之间瓜分。”

在德国决策层中，也不乏此类表态，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标洛在1897年为强占中国胶州湾作辩护时宣布，我们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他声称：“我们绝不认为需要染指每块馅饼，但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在那些富足和具备有希望未来的土地上，不应将德国从与他国的竞争中排除出去。德国人让一个邻国（应指俄国）获得土地，让另一邻国（应指英国）获得海洋，只给自己留下填空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培养和促进我们在航运、贸易、工业方面尤其在东方的利益视作我们首要的任务。……简言之，我们不想让任何国家身处我们的阴影中，但我们也要求我们的阳光下地盘。” 1899年12月11日，标洛在帝国议会中为新的海军法案做宣传时也声称：“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工业的史无前例的扩张、我国商人的勤勉，简言之，德国人民的巨大活力业已将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并将我们拽入了国际政治。……我们也有权利拥有一个‘大德意志’，不是军事征服意义上的，而是我国的商业及其基础的和平扩张意义上的。” 连被认为相对平和的贝特曼也在1914年初对法国驻德大使表示：“今日的德国需要在阳光下的地盘。……德国每一天都看到其人口的跳跃式增长，其海军、贸易和工业正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它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扩张，它尚未找到应得的‘阳光下的地盘’。” 除了在海外，德国人也在欧洲谋求扩大经济势力范围，中东欧地区成了重点目标。在该背景下，经济动机在一战前德国对外政策中频频显现。德国的很多工业家和金融家支持在全球范围内用进攻性方式去推行帝国主义扩张。 应该承认，这种做法增加了德国的对外摩擦和冲突。

但是，虽然经济追求是一战前德国对外政策的一大动机，它在1914年夏天德国迈向大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另当别论。对于保护和拓展经济利益，战争手段有其适用空间。战争虽然可能给交战国造成经济损失，但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给交战国或战胜国带来经济上的“净收益”，即便它对国际经济的总体影响是消极的。 从理性角度讲，在没有其他动因使战争看似必要时，若考虑是否因经济需要而选择战争，当事人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鉴于随战争而来的风险，是否值得这样做？德国人并不排斥用战争手段去追求经济利益，只要其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即便战争对象是一个大国。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应对美国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威胁，德国当局在一战前曾制定对美国的战争计划，主要内容是打击美国的海上运输和攻击美国沿岸，并以德美之间的一对一战争为前提。 在这种不波及欧洲本土、没有其他大国卷入、规模有限而且无须大量动用陆军的战争中，战争的风险对德国是较低和容易应对的。

但是，一场有多个大国卷入的欧洲大战或世界大战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如前所述，这样的战争未必速战速决，而可能是风险较高的较长期消耗战，德国的军政领导人对此也不乏预见。在这样的战争中，德国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和人员牺牲；战时对物资、生产和劳动力等的管制以及对外经济联系的萎缩可能使德国的经济活动严重偏离和平时期的正常轨道；即便付出巨大，德国也可能沦为最终的失败者，并因此而遭到战胜国的欺凌；无论是在战场呈现僵局之时，还是在战败之际，德国都可能在内忧外困中遭遇国内大动荡或革命。一战前德国的经营者主要分属于四个相互有所交融的经济群体：工业界、贸易界、金融界和农业界（前三者可大致统称为城市工商界）。相比较而言，前三者的经济活动有着更强的跨国性质，或者说体现了对于境外经济利益的更多需求；农业界的核心是容克地主阶级，他们以经营农业为主，其产品主要内销，其经济利益更多体现在国内。即便这些群体力求实现其经济欲求，难以很好证明，他们企图通过大战这样的看似违背经济理性的极端手段。一战前德国的经济界人士未必都像某些军政要人那样对大战的严酷性有清晰预见，但很多人至少明显有此担心，包括担心大战严重扰乱经济生活。比如，在一战后成为德国总理的电气业巨头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在战前就曾（还算相对温和地）言道：如果德国输掉了战争，对于由此而来的代价，“德国的哪一个阶层能够付出？农业界将不会付出很多，中间阶级也不会付出非常多，只有工业界将不得不付出。换言之，胜利者将成为我国工业的购买者，而我们将成为挣工资的奴隶” 。如杰拉德·费尔德曼（Gerald Feldman）所言，德国的工业家们总体上“认为战争不合时宜，因为它扰乱了他们的对外贸易，导致了失业，并令其失去了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被送往了前线” 。从一战的实际进程和结果来看，这场战争也的确堪称德国的经济灾难。

二

对战争所致风险的估判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因经济需要而诉诸战争的唯一要素，另一要素是对于和平状态下经济前景的预期。如果鉴于该预期，维持和平看似强于动武，即便战争易于取胜并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它在经济上也缺乏吸引力。鉴于与一战前德国经济状况相关的德国人对和平状态下经济前景的预期，若说他们即便没有预防性战争企图也打算因经济需要而发动大战，这也缺乏可信度。在一战前很长时间中，德国与美国堪称世界上经济增长最迅猛的国家；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总体经济表现无疑最佳。比如，如前言中所述，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的出口增长率是欧洲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上仅次于加拿大和美国，德国取代英国成了欧洲头号工业大国（大致在1903年左右），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在一系列工业领域中（包括在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就国内产值、工业投资、证券市场和贸易而言，1891—1892年后的20年是德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在一战前的数年中，德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仍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在1907—1912年间，德国的出口增长了31%，进口增长了22%。 1913年，出口在1910年基础上增长30%左右。 从1909年至大战发生之际，德国的出口增加了50%多，贸易逆差急剧减少。 再比如，无论在当时的很多德国人还是后世的不少经济史家看来，在一战发生前两年中，德国经济景气是在上升：“在工业大国中，只有德国能够增加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它在化学工业——尤其是染料、电气产品和精密仪器方面获得了几乎是垄断性的地位，并在一些关键市场中包括在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将英国抛在身后。随着1911年后国内价格的上升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出口攻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德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工业的确需要更多的对外商业，但德国的贸易统计数字没有让人警惕的理由。自19世纪90年代早期起一直在稳健增长的德国的出口在一战前夕几年中甚至增长得更快。总出口自1909年起增加了50%有余，德国的贸易赤字在1912年则急剧减少。” 头号贸易大国英国受到了德国等新兴大国的有力挑战，以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为首的派别主张英国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但这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强大势力的反对下并未成功。英国仍未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仍对工业品进口实行零关税（德国对进口工业品的关税税率平均则是13%）。在1906年和1910年的英国议会选举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声音仍处主导地位。在1897年，就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而言，英国比德国高11%；但到了1913年，该数字降至6%。有研究指出，假如和平得以更长久地维持，德国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到1926年就会超过英国。 “由于英国与德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以及约瑟夫·张伯伦推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被英国选民彻底击败，德国没有理由怀疑其有利地位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原料供应是德国工业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但它在一战前也有所改善。比如，凭借大规模投资，德国人至1906年已在法国的主要铁矿石产地默尔特——摩泽尔（Meurthe-et-Moselle）控制了三分之一的矿业资源；在诺曼底（Normandy）矿区至1910年则控制了四分之三。德国人也与瑞典签订了关于矿石供应的长期合约，其中规定的价格要比世界市场价格低30%。 在分配海外经济空间方面，德国在一战前也有着重要收获。比如（参见第八和第九章），1911年8月，德国与俄国签订了就在波斯和土耳其的权益达成妥协的协定；1914年6月，德国与英国就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分配达成了协定。 再比如，一战前在工业领域超过半数的国际卡特尔是在英德间达成的。 在欧洲大陆之上的那些中小国家中，德国相比于其他强国看似也有更强的经济权威。位于德英法之间的比利时和荷兰就是一个例证，比如：1905年，安特卫普（Anterwerp）商会的主席是德国人，副主席是归化的德国人，八个分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人，五分之一的会员也是德国人；比利时中央银行的主席、副主席和14位管理者中的四位都是德国人。

