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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是以在1871年4月颁布的帝国宪法为基础，后者又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前身北德意志邦联的宪法为蓝本。
不能否认，该体制有着一些民主制色彩，比如：德国有着一个由近四百名代表组成的“帝国议会”（Reichstag），它对涉及迁移和居住、公民权、商业、海关、税收、货币、银行、知识产权、海外保护、铁路、航运、邮政和电报、司法、军事、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十几大类事务拥有立法权，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票的议案才可成为法律，属于这些领域的对外条约在生效前也须得到其批准（其他条约比如同盟条约、和约和其他政治协定则无须得到其批准，该权力属于皇帝）；帝国议会是由所有25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通过普选和秘密投票产生（选举起初通常是每三年一次，在1888年改为每五年一次）；还存在一个由各邦代表组成、作为各邦意志体现的“联邦委员会”（Bundesrat, Federal Council），它类似于帝国议会之上的上院，拥有重要的立法权（参见后文），上述对外条约和对外宣战也须得到其批准（除非对德国领土的攻击已经发生）；有多个政党在为所代表的群体而相互竞争，议会中的席位也主要在它们中分配；出版和言论自由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虽然有着官办或亲官方的报章，但与官方无多少瓜葛甚至相对立的报章也不乏见，皇帝也不时成为它们的批评对象；帝国中央权威与各邦之间也有着联邦意义上的分权关系，后者在治安、司法、交通、济贫、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拥有很多自治性权力，拥有各自的行政当局和议会。
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代，上述情形并未使德国可被视作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其领导人也从未认为德国奉行的是自由主义或亲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被普遍看成一个保守政治哲学主导的威权主义国家。第一，德意志帝国皇帝是拥有强大实权的世袭君主。按照德国宪法的说法，拥有“德意志皇帝”头衔的普鲁士国王拥有“邦联总统权”（Präsidium des Bundes, Presidency of the Confederation）。换言之，“邦联总统”是德国皇帝在法律上的正式职位，“德意志皇帝”不过是“邦联总统”的一个称号。皇帝是国家的行政中枢，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是对外关系包括委任和接受使节、缔约、结盟、宣战和媾和的主持者。他在实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首长的“帝国首相”（Reichskanzler, Imperial Chancellor）和其他军政官员的辅助下行使权力。帝国首相领导着德国中央行政班子或“内阁”，它管理着外交、内政、财政、司法、海军、铁路、邮电、殖民（专门负责该领域的机构在1890年建立）等事务。分管各领域的最高官员称为“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 State Secretary）。德国宪法对他们的权责未有规定，他们在理论上可被视为首相的部属，但由于他们是由皇帝任命和官僚政治等原因，实际上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权威，或近似于拥有英法内阁中各部长官的权力（尤其在俾斯麦时代后）。其职位在中文中也通常被习惯性地译为比“国务秘书”更显位高权重的“大臣”，尽管他们并非法定的帝国层级上的大臣。
虽然皇帝下达的谕令需要得到首相的副署，但他有权任免其属下的军政官员，后者也是对君主而非议会负责。对于帝国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皇帝也拥有重要权力（这主要体现了他在立法领域的权威）：比如，帝国议会和联邦委员会通过的法案要由他签署发布；他有权召开、延长或解散帝国议会和联邦委员会（但需要遵守若干条件，比如不能长时间停开帝国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由他任命的帝国首相兼任拥有很大立法权的联邦委员会的主席。如前所述，皇帝（或作为其代表的臣僚）还可缔结不属于帝国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立法权范畴的条约比如同盟条约、和约和其他政治协定，它们无须得到这两大机构的批准。
威廉一世
第二，帝国议会的权力明显弱于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同类机构。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由于帝国议会不能决定皇帝以及首相等帝国军政官员的人选和去留，或者说他们不是对议会负责，议会对帝国当局的人事安排和政策抉择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限制。其次，在帝国议会之上还有一个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委员会。虽然其成员是经任命而非选举产生，而且宪法未将它规定为议会的一个部分，它却是一个事实上的上院。它与帝国议会都可凭借多数票通过或否决议案，并对帝国议会有着他国上院对下院通常不具备的权力：在帝国议会中讨论的议案应事先由它批准（换言之，帝国议会缺乏独立的创议权）；它在遵行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可就帝国层面立法活动的开展确立行政规章；它可与皇帝共同提前解散帝国议会；在关于陆海军和帝国税收的立法问题上，当分歧存在时，其主席有权决定维持现状。当然，由于各邦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可在自身权限内自行制定和实施法律，帝国议会的立法权也因此而受限。
第三，普鲁士王国在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邦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也可以说是由普鲁士监管的国家。这不仅由于普鲁士在德国的物质构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普鲁士的领土和人口分别占德意志帝国的三分之二和60%左右，其军事力量在德意志诸邦中更是压倒性的，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也在其境内），更由于德国的政治设计保证了普鲁士在其中的主宰地位。后者尤其体现在如下几点上：
首先，德国皇帝是由普鲁士国王兼任，他还握有帝国层级上的官员的任免权，这样普鲁士就掌控了德国的中央行政当局。在德意志帝国的六位帝国首相中，俾斯麦、第二位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第五位首相泰奥波德·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通常称为贝特曼）和第六位首相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都是普鲁士人，第三位首相乔德维希·祖·霍亨洛厄——施林斯菲斯特（Chol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通常称为霍亨洛厄）和第四位首相伯恩哈特·冯·标洛（Bernhard von Bülow）并非出身于普鲁士，但在年轻时即已为普鲁士服务，并深得其君主的信任。在帝国层级上的其他大臣中，出身普鲁士者也大致占三分之二。而且，帝国首相基本上都兼任普鲁士首相（只在1873年和1892—1894年不是如此），这也体现了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在行政权威上的某种一体性。
霍亨洛厄
其次，普鲁士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帝国层级上的立法活动。前文所述的皇帝对帝国议会和联邦委员会的权力就体现了这点。还要强调的是，普鲁士实际上控制了联邦委员会。各邦在联邦委员会中有着固定但不等的表决权，它体现为各邦所拥有的表决票的数量，而大邦比小邦拥有更多的表决票。普鲁士在总共58张表决票中拥有17票，巴伐利亚以6票排在第二，另有几个邦各拥有2—4票，还有17个邦只拥有一票。各邦可按照所拥有的表决票数量向联邦委员会派遣代表。虽然普鲁士在联邦委员会中未拥有过半表决票，但鉴于其所拥有的票数和其他表决票的分散性，普方仍易于通过各种手段去操纵该委员会。德国宪法还规定，宪法修正案若在联邦委员会中遭遇14张反对票就不能被通过，这样普方单靠自身的表决票就能控制修宪。联邦委员会中还设有一些专门委员会，其成员大多从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中选举产生，但陆军及要塞委员会和海军委员会是例外，其成员几乎都由皇帝任命，只有巴伐利亚在前一委员会中拥有一个常设席位。而且，联邦委员会的主席是皇帝任命的首相（但后者可将该权力委托给某联邦委员会成员）；在关于陆海军和帝国税收的立法问题上，联邦委员会主席在面临分歧时有权决定维持现状。
再者，普鲁士牢固把持着德国的军事大权。在德国，一些邦在军事领域拥有有限乃至小小的权利，尤其是巴伐利亚、萨克森（Sachsen）和符腾堡这三个邦还拥有各自的陆军和某些军事自治权
（比如有自己的陆军部和总参谋部）。但宪法实际上赋予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绝对军事权威，比如根据其规定：德国境内的所有陆军力量是一支统一的陆军，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由皇帝指挥，都要宣誓听从皇帝的命令；皇帝对各邦军队的人员、装备、组织、训练等方面有监督权；各邦军队的总司令都由皇帝任命，将军级将领的任命都须经皇帝批准；皇帝有权调动某邦军队的军官去他邦或普鲁士的军队中任职；由皇帝决定如何在德国境内各地驻军；在德国境内建立要塞的权利属于皇帝；普鲁士的军事司法制度须在德国全境内推行；他邦军队的军服须遵从普鲁士军服的基本样式。而且，德国并不存在名为“帝国陆军部”和“帝国总参谋部”之类的机构，普鲁士的“总参谋部”（Groβer Generalstab, Great General Staff）就大致等于帝国的总参谋部，“普鲁士陆军部”（Preuβisches Kriegsministerium, Prussian Ministry of War）就大致等于帝国的陆军部，它们也常被欠准确地俗称为“德国总参谋部”和“德国陆军部”。在海军方面，虽然有“帝国海军部”（Reichsmari-neamt, Imperial Naval Office）和“帝国海军参谋部”（Admiralstab, Imperial Admiralty Staff，在1899年由“帝国海军最高司令部”Kaiserliches Oberkom-mando der Marine转变而成）之类的机构，但它们实也处于普鲁士的控制下。
如上所述，联邦委员会中陆海军委员会的成员大体都由身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任命。
最后，由于普鲁士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帝国层级上的立法活动，加之根据德国宪法，宪法赋予某些邦的某些权利在未得到这些邦同意时不能被改变，普鲁士能够在法律层面上有效维护所享有的特权。德国宪法还近似于赋予了普鲁士以军事手段打压各邦的权利。宪法第19条规定，如果某邦不履行其宪法职责，可对其运用军事手段，但这应由联邦委员会决定，并由皇帝执行。如前所述，普鲁士实际上控制了联邦委员会。
第四，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以容克阶级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居于主导地位。“容克”（Junker）一词来自中古时代的德语，原意大致是“年轻的大人”。后来，它主要指德意志东部地区——主要是普鲁士所属的易北河（Elbe）以东地区——的贵族地主阶级。作为一个在前工业时代就长期存在的统治阶级，容克阶级的主要经济基础在于农业经营。在德意志统一前的普鲁士，容克阶级是政治上的当权者，普鲁士国王是其最高政治代表。一方面，容克阶级控制着政府和军队，是官僚和军官的首要来源；另一方面，虽然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后建立了议会，但容克阶级被赋予了在其中的特权地位：议会下院由全体纳税者选举产生，但他们根据纳税额的多少被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拥有不同数量的议席。这导致纳税最多的25%选民拥有85%的议席，从而保证了容克阶级为首的有产者在议会下院中的主导地位。议会上院由国王任命产生，这又保证了容克阶级对上院的统治。容克阶级警惕或敌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尤其是后者，要求维持一个保障其统治地位的君主制国家，堪称典型的政治保守派。由于普鲁士掌握了德国的领导权，而德国的政体可以说也是普鲁士政体的某种放大，加之其他的某些制度设计强化了保守派在国家中的权力（比如，根据1871年宪法，帝国议会的议员从382个选区中产生，每个选区从10万左右人口中选出一名议员。
这些选区在1871年被划定时是以1864年的人口状况为基础，虽然此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城市人口大幅上升，但选区的划分至一战结束都未有明显改变，这显然有利于保持地主阶级主导的农村地区在帝国议会中的势力。赋予成年男子普选权也与此密切相关，在起初农村人口仍占多数的背景下，俾斯麦想借此维持相对保守的农村选民对议会选举的影响力），容克阶级也就自然地在1871年后成了德国的当权者。“如果普鲁士统治着德国，容克们则统治着普鲁士，并通过它统治着帝国本身。”
在上述背景下，就国内整合而言，通过战争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面临着明显挑战。在其内部，各阶级、各地区、各教派、各种族和各政党之间的裂痕和对立随处可见。
德国的工业化大跃进虽然造就了一个新的经济强国，但也增加了国内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它造就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城市阶级，它既包括庞大的工人阶级，也包括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知识精英。或者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城市阶级的主要构成。在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的感召下，这个阶级的众多成员要求推进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民主化变革，改变由容克阶级主导的传统保守秩序，尤其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分配的政治秩序，赋予传统统治阶层之外的群体更多权益。
而一些政党在不同程度上成了这类要求的主要鼓动者和代言人。主要体现工人阶级意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是“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简称SPD，本书中通常简称为社民党），这也是对现行秩序最具批判性和最具变革要求的左翼政党，其理想是实现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各种权益是其在现实中的主要努力所在，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工业发展迅速的德国中西部地区。与工人阶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民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完善相关，在帝国议会的历次选举中，社民党总体上呈现了议席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其间也有大起大落），并在1912年成为了议会中第一大党。
体现自由主义主张的德国政党首推属于中右翼自由派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 National Liberal Party, NLP）和属于左翼自由派的“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 German Progress Party, DFP）、“德意志自由心灵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 German Free-minded Party, DFP，在1880年由进步党与其他党派合并而成）、“自由心灵人民党”（Freisinnige Volkspartei, Free-minded People’s Party, FVP，由德意志自由心灵党的主体转变而成）和“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 Pro-gressive People’s Party, FVP，在1910年由自由心灵人民党与其他党派合并而成）。鉴于这些左翼自由派政党之间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它们可被视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面目存在的同一个政党。虽然民族自由党与左翼自由派政党就对个人权利、议会民主和市场自由主义的倡导而言都属自由主义派别，都以城市阶级为主要支持来源，其影响力也都主要体现在工商业更发达的德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但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前者对现行秩序有更多接受，对自由贸易有更多保留，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有更多抵触，与当局和保守派有更多联系，与工业界、金融界和贸易界的企业家阶层也有更多交往，包括与工业界中最具实力和影响的重工业领袖们（也是工业阶级中最保守的群体）；后者则体现了对现状、权势阶层和保护主义的更多批评，对劳动大众的更多同情和对变革的更积极态度，因此与社民党也有更多协作。社民党和自由派政党的主要支持者都来自城市阶级。因此，社民党在城市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影响力的成长不仅对民族自由党不利，其实也挤压了左翼自由派政党的空间（鉴于社民党和左翼自由派政党在主张上的相似度更高，前者的发展对后者的挤压其实更大）。在帝国议会选举中，民族自由党得到的议席通常多于左翼自由派政党。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曾是议会中第一大党，但与社民党的壮大有关，后来大多处于第三或第四大党的位置，左翼自由派政党后来则大多是第四或第五大党。