德国人拥有的一些突出禀赋也推动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壮大。除了在管理、组织、纪律和工作态度上的公认长处，德国当时在教育和科学方面也拥有令世人瞩目的优势。比如，在出版于1910年的科学著述中，40%左右是德语文献。德国的每个高等技术学校培养的工程毕业生在1913年比英国所有大学培养的都多。在19世纪末，德国的文盲率只有5%，而英国和法国的数字分别是前者的两倍和八倍。 甚至，一个不大与经济联系起来但有助于德国参与和平的经济竞赛的因素是德国的军事威望。德意志统一战争尤其普法战争极大促进了德国在全球的军事威望，这带动了德国的军事体制、军事学说、军事装备和军事教官的大规模输出。“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过后，普鲁士军事制度成为世界上多数地区的钦羡对象。不仅欧洲和小亚细亚的，还有远至日本、中国、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各国政府转向普鲁士寻求军事训练顾问团和武器，并派送最好的基层军官去学习德意志战争方式。”法国在陆上战争领域原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国家，如今“普鲁士军队首先挑战了几乎无处不在的对军事上的‘法国货’的尊崇……几乎一夜之间，德意志战争方式风行一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替代了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成为战争之神的使徒。从日本到智利，普鲁士—德国军事顾问团都是邀请对象。而随他们而来的是普鲁士的火炮、步枪、军服、马鞍、马具、尖顶头盔甚至军乐器。”德国武器畅销全球。克虏伯公司（Krupp）至1914年在西半球已成为不少于18个国家的主要火炮供应商，德意志武器与弹药制造公司（Deutsche Waffen und Munitionsfabriken, DWM）生产的毛瑟（Mauser）步枪已将美国的雷明顿（Remington）、奥地利的曼利夏（Mannlicher）和法国的格拉（Gras）步枪几乎从南美洲的武器库中清扫出去。 由这些而来的德国影响力的上升也十分有助于在与军事无关的经济领域中扩展德国的空间。比如，德国外交部有高官评论说：“尽可能多地让南美国家聘用德国军官作为教官的情况颇为重要，不仅是对于我们的军备工业，也对于在这些地区增进德国的存在和总体商业关系。”

虽然一战前德国与英法俄有着明显的政治猜忌和军事竞争，但正如上述某些内容所反映的，一战前德国与英法俄的经济关系也体现了强劲的增长趋势。进出口贸易额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00年是32%，到1913年增至40%，而与英法俄的贸易占据了主要部分。到1913年，英法俄在德国进出口中分别占到68.1%和60%的份额（德国的盟国奥匈和意大利所占比例分别是8.4%和12.2%，奥匈只是德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1900—1913年间，英德贸易增长105%，法德贸易增长137%，俄德贸易增长121%。在一战前10余年中，德国从铁矿石的净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占所需数量的30%。其中，从法国的铁矿石进口在1900—1913年间增加了60倍。英德当时在欧洲列强中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20%的原料和食品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德国在1913年的出口中有14.2%销往英国。 在金融和投资领域，德国也与英法俄有着不断扩展的密切联系。英德在这方面有着最为悠久和深厚的交往，而德法间的交往后来也颇具势头。比如，德国在法国尤其在其工业领域有着大量投资（前述的德国对法国矿业资源的控制是一大体现），而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的快速经济增长、资本的短缺和较高的利率也吸引了大量法国资本进入德国。对于英法俄之外的其他“潜在敌国”，德国也在扩张其经济影响。比如，虽然塞尔维亚被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匈视为首要威胁，德国仍在塞尔维亚有不少投资，甚至向其出售武器（只是这尚不至于改变奥塞军力对比）。这些表明：和平时期跨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当时尚未受到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决定性制约；或者说，对于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而强力干预跨国经济活动，当时的政府尚缺乏意愿和能力。

与上述相关，一战前德国与英法俄的经济竞争远未达到白热化或需要战争解决的地步。英德经济关系仍是典型案例。德国的经济攻势对于长期的头号经济强国英国的挑战是最大的。虽然英国人对此感到不安，也不满于德国用保护主义和外交压力等手段推行经济扩张，但在1900—1914年间，英国仍呈现大体的经济繁荣，它仍是头号贸易大国，其出口的增幅不亚于德国，在某些地区（比如远东和英属殖民地）和某些产业领域（比如造船业、航运业、银行和保险业）仍拥有对德国的重要优势。英德间互惠性的经济关系也处于持续壮大中。即便在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领域，英国的很多工业品在德国市场上仍拥有竞争力，相应地英国的对德出口也在有力增长。德国国内工资水平的上升、税收和社会福利开支的扩大、英国面对外来竞争从企业到国家层面的一些革新等因素也有助于加强英国的对德竞争力。虽然德国实行了保护主义，但其程度明显弱于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英国在一战前夕的对德出口竟然不亚于或高于对偌大美国的出口。鉴于美国的高保护主义壁垒、新近获得的最大工业国地位、在美洲和远东的强大经济影响力等因素，可以说英美经济竞争强于英德之间。在上述背景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张伯伦的保护主义主张未获接受，而英国人也更倾向于将英德经济关系看成有利于限制英德矛盾激化的因素而非相反，更未将战争看成应对德国经济挑战的合适手段，英国经济界中也远不乏亲德情绪。1906年1月11日，当英德正处于摩洛哥危机中时，《泰晤士报》（Times）有文章称：英国人民对于他们对德国的经济成功嫉妒得要死的说法会付之一笑，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比来自德国的更严重，但也感受不到对美国的嫉妒。德国驻英大使也从未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提到英国人主张因经济原因对德开战。 在德国经济界中，虽然英国仍被广泛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尤其在工业界中），但主张维护英德关系的声音也随处可见（尤其在与英国有更多利益交织的贸易和金融界中），因经济需要而发动对英战争的论调应者寥寥，对英德经济关系的前景更多呈现的是谨慎乐观。而且，英德关系如第九章所述在一战前夕也在回暖，前述的在1914年达成的关于土耳其的协定就是一个例证。

德法和德俄间的经济矛盾也远未达到激化程度。德俄经济关系或许引发了德国人的更多忧虑，这与在1904年订立的德俄贸易协定密切相关。在1904年的德俄贸易谈判中，出于既照顾农业集团又不得罪工业界的考虑，德方既坚持对从俄国进口的农产品征收高关税，同时又要求俄国在关税上惠顾德国的工业品。虽然俄方对此多有抵制，但德方利用日俄战争给俄国带来的困境最终迫使其订立了一个堪称不平等的协定。该协定自1906年起实施，为期12年，在其到期前应就后续协定重开谈判。可以预想，在未来的谈判中，俄方大概不会同意维持既有条款，而会要求德国降低俄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换取德国工业品在俄国的低关税待遇。鉴此，德国人对未来德俄贸易的前景多有不安：农业界和工业界都担心新协定会以本方利益为代价；如果新协定难以达成，德俄之间则可能陷入一场贸易战，而对俄国市场有更多依赖的工业界将成为主要受害者。在一战前夕，随着1904年德俄协定截止日的逐渐到来，加之此时德俄政治关系由于巴尔干问题等因素在滑坡（参见第九章），德国人的上述担心更明显了。这样，他们或许觉得战争是合理选择？比如，通过击败俄国而迫使其接受不平等的新贸易协定？ 比如，1914年4月的一篇德国贸易评论文章警告说：“几乎不需要什么提醒的是，鉴于（德俄）两国之间高度的政治紧张，在商业政策领域的任何冲突都意味着对和平的一场严峻考验。” 但是，仍不能说德俄难以达成如下的一个妥协性协定：德国对俄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有所降低，俄国对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则有所提高。这样的妥协既是德俄之间也是德国工业界与农业界之间的妥协。虽然1904年协定对俄国是不平等的，但由于德国工业品在质量和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俄国对德国工业品业已形成的某种依赖，俄方利用工业品关税要挟德国也会有其限度。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俄方长期容忍了1904年协定。戴维·卡勒奥（David Calleo）的如下判断有其道理：德国与俄国片面的贸易协定在1914年后不久就要终止，但这几乎不能改变德国对外经济状况大体上仍有积极的前景。 而且，无论经济前景如何，若以前途难卜的战争冒险为手段去谋取一个对德国有利的德俄协定，这在经济上也看似是得不偿失和因小失大的非理性选择。也无证据表明，对德俄贸易前景的担忧对德国当局走向大战有重要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认为经济追求将德国推向大战的观点面临着重要挑战：德国看似未面临值得考虑战争出路的经济危局；更重要的是，只要和平得以延续，德国的经济地位看似会愈发强大。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鉴于德国的经济活力，如果和平得以更久维系，德国会自然成为欧洲的主宰。在一战前德国，很多人就表达了此种乐观，这也明显体现在经济界中。比如，休伊森指出，在威廉二世时代的多数德国工业家和金融家看来，世纪之交后的年代是德国的一个繁荣时期。曾任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并积极参与德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卡尔·海费里希（Karl Helfferich）信心满满地说：“其他国家看到了我们不断壮大的力量、我们迅速增加的人口、贸易和工业的扩张以及经济上的进取精神。对这些来说，没有什么任务看似过于宏大。”他在1913年还撰写了对该时期德国经济最好的一本论著：《德国的国民财富：1888—1913》。 它认为，德国正处于巅峰时代，其欣欣向荣程度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休伊森认为，这本多少是为庆祝威廉二世登基25周年而写的书虽然不无逢迎之嫌，但未超出工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很多土地阶级成员的基本认识。 钢铁业巨头胡戈·斯廷尼斯（Hugo Stinnes）在1911年指出，再经过几年的和平发展，德国就能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经济主宰。大金融家、与威廉二世颇有私交的马克斯·瓦伯格（Max Warburg）在费舍尔看来是“积极对外政策的坚定信奉者”。但是，他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一周前向威廉二世表示，德国应对战争保持克制，因为德国每年都变得更强大。 关于德国经济界人士维护和平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愿望，后文也引用了不少言论和论述，它们也能间接表明对于和平经济竞赛的信心。萨拉热窝事件前夕，在总参谋长毛奇与外交大臣高特利布·冯·雅高夫（Gottlieb von Jagow）的一次对话中，后者反对前者的及早开战主张，并用德国经济状况正在改善作为理由。 这也有助于表明：德国人在1914年应该有着不错的经济预期；若仅就该预期而言，德国当局可能更倾向于维持和平。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指出：认为德国靠和平经济增长即可成为欧洲经济霸主的说法缺乏道理；比如当时美国上升极快，俄国也在快速工业化，德国对外经济依赖也会上升，德国还容易遭到海上封锁；而且，该观点的前提是自由市场主义已赢得对于新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绝对胜利，但当时的所有大国除了英国都信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甚至英国也奉行了某种帝国保护主义；另一个前提是其他大国将和平地坐等德国获得经济霸权，而事实上他们已采取反制措施。 但是，该论断可谓松散乏力；别的不说，德国大体不正是在这些挑战都存在时实现经济起飞的么？如果认为科技实力是“第一生产力”，是决定一国经济地位强弱的最重要因素，鉴于当时德国科技水准的顶尖地位，对和平局面下德国经济的未来也不能不多份乐观。“假如没有世界大战，德国的科学成就或许可能在20世纪继续发扬光大。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埃米尔·费歇尔（Emil Fischer）、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这些名字将更加醒目，而德语将可能成为科学上的工作语言。”

三

的确，一战前的德国有其经济弱点。德国是一个国土谈不上辽阔、国内自然资源储备谈不上丰富、国内市场也谈不上广阔的国家。与此相关，德国对外部经济资源确实有较大依赖。与此相关，如下说法不绝于耳：作为一个后起强国，德国在殖民地争夺上无法抢得先机，虽然德国人在一战前已攫取不少殖民地（主要位于黑非洲和太平洋，总面积大致有250万平方公里），这远不能满足他们对海外经济资源的需求，与此同时英法等老牌殖民大国却拥有多得多的殖民地，因此经济需求驱使德国谋求用战争去重新瓜分殖民地。但是，至少就当时的现实而言，德属殖民地对德国经济远不具有重大意义。当时，与德属殖民地相关的经济活动甚不发达，在德国经济活动中所占比例甚小。至1914年，德属殖民地只拥有德国海外投资的3.8%，对外贸易的0.5%。殖民地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未超过0.6%，在1914年前还在下降。 多数德属殖民地甚至难以依靠自身经济产出去支付自身行政开支。1911年，在德国殖民地中，除了多哥（Togo）和萨摩亚（Samoa），余者都需要国内财政补贴。与殖民地在经济上明显缺乏吸引力相关，移居殖民地的德国人也甚少。对此，殖民地与德国本土距离的遥远、殖民地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开发成本的高昂、欧美地区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源的不乏都可作解释。其实，出于类似原因，英法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对这两大殖民国家来说在经济上也并非举足轻重。鉴于此，也鉴于其他因素，比如德国是在对殖民地无甚依赖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跃进，以及前述的一战前德国的良好经济状况和德国人的经济信心，难言扩张殖民地在一战前对德国经济具有极大的现实攸关性（即便承认它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在上升），难言扩张殖民地是德国人发动大战的有力动机。殖民地对于德国还有另一个价值，就是作为德国移民的迁入地（这也可视为一个经济类价值）。在一战前，有大量德国人（主要是下层民众）移居海外，这与其说是由于德国人口的快速增加，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工业化背景下大量小生产者（比如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以及海外某些地区在定居就业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力。 在当时的德国有观点认为，大批下层民众外迁有助于缓和由失业和贫困等造成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压力。德国的民族主义者还希望，德国移民能够将德属殖民地作为首要的迁入地，而且德国能够拥有足以吸引大多数德国移民的移民地（如同英属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殖民地）。他们认为，这比德国移民移居其他国家要好得多，更有利于保护德国移民的权益，保持他们的文化，维系他们与本土的联系，促进德属殖民地的开发，以及提升德国的总体力量。这种移民在他们看来不是背叛，不是德国资源的外流，而是爱国和进取精神的体现。还有不少人希望在海外殖民地打造一个德意志农业社会，并因此认为，能吸引大量德国移民的德属殖民地应适合发展欧洲式温带农业。这些人是抵触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认为农业社会更能体现德意志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 但是，更难言这种“移民帝国主义”（某学者给出的称谓）是推动德国走向大战的动机（即便只是一个靠后的动机）。在一战前，绝大多数德国移民选择前往美洲地区，主要是北美以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地。北美地区更是首选之地：该地长期以来就是欧洲移民的首要海外移居地；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基于北美地区较成熟的“欧洲式”社会形态和民主政体、较快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较大需求、富余的土地资源、宜人的气候、与欧洲的邻近以及大西洋海上交通和北美陆上交通的更加便捷，北美地区尤其美国对德国移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属于热带的德属殖民地的吸引力则暗淡许多，移居德属殖民地的德国人堪称寥寥（这明显妨碍了德属殖民地经济活动的开展）：1914年，德属殖民地只吸纳了千分之一的德国移民；1911年，德属殖民地的男性德裔人口除去军人、官员、传教士和儿童只有近九千人。 因此，德属殖民地对于德国移民其实一直大有容纳空间。也不能说德国选择大战是为了夺取更适合德国移民的温带殖民地，比如在大洋洲和北美，没有证据表明这点，而且德国在一战开始之际显然是不想与英美交战。