亲天主教的“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 German Centre Party, DZP）其实也有着中右翼自由主义倾向，虽然它通常不是与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等被统称为自由派政党。该党主张维护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利，被天主教徒广泛视为政治代言人。但是，中央党并非一个按宗教划界或主要关注宗教问题的政党。他们对民主事业有着不少支持，比如支持推进代议制政治、地方自治、社会改革和对少数族群权益的尊重，对保守派多有批评，但同时也主张变革应以不造成剧烈动荡为前提，支持维护君主制和教会的传统权利，而且更加关注农业从业者、小生产者和小店主（在德国，这些阶层在天主教徒中占有更高比例，尤其在天主教徒最多的南部地区）而非工业阶级的利益，对大工业和工人运动也有明显警惕。中央党相比于其他各主要政党（包括后文提及的代表保守派的保守党）更多地呈现出中间立场（也与该党的名称相符），相应地与其他党派都有或多或少的协作关系。由于中央党的中间立场，及其在德国中南部和西部（也是天主教徒和小工商业者较多的地区）有着稳定和强大的影响力，就帝国议会的历次选举中获得的议席数而言，中央党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党，从1881年起至1912年前基本上都是第一大党，虽然离控制过半议席仍相差甚远。
对传统秩序首先是旧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情有独钟的是德国的保守派。保守派不仅包括容克阶级，也包括普鲁士之外各邦王公贵族阶层的很多成员，还包括城市阶层中那些由于既得利益、与传统统治阶级或当局的密切关系或个人价值取向而奉行保守主张者，他们在农业界、贵族、官僚和军方中拥有最强大的存在，在城市工商界和文化界中也不乏支持者，包括皇帝和首相在内的德国当局也大体属于保守派阵营。因此，德国统治阶层的主体可以说属于保守派。保守派的“保守”首先指的是：主张维护君主制，主张限制甚至取消议会的权力和民主色彩，反对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保守派的主张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比如他们主张压制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限制舆论自由，限制少数族群的权利，抵触加征更不利于有产者的财产税，并有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鉴于农业是容克地主阶级的主要经济基础，对进口谷物实行高关税后来堪称保守派的首要经济要求（城市阶级中的保守派未必热心于此），这在官方政策中也得以体现。
由于保守派的核心是在普鲁士地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容克阶级，而后者维护既定秩序既包括要维护其在普鲁士的统治地位，也包括要维护其或其代表的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中的统治地位，因此德国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普鲁士保守主义，保守派与其他力量的斗争也有后者争取地方间平权的意味，普鲁士地区之外的保守派对普鲁士在帝国中的特权也有不满。容克阶级的传统势力范围是属于普鲁士的德国东部地区（也是工商业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地区），这也是保守派的首要政治地盘。农民阶层（尤其是德国东部普鲁士地区的农民）由于与地主和贵族的传统密切关系，加之自身政治意识的相对封闭，以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党派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的相对薄弱，在政治上较多地从属于保守派，但不能说是保守派的领导力量。在普鲁士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的士兵也主要来自更受保守派信赖的农民阶层；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尽力减少城市阶级对军队的渗透也是保守派的一个基本目标。保守派主张保护国内农业也有如下考虑：维持农民阶层的规模，从而维护保守力量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保守派中也有左翼与右翼、温和与极端之分。极端保守派最期望的与其说是维护当前的保守秩序，不如说是恢复德意志帝国建立前的更保守秩序，甚至不愿看到德意志的统一，认为由此而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对传统秩序施加了更有力的冲击。埃利写道：如果说统治阶级要维护政治现状，什么是现状？最基本的定义可以如下：奥地利等部分德意志地区未被包括在内的德意志统一、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王朝联邦主义、自由主义的司法制度的部分实践、对民权的有限保护、普选的但有其限度的议会制、保护主义的经济氛围、卡特尔化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干预、城市和乡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可包括军队中的封建性权利、各邦的行政和财政制度、贵族价值的残余影响，这些和所谓的反动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有很大不同，多数保守派主张修正或取代帝国的上述基础，要求回到从前，回到帝国架构形成前，回到向自由主义作出让步前，回到工业化前。
很多极端保守派也敌视现代工业：它被视作摧毁基于农业的传统贵族社会的洪水猛兽，是道德沦丧、物欲、失序和国家间战争的温床，甚至被视作犹太人扩张其权力的邪恶工具，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往往被视作犹太人传播的毒素（反犹主义也是保守派的一个常见特征）；即便工业看似正为德国贡献财富、技术和武器，它也被视作正在侵蚀德国的肌体和精神。
在德国各大政党中，代表保守派的主要是“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 German Conservative Party, DKP）和“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 Free Conservative Party, FKP），后者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通常称为“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 German Reich Party, DRP）。保守党是保守派的首要政党，很多极端保守派也位列其中甚至身为领导人。自由保守党比保守党更具开放和灵活性，代表的是有某种自由派色彩的左翼保守派，但该派别是保守派中的少数派。在帝国议会选举中，保守党获得的议席数通常排在第三左右，自由保守党则难以跻身前四。
在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中，其实也不乏保守派或亲保守派的身影。要强调的是，虽然德国当局大体属于保守派，但两大保守政党并非由当局建立和领导，不是对当局言听计从的“政府党”，而是持有很大独立性，加之当局作为施政者不免会表现出不受很多保守派欢迎的务实性，包括对新兴力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及其主要代表的城市阶级大众）的妥协和让步，因此保守党派对当局的做法不乏责难，在某些议题上甚至是首要反对者。相对而言，自由保守党通常比保守党对当局更具合作态度。
德意志帝国还存在不少这样的社会组织：并非作为政党而存在，或者虽然具有些许政党色彩但尚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但有着特定的政治代表性和倾向，对政治活动有深入参与，与某个或某些政党交往甚密。数量不菲的工会就是这样的组织，它们主要代表着城市劳动大众的利益，与社民党、自由派政党和中央党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密切关系。德国的银行家和工业企业家都有各自的组织，而且重工业和重工业之外的制造业有各自的企业家团体，后者虽然首先体现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但对各自产业内工人的利益也有所体现。重工业界的企业家组织“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 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ialists, CDI）和其他工业的企业家组织“工业家联盟”（Bund der In-dustriellen, League of Industrialists, BdI）与民族自由党都有着密切交往，但前者有更强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贸易的保守倾向。农业界的主要组织是“农业联盟”（Bund der Landwirte, Agarian League, BDL）它除了首先体现农业有产者的利益，对农民和工业外行业中的小经营者和劳动者的利益也有所体现。也可以说，它体现了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在大工业时代的自我守护。农业联盟的首要要求就是对进口谷物实行高关税，其政治主张有着明显的保守性，它与保守党也有着最密切的合作关系。宗教和文化领域的这类组织也同样存在，比如与中央党有着特殊关系的“天主教德国人民联盟”（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Popular As-sociation for a Catholic Germany）。后文有专门论述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在德国政治中也有着重要角色。这些组织通过提供赞助、协助宣传和推出候选人等方式，参与某党的政治活动，但也有自己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甚至像一个政党那样直接和独立地参加议会选举（农业联盟是一个典型），而有关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些组织的运行，比如社民党在工会中有强大影响力，而民族自由党在工业家联盟的领导层中占有优势。
对各党派而言，议会是发挥政治影响的首要场所。这里的议会包括从帝国议会到各邦议会再到市镇议会的各级议会，前两者是重点所在，帝国议会更是重中之重。
虽然帝国议会的权威明显不比英法议会，但它远非一个无足轻重或橡皮图章式的摆设。根据宪法，它可在广泛领域中进行帝国层面的立法，需要在帝国层面确立为法律的议案必须由它通过，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中央政府的预算案须由它审核和批准。由于交予帝国议会审议的议案须事先经由联邦委员会同意，而联邦委员会又由普鲁士或皇帝控制，因此由帝国议会通过的议案通常不会遭到联邦委员会和皇帝的反对，换言之帝国议会通常可被视为帝国层面立法程序的实际终点。帝国议会中的议员们对于所审议的议案可予支持或反对，即便是保守党派如前所述也未必支持当局提出或支持的议案。如果当局提出的重要议案在帝国议会中遭到强大反对（比如预算迟迟得不到批准），而且即便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也无济于事，当局的行政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牵制甚至瘫痪。此时，即便皇帝、首相和各部官员根据宪法并非是对议会负责，首相和阁僚辞职或被罢职也不是不可能发生，而皇帝也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位更可能与议会合作的新首相。卡普里维和标洛这两位首相的下野都与在议会中缺乏支持有关。在俾斯麦下野后，很大程度上由于威廉二世的一些主张难以在议会中得到积极呼应，也由于这位即位不久且性格乖戾的皇帝还不太适应与帝国议会打交道，他甚至曾有意发动政变以废除议会制和建立君主专制。
即便保守党派都站在德国当局一边，他们合起来也难以握有议会多数。因此，在帝国议会中获得保守党派之外的其他党派的支持对当局必不可少。从俾斯麦担任帝国首相之日起，德国当局一直拥有民族自由党的某种合作，左翼自由派政党在很多时间中也是一个合作者，中央党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也是一个合作者。这种合作即便存在也远非顺畅，其中充斥着不停的沟通、争论和妥协。社民党在议会中大体是以官方主要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虽然也曾在某些议题上给予合作。这样，对当局来说，得到来自非保守派阵营的持续合作以在帝国议会中拥有一个亲政府的稳定多数，就始终是令人忐忑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堪称首相的首要任务。不无讽刺地说，由于议会中并不存在一个一直听命于当局的党派，更不用说有这样的一个真正多数党，德国首相或许要比英国首相更加用心地参与议会政治和周旋于各党派之间。有观点认为，即便对俾斯麦这位最具权势的首相而言，稳定的议会多数都是最高政治目标之一，其政策也因此而更多的是随机性的。
在上述背景下，帝国议会对各党派既是阐述本方主张的重要讲坛，更是使本方主张有可能在国家层面得以实施的最重要平台：各党派可以提出本方的议案（虽然帝国议会在创议权方面的受限可能妨碍其被审议），阻碍议会通过本方不支持的议案，争取让当局提交本方支持的议案或在其中添加本方支持的内容，并伺机利用当局和其他党派对本方支持的需要而讨价还价。
保守派担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走强会日益增加对传统秩序的变革压力，并使其最终坍塌。这种压力可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来，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请愿、罢工、示威和议会斗争，保守派更担心的应该有二：一是，非保守派阵营控制了帝国议会并借此与当局分庭抗礼，拒绝对当局维护传统秩序的施政提供所需的议会支持，或要求当局接受变革主张以换取议会的合作，从而迫使当局或寸步难行，或不得不作出重大甚至可怕的让步。二是，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当战争带来空前的国内动荡时，激进的反对派会发动暴力革命。对保守派来说，传统秩序的坍塌不仅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权力以及由其保障的物质利益——比如，自由贸易将摧毁容克地主要求的对进口农产品的高关税，让城市阶级子弟自由地参军入伍尤其是担任军官将使容克阶级失去对军队的控制，高额财产税和公有制对他们则是更可怕的剥削，还将意味着或更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基于农业—贵族社会的那些值得尊奉的价值观和国家—社会形态。比如他们担心：议会化将让自私狭隘者和投机钻营者得以兴风作浪，让多数暴政得以大行其道，让低效和腐败得以四处蔓延；君主制的沦落将使国家失去维系稳定和团结的压舱石；贵族权力的沦落将使国家失去一支讲求责任、理性和克制的忠君爱国的领导力量；不是由贵族子弟充任和控制的军官团所领导的军队将是一群乌合之众；工业和城市阶级控制下的国家将摧毁朴实、勤劳、守法和尊崇上帝的农民阶级——他们不仅一直在提供食物，也在提供忠诚可靠的士兵——或将其边缘化，并以灰暗嘈杂的工厂和城市去取代田园牧歌般的德意志家园。
不少学者指出了保守派的这类看法。比如，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指出，德国的理想主义的国家理论和以公共福利为责任的传统官僚统治与议会民主并不吻合：因为如黑格尔所说，后者将导致物质利益尤其上层阶级的物质利益成为国家的优先目标。对于德国宪政理论的该理解主导了整个19世纪，而阶级斗争的加强则强化而非削弱了该理论。
奇克林也指出：“在一个——在德国和其他地区——民主政府有着腐败和无能污点的时代中，德国的更为威权主义的体制能够看似合理地声称体现了‘真正的自由’。”
换言之，如果将保守派拒绝民主化看成是主要出于自身的狭隘权力欲和利益追求，或认为他们是言不由衷或心虚地拒绝承认民主化是一个更具合法性的选择，这过于简单了。总之，如德国当代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斯普伦格（Reinhard Sprenger）所言，德意志帝国充满着同等程度的骄傲与恐惧：对于帝国的力量和外在团结的骄傲，对于工业化和日益加深的社会分裂所导致的文化衰落和内在团结毁损的恐惧，对于所有现代性的恐惧。
对保守派来说，社会主义者——准确说就是社民党——是最大或最现实的威胁：他们所倡导的公有制和工人阶级对政权的控制具有本质上的颠覆性意义，而且至少部分成员支持以暴力方式实现革命性变革；他们在议会内外都是当局首当其冲的反对派；相比于其他党派，社民党作为一个首先代表工人阶级和立足基层的现代政党，也有着更好的组织架构、更明确的纲领、更强的宣传动员能力和纪律性、与基层民众的更多接触，在大众中的号召力也在不断上升。
不过，随着和平斗争背景下劳动大众权益的增加和社民党在议会内外影响力的上升，社民党其实更多呈现了愿意选择以议会政治为首的和平斗争的趋向，虽然该变化并未及时体现在社民党的正式纲领上，而且该党内部一直存在激进派。
他们在议会中对于官方的某些议案也给予了支持，其中主要是在他们看来符合大众福祉的议案（社民党首次对政府议案投赞成票是在1894年，针对的是减少谷物进口税的议案），但也有他们按照传统立场会反对的议案，比如当局在1913年提出的为扩军而增税的议案。自由派和中央党在保守派看来当然也是需要限制的，但鉴于他们相比于社民党在主张上更温和，鉴于他们看似更愿意享有强大帝国带来的统一和威望，鉴于他们看似有与当局合作的更多可能，鉴于他们对社民党有着不同程度的担忧，而且社民党的壮大对他们也是一种挤压，他们更多地被视为可予笼络、利用、轻视甚至放任。其实，随着社民党的壮大，自由派和中央党中的右翼保守倾向也在上升。
对保守派来说，应对新兴力量的威胁有两大选择。一是，在置法律于不顾或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变甚至暴力方式（比如取缔反对派政党并逮捕其领导人，实行报禁，甚至取缔帝国议会）去建立更为威权主义的政治局面，大幅压缩甚至剥夺反对派的生存空间，这当然也意味着无视或颠覆1871年宪法。但是，该选择即便在保守派内部也未得到广泛支持，甚至被看成疯狂念头，被更多地视为在走投无路时才可考虑的极端措施。这样做很可能于事无补或适得其反，在德国引发大规模的强烈反对、动荡甚至内战，包括由于会加强普鲁士的统治地位而受到普鲁士之外各邦的抵制。历史经验看似也表明了这点。比如，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中，普鲁士当局虽然用武力镇压了国内暴动，但看似并非真正的胜利者，在风波过后反而不得不同意建立普鲁士议会。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即位之初对加强君主专制一度心存热望的威廉二世曾考虑发动政变，以摆脱来自政府、议会、各邦和舆论界的掣肘，并阻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但最终还是由于多有顾忌而未敢妄动。
当社民党在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时，就曾有保守派主张进行镇压。右翼退役将军康斯坦丁·冯·盖布萨特（konstantin von Gebsattel）还曾写了一个备忘录，它由与右翼势力走得较近的皇太子交给威廉二世和首相贝特曼，主张镇压犹太人和社民党，打造一个非议会制的帝国，让皇帝拥有强权，推行进攻性对外政策，减少大众的选举权。
但是，这类设想在最高层中遭到了冷遇，贝特曼担心这样做可能引发内战，威廉二世也予认同。对俾斯麦这位最具声望和能力并也视社民党为洪水猛兽的政治家来说，他在担任帝国首相期间采取的最激烈做法也不过是，在1878年利用针对威廉一世的刺杀未遂事件（其实与社民党并无瓜葛）大做文章，推动帝国议会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法案，封禁了支持社会主义的组织、集会和报纸。但是，该打压采取的是帝国议会立法的方式，也不妨碍社民党人以个人身份参选帝国议员，在选举中适时地阐发本党主张，并在帝国议会的发言中利用议员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进行宣传。另外，面对不可谓不严厉的打压，社民党的力量通过公开的合法方式和地下斗争方式反而在壮大，而反社会主义法案在俾斯麦下野之际也被废止。
二是，在大体遵循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新兴力量压制和笼络兼顾，这也是德国当局采取的主要手法。支持该做法的保守派希望，通过拒绝在核心权力分享和核心制度上作出重大让步，通过部分满足政治变革要求，通过推行顺应大众需要的社会政策，通过利用和营造基于帝国的发展、强大、国际威望和对外冲突的爱国主义情绪，通过渲染危险的深度变革对社会稳定和既得利益的冲击，通过利用和制造非保守性党派的内部分歧，通过针对自由派利用和渲染他们也有的对社民党的担忧，通过采用法律框架内的打压措施，去维护现行秩序。也可以说，德国当局试图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以求得如下平衡：各大政治派别的要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当然也意味着不同程度的不满足），保守秩序大体得以长期维持，变革要求处于可控状态，当局在帝国议会中能大体获得足够支持。或者，采用在19世纪90年代长期担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约翰尼斯·冯·米克尔（Johannes von Miquel）的说法，德国当局推行的是“团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通过推动重要阶层的相互利益交换和妥协以及对包括“民族利益”在内的共同价值的关注和追求，以弥合国内矛盾和抵御社民党的壮大。该政策的一大基础就是重工业界与农业界之间的所谓“铁麦联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该词是由俾斯麦发明的）。
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在最有分量的两大阶级之间，即重工业阶级（其中既有德国最有权势的工业资本家，也有德国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与农业阶级之间，达成基于工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利益互惠，并依托重工业资本家与容克地主在反社会主义方面的共同需要，缔结工农业阶级尤其是重工业巨头与容克地主之间的稳定共存和合作关系，从而减少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业阶级的对立，加强后者对于维护现状的积极性。在推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德国当局不能不体现务实和灵活，因此其不少做法并不讨很多保守派尤其极端保守派的欢心。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时，新兴力量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就明显存在，俾斯麦也早已清楚意识到这点：普鲁士当局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同意建立议会就是该挑战的一个结果；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也是由于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党派与当局陷入了紧张对峙（前者要求改变容克阶级对军队的把持），而他被看作一个能够应对该局面的首相人选；俾斯麦在德意志统一前作为普鲁士首相履职的过程也是与国内主张政治变革的派别斗争和妥协的过程；日后活跃于德国政坛的主要党派也大多是在此间建立，包括民族自由党和社民党。身为保守派和容克阶级成员，俾斯麦心仪于能够体现君主权威的君主制，而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他要维护容克阶级的统治地位，对于自由主义有着明显戒备，对于社会主义堪称厌恶。但是，他并非极端保守派，其政治理念中有着现代性成分，有着务实精神、机会主义、变革意识和对平衡的把握。他甚至被称作以革命手段去维护保守事业的“白色革命者”，对保守派的要求也时有不满和抵制。
与1871年前的做法类似，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对新兴力量是笼络与压制兼施。比如：俾斯麦主持建立的基于1871年宪法的帝国政体既体现了对传统秩序的守护，也因其一定的民主色彩而是对变革呼声的某种妥协；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保持着在统一进程中就已开启的合作，与进步党和中央党也有即便不是持续和稳定的合作（与前者主要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前期，与后者则在此后），这些党派在议会中对当局提供一定支持，当局则在政治、经济、福利和宗教等领域提供某些回报；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久，俾斯麦就发起了打压天主教势力的所谓“文化斗争”（Kuturkampf），这得到了视天主教为专制和封闭象征的新兴党派的欢迎（但这不是俾斯麦发起该斗争的主要原因），虽然遭到了中央党的抨击；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俾斯麦又对高级官员中的自由派有所清洗；从1878年10月起，俾斯麦推动帝国议会通过并多次延长了前述的反社会主义法案，他在1888年还试图通过立法剥夺社民党人的公民权但未成功；1879年7月，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帝国议会对谷物和铁产品加征关税从而结束了德国的自由贸易时代，这符合农业集团的利益，也顺应重工业界正在增长的保护主义要求，体现了两者间的利益互惠（前者支持对农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后者支持对重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标志着铁麦联姻的形成，但自由主义者和工商界对于放弃自由贸易有广泛不满；首先为了在打压社民党的同时笼络劳动大众，也是顺应某些自由派的主张，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推动了若干社会福利法案的出台，主要涵盖疾病、工伤事故和养老金领域，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俾斯麦
其实，对自由派官员的清洗、反社会主义法案的出台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启动等举措（还包括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结束“文化斗争”）标志着，俾斯麦的国内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呈现了更强的保守化趋向（这也是左翼自由派政党结束与当局的若即若离合作的原因）。有不少原因可解释该变化，比如：俾斯麦担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比如体现在1874年的议会选举和议会中对新陆军法案的争论上）；与1873年起波及欧洲多国的经济衰退相关，德国的社会紧张在加剧，社民党的影响在上升，工业界和农业界的保护主义呼声在增强，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面临更多困难（这意味着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在财政上更具吸引力）；基于1871年宪法的帝国政治架构的大体平稳也使他增加了对帝国维持统一的信心，并更有条件去变革国内政策。结合日后德国的历史进程，学者们中间的一种重要看法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德国政策的保守化，尤其是保护性关税政策在1879年的推出及其所标志的大工业家与容克阶级之间铁麦联姻的形成，意味着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英法民主化的特殊道路，而德国民主化的停滞、国内社会紧张的加剧和极右思潮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魏玛共和国的孱弱甚至纳粹德国的来临都被认为与此有着或多或少的必然联系。与此相关，在很多学者看来，如果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的建立是该帝国的第一次建构，它在19世纪70年代末实际上经历了制止“德国人在至少一代人时间中的民主追求”的第二次建构。
虽然学者们有着不同认识，比如围绕着如下问题：铁麦联姻是否真正存在？其强度如何？特殊道路是否那般特殊？第二次建构是否是夸大其词？俾斯麦的国内政策更多的是属于主动塑造还是被动反应？但1879年仍被普遍视为德国的一个转折点或分水岭。
由于帝国威望的提升、保护主义在工业界内获得的支持、中右翼自由派对社民党的担心、大规模福利政策的推出、中止“文化斗争”对中央党的笼络作用、俾斯麦本人的并非局限于保守派阵营内的声望等原因，俾斯麦政策的保守化并未带来重大的国内危机。但是，变革现行秩序的呼声仍明显存在，在帝国议会中与当局合作的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也都有此要求，当局与社民党和左翼自由派政党之间更是出现了空前紧张。而且，社民党在打压下反而迸发了生命力，其影响力在上升，在1881年和1884年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的议席也在增加。甚至，社会福利措施也有对社民党有利的一面，比如，由于工人代表在配合疾病保险而建立的地方卫生机构中占有优势（由于三分之二的疾病保险金来自工人），很多社民党人得以参与这类机构的管理，这有助于社民党的能力培养及其在地方层面影响的扩大。
俾斯麦对德国的政治演进也有误判。比如，他高估了反社会主义禁令的效果，虽然它有让社民党内激进派受到更多抑制、让社民党更愿意选择和平斗争道路的作用。再比如，他起初认为，在议会选举中实行普选权不仅可以迎合民主派的要求，在农民占人口主体的情况下也有助于守护传统秩序，但他应该低估了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及其社会影响，进而未充分估计到实行普选权更有利于代表城市阶级尤其城市劳动阶层的党派。
从俾斯麦下野到一战发生前，对于新兴力量，先后以卡普里维、霍亨洛厄、标洛和贝特曼为首相的德国当局大体也是安抚与压制兼顾。压制主要是针对社民党，但主要是一种“软压制”，即通过提升工人阶级对现状的满意和对其他党派的支持，而非直接打压社民党，更非采取类似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禁令这样的强硬举动。而且，社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承认，当局采取的若干有利于改善劳动大众境遇的措施也有安抚社民党之意。比如：在俾斯麦下野后，反社会主义法案在1890年9月终被废止，该法案看来未限制社民党的发展，社民党一直在为推翻之而抗争，它们因其反民主性质和缺乏合法性也招致了很多自由派人士的批评，此时经济形势的欠佳也使和解看似有助于缓和国内紧张，新首相卡普里维和即位不久的威廉二世也想尝试怀柔之道；帝国议会制度也有若干重要改进，比如有利于劳动大众参政议政的秘密投票制度和议员领薪制度得以实施（这些是标洛时代的成果）；对于扩展社会福利体系和改善劳工工作条件，德国当局也多有努力；当局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还推出了谋求全球大国地位的世界政策和作为其基本内容的大规模造舰计划，其一大目的是用爱国热情和物质利益去笼络城市阶级；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当局也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营造爱国主义氛围，以诱使大众将选票更多投给亲官方的党派。
上述性质的做法也体现在财经领域，这也是德国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点所在。在这方面，关税问题长期是一个主要热点。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德国奉行的是低关税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农业界的需要：德国谷物在价格上尚有竞争优势，对进口货物实行低关税便于减少他国对德国谷物出口设障。在当时尚处发展之初的德国工业界中，却更多有着主张实行工业保护主义的呼声。随着北美、俄国和阿根廷等地农业的发展，以及铁路、蒸汽船等新兴交通工具的应用等带来的运输状况的改善，德国农业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对其日益不利的竞争。农业界遂主张对进口谷物实行高关税。但是，农业保护主义是工业界不欢迎的：最重要的是，这会抬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从而使资方在工资问题上面临更多压力，同时也会招致外国的报复性或对等性关税，从而限制德国工业品的出口。工业保护主义也因为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等原因而不受农业界欢迎。正是在该背景下，通过在重工业界与农业界之间达成利益交换，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同时对进口谷物和铁产品征收高关税，并由此建立了铁麦联姻。但是，重工业界和农业界之外的阶层对上述高关税政策多有怨言（比如，它不利于下游制造业降低经营成本和开拓国际市场）。而且，随着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德国工业的快速壮大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快速增强，高关税对德国工业的重要性在下降，弊端则日益显现。比如，在1890年前后，在世界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有所上升而德国谷物产量又无增加的情况下，高关税进一步推高了德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再比如，当时最大的新兴市场即美国市场是德国企业的一个拓展重点，但美方要求德国以降低美国谷物的进口关税换取德国工业品的更多出口。即便德方同意降低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在农业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仍想以德国降低谷物关税为前提实现贸易互惠。但是，德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在下降，德国农业界的保护主义欲求是不降反升。在德国工业界尤其重工业之外的制造业中，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呼声有增无减，社民党和自由派政党也支持这样做。卡普里维认为，降低关税既有助于改善国内经济和政治状况，也有助于促进德国的对外政治关系，包括有助于巩固与盟友奥匈和意大利的关系，以及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于是，卡普里维政府与多国缔结了有减少关税内容的贸易协定，并使其在帝国议会中得以通过，社民党正是在该情况下首次对官方议案投了赞成票。这有助于推动德国工业品出口和降低国内粮食价格，但招致了来自农业集团和保守派的怨恨（农业联盟因此而建立），动摇了铁麦联姻，也是导致卡普里维在1894年下野的一大原因。
在霍亨洛厄和标洛当政的时代，农业集团和保守派一直在谋求提高谷物关税。在当局推出有利于工业阶级的世界政策和海军扩张时，他们也以获得关税让步作为同意造舰计划的条件。结果，谷物关税在1902年被再次提升，这也体现在德国新缔结的一系列对外贸易协定中。不过，谷物关税的增加也明显提升了德国中央政府的关税收入以及农产品关税在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该比重在1881年是9.2%，在1913年则高达47%。
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削减谷物关税的难度，因为本已紧张的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可能因此而恶化。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工业界包括工人阶级，关税的增加幅度低于农业保护主义者的要求，福利等方面的社会改革也在推进。铁麦联姻也得以维系。
此后，财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更多体现在国内税收方面。至少从标洛当政后期开始，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军备和社会福利的扩张都是原因所在）已是德国当局面临的重大难题。基于德意志帝国建立之时达成的法律安排，德国的中央政府是以关税、消费税和运输税等间接税、邮政收入、各邦根据各自人口数提供的捐款作为主要财源，并可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获得资金，以收入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则主要由各邦控制。直接税主要是以有产者为征税对象，间接税则由于较多针对工商业活动或以消费者为承担或转嫁对象等原因，而以城市阶级和普通大众为首要承担者。到了标洛当政后期，就现有税源所能提供的征税空间而言，中央政府通过征收直接税而增加财政收入并非不可行，但这意味着有产者阶层将付出更多，而各邦也不想看到自己对直接税的征税空间因中央政府染指而被压缩。加征间接税在德国当局看来则已变得更加困难：此时，间接税在不断加征的基础上已达到较高幅度；如果大幅加征间接税，这会让本已承受较高税负的城市阶级和普通大众更加不满，尤其在直接税尚有更大征税余地的情况下（社民党在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也被视作间接税不断加征的政治后果）；对城市阶级中的很多有产者而言，加征直接税也比加征间接税对自己更有利，而且由于能让农业有产者承受更多税负而更体现税收公平；加征关税还意味着将重新燃起围绕关税的国内外纷争，并恶化德国的贸易环境。若避免大幅增税而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和增发国债之类的办法去缓解财政压力（德国财政部倾向于此类做法），这也面临诸多难处。比如，造舰派会反对削减海军开支，削减福利开支会招致劳动大众的怨愤，增发国债也可能加剧财政压力。
标洛和贝特曼这两位首相试图综合运用缩减局部开支、加征间接税和直接税以及增发国债等手段去应对更多的财政需求。尽力提高中央政府的直接税收入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加征间接税增加城市阶级尤其工人阶级的不满。标洛强调说：要“让德国人民相信，就道义和物质而言，（税收）改革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但是，征收财产税遭到了保守派的广泛抵制，很多中央党人也有明显质疑，他们仍主张更多地考虑间接税。各邦政府也不愿合作，在中央政府与各邦之间，用标洛的话说，帝国政府就像“一个穷困的旅者，执着地敲着每一个邦的房门，是一个完全不受欢迎的寻求苟活的客人”