即便如此，面对着国家间随处可见的保护主义和经济壁垒，在德国的确一直存在着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某种不安，这首先体现在对外部市场和原料来源的关注上。伯格哈恩写道：“德国人在1900年左右是如何看待国际体系的未来变迁的？在一个现存的帝国尚未被彻底强化为密不透风的集团或看似正处于因内部弱点而分崩离析的边缘的时代，一场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际地图面貌的辩论在德国展开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其中包括帝国首相伯恩哈特·冯·标洛，还有很多工业界的保守派预言，现存的殖民帝国将进一步转变为封闭的保护主义实体。这样，就北美和南美而言，他们认为门罗主义将得到更严格的执行，而该半球将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封闭开来。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帝国被认为将按照类似方向变化，加强特惠关税制度，并断除外国首先是德国的竞争。” 尽管如此，仍不宜得出如下结论：德国经济界在一战前普遍担心，即便和平得以延续，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仍将成为现实而巨大的风险。基于前文所述的一战前德国经济状况和经济界人士的信心，不易断定他们普遍地有此预期。也不应高估一战前保护主义的程度：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英国的关税税率占进口总额的5.7%，法德的数值分别是谈不上高的8.2%和8.4%，美国的数值是18.5%，而达到35%的俄国才是真正的保护主义国家。 伯格哈恩的上述评判也有值得疑问之处：即便很多德国人在1900年左右并非抱有乐观的经济预期，1900—1914年的经济增长是否仍未改变其判断？在同一本书中，伯格哈恩也前后矛盾地表示：“尽管19世纪晚期的国际变迁导致了殖民地的巩固，但这些帝国尚未如后来那样，在理念上变成等同于市场完全与他国封闭的堡垒式集团。虽然有着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席卷西欧的保护主义浪潮，自由贸易和外部市场准入的理念在1914年前仍强大得足以维持一个国际经济交换体系——只是在1918年后的未来30年中才被抛弃。直到那时，物品和人员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受阻碍。国际商业处于其高峰；而且，尽管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在1914年前在上升，它们彼此间一直是最好的顾客。” 一战前德国人确实也在讨论如何建构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伯格哈恩对此也多有叙述，但他也未提及战争被视作必要手段。

德国更现实的经济难题是在财政金融方面，主要体现为资本的短缺、不低的税负、妨碍帝国当局增加财政收入的法律和政治障碍（比如征收直接税的困难）以及国债的较高水准和贬值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它们自身也在相互作用。比如，扩充陆海军导致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但直接税收入的缺乏使中央政府趋于增加间接税和发行国债，而由此而来的对财富的吸纳和利率的上升又会减少资本存量（快速工业化刺激的国内投资本就加大了资本的短缺），国债的增加、扩张性的货币供应和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无担忧又多少推动了国债的贬值。这些问题的影响也是多元的，包括妨碍了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比如，与资本输出的乏力有关，到一战开始时，德国的对外投资额大致只是英国的三分之一，并主要集中于欧洲。德国的资本输出在1890—1913年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英国的数字则是4.6%。在1891—1913年间，德国海外资产占净国民产值的比重反而从50%降至38%。 针对资本丰裕的法国，标洛羡慕地说：“法国未见衰微的巨大影响及其牢固威望不仅是其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是其文化和语言所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丰富资本和流通能力的产物。这是法国在西班牙、意大利、俄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有影响的主要原因。” 鉴于德国的资本短缺，瓦伯格怀疑世界政策的效果，认为资本的不足使德国难以像英法那样去拓展海外经济空间。他与其朋友、航运业巨头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后来都反对新的大规模造舰计划，一大理由是德国在财政上难与英国竞争。

但是，即便这些问题刺激下的经济需要可能促使一个国家迈向战争（比如，通过战争去夺取因资本短缺而难以掌控的境外经济利益，并终结军备竞赛从而消除随之而来的高税负），仍很有理由认为，这些问题本身不足以恶化德国人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预期，并使他们主要为了经济需要而决定承受大战的风险。至少可有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在一战前夕，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那么严重，包括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比如，德国的公共开支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在1891年是14%，在1913年是18%，按现今标准并不算高。公共债务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从1890年的50%增至1913年的63%左右，该比例谈不上是债务危机。在1914年，就人均税负而言，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数字按德国马克计分别是47.77、75.18和83.25；就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与法国的类似但低于俄国的；就国债的回报率而言，这三个国家在伯仲之间。就国债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而言，德国、法国和俄国在1913年的数字分别是44.4%、86.5%和47.3%。虽然军事开支在一战前数年中的迅速上升确实明显加重了德国人的税负，但在1913—1914年，就军事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是3.5%，低于法国的3.9%和俄国的4.6%；就人均军事开支和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公共开支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都低于法国和英国的。资本短缺虽仍明显存在甚至有所加剧，但远谈不上令人绝望。资本短缺固然限制了德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根据海费里希的估计，德国的85%的投资是在国内，而英法在一战前的海外投资大致占全部国民储蓄的一半。 但是，对外投资在德国投资中份额相对有限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资本短缺，不如说是德国工业产品在全球的较强竞争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国内工业投资的较高回报率。这也是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德国的重要原因。而且，资本短缺也未严重迟滞德国对外投资的步伐：诱人的境外投资机会仍将大量德国资本从国内引向海外；或者说，德国国内的资本短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大量对外投资所致。与此相关，就对外投资总额而言，德国在一战前与英法的差距并非那般显著：1914年，德法英的对外投资分别约是350亿、400亿和750亿马克。再者，德国对外投资可能有着更高或更稳定的收益率：德国对外投资集中于欧洲及其周边地带（比如土耳其和北非），约三分之二的投资是在有着较好回报的工业领域；英国的对外投资则在更大程度上位于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国对外投资的一半左右则用以购买政府债券，其回报率平均是5%。另外，德国的当权者们其实更在意于资本短缺对国内经济而非对外投资的制约，甚至将对外投资责怪为加剧资本短缺的一大祸根。

第二，经济信心如前所述在德国人身上多有表露。“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在他们对于帝国的战略处境的评判中，威廉时代的商人、土地拥有者或官员将财经弱点——如果他们终究意识到其存在——置于了经济力量之上。”甚至，上述问题常被视作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和经济增长的健康体现（比如，资本短缺常被视作德国工业发展强劲的证明），或被认为有利于防止过度生产和经济危机。

第三，与上述相关，德国经济界人士更加主张通过经济手段应对上述问题，不提倡加强国家对金融市场干预这样的“非常”举措，并认为战争手段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更多困难。比如，瓦伯格主张通过增收财产税之类的税收改革以增加政府收入，放松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更多吸引外资，其好友巴林则担心国际冲突更多地导致资本从德国流向金融市场更发达的英国和法国。1907年9月，在德国银行界的年会上，瓦伯格还问道，德国是否做好了承受欧洲大战的财政后果的准备？他指出，这种战争将让德国每年付出220亿马克的代价（这高于当时的多数估计，但仍低于一战中的实际损耗）。 韦勒也指出，虽然德国面临资本短缺，但“如果不考虑少数具有重要性的例外情况，德国金融寡头集团一直倾向于一种小心谨慎的政策，更喜欢在没有官方影响和统治的地区活动，在关键时刻置身于德国统治精英们的国家机密之外。因此，这种资本的短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战争动因……”