。自由派政党和社民党都支持加征财产税（但社民党批评说当局提议的征税幅度远远不够），与前者关系密切的工商金融界还在1909年建立了旨在推动税收改革的“汉萨同盟”，这也得到了重工业界巨头的认可（但他们认为这只是临时之举，并不想放弃铁麦联姻）。1912年前的德国国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关于财政僵局的叙事：各州抵制帝国从直接税收入中分一杯羹的要求；财政部为控制争着花钱的各部门而徒劳地斗争；政府愈发被迫地与帝国议会辩论财政问题；议会中的各党派自身也在税收问题上相互争斗”
。1906年，一项对继承遗产的远房亲属征收遗产税的议案被帝国议会通过，但该笔税收无足轻重。1909年，标洛打算主要依靠加征间接税和遗产税去支撑新的海军扩充计划，不过仍以前者为主（两者的税额之比是四比一）。
但是，标洛的方案仍因保守党和中央党等党派的抵制而未能在帝国议会中通过，标洛也随之辞职。在贝特曼接任后，征收财产税的设想仍受到有力抵制。帝国议会在1912年通过了一个陆军扩军法案和一个补充性的海军法案，但它们依靠的仍非直接税。当德国当局在1913年向帝国议会提交一份新的陆军扩军议案时，贝特曼和多数党派都赞成为此而设立一项只是临时征收的资产增值税，但这仍遭遇了明显阻力。贝特曼警告反对者：如果不接受资产增值税，扩军就无从谈起，而德国将无力迎敌。最后，帝国议会以280票对63票批准了资产增值税，多数反对票来自保守党，中央党的议员则或投赞成票或弃权。社民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很多保守派则将其指责为社民党推动的针对有产者的颠覆性战争的前奏。对很多容克阶级成员来说，征收财产税如同降低谷物进口关税，会进一步削弱本阶级的地位，进而危及传统秩序；简言之，税收问题关系到德国主导性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
再比如，在容克阶级的一大权力基础即对陆军的掌控上，也出现了逐渐增加的顺应城市阶级要求的松动。由于种种原因（比如陆军才是维护国内秩序的主要军事工具，甚至国内功能被视作陆军的首要功能，欧陆是普鲁士或德国的主要战场，普鲁士或德国取得的军事伟绩都是来自陆上，普鲁士或德国的海军曾长期是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容克阶级对海外商业和殖民并无广泛而深厚的兴趣，众多容克子弟在上述背景下将服役于陆军视作传统和荣誉），容克阶级对陆军的重视远胜对于海军。普鲁士或德国的陆军也一直处于容克阶级的控制之下，该控制首先体现为对军官团的控制：担任军职历来是容克子弟的主要职业选择之一；在普鲁士或德国的军官团中，出身容克者在人数上曾长期处于多数（在1806年占到90%，在1861年占到近80%），并是高级将领的主体。
因此，容克阶级可被视为一个“军事种姓阶级”。与此相关，在容克阶级中，对于城市阶级子弟大量进入陆军一直存有广泛的抵制或警惕，所担心的是：如果有大量受到危险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熏陶的城市阶级成员进入陆军，这会严重威胁容克阶级对军队的控制，威胁容克阶级的权威，并动摇军队对于保守秩序的捍卫功能；如果为应对外部威胁而让陆军大量吸收城市阶级成员，这等于以加大内部威胁为代价去应对外来威胁，而被危险思想感染的军队能否很好应对外来威胁也是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城市阶级政治倾向的担心，容克阶级一直将思想相对封闭的农民作为普通士兵的心仪来源，农村地区实际上也一直是士兵的主要来源。城市阶级大量进入军官团更是忌惮所在：相比于城市阶级大量进入士兵群体，他们大量进入军官团被视为更可能危及容克阶级在体制和思想上对军队的控制。就陆军与各社会阶层的关系而言，容克阶级心目中的理想图景如下：农民阶级提供士兵，容克阶级提供军官，城市阶级则只提供金钱和装备。
但城市阶级并不满意于此，他们希望其子弟也能拥有在军旅生涯中建功立业的充分机会。与容克阶级对海军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有关，也与海军作为一个更具技术内涵的军种更需要军官拥有较高科技素养有关（城市阶级在这方面显然更具优势），海军为城市子弟提供了较多机会，尤其在德国海军的大规模扩张启动后。但与此同时，保守势力仍在极力维持陆军阶级构成的封闭性。很多保守派强调，在陆军中，出身容克家庭的军官至少应占60%，来自农村的士官和士兵也应不低于该比例。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应对外来挑战的需要使得德国陆军需要不时扩充，但按照上述比例去扩军也变得愈发困难，这首先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致：德国农村人口在增幅上愈发赶不上城市人口，不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减少，绝对数量也在下降。
本来就属于少数群体的容克阶级的人数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1871年占德国人口的3%）也在下降。
在上述背景下，统治阶层内部围绕陆军扩军问题至少存在着“扩军派”与“扩军保守派”的争论。前者认为，面对外来挑战应积极扩军，鉴于种种因素，比如容克阶级对军中核心职位的牢固控制、爱国主义精神的存在、讲究纪律和服从的军队文化，不应夸大城市阶级大量进入军队的政治风险，这也是一个需要去承受的风险，这样做也有助于缓和国内阶级对立；后者则依然十分忌惮军队阶级构成发生剧变的国内政治危险，他们强调控制扩军的幅度，强调保持农民士兵和出身容克阶级的军官的比例，主张在不得不从城市中招收士兵和军官时尽力避开大城市，大城市在他们看来正是危险思想的聚集地。在该背景下，虽然德国陆军的规模一直未扩充至扩军派的期望值，但扩军仍在逐渐推进，城市阶级在陆军中的存在也在逐渐上升。不过，农村人口至一战发生时仍是陆军兵员的首要来源。1911年，虽然每10个德国人中只有4人生活在农村，但陆军64%的新兵仍来自农村，来自大城市的只占6%。
随着1912年和1913年的陆军扩军法案的通过，城市子弟在陆军中的比例又有所提高。在扩军派的推动下，也由于容克阶级人口基数的十分有限，以及在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也变得更现代化的陆军不仅需要更多军官，更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现代科技教育的军官，城市阶级在军官团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反而看似更快。身为德国军队最高统帅的威廉二世也在1890年正式同意将“出身的贵族特质”与“精神的贵族特质”等同看待，这为“对年轻一代培养和灌输对于国王和祖国的爱、对于军人地位的热情以及基督教道义的那些令人尊敬的非贵族家庭”开辟了更好的从军前景。
到1912年12月，与20年前相比，陆军高级将领中出身容克阶级的比例变化不大，但该比例就所有军官而言已从65%降至30%；1913年，总参谋部中已有70%左右的军官不是容克阶级出身（但有人不认同这点，参见下一个注释中韦勒提供的数字）。
1914年，70%的军官和48%的将校级军官都不是贵族。
“肯定地说，与缔造了普鲁士在1866年和1870年的辉煌胜利的指挥者相比，1918年几乎突破西线的德军军官团有着低得多的贵族性质。它是一个在晋升标准上渐趋看重效率和表现而非社会背景的军官团。”
不过，对于改变军官团阶级构成的介意（扩军派也不能说全无戒心）仍妨碍着德国陆军军官数量的增加。就军官与士兵的比例而言，德国的数字在欧洲列强中长期处于最低。比如，在1901年，相对于每百名士兵和士官，德国、俄国、法国和奥匈陆军的军官数分别是4.17、4.2、5和6。
在一战前的德国陆军中，容克军官一直主导着骑兵、近卫军和步兵精锐部队，仍是高级将领的主要构成，也有着更好的晋升机会，这类军官较多的部队通常也会得到更多尊崇，其他社会出身的军官更多的是分布在后勤和炮兵部门中。
由于对外议题（由于军备建设主要是针对外部对手，军备议题在广义上也可视为对外议题的一部分）相对独立于国内议题，相比于国内议题更少牵扯国内阶级斗争，更容易被置于全体德国人“民族事业”的光环之下，更可能激发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情绪，也更少地需要经由议会立法从而更少地受制于议会，在德国当局和很多保守派看来，对外议题比国内议题更适于推行团结政策。其作用的发挥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利用对外政策的成功所带来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或是物质福利的增加（比如通过国家主导的殖民和贸易措施去获取经济收益），从而增强大众对国家包括现行秩序的认同感，使他们疏远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迫使社民党等政治反对派也不得不软化自身姿态，从而缓和国内紧张（一个直接结果应是，大众在议会选举中更愿意投票给亲政府的党派）；二是，通过提升对外关系中热点问题的热度，甚至挑起对外纷争，将国内大众的注意力更多转移到对外问题上，同时刺激起大众的爱国情绪，并借此牵制、孤立甚至镇压政治反对派（如果他们拒绝顺从爱国事业从而可被裁定为叛国者），以缓和国内紧张。这种为对付国内政敌而积极或进攻性地处理对外议题的做法常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在一战前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行为屡见不鲜（虽然对其程度多有争议）。
对这方面的强调也是费舍尔学派的一大核心观点。比如，费舍尔指出：“一种活力十足的外交政策应该有助于巩固受到危害的社会现状。大工业家、容克阶级、充满保守主义精神的军队以及国家官员等，在思想、社会和私人层面上相互交织，变成了‘国家观念’的特殊和可靠的承载者。他们从根本上将世界政策和民族主义的强权政治视为一种手段，即通过向外冲撞的路线来缓和国内的紧张社会关系。”
韦勒指出：“德国海外扩张的意图和作用首先在于，它作为一种保守性的转移视线和驯服政策，就是要将威胁现存制度的各种改革努力——这些改革努力以自由主义的各种解放力量或者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代表——向外转移。这是一种保守主义乌托邦式的实施国内社会目标的社会防御策略。”“这种社会防御策略的目标是，既要维护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及权力结构，又要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和文化资产阶级反对‘第四等级’的壮大。当然，社会帝国主义可以运用到多个方面。它或者为了国内政策之故而允诺在海外能够真正获得的好处，或者允诺有关活动的成果。也许这些活动的结果只是一种纯粹的活动本身的表面性成功，但是，从社会心理上看，它们却能够在思想意识方面带来具有影响力的民族的声望的满足。正是在这种考虑下，帝国主义变成了一种整合思想，可以被上层统治者有目的地用来对付阶级社会的各种对抗。”
再比如，他还就德国的海军扩张指出，在统治阶层看来，“这项全新的、伟大的民族使命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是一剂反对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强力镇痛剂”。“有关海军政策的鼓动本身已经与人们所期望的在海外的实际获利具有同等重要性。其原因在于，这种海军政策的鼓动有助于转移人们在国内的各种权力斗争以及德意志帝国阶级社会的各种紧迫问题上的视线。”
伯格哈恩更加言简意赅地指出，德国当局在国际上推翻现状是为了在国内保持现状。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利用对外议题的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大打“爱国牌”的政治策略。该策略其实不仅体现在对外关系领域，也体现在与对外关系瓜葛较少但仍可被“民族主义化”的国内议题上，比如德国国内的少数族群（首先是主要分布于普鲁士地区的波兰人）和少数教派（主要指天主教徒）问题。不过，对外关系领域仍是社会帝国主义最广阔的空间。与此相关，奇克林对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如下阐释或许最有代表性：“国内冲突的普遍赋予了合法性和国家统一问题在德意志帝国的特殊迫切性。从一开始，在德意志帝国培养大众性的国家统一意识的努力就以对敌人——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的强调为特征。……德国人建立海外殖民地进而建造战列舰队的决定部分地出于国内政策考虑——是考虑到殖民帝国和海军将成为令人自豪的国家力量象征，在其周围，人民即便是天主教徒和产业工人都可能团结起来支持现存体制。对针对该国外交对手的‘积极’政策的追求旨在实现同样的目标。”“俾斯麦的继任者通过军事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了该统治体制，它赞美国家的军事美德，通过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团体将中等阶级招入政治生活，并将工人社会主义者标签为反民族的‘帝国敌人’。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精英卡特尔都在军事预算、殖民政策或波兰人或天主教徒之类少数族群的所谓文化威胁这样的‘民族’议题上进行选举战。当支持政府的党派这样做时，选民的投票率会上升，这些党派在其选举战略问题上会更为团结一致，其选票和议席也会增加。国际危机和军备竞赛的炮制有助于延长该战略的生命，即便城市工人人口的猛增使得俾斯麦依靠容易操控的保守农民的选票的老战略正变得过时。”
对于对外议题的上述国内政治价值，德国的政治家们也不时有所表露。标洛就曾指出：对付社民党的最好政策应是“知晓如何去维护（我国）民族生活当前特征中令人愉悦的勇敢而慷慨的政策，是动员起民族能量的政策，是吸引众多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层阶级——其中的绝对多数坚定地支持君主和国家——的政策，是唤起最佳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政策。民族问题必须时常被置于灯光下，以便民族观念对于影响、整合和分化各个党派永远不会止步”。“只有一项成功的对外政策能够有助于调解、抚慰、聚拢和团结。”
提出团结政策概念的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表示：“民族感情常常是可以被团结起来的。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成功会对帝国议会中的辩论产生良好影响，政治分裂由此会得到舒缓。”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长期担任德国海军领导人的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也言道：需要积极、系统和毫不迟疑地推进德国的总体海上利益，这既是为了防止德国迅速从大国地位上沉沦下来，也是因为伟大而崭新的民族任务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为对付受过和未受过教育的社民党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缓冲剂。
俾斯麦时代结束后十余年中德国外交部的实际首脑弗雷德里希·冯·霍尔施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也在1897年对下属表示：“威廉皇帝的政府需要在国外获得将带来某种有益的国内影响的某些有形的成功。可以指望这种成功来自一场欧洲战争或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冒险政策，或来自欧洲之外的领土斩获。”
德国大大小小的很多对外议题都可在社会帝国主义视角下解读，无论是世界政策、造舰计划和殖民扩张，还是对国际危机的处理。为应对国内威胁而利用对外议题的两种表现都不乏案例。就利用对外政策的成功去缓解国内矛盾而言，谋求德国的世界性强国地位的世界政策和作为其重要内容的海军扩张通常被看成最典型例子（参见第六章）。就利用对外纷争去缓解国内矛盾而言，俾斯麦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对殖民扩张并无热情，但俾斯麦在1884—1885年间仍蓄意加大了英德之间殖民纷争的热度，一大目的是通过渲染英德矛盾，以刺激国内的反英和反自由主义舆论，进而限制自由派在不久后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的得票，并约束可能很快即位但有亲英和亲自由主义倾向的皇储弗雷德里希即未来的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
标洛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07年的所谓“霍屯督选举”（Hottentot election）。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上的土著居民霍屯督人（Hottentot）和赫雷罗人（Herero）在1904年发动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暴动，这遭到了德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同时，殖民当局的残暴和腐败行径也传至德国国内。与此相关，在1906年中，对于德国当局向帝国议会提交的一份关于西南非洲殖民地的预算案，不仅社民党予以反对，先前长期支持当局的中央党也未予支持，这导致该议案被议会否决。中央党的“反叛”意味着当局在议会中不再拥有稳定多数，这无疑是一场政治危机。首相标洛于是宣布解散帝国议会和进行新的选举。在选举到来前，德国当局利用西南非洲问题大打爱国牌，将是否支持殖民事业和殖民战争渲染为是否爱国的标志，这次选举也就被称为“霍屯督选举”。其结果也如当局所愿：支持当局的党派获得了一半以上的议席，左翼自由派政党也站到了当局一边，社民党的席位则减少近半。
弗雷德里希三世
那么，德国在1914年走向大战是否也首先是对付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挑战的社会帝国主义行为？关于德国走向大战的动机的一大传统解释正是：为应对工业化背景下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尤其是社民党力量的迅速发展，德国的当权者企图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使民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忠君爱国的大旗之下，以维护保守的国内秩序，这是德国战争决定的首要出发点。费舍尔学派也正是首先从该角度去解释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比如：费舍尔认为，德国的战争“目标是用一个成功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去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实际上所希望的是一场战争将会解决不断上升的社会紧张”；
迈尔认为，德国当局在1914年“期待一场压倒性的外交或军事胜利，以巩固君主制、维持普鲁士的三等级权力体制并制衡改革者和革命者”；
伯格哈恩认为，通过对外战争成功地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对德国当局来说是有先例的，他们在1914年或许是想模仿之：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胜利就推动了国内僵局的解决，因为它帮助保守派赢得了普鲁士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从而结束了1862年以来议会中的激烈对抗。
基钦认为：德国的统治精英们为保护自身地位“而付出的代价高的可怕。冒险进行一场战争被视作更优，而非冒险进行根本的改革和现代化，并作出要使社会冲突得到管制就不得不作出的让步”