四

总之，德国人在一战前应该有着至少正常的经济预期。由此也不易相信，即便和平能够长时间延续，他们也有意为了经济需要而迎接大战。在大战带来的经济风险中，对外经济联系的破坏应是德国经济界人士提及最多的。他们已经广泛认识到，日益增长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对经济生活的潜在破坏力在不断上升。在一战前，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较高程度。就跨国贸易、金融和投资的某些重要指标而言，当代欧洲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并不明显高于1914年的水准，某些方面甚至更低。 如前所述，德国至一战前已经置身于密切的对外经济纽带中。而且，如一些学者所指出，鉴于资本短缺、海外殖民事业的经济回报有限、国际竞争可能让各方都付出高昂成本等因素，德国的公司尤其大公司也更愿意与他国同行合作包括联合进行海外开拓。鉴于战争对跨国经济关系的破坏，经济相互依赖有助于和平的自由主义观点如今已广获认同。 在一战前，认为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战争愈发欠缺理性的看法也随处可见，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和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的著述堪称代表。 再比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08年也曾从该角度反驳认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他认为：未来20年中的欧洲政治将处于和平的发展中，主要原因就是，商贸交往将各国不以其意志为转移地绑在一起，不断地将其编织为一个紧密的相互依赖；国际经济崩溃的危险对即便最莽撞和最缺乏自制的政治家都是一个有效的制约，在过去40年中，没有出现两个发达的商业大国之间兵戎相见的情况。 按休伊森的说法，当时的德国多数工业家和金融家都认为，跨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令维持和平更加重要，更倚赖国内市场的重工业界也大体如此。比如，前一章提及的代表重工业利益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的主席、德国最大军工企业克虏伯公司的董事马克斯·罗特格尔（Max Rötger）强调：世界正处于沟通和交流的特征之下，德国是在自由交流和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凡成功和实现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它应保持经济交往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工业化，这是德国屹立于强国之林的保证；钢铁业巨头弗雷德里希·蒂森（Friedrich Thyssen）战前在一家政治月刊上说：“我相信，在国家的经济、贸易和商业国际化的这个时代，国家间的国际交往是首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必须立足于经济基础去管理。” 斯廷尼斯在一战前忙于在法国、俄国和英国等地收购企业，他还告诫泛德意志联盟的领导人克拉斯不要鼓动战争。（前面提到，斯廷尼斯曾说，再过几年的和平发展，德国就能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经济主宰者。这正是对克拉斯说的。）“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公司——克虏伯、蒂森、斯廷尼斯、德国电气、西门子、汉堡美利坚、劳埃德和德意志银行的有影响力的董事长和主人们都势必失去国外的附属公司、他们的主要市场、原料和雇员的来源，并受损于对贸易的更大规模扰乱。所以，或许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在经历了1914年之前20年中史无前例的增长期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寻求避免一场国际冲突。” 德国人也认识到，对外经济纽带的加强有助于抑制国家间敌意。比如，考虑到法国在德工业投资的加强也有利于抑制法国人反德的民族主义舆论，德国的船舶工业企业家彼得·克洛克纳（Peter Klöckner）积极鼓励法国人投资于德国的采煤业。 在德国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柏林商会”（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在大战前夕的1914年初还有如此表态：鉴于超越协约国和同盟国集团之间对立的经济合作，以及各大国的该信念：欧洲国家间的任何战争必然导致一场结果难料的世界大战，和平可以得到最确凿保障，对于新的一年可有最令人安心的预测。 对于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视也使很多德国经济界人士对于当局的一些加剧国际紧张的举措持有异议。比如，对于由德国当局挑起或触发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经济界中多有担忧。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克虏伯公司也是如此，它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前已与法国企业联手参与对摩洛哥的开发，因此并不乐见当局在摩洛哥问题上加剧紧张。再比如，随着造舰计划对英德关系的消极影响的日益明显，德国经济界对它也有了更多保留（虽然重工业界相比于其他行业不是如此），曾经积极支持扩充海军的巴林就是如此。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也指出：德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企望让英国支持对外合资企业，对于海军造舰计划没有多少兴趣，不仅由于它对于现有的资金储备是一个长期消耗，也由于他们迫切地要保持与伦敦市场的关系” 。

但是，围绕着经济相互依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至少有两种欠充分的主要解释认为：即便和平持续下去，出于经济需要，德国人仍可能不顾当前的对外经济联系而走向战争。第一种解释主要来自保罗·帕佩约安努（Paul Papayoanou）的论文。 它认为：对外经济联系能否防止国家走向战争，取决于要求维护该经济纽带的力量对决策是否具有重大影响；一战前，德国经济界中主张避免战争以维护对外经济联系的群体（包括贸易界、金融界和出口型工业界）在决策层中缺乏影响，消极看待对外经济联系的力量则在决策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后者推动了德国走向大战，它由两个群体组成：一是控制政权的容克地主阶级，他们本就没有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一直主张对进口谷物实行高关税，并宣称对外经济依赖的增大会让德国更容易受制于他国和难以独立自主；二是与容克阶级合作的重工业家群体，他们认为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也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并对容克阶级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需求（比如需要其合作以对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构筑壁垒，并打压社民党），因而也支持推行这类政策。

但是该论文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它没有很好地证明：容克阶级和重工业家确实是在竭力争取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而非仅将它当成主要停留于理念层面甚至言不由衷的理想或宣传，或者并非那么广泛地认同它。假如他们确实是在争取实现经济自给自足或阻止德国对外经济依赖的扩大，并如该文所言对决策层影响最大，就很难理解前述的不少体现一战前德国对外密切经济联系的数字（其中一些正引自该文）：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为何德国的对外经济联系不仅未减弱，反而明显增强了？同样，也不好理解德国的世界政策。该政策既包括扩充海军和谋求独占性（从而顺应自给自足要求）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也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对他国的贸易和投资。的确，对外经济联系的发展有令容克阶级或其主导的德国农业界心存芥蒂的一面：姑且不论它是否会使德国更多地受制于人，它对于农业界的利益是可能有消极影响（但帕佩约安努在论文中对此没有多少提及）。比如，随着德国工业对外依赖的加大，他国可能以提高德国工业品进口关税为要挟，要求减低德国的谷物进口关税；德国对外投资的加大可能加剧国内的资本短缺进而抬高利率，这对于在资本市场上更多属于债务方的农场主是不利的；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壮大而变得更强大的城市阶级可能对保守秩序发出更有力挑战。有学者指出，农业集团主张经济自足不过是为掩盖或美化对自身私利的追求而打出的意识形态幌子。 但是，德国对外经济联系的进步对容克阶级也有有益的一面。比如，由此而来的国内工商业繁荣也可能缓解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并刺激德国农产品的国内消费；若城市阶级的经济追求得到更多支持，这也有助于缓和他们对容克阶级的抵触，有助于应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挑战。

即便容克阶级对经济自足有较强倾向，也难以断言重工业家们在这点上与前者有着明确共识，虽然他们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更可能支持一些加剧国际紧张的政策（比如军备扩张），对外经济联系也不比贸易界、金融界和出口型工业界密切。前文所引的重工业界人士的言论（比如罗特格尔、斯廷尼斯和蒂森）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对外经济联系的和平发展，重工业界难言积极反对，甚至总体上是支持的。相比于农业集团，重工业界的对外经济依赖也要明显得多。这首先体现在原料供应上，而重工业产品在德国出口中的比例到1913年也已达到22%。考虑到德国其他工业部门对国外市场有更大需求，而且它们是重工业的下游产业，其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重工业的景气，德国的重工业对国外市场其实还有着相当的间接依赖。鉴此，认为德国重工业界将实现经济自足作为现实追求是很值得质疑的。也难以认为，重工业家由于“有求于”容克阶级而不得不迎合后者的自给自足主张。前者对后者更多是合作而非依附关系，比如：虽然容克阶级主导着国家政权，但他们维持该地位也有赖于重工业家的合作，后者是工业家中最有权势的群体，堪称德国最财大气粗的经济阶层，并能通过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多种途径去影响国家内外政策；双方在经济问题比如关税问题上都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而鉴于德国的工业比农业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农业集团在关税问题上需要重工业界的支持甚于重工业界需要农业集团的支持；对于打压社民党，重工业家们和容克阶级则有着共同需要，后者大概更忌惮社民党，不能说是前者“求着”他们去对付社民党。与此相关，无论是铁麦联姻还是团结政策，无论是世界政策还是海军扩张，都是两者间合作的体现。同时，两者间的分歧也是明显和持续的，双方对于彼此间的不少合作多少都带着勉强。相应地，重工业界对容克阶级多有不满。比如，进口谷物高关税既抬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从而使资方在工资问题上面临着更多压力，也招致了外国的报复性或对等性关税，从而限制了德国工业品的出口；对于开凿从莱茵地区到柏林的运河，与工商界的态度相左，容克阶级主导的农业界长期持消极立场，一大原因是担心运输的改善会降低进口谷物的价格；容克阶级如前所述对于大规模造舰计划谈不上热衷，对于扩大陆军对城市阶级的开放也表现消极。 连与政府过从甚密的克虏伯公司董事罗特格尔都认为，主要代表容克阶级利益的保守党如今已不符合工业界的需要。 就铁麦联姻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威廉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在质疑该联盟的力量和意义” 。上述不满也意味着，如果重工业界在经济自足问题上与容克阶级存在明显分歧，这不应令人意外。

如下的说法或更合理：经济自足对德国人来说是理想状态（对任何国家或都如此），但在对外部经济资源有大量需求而又难以实现自足的情况下，他们接受、容忍或乐见对外经济联系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去成长。即便大战或可帮助德国大力推进经济自足，但鉴于这种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帕佩约安努的论文也未很好说明：为何容克阶级和重工业界主张用这样的极端方式去推行其经济主张？该文对此只有如下一句话：“这些群体对德国承受战争代价的能力有信心，而且觉得对英国的妥协政策仅是一厢情愿。” 该解释既过于简略，也难以成立，比如何以证明这些群体对德国承受战争代价的能力有信心？

另外，该论文只是简单地指出容克阶级和重工业界的经济自足主张主导了德国的决策层，但没有具体说明：德国的决策者为何接受该主张？他们为何认为大战是实现它的合理手段？它也没有很好地说明：为何主张维护对外经济联系的贸易界、金融界和出口型工业界对决策层影响较弱？毕竟，他们也是德国经济界中的强大力量，而且不少头面人物与当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该论文将德国经济界的各组成部分划分为不同阵营的标准也不尽明确合理。尤其是，鉴于金融资本在当时德国经济体系中与重工业界极其密切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作者没有很好说明：为何金融界和重工业界被认为持有明显对立的经济哲学？

第二种解释主要来自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的论文。 它认为：对外经济联系能否防止战争取决于当事国对和平状态下对外经济联系的预期；即便当前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密切和正常的，如果当事国不看好其前景，认为它可能出现停滞、萎缩甚至中断，发动战争相比于维持和平就可能被视作更有利于增进经济利益；而在一战前多年中，德国人已普遍认为，由于其他国家的打压等因素，德国的对外经济联系的前景并不令人看好，暂时牺牲眼前的对外经济联系而诉诸战争才是保障经济利益的明智之举。

该论文也存在着重要缺陷。它没有很好地说明：是否当时德国国内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景确实普遍感到悲观？如前所述，有不少证据（一些正来自科普兰的论文）令人不易相信该悲观的普遍性。科普兰主要通过引用某些德国要人的评论，来证明该悲观的广泛存在，主要是：民族自由党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一战后曾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曾说，德国必须寻求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区，以便保护对原料的需求和出口；另一位民族自由党政治家恩斯特·巴塞曼（Ernst Basserman，长期担任民族自由党的主席）曾说，德国的贸易在某些地区日益下降，在这些地区正被排挤出或勉强维持；巴林曾说，德国在国外市场的扩展正日益受到威胁，尤其在石油丰富的近东地区；拉特瑙曾说，德国的原材料基础过于狭窄，它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左右；社民党的格哈特·希尔德布兰德（Gerhard Hildebrand，属于社民党中的右翼，在1912年被开除出党）也认为，获得殖民地盘已成为德国迫切的经济所需。但是，这几个言论难言明确得足以体现当事人对对外经济关系前景的总体悲观，何况他们总体上都属于主张维护对外经济关系与和平的派别。即便这些言论体现了悲观预期，鉴于它们选自19世纪末至一战前夕的一个长时段而非特定的短时期，而这十余年又恰是德国对外经济交往尤其是对外贸易明显增长的时代，也鉴于前述的乐观性言论和其他证据，它们也难言足以体现德国人的主流认识。科普兰也未很好地说明：即便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景不被看好，为何大战会被看好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更合理方式？悲观预期导致的主战声音是如何左右到决策层的？既然——按照科普兰的表述——德国人的悲观预期在1900年前后就已出现，德国为何在1914年才走向大战，而不是在更早并对自己更有利的其他时间（比如在日俄战争时期）？

从经济角度解释德国走向一战的另一个常见观点是，由于战争会带来大量的军备订单，与军备生产相关的德国企业乐见并暗中推动了大战的到来。在一战前的德国工业界中，不仅有着以克虏伯为代表的军工企业，其他很多工业企业（尤其在重工业领域）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军备生产中。的确，军火商们或会利用和渲染国际形势的紧张，至少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他们会这样。社民党的机关报《前进》在一战前夕写道：“在很多年中，人们宣称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并年复一年地要求加强舰队。如今俄国也被变成了侵略性的敌人。军备工业总是需要有一个吓人的东西以便制造出必要的焦虑感。凭借之，甚至他们最疯狂的主张都会被接受。”1914年3月的一份《法兰克福人报》（Frankfurter Zeitung）称：很多阶层的人们“已让自己被紧张所左右，这为热心军备的人和战争狂人提供了得以为新的扩军播种的肥沃土壤。” 德国的扩军举措，无论是造舰计划，还是陆军扩军，的确也得到了众多工业家的欢迎。但即便如此，并不等于他们要求战争。他们不能不忌惮战争引发的种种风险，和平状态下的持续军备竞赛也能让其获益，多数企业也并非以军备作为利润的主要来源。“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来自军备生产的）这些利益使商人们要求一场欧洲大战。” 前文所述的一些体现在德国重工业企业身上的言行也有助于表明这点。

五

在认为经济需要是德国迈向大战的重要动机的著述中，费舍尔的《争雄世界》算是代表作。但是，该书其实只主要引用了两个言论来证明德国经济界有上述意图。一是德意志银行行长格奥格·西门子（George Sie-mens）在1900年的言论：“由于英德关系紧张，两国之间的战争太有可能性了，德国必须有自给自足地组织国民经济的手段。”二是北德意志银行（Norddeutsche Bank）行长马克斯·冯·申克尔（Max von Shinckel）在1905年的言论：“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有可能发生战争，德国必须手持利剑去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搏斗。” 但是，仅用未必能很好代表德国经济界的两个金融界人士的言论看似单薄。而且，西门子言论的意思是，德国需要推进经济自给自足以应对战争风险，这严格讲并非在鼓吹战争（他也未说要用战争推进自给自足），倒含有对战争的担忧；申克尔的言论有好战味道，但也未明确说德国出于经济考虑应主动开战，也可能是指德国在他国将战争强加于己时不能退缩。另外，一战是在1914年发生的，而这两个言论却是1900年和1905年的。难道1914年或一战发生前两年中的言论不更具说服力？总之，费舍尔未能提供属于一战开始之际或前夕的能明确体现德国经济界战争欲求的较多证据。如果他难以做到这点，这是否也表明德国经济界确实缺乏好战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指出，试图证明德国经济界为了经济欲望而主张战争的前民主德国学者都未能提出有力证据。 休伊森也总结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受到费舍尔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淡化了工业家和金融家在德国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指出自身经济利益和资本的某种短缺使很多大企业倾向于国际协作和避免冲突。

总体而言，德国的经济精英们基于经济考虑而希望维持和平，对国际局势的紧张感到不安，也不满于当局的一些加剧国际紧张的举措。不过，他们不能说大多是道德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远非主张德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中退缩，远非反对任何加剧国际紧张的举措，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利益所受的影响。与此相关，他们在不少问题上会呈现出主张上的差异，甚至同一行业内的不同德国企业对同一个问题都可能有明显分歧。比如，克虏伯公司由于与法国人有着在摩洛哥的合作而不愿看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而另一个重工业巨头曼尼斯曼公司（Mannesmann）则由于觊觎摩洛哥的矿石资源而主张当局在摩洛哥问题上对法坚定。 即便如此，即便德国的经济精英们在不少场合中不会排斥甚至会鼓动当局采取对抗性措施，仍可认为他们不想让国家间的对抗失控或升级为战争。他们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甚至他国的政策施加影响以维持和平。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巴林。在一战前，他积极游走于英德之间，为改善英德关系而努力。这类做法在当时各国的经济显要中并不罕见，虽然当事人未必拥有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他们“认识到大国之间的和平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他们运用自己不过如此的影响，去解决外交危机。……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银行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在一战前的岁月中略有减弱，但对于1914年夏天的战争，国际经济中没有多少征兆，更不能说在金融家和商人们中间有着某种期待” 。如后文所述，也没有证据表明，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中，德国经济界是在鼓动发动战争。