。韦勒看似是着墨最多的。他强调：“1914年夏天德意志帝国推行战争政策的关键就在于：德意志帝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用攻击性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防御策略”；“从德国方面看，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长期进行战争谋划的结果，而是根源于德国统治阶层‘没有能力’面对一个迅速民主化的世界带来的增长的各种问题。于是，带有历史性色彩的倾向产生了灾难性影响，这就是以一种攻击性的防御手段来对国内面临的各种困境做出反应。而这种攻击性的防御政策就是通过外交政策领域，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会通过诉诸战争，来平息德国国内的问题，或者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继续‘促进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阻止社会民主党’”；“从备感振奋快慰的战争开始到幻想破灭的战争结束，战争目标成了一种期望所在，那就是通过对外政策方面的成功来转移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改革要求，能够再次使传统的统治关系以及特权化的权力精英们合法化。数十年来，这种危机战略已经构成了柏林推行的政策中的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战争形势则为这种危机战略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由于统治集团看到自己所处地位的致命性危险在不断增加，出于对广大民众公开的或模糊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的恐惧，他们加快了对于安全可靠的路线的选择，以便能够同构伟大的、极具幻想性的对外扩张的成功，超越他们的时代，使自己得到拯救。”他还认为，德意志的当权者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在使用战争去解决国内冲突。
在费舍尔学派看来，在一战前多年中，德国民主化的进展对保守秩序的挑战愈发令保守派忧惧。该进展不仅体现为如前所述的帝国当局和帝国议会对新兴力量的一系列妥协，也体现在地方层面：比如，在大多数邦中，以阶级分野为基础、保证有产者拥有足够席位的邦级议会选举制度逐渐被普选制代替；在市镇议会中，新兴阶级大体占据主导地位；在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城市阶级成员在不断增加；在地方上，更多的有利于劳动大众的法律和措施也得以出台。一战前两三年中德国的国内政局被认为对于德国走向大战具有关键作用。在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民党赢得了空前胜利，获得了34.8%的选票和总共397个议席中的110席，议席数与上届选举结果相比猛增了67席。与社民党同属左翼的进步人民党的得票率（12.3%）也有所上升（但席位数下降了），传统上与当局多有合作的各大党的得票率和席位数则都有所下降。在1913年的普鲁士议会（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大本营）选举中，保守派也遭受挫折。
虽然社民党离控制帝国议会半数议席尚远，但选举结果足以体现其在德国政治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在费舍尔等人看来，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是激化德国当权者的国内政治恐慌和推动其迈向战争的标志性事件。同时，社民党在地方政府和议会中的存在也在增强，比如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社民党人在1913年已有13000人。社民党的党员数从1905—1906年的38万多人增至1913—1914年的近109万人，他们在工会组织中很有影响力，还建立或主导了其他很多非政府团体。通过议会政治和议会外的宣传、游说、罢工、示威和其他政治参与手段，社民党在有力地推行其主张。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社民党的成功，比如：他们对于大众诉求有着近距离的感受和积极回应，对于为劳动阶层改善劳动条件和提供失业救济、教育、医疗、司法等方面的福利多有建树；他们有着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宣传动员能力和纪律性；他们趋于通过议会政治等和平的斗争方式而非暴力革命去实现目标，并与其他党派有着求同存异的合作，对政府议案也予以了某些支持；从帝国议会到地方议会的一些制度变革（比如，实行秘密投票制和议员领薪制）也有助于社民党对议会政治的参与。
1912年选举释放出的另一个令保守派不安的信号是，打爱国牌似乎也不再那么管用。在1911年，德国与英法之间出现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Second Moroccan Crisis）。在此次危机到来前，德国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维希特（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通常称为基德伦）就预感到摩洛哥问题有可能服务于国内政治。1911年5月3日，他在给贝特曼的报告中表示：“除了社民党，我国的大众舆论将严厉指责帝国政府对这个酋长帝国（指摩洛哥）放任不管。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地认为，实际结果将改变很多心怀不满的选民的想法，并将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结果不会只有无足轻重的影响。”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也确实刺激了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社民党在此次危机中也大体秉承了反战立场（但1911年9月的社民党代表大会决定，如果德国与英法的战争不可避免，将不阻碍德国的军事动员），这使得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打爱国牌看似很有成功希望。费舍尔也认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为1912年选举制造了一个可用于复制霍屯督选举的民族主义议题。
但是，选举结果显然与1907年的情形大相径庭。在很多保守派看来，爱国主义宣传已不再能将选民有效地从社民党身边引开。
与社民党的壮大相关，1912—1914年间的德国也有令保守派不安的其他政治风波。比如，罢工仍在不时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1912年的鲁尔区工矿大罢工，它在当局以出动军队相威胁的情况下才结束；帝国议会在1913年通过了为扩军需要而增收财产税的议案，这在很多保守派看来象征着反对派控制下的议会开始大肆劫夺有产者；1913年底至1914年初，还发生了一起掀起很大波澜的萨贝恩事件。萨贝恩（Zabern，法语称Saverne）是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城。1913年10月28日，该城驻军中的少尉军官京特尔·冯·福斯特纳（Günter von Forstner）在对士兵讲话时用粗言秽语侮辱了当地居民。该讲话后来外泄，并在11月6日的当地报纸上被报道，进而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当地驻军指挥官拒绝将福斯特纳调离，认为这有损德国军队的尊严，只对他处以六天禁闭，但这个处罚也未对外公布。11月28日，又有不少民众聚集在萨贝恩的军营外抗议。驻军驱散了示威者并逮捕了不少人，并对萨贝恩实行戒严。这些行动是军队侵犯地方民政权威的违法之举，引起了德国舆论的广泛指责。但是，正在外打猎的威廉二世对此事未予重视，还认为萨贝恩驻军的做法是在合理地捍卫军队及其最高统帅皇帝的荣誉，这也是军方高层的主流看法。12月2日，在福斯特纳带领士兵进行操练时，他被围观居民中一位鞋匠对他的嘲笑激怒，并将他打成重伤。然而，他在一审中只被军事法庭判处43天拘禁，而且该判决在上诉后竟被推翻（理由是：其行为是为了自卫，而且对方是侮辱在先）。这在德国国内引起了更大风波。在帝国议会中，萨贝恩驻军的行径和军方的辩解遭到了广泛批判，尤其在中左党派中间；代表陆军军方在议会发言的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尔根汉（Erich von Falkenhayn）则在为军队辩护并指责报界兴风作浪；首相贝特曼试图将大事化小，但对军方和皇帝仍有所偏袒。12月4日，议员们开始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这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信任案也得以通过。尽管如此，根据德国宪法，德国议会并无罢免政府或首相的权力。很多议员要求贝特曼辞职，但被后者拒绝，他说自己根据法律只需要得到皇帝的信任。威廉二世也拒绝罢免贝特曼。社民党还想通过否决政府的预算以迫使贝特曼辞职，但这未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德国各地，也出现了主要由社民党发起的很多规模不等的抗议示威，它们批判军队的作威作福，批判皇帝政府的专制和傲慢。虽然威廉二世最终下令从萨贝恩撤出驻军，也在议会推动下就处理驻军与地方民政权威的关系发布了新条例，但当局为军队辩护的态度并未改变，下令驱散和逮捕示威者并实行戒严的主要军官也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军方看起来仍更像是胜利者。萨贝恩事件既加大了中左力量对于德国政治现状的批判，提升了他们要求改革君主制度、扩大议会权力和限制军队权威的呼声，同时也加大了保守派对于“议会化”和社民党的担忧。
德国的保守派即便对于民主化有容忍和接受之处，但不愿看到保守秩序发生根本性改变，首先是不愿看到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的议会制国家。伯格哈恩认为：“在半绝对主义的君主体制与在工业化影响下正经历快速变革过程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裂痕。只有在掌管该体制的保守派精英允许它逐渐演变为议会型政府的情况下，该裂痕才能够被弥合。”
在费舍尔学派看来，在一战前两三年中，德国国内局势在保守派眼中已恶化到如此地步：对于阻止议会化，或阻止社民党左右的帝国议会驾驭德国政治，必须当机立断。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些政治家和观察家也认为或揣测，国内政治紧张会驱动德国走向战争，战争具有弥合国内鸿沟的作用，或为当权者打造心仪的国内秩序提供良好机会。比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在1913年评论道：“对于一个面临着内部困难的国家来说，将注意力转移至强劲的对外政策——对于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具有吸引力——一直是一个可能的选择。这极少被使用体现了欧洲政治家们的声誉。但是，在对当前局势的任何观察中，它都作为一种危险的可能性而在幕后隐现。”
1913—1917年间的美国驻德大使詹姆斯·杰拉德（James Gerard）认为：“在我看来，真正致使皇帝和统治阶级选择战争的动因是全体民众在萨贝恩事件中的态度和对于军国主义不断增长的厌恶。该事实，即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闭幕之际仍大胆地坐在会场上而拒绝起立或欢呼皇帝的姓名表明了对于专制的一种新的抵抗情绪。专制政权看到，如果它要保持对德国的控制，它必须将国家引向一场短促而成功的战争。”
保守党的领导人海德布兰德·冯·德尔·拉萨（Heydebrand von der Lasa）在1914年说，一场战争将导致家长式秩序的加强。贝特曼也承认，在国内有些群体期待战争会使国内形势在保守意义上变得更加健康，甚至打造出强势领导人。
很多社民党人也认为，鼓吹战争观点的背后有统治阶级的国内阴谋。比如，就在一战发生前夕的7月31日，社民党机关报《前进》（Vorwäts）指出：“为什么军方要求战争？它会赋予其权力，压制所有民主的权力，摧毁所有独立运动的权力，凌驾于无产阶级的权力，凌驾于中产阶级的权力。萨贝恩（事件）已告诉我们这个集团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让萨贝恩永远保持下去。他们要在血泊中跋涉以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民的永远主宰。”
针对一战发生之际在各地德国民众中可看到的兴奋之情，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也回忆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看似再一次是某个好心的天使可能引导德国人民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在1914年8月的日子中经历的精神兴奋，尽管有稍纵即逝的特点，是一个最高级别上的更宝贵和难忘的记忆。在德国人民中业已存在至今的鸿沟，无论在资产阶级内部还是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在面对着要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业已享有的安定的物质繁荣的共同危险时突然合上了。不仅如此，人们在所有阵营中都感受到，它不仅仅是一件为了合作求利而团结一致的事情，也是一个我们整个国家和文化所需要的内部革新。我们普遍相信，这已经开始，而且将在对一场被视作防御性和自卫的战争的共同体验中进一步向前。”
在一战到来前，德国当局对于走向大战也希望拥有若干基本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基于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方式，走向大战应该得到德国舆论的广泛支持，德国选择战争在大众看来应是正义和合理之举。自然，如果德国当局希望战争能起到缓解国内危机的作用，他们会追求这样的条件。在一战开始后，德国国内状况似乎也表明，战争能够起到缓解国内矛盾和牵制社民党的作用。比如，社民党人宣布支持当局走向战争，并在帝国议会中投票支持当局的战争预算案，还有社民党议员提出愿意参军，工会表示在战时不会要求增加工资和进行罢工。
在开战导致国内一时汹涌着爱国浪潮的背景下，社民党支持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住自己自1912年选举以来的国内政治地位。
尽管如此，若将应对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内威胁看成德国当局选择大战的主要目的，这经不起推敲。它最多只是德国走向大战的目的之一，但非主要目的。在战争来临时，政治反对派依托当局对其合作的需要，以及大众的不满，仍可能借机推进其主张和扩大其影响。如果战事变得举步维艰，战争的国内政治风险会愈发明显。如果德国当局很有信心地认为，德国能够迅速赢得一场低风险的世界大战——甚至在战争开始之际的大众爱国热情尚未降温之时，他们或会认为出于国内政治收益而选择大战得大于失。但是，如第三章所述，在一战前的德国当局包括军方领导人看来，德国没有把握或很无把握以速胜方式赢得大战，未来的大战大有可能是一场德国要以处于劣势的人力物力去比拼的长期消耗战，两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对于德国在大战中的前景都多有忧虑。若是如此，德国当局出于国内考虑而选择大战就难以理解了。德国有可能成为大战的战败者，而国内秩序也很可能随着战败而解体。在德国最终战败或走完曲折的战争之路前，战事的不顺及其成本的高昂就会招致广泛的国内不满。而且，即便战争之初存在着全民的爱国热情，“紧迫的实际问题仍未得到回答。将如何去治理国家，尤其在初期的同心协力一旦消退后？分配战争负担的痛苦决定将由谁作出？这些不断加重的负担将怎样实际分配？一开始的兴奋表明它们将被平均分配，但该期望与资本主义机制——维持了财富以及获取物资和服务机会的根本不平等——吻合么？”
这样，在战事不顺且爱国热情退潮时，保守派面临的国内挑战会不降反增。此时，若他们对国内难题选择妥协，这很可能意味着至少要部分地牺牲既定秩序；若他们选择镇压，国内很可能变得更加动荡，而反对派无论如何都可能变得更具声势。于是，在战事尚未尘埃落定前，国内困局就可能加剧国内分裂甚至诱发革命。总之，如果德国当局主要为了国内考虑而走向大战，这岂不近似于饮鸩止渴或“因恐惧死亡而自杀”？即便战争确有可能将大众更好地团结在国家和君主身边，谁能保证这得以持久并且不会走向相反？若要赢得一场长期和惨烈的大战，德国人民需要表现出足够的坚忍。但谁能保证他们在这样的战争中将长期团结在忠君爱国的大旗之下？也不要忘记，鉴于德意志统一进程中三场战争的相对短促，以及德国在1871年至1914年间享有的长期和平，德国大众在一战前远未证明他们对于严酷战争的承受力。
一战中德国的国内政局正体现了上述情形。固然，战争的发生在一开始明显提升了德国国内的爱国和团结氛围，社民党也表示了对战争的支持。但是，社民党并不想无条件服从战争需要和当局的意愿，并有意在战时推进自己的追求。有工会领导人评论说：社民党支持战争的一个目的是，使工人阶级获得参与政府的同等权利；我们希望，各个独立的工人组织能够被承认为工人阶级在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代表，并希望推进社会福利立法。
随着战争的拖延不决及其对国内压力的增加，德国大众中的不满在上升，爱国和团结氛围在下降。社民党和工会在与当局和资方的关系中也握有了更多主动，并得到了后者的不少让步。
比如，韦勒提到了战时经济措施和粮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提到了战争经济特别是军火工业的需要显著增强了工会的力量。“为了达到提高生产和防止罢工的主要目标，总司令部和企业主的代表们都不得不做出各种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让步，这些让步在总体上对他们的对手有好处，并且最终在工资方面导致一种非正式的自主体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国内以及企业政策的发展则加剧了两大对立阵营内部扩散开来的冲突。”1916年的“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Programm, Hindenburg Programme，军方提出的一项大幅提高军工生产能力的计划）也接受了工会的某些要求，包括加强工人在企业中的发言权，结果“工会成了与企业主平等的力量因素”
。但是，国内政局仍变得更加不稳，而社民党的声势也在壮大，最终来临的是1918年11月的国内变局：因多年战争而累积的国内矛盾最终引发了基尔港水兵起义等暴动，而社民党是首要的领导者，这导致德国当局不得不停止战争和接受战败国身份，也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覆灭。梅尼克说：“我们经历了与我们的期许相左的一次罕见失望。在一年中，团结被打碎了，德国人民再次在各条道路上分道扬镳。”
在1895年就已辞世的恩格斯则早就预言，世界大战必将导致工人阶级获得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形成。
其实，即便大战以速胜告终并起到了压制反对派的作用，后者从长远看又能保证有多大的可持续性？随着战争的结束，生活将恢复常态，传统秩序下的各种不满将继续存在甚至上扬，在战争中作出最大牺牲的普通大众很可能更坚决地主张其权利，反对派也会重新获得发展机会。历史经验多少也证明了这点。比如，即便1866年的普奥战争如伯格哈恩所说解决了普鲁士的政治僵局，这最多也只是暂时的，德意志帝国在建立后依然面临着明显的国内政治挑战。再比如，1907年的霍屯督选举虽然造就了一个亲政府的议会和社民党议席数的骤降，但社民党不久后便在1912年选举中获得了辉煌胜利。鉴于此，用一场难言速胜且颇具风险的大战去换取大概也就三年五载的所谓战后政治稳定就显得更不合情理了。
在德国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如下认识：通过战争去应对国内威胁很可能适得其反，社民党在战时可能变得更具声势，应尽力避免国内风险因战争而加剧，国内考虑最多只应在能够速胜时才可成为战争的主要目标。比如，标洛认为，大战更可能加剧而非解决德国的国内问题，即便德国获胜：“我们应该一直问自己从战争中期待得到什么。在欧洲的战争不可能对我们大有裨益。对于任何新的斯拉夫或法国领土的征服不会让我们得到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将小国吞并进帝国，我们将只会加强在德国从未缺少过的离心因素。……一场轻易挑起的战争——即便它打赢了——对这个国家会有坏的影响；如果它以失败告终，它可能引发王朝的垮台。历史向我们表明，每场大战之后都是一个自由主义时代，因为民众会要求补偿战争带来的牺牲和辛劳。但是，任何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会迫使宣战的王朝作出先前似乎闻所未闻的让步。……在这种事态下，军队的看法不可能举足轻重。无疑，军队不会觉得剑在鞘中生锈再好不过，军人们好战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决策者的任务是对于后果要有清醒的认识。”
标洛支持积极的对外政策，也不排斥对武力威胁的使用。但与战争后果的担忧有关，用戴维·凯泽（David Kaiser）的话来说，他寻求廉价的胜利，在满足皇帝和国内舆论的同时又不引发战争。他在1901年8月曾告诉霍尔施坦，对事情的处置应该既能证明对外政策的主持者增进了德国的世界利益，又不会危及德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
贝特曼也有着类似看法。比如，他在1913年私下表示，除非各大国全身心地追求和平，否则会发生一场无人希望看到并对所有人都有害的大爆炸；他在1914年6月指出，世界大战的结果难料，而且将极大地强化社民党的力量。
在七月危机中的1914年7月7日，他告诉其秘书库特·里茨勒（Kurt Riezler）：战争可能导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革命，保守党认为战争可能加强家长制秩序是在胡扯，他根本没想用战争去打压社民党，不会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去逮捕其领导人，而要争取其合作；战争不论如何结束，都不会仅是对巴黎的四十天进军，战争等同于推翻现存的一切。
贝特曼反对在战时镇压社民党也表明：在他看来，即便社民党在战时持与广泛的爱国热情相左的反战立场（如果社民党支持战争，镇压他们便无理由了）并因此而走弱，镇压社民党也很可能引发妨碍德国赢得战争的内乱。他主张在战时争取社民党的合作是出于战争需要，但他应也认识到，需要甚至依赖社民党的合作不免会加强社民党的地位和导致对其要求作出不少让步。单从这点看，用战争去打压社民党确会事与愿违。甚至，贝特曼曾不无夸张地表示，与维护德国的现行秩序相比，它因大战而被摧毁未必是坏事。他在七月危机中还告诉里茨勒：奥塞战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这将导致现存秩序的崩溃；由于现存秩序是死气沉沉和无出路可寻，这场战争只能被当成对德国的幸事而欢迎。
上述言论也间接表明，这两位首相对于速胜的前景都有着明显担忧。如前所引，霍尔施坦曾说：“威廉皇帝的政府需要在国外获得将带来某种有益的国内影响的某些有形的成功。可以指望这种成功来自一场欧洲战争或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冒险政策，或来自欧洲之外的领土斩获。”但是，战争对他来说显然是风险最大因而应排在最后的选择；他或许比其上司标洛更愿选择战争，但这也仅限于他认为德国很可能赢得速胜的时候，比如面对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First Moroccan Crisis）（参见第七章）；更难证明，他认为国内政治考虑应成为德国走向大战的主要目的。第三章中多有引述的德国军方首脑对大战前景的忧虑也间接表明，在他们看来，难以速胜的大战更可能加剧而非缓和国内政治难题。比如，从总参谋长岗位退休后的施利芬在1909年撰文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生存有赖于其贸易和工业的正常进行时，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当数百万人的生存需要数十亿开销时，消耗战略不可行，它可能引发国内的红色革命。
而且，德国军方也一直将避免战争加剧国内动荡作为一大原则。丹尼斯·肖沃特（Dennis Showalter）指出：在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之后，普鲁士军方的主要目标就是，在面临紧急事态时对普鲁士的有限资源做最有效的使用，而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自由主义者在等待当局因遭遇重挫而不得不让渡政治权力，军方因而也刻意追求既能赢得战争但又不让普鲁士把血流尽。
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虽然不时有着好战言论，且有着易冲动的个性，但实际上也更多地表现了对于大战的退避，这背后隐现的也是他对战争前景的忐忑。如后所述，他在1914年前对于军方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请求多有拒绝，在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也有避战念头。对于威廉二世的色厉内荏，标洛多有体会。他在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载了曾对威廉二世说的如下话语：“陛下您有战斗精神，但不像拿破仑一世（NapoleonⅠ）、瑞典的查理十二世（CharlesⅫ）和弗雷德里希大王（Friedrich der Grosse，英文中常写作Frederick the Great）那样，您没有战士气质。您根本不想要战争！您从未想要它，而且永远不会想要它。”他还在回忆录中总结说：“威廉二世不想要战争。他害怕它。他的好战言论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的夸夸其谈主要是为了给德国外交部的外交官们看，正如其言论是为了造就他是德国的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形象。威廉二世不想要战争，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相信其神经不会在形势攸关的压力下屈服”；
主要由于这位皇帝的胆怯个性，“我能够凭我的荣誉和良心向任何人保证，在我为威廉二世效劳期间，他在任何时候都未考虑过侵略战争”
。当代历史学家霍尔格·阿夫勒巴赫（Holger Afflerbach）也断言：“这位皇帝要求一场大战么？一场列强间的战争？答案更可能是否定的。威廉二世的确不是和平主义者，并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士兵，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发表鲁莽的好战言论。他也不想停止加强军备，尤其不想停止加强海军军备。但归根结底，根据他身边每个人包括外国观察家的看法，这个人不想要一场欧洲大战。”
威廉二世还担心（也是很多保守派的看法），社民党在战时不仅不会成为合作者，反而会乘机发难。1906年，他在对高级军官的新年讲话中声称，军队在大战将近时应该如此行事：“首先将社会主义者一枪撂倒，接着砍下他们的脑袋并让他们不再危害，必要时可以血流成河，然后再在我们的边界外打仗。”
照此而言，有类似观点的保守派更是将打压社民党看成开战的前提，而非将开战作为打压社民党的前提。虽然关于在战时应如何对待社民党的该看法不同于贝特曼的前述看法，但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质疑“爱国主义战争”能自动起到打压社民党的作用。
与此相关，在一战前的很长时期中，虽然对外议题上的社会帝国主义考虑屡见不鲜，但德国当局对开战表现出了明显的避让态度。凯泽的下述评判是合理的：世界政策不过是在承受有限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有限目标的政策，“世界政策的创立者指望的是一系列小规模和边缘性的对外政策成功，而非一场大战。”
如第七至第九章所述，在一战前的几次重要危机中，比如在两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中，都可看到德国当局对战争的回避，即便这遭到了在危机中走高的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指责。
虽然在保守派中确有主张为应对国内威胁而开战的声音，但难言它是保守派的主流意见，或者说它更像只是少数极端保守派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没有与德国主要决策者直接相关的有力证据表明，他们选择大战首先是着眼于国内威胁。在皇帝、首相和军方领导人那里，难以找到这样的证据。在作为一战前奏的七月危机中，关于德国当局决策过程的史料也难以提供这样的证据。相反，包括先前引用的言论在内，表明他们排斥因国内考虑而走向大战的证据倒有不少。比如，就贝特曼来说，最可能表明他认同战争的国内政治价值的一个证据只是：他据说曾告诉他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需要我的宣战”。但是，此话过于含糊以至于难以判断其本意究竟是什么，结合贝特曼的其他言行（包括本章所引用的），也难以认为他支持主要为了国内考虑而选择大战。前文曾引用一些似可为费舍尔学派提供支持的当世者的言论。但是，这些人都不是德国决策层的成员，其言论也没有强调国内考虑是德国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还有学者认为，认为德国走向大战是出于国内紧张既无直接证据，也无很多间接证据。
费舍尔学派的一个主要弱点正是在证据方面。比如，费舍尔强调，社民党在1912年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是推动德国当局因“红色恐惧”而迈向战争的重大事件，而同年12月8日的高层会议则作出了在近期内开战的决定。可是，他并未提供有力证据，而12月8日会议与会者的发言也未提及国内政治问题（参见第九章对该会议的论述）。伯格哈恩也没有很好证明，国内动机对于德国走向大战有决定性作用。他未提供多少证据，或只提供了无说服力甚至文不对题的证据。比如，他表示，1866年的普奥战争促进了普鲁士国内僵局的解决，而德国的决策者在1914年也许想模仿该战争，但后者并未得到其证明因而只是猜想。
韦勒在《德意志帝国》一书中给出了两个主要证据。一是，某位德国公爵向法国驻德大使儒勒·康邦（Jules Cambon）表示：“商业阶层和资产者阶层正想以损害军队和土地所有者阶层为代价来获得优势，战争则提供了重新恢复正常秩序的机会。”
但是，这位并非身处决策层的公爵难以代表德国当局，而且他担忧的是“商业阶层和资产者阶层”而非社民党和工人大众。二是，巴伐利亚驻柏林的使节在与贝特曼谈话后记载道：德国内部的某些集团由于越来越担心红色危险，期望通过战争使国内状况向保守主义回归，保守党人冯·海德布兰德也将战争与强化家长制秩序联系起来；贝特曼则认为，战争可能提高社民党的地位并颠覆现有一切，海德布兰德是胡说八道。他还写道，贝特曼个人不足以将其担忧体现为对和平政策的推行。
但是，该记载只能表明有政治势力支持用战争解决国内问题，不能表明德国当局打算这样做，还反而体现了贝特曼的排斥态度。
在速胜前景堪忧的背景下，如果德国当局仍打算为应对国内威胁而选择大战，一个自然的应对应是：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备战，以最大程度地增加获得胜利甚至速胜的希望。但是，一战前德国的战备努力确实难言体现了对扩军的积极。面对法俄军力的增长，德国总参谋部的首要备战要求是大幅扩充陆军。虽然帝国议会在1912—1913年间通过了两个扩军法案，它们分别扩军4万人和近12万人，但这与总参谋部的要求相距甚远。
出现该局面的两个最重要原因是：第一，很多保守派担心，大规模扩军将导致不得不大量征召城市阶级的子弟，这会明显增加军队被危险思想感染的机会，削弱容克阶级对军队的控制，从而危及德国既定的国内秩序。而在战时尤其战事不顺且民怨上升时，这样的军队在政治上会更令人不放心。第二，大幅扩军需要巨额财力，这被担心会加剧本已明显的财政压力，而各阶层对于如何分配财政负担也有明显分歧，比如有产者抗拒加征财产税（这也是保守派的主流态度），工人大众也不满于自身税负的增加（尤其当有产者并未承担与其财富相符的税负时）。帝国议会中围绕上述陆军法案对财政问题有着激烈辩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守派在竭力抵制由有产者承担更多财产税。从理论上讲，相比于未经充分扩军便走向结果难料的大战，充分扩军后再走向大战的国内风险和经济付出应属最小：充分扩军更可能使德国在全民爱国热情尚未降温时就赢得速胜；大幅扩军后的军队主力很可能是在国外作战（一战中的德军就是如此），这有利于限制军队与反对派来往甚至发动政变；战争胜利后随着军队的缩编，扩军带来的国内风险和经济付出也会降低。那么，如果保守派连有力支持作为战争胜利保障的大幅扩军都谈不上，又如何理解他们愿为应对国内威胁而走向大战？如果他们对大幅扩军的国内风险和经济付出都多有顾忌，又如何理解他们对大战可能带来的更大国内风险和经济付出反会不以为然？正如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为鼓励扩军而言道：“人民懂得，失败的战争会比这个或那个税收的代价更高。”
用戴维·凯斯利（David Keithly）的话说，“如此明白阶级结构对军队规模和预算增长施加的限制以及伴随扩军而来的‘危险’的德国领导人看似会更多考虑战争对社会的潜在影响”
。或许，反对大幅扩军的保守派对速胜前景仍有盲目乐观。但是，因国内政治禁忌而主张有限扩军的势力首先来自军方内部，尤其是来自保守的陆军部领导层（参见第九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意识到大战的严峻；而且，也难以想象，上述乐观会大到认为大战就国内风险和经济付出而言比大幅扩军还令人放心。
如果德国当局确实绝望地认为国内威胁已恶化到只能诉诸极端措施，他们为何不选择直接对政治反对派进行大肆镇压，而要饮鸩止渴地奔向大战？固然，如前所述，前一举措可能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应，这是当权者十分担心的。但是，就风险的可把控程度而言，一场“国内战争”难道不胜过一场对外大战？反过来说，如果德国当局连这样的“国内战争”都不敢打，又怎能相信他们敢于为国内目的而选择对外大战？
其实，尽管保守派对国内威胁可能有着程度不等的广泛不安，但并无有力证据表明，包括主要决策者在内的很多保守派都高度担心国内威胁。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首脑们是因国内威胁而走向大战，为何他们对于因此而走向大战多有保留，为何他们没有选择大力镇压反对派，为何保守派对于大幅扩军保守？费舍尔学派的另一个弱点大概就是夸大了保守派或德国当局对国内问题的忧惧。贝特曼仍是一个代表人物。“贝特曼任首相期间的记录表明，他不是特别关注社民党人的某种威胁。”
社民党在1912年选举中大有斩获的一个原因是，虽然爱国牌在此次选举中得以运用，但贝特曼主张限制其程度。他担心，大打爱国牌会加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带来不利后果，比如官方外交的灵活性被压缩，增加造舰的要求更可能得逞进而加剧财政困难和英德关系的紧张。
贝特曼还认为，社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不无益处，因为这有助于财产税问题在议会中获得突破并由此推动陆军的扩军（这些都体现在了1913年的扩军法案中），而税收问题的进展也有助于缓和多年来各党派之间的对抗。
虽然难言德国的军政要人都像贝特曼这样未将社民党看成首要的严峻挑战，但也难言他们中多数人都与贝特曼相反。从现有的资料看，求战倾向最强的总参谋部首脑们对国内冲突也言之甚少，主要是强调国际形势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利变化。
至少可从以下多个方面去解释，德国当局或很多保守派在一战前夕对国内威胁为何虽有担心但未必寝食难安。第一，1912年选举虽然带来了社民党议席的猛增，但具有更强亲政府倾向的各党派的议席加起来仍更胜一筹，而且社民党在下次选举中也未必呈现同样的强势。比如，其他党派在下次选举中可能会加强相互协作。社民党在1912年选举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正是，很大程度上由于在税收问题上与保守党和中央党的矛盾，自由派政党在此次选举中与社民党有所合作。第二，即便在成为帝国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党派后，社民党看似更愿用和平斗争首先是议会政治去实现其目标，并且多少体现了愿与官方有所妥协和合作的务实倾向。关于后者的最典型例子是，他们在1913年支持当局的扩军议案，这与社民党传统的反战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在此之外，他们并未表现出不惜引发政治危机也要利用第一大党地位去推进本方激进主张的姿态。这表明，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的社民党反而变得更加“成熟”或“负责”，并希望以此来维护在议会中来之不易的地位。帝国议会在通过扩军法案的同时，也同意以加征财产税（这是1913年扩军法案的一部分）作为支撑扩军的财政措施。加征财产税是保守派广泛反对的，但社民党将此作为接受扩军的前提。但是，鉴于这也是当局的意愿，鉴于民族自由党等自由派政党也支持这样做，加征财产税得以通过因此难被视为主要是社民党利用其议会地位发动的对有产者的进攻。第三，即便帝国议会与当局的关系陷入长期僵局，后者也不是绝不可能采取一些难寻法律依据的极端措施，比如俾斯麦在就任普鲁士首相后就撇开拒与当局合作的议会而强行征税（他也因此奠定了在君主和保守派中间的声望）。第四，德国劳动大众的境遇相比于其他欧美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劳工阶级的抗争相比之也并非更棘手。在1895年后，德国经济摆脱了多年的不景气，进入了一个较快增长期，工人工资甚至比物价增长得更快，劳动力短缺问题一直存在，相应地失业问题难言突出。到1913年，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相比于1871年增加了80%，一周工作时间也从1873年的72小时减少到57小时。同时，德国拥有由国家、工会、市政当局和互助组织等参与并仍在扩展的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低迷。随着工人阶级的扩大和工会的发展，罢工的数量和规模也在增加。在1892年共有73次罢工，在1906年则猛增至3480次。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罢工情况并不显得更激烈，而且基本都能通过谈判解决。在1910—1913年间，罢工浪潮还减弱了。
在一战前的两三年中，德国经济在经历若干年的相对停滞后也再现起色。有学者指出，虽然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努力在一战前夕减慢了，但繁荣和广泛的自满看似为避免重大的内部动荡提供了保护。
第五，在一战前夕，德国保守秩序的基本方面并未改变，比如帝国议会的权力仍相对有限，军队仍属保守阵营，普鲁士等若干地区的议会选举制度仍明显体现了不利于工人大众的保守性（甚至趋于变得更保守），社民党人由于遭到有意排斥而得以在中央政府机构和大学中任职的仍寥寥无几，高农业关税依然如故，换言之保守秩序远未大厦将倾。