先前的论述其实更多的是述及德国城市工商界人士的态度。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农业界或作为其核心的德国首要统治阶级容克阶级。考虑到城市工商业是德国的经济主体，而且容克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主要面对国内市场的农业，如果德国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一场基于经济动机的大战，城市阶级将是经济上的主要获益者，但容克阶级也可能有经济和政治收益，包括获得城市阶级对保守秩序的更多接受。但首要的疑问仍是：德国有多大把握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欧陆大战或世界大战？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没有预防性战争压力，容克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为上述利益而诉诸颇具风险的大战？何况，结合前文，容克阶级在一战前难言正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困局，比如：谷物高关税仍得以维持，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远非那般严重，也难言容克阶级在竭力阻止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并并对其前景普遍悲观，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挑战如前一章所言也未失控。更不可能的是，容克阶级愿意主要为了讨城市阶级的欢心，而打一场旨在给后者挣取巨大经济实惠的大战。容克阶级在诸多问题上对城市阶级采取的都是冷淡或不合作态度，比如在政治体制问题、关税问题、财产税问题、陆海军问题乃至运河问题上。如果容克阶级在这些问题上都不那么愿意去讨城市阶级的欢心，又何言他们愿意为了迎合后者而选择可能令自己付出更高代价的大战？前文指出，容克阶级对于扩军是保守的，这也折射出他们对基于经济动机的大战并无足够兴趣：否则，通过扩军而增加战争胜机岂不在情理之中？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也将容克阶级对扩军的态度作为下列观点的一个依据：一战前的德国军队不是帝国主义或扩张性的，认为一战前的容克阶级是帝国主义者是一大错误。 鉴于城市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政党支持陆军更多地向城市阶级开放，对于以加征财产税支持扩军也有更多接受，城市阶级因此对于扩军有更多支持，但这不意味着城市工商界支持发动一场首先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的大战。

关键是，无论德国的城市工商界和农业集团是否期望用大战去满足经济需要，尚难证明的是：即便没有预防性战争动机，德国最高决策层也会策划一场这样的大战。没有多少有力证据能够表明这点。比如，如第一章所述，标洛对大战带来的风险多有担忧，表示德国从大战中得不到任何东西，还认为将更多异族土地并入德国会加强在德国从未缺少过的离心因素，贝特曼也明确表露过大战前景的忧虑，未表露过对大战的经济收益的希冀。贝特曼在1912年后才表现出对于大战的某种认可（参见第九和第十章），但如后文多有论述的，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令他对预防性战争考虑有更多接受。再比如，前引的毛奇与雅高夫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夕的对话似也表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不是推动德国当局选择大战的重大因素；雅高夫在1913年也曾对英国外交官表示，虽然经济扩张愿望随着商业发展而同步加强，但德国没有一个业已形成的扩张计划。 就1914年七月危机中推动德国走向大战的两个主要人物贝特曼和毛奇而言，无证据表明他们对于为经济需要而发动大战很有兴趣，表明预防性战争考虑对其影响的证据倒不难找到。威廉二世如第一章所述，对于大战（不论它是预防性战争还是经济帝国主义战争）也没有真正的热情。对于这位皇帝为何最后支持或未有力阻止大战的到来，如第九和第十章所示，预防性战争角度的解释仍最具说服力。如果单单出于经济考虑，他大概仍会支持保持和平。在一战前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密友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曾作为威尔逊的私人代表出访欧洲并见过威廉二世。根据其说法，威廉二世支持和平，因为这对德国的商业繁荣必不可少。 按照不少学者的看法，军方是对威廉二世影响最大的群体，皇帝本人也声称在军中才可感受到牢固的家庭氛围；而且，有权晋见威廉二世的数十位军官几乎全部出身土地—军事贵族家庭，是政治上的典型保守派，他们在皇帝周围构成了一个工商业和非普鲁士势力不易渗透的影响圈，他们对皇帝的熏染从来不是彻底的，但在1906—1908年后逐渐上升。 该情形也不利于证明，威廉二世本就有意用大战去满足国内（当然首先是城市阶级）的经济欲求。在评论1913年的德国陆军扩军法案时，美国驻德大使约翰·莱希曼（John Leishman）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称：在德国最高层，认为一场战争即便获胜也会让德国商业发展倒退50年的认识占主导地位。

费舍尔的著作对七月危机中德国高层的决策有长篇细述，但所引言论都不能证明经济动机在其中的影响。“费舍尔学派的论断的一大弱点是：没有精确地解释要与斯拉夫人摊牌并咄咄逼人地保护贸易的言论对于德国的政策有何直接影响。关于战争和风险评估的好战言论如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是不清楚的。” 关于七月危机中德国当局的决策过程，其他很多著述也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但就经济动机在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它们看似也都未提供有力证据。比如，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列举了一些德国人的言论，以证明一战前的德国是扩张主义的。但若干言论（比如威廉二世和贝特曼对法俄威胁的担心）体现不了这点，余者则主要来自难言属于决策层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范埃弗拉也承认，它们主要来自德国政治谱系中的鹰派一端）。

在一战前很长时间中，由于某些因素，比如某些政治考虑（例如维护国家威望、保住盟友、拉拢对手和应对国内民族主义舆论）被认为更重要，城市工商界向决策层充分和持续传达意见的渠道也不尽通畅（例如，帝国议会对决策层的影响力不比英美议会，保守的军人们包围在皇帝身边，虽然有些经济界要人与高层过从甚密），因此德国当局在对外关系中时常未将经济考虑置于最重要地位，或未充分听取经济界的意见，这也体现在一战前十年中德国的一些最重大的对外行动或对外表态中。德国在1904年挑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首要目的被普遍认为旨在破坏英法协约关系，而非维护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而该危机在德国经济界中引发了广泛担忧。奥匈在1908年吞并了名义上仍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并引发了首先体现在奥俄之间的波斯尼亚危机（Bosnia Crisis），而德国当局出于向奥匈示好等目的是坚定地站在奥匈一边。这也在经济界中引发了广泛不满，一大原因是，他们担心德国与俄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会由此受损，进而不利于维护德国的相关经济利益。德国在1911年7月向摩洛哥派遣军舰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虽然获得殖民地的经济利益确是该行动背后的基本动因，但危机带来的局势空前紧张和德国金融市场因资本抽逃而发生的动荡陡增了经济界的忧惧。巴林也抱怨说，政府在派遣军舰前应与金融家们协商，此次危机是一场闹剧。德法两国最后达成的主要妥协是，法国出让在中非刚果的一块殖民地，以换取德国允许法国拥有摩洛哥，但德国经济界并不认为该殖民地有着可与摩洛哥比拟的经济价值。在发生于1911年底的意土战争中，德国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维持与意大利的同盟关系也未支持土耳其，这也同样招致了看重在土耳其经济利益的经济界的批评。而在七月危机中，德国当局在决定不回避大战时也难言征询了经济界的意见，或者说经济领袖们对该决定知之甚少。一些经济界要人的言行多少表明了这点。比如，斯廷尼斯与儿子在一战发生之际的通信表明，他们此时更关注于劳资关系问题；在德国对俄宣战前两天，拉特瑙还在对形势表示乐观；瓦伯格后来则说，当时“我们是在底层，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准备。” 前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曾努力去证明经济需求与德国走向一战的关联，但他们找到的实证材料也能够表明，工商界实则被排除在通向战争的决策过程之外。 伯格哈恩指出，威廉二世在七月危机中大约咨询了12人，但其中没有政党领导人和经济界代表。 赫维希指出，没有任何记录表明，经济界主张和平与缓和的声音在决策层中得到了严肃关注和讨论，或者说经济界对决策层施加了重要影响。 研究巴林的专家拉马尔·塞西尔（La-mar Cecil）指出，工商界对皇帝的影响较小，巴林算是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之一，但他与容克贵族没有多少接触，并被后者看成野心勃勃但在政治上危险的犹太财阀。 这些也可大致表明，德国走向大战难言是经济界授意或当局对前者表达的意愿多有考虑的结果。