还要强调是，在统治阶层和保守派内部，对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变革的接受也在增长。很多成员对于变革表现了容忍、接受甚至赞许和鼓励的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秩序需要经历至少一定程度的和平变革，无论是因为这有其进步意义，还是因为这是最大限度维护传统秩序的需要。俾斯麦之后的卡普里维、霍亨洛厄、标洛和贝特曼这几位首相都不属极端保守派，或者说与俾斯麦相比有着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贝特曼政府在一战前夕也在考虑进行更多改革，比如改革普鲁士长期以来实行的有利于有产者的选举制度，并赋予工人组织更多权利。
没有当权者和保守派内部的某些合作和容忍，前述的很多变革也不可能出现。
综上所述，难以认为应对来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内威胁是德国当局走向大战的首要目的。甚至，也不宜高估应对该威胁的需要与战前和平时期德国对外议题的联系。对于费舍尔学派强调这两者间的密切联系，甚至将应对国内威胁看成一战前德国当局处理对外议题时的决定性因素，如下各点是值得强调的，它们也有利于理解对外议题作为国内政治工具的局限性。它们也表明，德国当局未必那般看重国内威胁，未必那般强调在处置对外议题时着眼于应对该威胁。
第一，应对国内威胁难言是一战前德国对外政策中所有重大决定的首要甚至唯一动机。比如，难言德国当局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推出的世界政策和大规模造舰计划首先是由于国内政治考虑，而非由于德国的皇帝和政府本就期冀德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难言决策者们对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强权地位的热望与国内政治考虑相比只是次要动因。甚至，国内政治考虑可能只是为世界政策和造舰计划争取支持的言不由衷的幌子。凯泽指出：世界政策在国内政治上的用意和效果被明显夸大了，标洛、蒂尔皮茨和该政策的其他发起者从未认为能够主要靠它去维持保守政体，也从未打算这样做。
特拉赫滕伯格指出：纯粹的国际层面的考虑才是蒂尔皮茨主张积极扩张海军的决定性因素，他对海军扩张的国内政治意义的论述不过是宣传手段；如果国内考虑是主要动机，当海军扩张加重财政负担和国内矛盾时，为何该政策未被放弃？
通过对德国主要决策者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等材料的研究，罗尔也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海军扩张是以国内政治功用为出发点。再比如，难以认定，国内考虑是决定德国对国际危机的策动或应对的首要因素（参见最后几章中对几次危机的论述）。
第二，即便社会帝国主义行为在一战前德国有着广泛体现，但如前所述，德国当局在一战前的很长时期中都无意将它推至进行对外战争冒险的地步。
第三，即便德国当局有意利用对外议题去维护保守秩序，这未必总能在当局之外的保守群体中得到积极理解和支持。比如，如果说世界政策和海军扩张由于对德国国际声望的促进，更由于可以给工业阶级带来海外市场、合同和就业机会之类的诸多利益，而在工业阶级中受到某种欢迎，但在容克阶级那里，它们至少在一开始遭遇更多的是冷漠和反对。由于容克阶级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德国农产品在海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大规模造舰会带来税负增加、容克阶级的军事权力主要体现于陆军等原因，容克地主主导的农业集团对世界政策尤其海军扩张谈不上热情。他们还想以在关税等问题上获得补偿作为支持海军扩张的条件，至少1900年的第二个海军法案大概有此背景：面对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压力，时任财政大臣的马克斯·冯·迪尔曼（Max von Thielmann）曾就增加谷物进口关税作出保证，但他又对反对这样做的派别安抚说，由此而来的新增收入可用来支持新的造舰计划。
再比如，虽然德国当局在一战前三年中进行的陆军扩军有其国内政治目的（当然难言是首要目的），虽然保守派对陆军要比对海军更有亲近感，但他们如前所述对扩军仍有某种消极。
第四，即便利用对外议题似有缓解国内威胁的作用，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多少会抵消其国内收益甚至使社民党成为受益者。比如，激进民族主义的上升会加大主张维护和平的派别（包括有着密切对外经济联系的贸易界、出口型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担忧和对当局的不满，军备扩充政策带来的税负上升和用于福利领域财力的受限也可能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再比如，与农业集团试图借海军扩张问题谋求补偿有关，1902年底，针对进口谷物的更高税率在帝国议会中通过。但是，这不利于降低国内农产品价格，在城市阶级中不受欢迎，也凸显了备受诟病的容克阶级的权势。与此相关，在190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民党成了最大赢家，而投票支持新税率的政党（包括保守党、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挫。
再比如，保守派对于陆军扩军的相对消极也招致了其他群体的批评，社民党也将保守派不愿为此而承担更多财政负担谴责为特权阶级再次暴露其自私本性。另外，若利用对外政策去鼓动爱国热情，这会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进而加大当局的对外决策面临的国内压力。在当时德国的主要官员身上，也可看到对激进民族主义的反感。
第五，利用对外议题去缓和国内威胁的效果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左右。比如，如果在某个重大的国内议题上正存在明显阶级对立，此时在维持和平的前提下渲染对外争端未必能有效分散对该议题的注意力。再比如，如果反对派对于打“爱国牌”的伎俩处理得当，后者也未必有较好效果。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就是典型例子。当局利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影响在此次选举中又打出了爱国牌。但是，此时财产税问题在国内正是一大焦点，保守派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在城市阶级中引发了广泛不满，连一些工业巨头和自由派中偏保守的民族自由党都是如此；而且，社民党对于对外问题也尽量不发表与大众爱国热情相左的评论。结果，爱国牌在此次选举中收效甚微，社民党则获得了空前胜利。
第六，即便利用对外议题有着国内政治意图，该意图也未必首先是指应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挑战，而可能是其他意义上的。比如，凯泽指出：世界政策在1897年的正式出台有其国内政治背景，但与工业化和社民党的发展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基于其他政治问题，尤其是威廉二世与议会、政府、南德意志各邦和舆论界的矛盾；海军法案的通过有利于缓和这些矛盾，比如有利于赢得扩张主义者对皇帝的支持，也有利于赢得皇帝对议会的容忍。
再比如，如不少人指出，德国强硬或积极的对外举措与其说是“主动地”去鼓动爱国热情，不如说是“被动地”去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七，与上述各点相关，或者说由于德国诸多内外政策在目标、内容和影响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互间的矛盾性，如社民党的壮大所体现的，即便德国当局或保守派想利用对外议题去维护保守秩序，此类做法未必能取得令其满意的结果。比如，在费舍尔学派看来典型体现了国内考虑的政策，即世界政策和海军扩张，即便在政策出炉之初的“火热期”看似也未带来理想的国内收益。一个表现是，支持世界政策和海军扩张的党派看似并未因此而对选民有更多吸引力：支持海军法案的四个主要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总数在1893年选举后是249席，在1898年和1903年的选举后（最初两个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海军法案是分别在1898年和1900年通过的），则分别是227席和226席。
再比如，爱国牌在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中的运用也乏善可陈。
与社会帝国主义相关的另一个被给予较多关注的方面是，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一战前德国，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也常被称为极右势力）有着明显的存在，他们体现的大体是如下思潮：强调德意志民族有着全民族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它涵盖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荣誉、安全、生存空间和人口繁衍的推进以及文化和民族品质的生机勃勃；强调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从属于民族利益，甚至否认民族内部存在真正的相互抵触的阶级和阶级利益，强调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才能造就所有德意志人福祉的最大化，抵触主要作为阶级代言人的政党和由此而来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包括抵触在其中以民族事业上的让步作为与其他党派妥协的代价）；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和优秀性，强调德意志文明代表着文明的未来；强调其他民族或种族与德意志民族有着利益和特质上的难以调和性，而前者阴谋阻碍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强调推进境内外德意志民族的大一统，主张管控或驱逐境内少数族群，甚至占领周边“劣等”族群聚居地区；强调在国际斗争中以最坚决手段去维护民族事业，认为战争是推进民族利益的必要工具，也是民族灵魂的清洁剂，主张积极扩充军备；强调推动全体德意志人对民族事业的关注和参与，并怀疑传统权力精英（王室成员、高级官员、政党领袖、工商巨贾和学界名流）由于既得利益和疏远大众等原因而难以成为民族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他们强调大众运动的一大原因），或者说不信任或反感所谓的“显贵政治”（Hon-oratiorenpolitik）；强调建立更加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压制从内部涣散民族意志和破坏民族事业的敌人，比如议会民主派、社民党和犹太人、波兰人等少数族群。简言之，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民粹主义、集权主义、反自由主义（但主张保障民族事业支持者参政议政的基本自由）和反社会主义（并非反对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但反对其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国内阶级斗争、和平主义、族群平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的一个大集合，也是日后纳粹主义的一个前奏。
一系列的组织、活动家、集会和出版物是德国激进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由此而来的是德国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激进民族主义舆论，而在特定时刻，尤其是对外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刻，该舆论很可能陡然上升。激进民族主义在德国的首要体现是一系列彰显该色彩的社会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泛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 Pan-German League）、“德意志海军联盟”（Deutscher Flottenverein, German Navy League）、“德意志陆军联盟”（Deutscher Wehrverein, German Army League）和“德意志殖民协会”（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German Colonial Society）。这些组织通过招收会员、建立地方机构、出版报刊著作或在报刊上刊文、举办集会、分发宣传品、游说官员和议员等方式来显示其存在和推进其主张。与彰显民族事业和自身组织的全民性而非阶级性、抵触传统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有关，也与害怕在选举中遭遇惨淡结果致使“民族事业”和自身组织的吸引力受损有关，这些组织通常不参加议会选举，但不排除支持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以及身为本组织成员但以其他身份参选的候选人。它们主要是谋求通过成为政府和议会之外的强大压力集团，包括运用街头政治方式，去影响德国的内外政策。大量招收会员是这些组织显示全民性和加强影响力的首要方式。
其成员主要来自城市阶级中的中产阶层（或者说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官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但不少上层社会成员包括一些政要和工商巨头也位列其中，甚至跻身于领导层。比如，在汉堡当地，有半数的市议员以及很多市政官员和企业家都是陆军联盟汉堡分会的会员。一方面，对现实中的复杂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工业化对传统产业的冲击）的不满、对其他学说的缺乏信心、对特权阶级和显贵政治的怨艾、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忧惧，驱动着很多城市阶级成员转向激进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加入这类组织只是主要出于好奇或觉得时髦，或是较多或主要地出于实用主义动机，比如认为这有助于让自己扩大社会交往圈和知名度，在工商和政治活动中获得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或少遭遇其反对，他们对于激进民族主义也难言有持续的真正热情。而且，虽然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强调对民族事业的大众参与，有着民粹主义倾向，有着对显贵政治的抵触或反精英色彩，但也有意尽力吸纳在教育、社会地位和财力等方面有着较好背景的人士，包括吸纳一些名人，泛德意志联盟在这方面看似更明显。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属于德国最重要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即便对显贵政治多有不屑，其实依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是显贵政治的一部分。
传统的流行看法是，尤其在费舍尔学派看来，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主要是由保守的当权者培植、煽动和控制的，是他们对付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工具，他们要借之以彰显“民族事业”和鼓动爱国热情，进而转移大众对民主化和社民党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促进国内团结（凯尔最早提出该看法）。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上，的确可以看到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对于保守派和当局的不少契合：前者有着保守主义特征，有着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倾向，对现行秩序表达了某种认可，主张国家至上和促进国内团结，认同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价值，具备不俗的大众动员能力，也给予了当局和保守派不少协作。比如：德意志海军联盟的首位领导人维克托·施韦因伯格（Victor Schweinburg）表示：“‘国家’对我们而言指的是什么？国家在德国一直是指君主主义的，是指德意志人的，反国家类似地就是反君主和反德意志。”他在海军联盟于1898年的成立会议上也强调：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新的工业大众进行政治整合，以防他们被社会主义者传染；因此国家观念是最好的资产，而关于扩张海军的宣传对于用民族主义重塑大众意识可起关键作用。一战前德国最著名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泛德意志联盟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β，其姓在英文中写作Class）也表示：“对于一个令人骄傲的强大的对外政策的喜悦对于国内争执不会不具有健康的团结作用。”
德国的大规模造舰计划就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组织首先是海军联盟的大力支持，后者在进行大众宣传和影响议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蒂尔皮茨与该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在议会选举中打爱国牌，这些组织也多有推波助澜。再比如，在1913年夏，面对着社民党的壮大，泛德意志联盟与容克地主主导的组织农业联盟合作建立了一个以反社会主义和维护高谷物关税等为纲领的联盟（Kartell der schaffenden Stände, Cartel of the Productive Es-tates），这也是铁麦联姻的体现。