总之，如当代历史学家们普遍指出，从迄今了解的七月危机过程看，关于德国当局是基于经济动机而走向大战的说法十分乏力。比如，在特拉赫滕伯格看来，关于萨拉热窝事件后七月危机的史料最多只能表明，德国军方和外交部门更倾向于发动预防性战争，德国当局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强硬并意识到这可能导致欧洲大战，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利用该事件发动主要基于霸权追求的大战。 的确，在一战发生后，德国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夺取他国领土和经济资源的计划，在1914年9月提出的“九月纲领”（Septemberprogramm, September Programme）就是典型例证。 不少战前心仪于维持和平的企业家在战时也主张大规模侵夺他国的领土和经济资源，贝特曼甚至评论说，斯廷尼斯等要求获得半个世界的大工业家们十足地令人恐怖；甚至像巴林这样的温和派也要求有物质收获。 但是，这不等于经济侵略在战前就是促使德国走向战争的主要动机。正如，一个罪犯在报复杀人时随手拿走了对方的财物，这不表明图财是他主要的初始犯罪动机。换言之，即便德国人在战前认为因经济需要而开战得不偿失，在战争开始后寻求从战争中获取经济好处则合情合理。与此相符的是，前文提及的一些德国企业家虽然在战前不支持开战，但在战时都支持乘机进行经济扩张。德国的领导人们应该在一战前就有过或听过经济扩张设想，但寻求经济扩张难言是独立于预防性战争动机的充分开战动机，更可能是附加于前者的一个次要意图。施罗德指出：费舍尔认为德国在一战中的战争目标就是德国在一战前的实际动机，这走得有些过远；但难以否认，德国的精英在战前不免考虑到，如果战争来临，他们可以有这些目标。 弗格森指出：“无须像费舍尔仍在做的那样，去断定旨在建立中欧和中非势力范围、摧毁法国的大国地位并瓜分俄国的西部帝国的德国战争计划事先就存在。证据极具说服力地指向了一场为阻止德国军事地位恶化而先发制人的军事上的‘抢先打击’，虽然这与该想法绝非势不两立：这种打击——如果成功——的后果将是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斯特拉坎也给出了类似总结：“德国不是为了追求世界政策而最终走向战争。但是，对世界政策的执行和由此而来的挫折助长了它在1914年的受辱感、困顿和宿命主义。而且，一旦宣战，继续世界政策——就德国的战争目标和德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而言——将变得再显然不过。”

六

毋庸讳言，在一战前的德国，对经济前景表示悲观或主张通过战争解决经济问题的声音绝非罕闻。比如，若干德国企业家曾在1913年告诉来访的意大利官员，对于确保来自法国的矿石供应，对法战争将仍是必要的。 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堪称这类声音的一大来源。比如，作为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伯恩哈迪不仅鼓吹德国要夺取市场和生存空间，而且要求不要将战争的发生推迟太久。这集中体现在其畅销书《德国与下一次战争》中。再比如，柏林大学教授恩斯特·冯·哈勒（Ernst von Halle）所撰的《人民与海洋经济》一书主张德国吞并荷兰的殖民地，并用经济压力（比如威胁说，德国将减少以荷兰为出海口的莱茵河航运，更多地使用其他水道）迫使荷兰接受与德国的军事同盟。 该想法在其他极右著述中也有体现。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也如第一章所述与德国中上阶层有着广泛联系。比如，有多位经济界领袖身居这类组织的领导层，经济界也是其外来资助的重要来源。官方与该势力也多有交往。哈勒的上述著作就是献给蒂尔皮茨的，并由军方出版社出版（与此相关，加之德国的舆论自由被认为不比英法，而且德国官方从俾斯麦时代起不时利用非官方出版物试探外界对某种政策走向的态度，哈勒的主张在国外也被猜疑为代表官方意图）。

但是，这些仍远不足以推翻前述的基本观点。除去先前的论证，这里想补充或强调的是：第一，担忧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前景不等于认可大战，如果后者被认为很可能造成更凶险的后果。比如，巴林和瓦伯格等一些经济界要人在一战前对于国家间的经济民族主义氛围颇存忧虑，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主张维持和平。第二，在上述工业界人士与意大利人的谈话之外，也难以找出多少体现工业界战争倾向的言论；而且，该谈话似应被理解为，当事人是主张在法国矿石的供应被停止或将被停止时诉诸战争，而非主张未雨绸缪地开战；德国人在一战前夕仍在谋求与法国达成对己更有利的经济协定，这表明，他们最多只是将开战作为对法经济关系出现危急时的最后手段，主要为经济需要而开战在一战前夕还不是既定目标。第三，激进民族主义的主张如第一章所述是庞杂的，远不限于要求以强硬手段维护德国的经济利益，很多上层精英与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交往不是由于他们赞同为了经济需求而发动大战，而更多的是由于认可其他的右翼观点；甚至，很多激进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代表人物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也不支持或积极支持这样的战争，比如克拉斯在其代表作《假如我是皇帝》 中虽然主张推行包括战争在内的进攻性对外政策，但又指出：占据那些本由法国人或俄国人居住的领土未必有益，不应为了夺取国外领土并驱逐其原始居民而发动战争，东西向的扩张只应在最紧急时才予考虑，以进攻性方式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即在敌人发动攻击前先下手为强）则是合理之举；还有很多激进民族主义者将追逐经济利益视为对应强调守护精神价值的民族事业的庸俗化或背离。比如，即便是在一战期间，陆军联盟成员赫尔曼·冯·斯特兰茨（Hermann von Stranz）还表示：是否会赢得或失去某些殖民地，或贸易盈余是否将是200亿或250亿，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第四，也结合第一章中相关内容，在德国经济界和政界中，很多人与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交往并非是由于高度认可其主张，而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更多的人是在疏远、担忧或抵制激进民族主义，德国当局与激进民族主义有着明显距离，威廉二世及其手下的主要军政官员都不属于该群体，经济界人士对于激进民族主义其实有着广泛反感。与此相关，当泛德意志联盟的一位干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在投身商界并成为克虏伯公司的高管后，他还要求不要公开他与泛德意志联盟的密切联系。

总之，对于德国迈向一战动机的经济性解释至少面临着有力质疑。德国人的确面临着经济挑战，他们推行的是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他们也希望拥有独占性或半独占性的经济空间，但没有足够依据证明他们是首先为了经济需要而选择大战。他们广泛认为，大战不是增进经济利益的最佳手段，而且可能带来巨大损失，延续和平或许最有助于促进经济繁荣。很多人基于经济需要最多只是有着对战争的某种意向，或希望战争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来临，而非认为大战已经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不二选择。当然，他们会希望，如果德国走向了战争，不论这是因何动机，战争能带来重大经济收益。而且，即便德国人认为在和平得以延续时大战绝非追求经济利益的最佳手段，他们仍可能因如下逻辑而走向大战：鉴于敌人在德国的国际处境变得更不利时更可能敢于诉诸武力，并使德国付出包括经济方面的巨大代价，及时开战也许好于坐等来犯，至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此背景下，加之军事胜利也会带来其他经济斩获，大战的经济可取性似乎也会上升。德国人或其决策者在一战发生之际或许不无此念头。但即便如此，它仍是以对国家间政治态势或军力对比变化的担心和预防性战争考虑为前提，而后者是以国家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威望这些传统的政治—军事目标为核心。总之，德国人走向大战不是首先出于经济动机，后者在其战争动机中只是附带和随机性的。贝特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德国人仅仅出于对世界权力的贪欲而纵容战争的想法是如此愚蠢，以至于一位历史学家只会在完全没有其他解释时才拿它当真。” 此言就本章的主题而言有其道理，既因为德国是为了追求世界性经济权力而走向大战的说法站不住脚，也因为关于德国走向大战的更重要动机可找到更好解释。

一战前的国际紧张或许更是由围绕这类传统政治—军事目标的竞争所致，经济竞争对此最多是辅助性的。还不妨认为，如果各国当局都务实地将经济需要作为首要出发点，并认真倾听经济界尤其是有着密切跨国经济交往的那些群体的声音，国际局势或会有更多缓和。“对于国际稳定的一个大得多的威胁是由更古老的和更传统的帝国争夺施加的，其中包括在被认为具有战略和军事意义的地区的权力斗争。这些争夺引发了最严重的冲突：奥匈企图将其意志强加给塞尔维亚、俄国希望将其影响扩及近东，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梦想获得德国人对俄罗斯草原的控制。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造就了野心，而是对于威望、影响和大国地位的传统欲望。它们很可能被经济竞争和工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但它们不是首先由这些因素引发的。”

这种对传统政治—军事目标的关注正体现在一战前的德国当局身上。德国当局中预防性战争倾向的存在与对于未来战争中速胜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德国军方是预防性战争的首要鼓动者，该态度更是明显地与速胜问题相关联。下一章将转入该议题。 uS65C+eTlYc/DEor1fJRbPBfcpIpGZWSEOHBlQawnByujC8emKKeCMEU4aLKuz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