但是，并不能说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是附属于统治阶层和保守派群体或由其操纵的。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性。德国的主要激进民族主义组织都不是由官方或典型的保守派建立的。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都主要来自城市阶级。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很多主流主张也不受保守派欢迎。比如，他们主张不以阶级划界的民族事业，主张民族事业是蓬勃的大众运动，主张参与民族事业的大众都是相互平等的公民，主张为大众参与民族事业提供开放渠道（比如在表达自由和选举权方面），主张建立一支全民性军队，并抵触以传统权力精英为核心的显贵政治，这都意味着对特权阶级的权威和利益的某种挑战；他们主张积极推进工业化、海外殖民和经济扩张以及造舰计划，这不符合那些立足于农业经营或有农本主义思想的保守派的意愿；他们主张将德意志统一事业扩展至边界外的德意志人，而很多保守派担心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扩大会进一步冲击传统秩序；他们有着明显的好战色彩，而很多保守派害怕战争加快旧秩序的解体。相应地，对于旨在维护保守秩序的铁麦联姻和团结政策，激进民族主义者也多有批判。与上述的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主张相关，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其实与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有着更多渊源，其中的很多重要人物也出身于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家庭，或由自由主义者转变而来。他们放弃自由主义而选择激进民族主义，是认为以民族自由党为首要代表的自由主义党派无力解决德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所有政党在这方面都是乏力的）。而且，激进民族主义者中间也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也可称为民粹派）之分，后者的主张更极端，更多地将传统权力精英视为自私、软弱、难以信赖和需要批判甚至取代的对象，更多地主张用大众运动去弥补甚至取代以官僚政治和议会政治为主的传统政治模式。比如，在英国针对南非布尔人的布尔战争中，首相标洛对国内不断走高的反英舆论感到不安，于是联系了泛德意志联盟的领导人克拉斯，请求他限制煽动性宣传，但遭到拒绝。
再比如，1899年，海军联盟领导层中的激进派发起了将亲政府派别清除出该组织的运动，目的是要让联盟是“一个为民族着想、支持（扩充）舰队的所有德国人的自由组织，即一个人民的联盟”，而非一个为重工业界和官方说话的组织。此后，尽管蒂尔皮茨在德国当局中是扩充舰队的大力鼓吹者，但他提出的造舰规模仍被海军联盟内的激进派批评为保守和怯懦。后者对联盟内尚存的温和派（他们主张，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在海军问题上教育民众而非对当局施压）采取了仍是激烈的斗争态度。这造就了海军联盟内部在1904—1908年间的持续冲突以及主要的激进派最终退出该联盟。从海军联盟退出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德意志陆军联盟的建立者奥古斯特·凯姆（August Keim）还曾表示，陆军联盟是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一群独立思考和非党派公民的创造。
随着激进派势力的扩大（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是一个重要刺激），在一战前数年中，激进民族主义更多表现出了不愿与当局合作的一面。一批对当局多持批评态度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民族反对派”（National Oppsition），这是他们给自己起的一个“美称”：他们声称，自己是基于对整个民族而非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关爱，而反对任何与民族利益相背离的主张和做法。
与这些激进派的批判相关，也有观点认为，德国的海军政策和对外政策更多是加剧了德国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分裂及其对当局的疏远。
在上述背景下，德国统治阶层对激进民族主义者有着明显的不满和忧虑。即便在两者有某种共识的问题上，前者中的多数成员也担心，后者的激进主张和对大众的煽动等会使局面变得不可控，削弱传统统治精英的话语权，或迫使其为维持话语权而不得不变得更激进。就算激进民族主义者也奉行保守主义主张，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很多保守派仍心仪于黑色燕尾服和白手套式而非街头服装式的保守主义。甚至，激进民族主义势力被视为比社民党更令人担心的威胁，贝特曼似乎就是如此。标洛在1901年私下将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称为啤酒馆政治家（bierbankpolitiker），并说不可能与他们一起处理任何政治问题。
贝特曼在1909年还如此评价激进民族主义者：有这些蠢货在，就不可能推行对外政策，加之其他因素，他们最终将使我们不可能遵循任何合理之道。
奇克林也指出，贝特曼远离泛德意志同盟，对于作为该组织特征的种族主义、警惕主义、傲慢和野心毫无同情。
埃利还认为，由于担心助长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声威，德国当局在19世纪80年代后对于打社会帝国主义牌变得更有顾虑。
所以，对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德国当局除了利用和笼络，也有疏远、回避甚至打压。比如，在1908年，当蒂尔皮茨告诉威廉二世海军联盟在挑战政府的权威时，后者让其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亲王放弃对海军联盟的支持，这导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迫辞职。
当以推动陆军扩军为首要目标的陆军联盟在1912年建立时，德国当局认为依靠自身力量就足以推动陆军扩军，并希望该联盟解体。在一战发生前三四年中，出于担心激进民族主义舆论对外交的干扰，贝特曼也更多地转向秘密外交，甚至在订立了若干协定后也一时秘而不宣。随着“民族反对派”的形成，当局与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对立实际上加强了。当然，德国的皇帝和主要军政官员也不属于激进民族主义群体。
与缺乏来自官方的大力扶植相关，也与激进民族主义的不少主张看似极端和不可行相关，也难言激进民族主义在德国大众中有普遍、持久且强劲的影响，德国社会远未达到被激进民族主义主导的地步。激进民族主义组织通常都有大批注册会员，甚至多达几十万，而这些组织也谋求通过扩大和宣传会员数去显示其影响力。但是，这些会员加起来也只占德国人口的一小部分。有学者指出，当时的英国也不乏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就激进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讲，德国的数字谈不上高于英国的。
就此而言，如果英国社会通常不被认为受激进民族主义左右，也难认为德国与其相反。何况，如前所述，很多德国人加入激进民族主义组织主要不是出于对激进民族主义的热情，而是出于好奇、追求时髦或实用主义目的。每年缴纳的会费的低廉（也是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吸引会员的一个手段）也是这些组织能够吸收不少会员的一个原因。而且，很多会员认可的只是本组织的部分主张，或者只关注在他们看来比较务实的特定目标，比如，泛德意志联盟的不少会员关注的只是德国在某个海外地区的殖民和商业权益，海军联盟的不少会员关注的只是海军的扩张，陆军联盟的不少会员关注的只是陆军的扩张，虽然这些组织的主张并非局限于此。这样，如果这些会员觉得所关注的目标已有明显进展，他们对本组织的兴趣也在衰退。因此，大量会员并非激进民族主义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仅仅是名册上的名字而已；激进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大众广泛和积极参与的组织，不如说首先是若干主要的活动家以其为平台的个人秀。而与这些活动家大多居于组织高层和大城市、基层广大会员缺乏积极性有关，这些组织的地方分支通常并不活跃。与上述相关，这些组织的会员数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也大多陷入停滞甚至下降。比如，泛德意志联盟在1891—1906年间每年都公布其会员数，但此后就改变了该做法，这被猜测为或是为了遮掩会员数的停滞。成立于1911年的陆军联盟的会员数到1913年初也停滞了。
也没有哪个握有帝国议会席位的党派属于激进民族主义阵营。再比如，激进民族主义常被认为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颇有市场。但是，根据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对英国牛津大学和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的比较性研究，一战前德国的大学师生并未受激进民族主义主导，他们与英国的大学师生有着大体类似的思想状态，彼此间对对方国家远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敌对，且理解是在加深。
在一战前夕的德国，激进民族主义远非如很多后世学者所想象的具有全民性蛊惑作用的最典型例子或是：尽管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将德国的民族主义舆论推向高潮，尽管保守派想借此在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中打爱国牌，以打压“不爱国的”社民党人，但后者依然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选举胜利。
以上的长篇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应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挑战的国内政治需要难言是德国当局选择大战的首要动机，也不宜高估德国当权者出于该需要而在战前利用对外议题或奉行社会帝国主义的程度，包括在他们与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关系上。当今历史学家也更多地持此倾向，虽然他们的论证未必涵盖上述所有内容。比如，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认为，难以基于现有证据准确证明，保守主义的政治需要是德国的主要战争动因。
伍德鲁夫·史密斯（Woodruff Smith）认为，社会帝国主义解释的最重要缺陷在于支持性证据多少是稀缺的，在德国确实有鼓吹帝国主义扩张的人提到了转移阶级敌对的作用，但很难证明该考虑比其他因素更重要。
马克·休伊森（Mark Hewitson）认为，费舍尔将德国国内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排外的民族主义的上升视为对于无产阶级和社民党兴起的反应的一部分，这至少是值得疑问的；他将德国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地位的恶化与1911—1914年间德国对外政策的更具进攻性和不确定性明确地联系起来，这也不令人信服。他还引用了德国历史学家格雷戈·绍尔根（Gregor Schöllgen）的如下评判：对于德意志帝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费舍尔的著作不是颇具可读性的成果。
凯泽也赞同对费舍尔的如下常见批评：他“仅将对1914年前德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气候的讨论——随意串上对极端派辩论家的一些引用——与对德国官方重大决策的较传统分析拼接起来，但未能准确解释为何前者影响了后者”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进来，比如杰克·列维（Jack Levy）认为，对于国内冲突导致对外战争的理论，理论化建构是严重不足的。
在历史学家中，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埃利、布莱克伯恩和埃文斯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更进了一步。
他们远非只关注国内政治与德国的对外政策及其走向一战的关系，而谋求重新解读一战前德国的政治生态，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德国“国内史”，而非国际关系史或德国对外政策史。他们质疑老一辈学者描绘的如下画面：德国面临着国内整合方面的诸多难题，僵化且忧心忡忡的保守势力竭力维护其既有权力，资产阶级和工人大众处于受压制、从属和抗争地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或愈演愈烈，统治阶层竭力运用社会帝国主义手法为己服务，包括扶植和利用激进民族主义或极右势力；与此相关，德国的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特殊道路，一条不仅民主化受阻而且滑向极权主义和战争的道路。在这批修正派学者笔下呈现的是一个更具现代性和生命力的一战前德国，比如他们强调当时的德国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进步，强调传统统治阶层内部对变革的争论、妥协和适应，强调资产阶级的活力、与前者的合作成果和资产阶级革命静悄悄的推进，强调铁麦联姻内部的矛盾和团结政策的有限效用，强调社会帝国主义举措在实施程度和效果上的局限，强调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对于当权者的独立性和对立性，强调地方政治的积极变化，强调普鲁士之外各邦的建设性作用，强调德国相比于同时期的英国在政治形态上的并无本质不同（或者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高级版），不宜高估后者所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发展高度：比如两国都由传统的贵族—土地精英主导，都有着令他们不安的随工业化而来并不断发展的大众政治运动，都存在着激进民族主义，甚至认为德国若未走向一战也可能完成民主化。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著述趋于强调，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比很多先前记述所表明的更有活力、更为现代和快速变革的社会。德意志帝国远非一个受制于冥顽不化的反动的新绝对主义政治体制的社会，时常被描绘为以颇积极的改革文化为特征，这体现在推动德国向一个更现代社会转换的多种社会和文化运动上。……甚至一直被指出的是，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前正在形成某种不断民主化的政治文化。”
本章的先前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些看法。属于该学派的研究可以说依然方兴未艾，即便有些学者未必自觉地认为自己属于该学派，但其研究也起到了强化该学派观点的作用。一些传统观点在不断受到质疑或更新，比如玛格丽特·克罗斯比（Margaret Crosby）的较新著作指出：不能仅根据1871年宪法的那些条文去评判德国的宪法，认为它只是一个有遮羞布的专制主义宪法；若将那些条文之外的一些法律和制度都看作宪法的组成部分，德国宪法其实经历了一场非暴力和缓慢的革命，随着民法的重大变革在1900年左右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宪法。
另一方面，在那些仍倾向于传统解释的当今学者中，多数人看似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修正派学者的某些观点。不过，虽然他们已承认一战前德国相比于先前所认为的具有更强的现代性，承认资产阶级在一战前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有着强大甚至主导性的地位，但仍强调旧有统治阶层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及其维护既得利益的努力，仍强调特殊道路学说并未过时。
还有一批学者则倾向于选取修正派和传统派之间的某种折中，如安德鲁·波内尔（Andrew Bonnell）所言：鉴于社会不平等的显著和广泛，对于系统的政治改革的阻碍，首相对皇帝的绝对依赖，帝国议会的有限权力及其对军方影响的缺乏，普鲁士贵族对普鲁士议会改革的否决权，社民党人的被有意排挤在议会和国家职位之外，1914年前十年中劳资纠纷的增加和国家站在雇主一边的干预，韦勒和费舍尔所强调的德国反民主精英群体在一战前后的持续依然重要；1914年前的德国既有重大的改革运动，也有反对民主改革的大规模动员，有活力的动员和变革与作为阶级利益结果的本质上抵制系统改革的国家结构相结合，使德国就像一个压力锅。
如业已提及且后文将多有论述的，德国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是预防性战争考虑：鉴于德国国际处境的走弱首先是对手尤其俄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德国当局担心，德国将面临愈发不利的军事态势，随着时间的延续将愈发难以应对一场大战，甚至可能遭到法俄的主动进攻，遂打算趁自己尚有可能获胜甚至速胜时及早开战，以防止对手挑战的加剧，即想打一场预防性的“防御性”战争。正因为此，可以更好理解（但并非认同），德国当局为何未拒绝大战，即便他们知晓随战争而来的国内风险，即便他们不想打仗：如果德国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德国可能面临更严峻甚至凶险的外来挑战，国内问题在该背景下也可能更棘手；如果大战在较晚时候来临或被强加给德国，德国大概更难赢得胜利，而战争的国内风险也自然更大。预防性战争动机也有助于理解德国当局为何在扩军不力的同时选择大战：在德国扩军力度有限而对手军力增长更快的情况下，及早开战看似更合理；如果德国及早开战并获得决定性胜利，这也消除了进一步扩军的必要，从而回避了由此而来的政治和财政压力。进行预防性战争也需要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后者并非专属基于国内动机的战争。总之，德国走向大战是首先基于外来威胁而非国内威胁；难以否认德国当局希望战争有助于应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的挑战，但这只可能是附带性的。
从国内政治角度解释德国为何走向一战的另一个常见观点是：在一战前，德国大众中广泛存在着主张以武力应对外来挑战的声音；德国当局由此担心，如果他们不选择战争，这会得罪洋溢着好战情绪的国内大众，从而危及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在一战前的德国大众中，好战情绪的确随处可见。如果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不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工具，这也意味着他们更可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压力来源而存在。不过，好战情绪既可能源自激进民族主义，也可能出于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军国主义的影响。在有着激进民族主义的同时，德国也弥漫着军国主义气息。简言之，军国主义可定义为体现为如下基本特征的社会思潮：它认同国家间竞争的持久性、难以调和性和暴力性，认同使用武力去解决对外冲突的道义性，尊崇军人职业和军人价值观，包括强调战争对于积极的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众所周知，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关于军国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和表现，第三章中另有论述）。军国主义氛围也推动了激进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成长，激进民族主义分子通常都是军国主义者。
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将军就是一个代表，他是一战前德国激进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他在1911年出版了一战前德国最畅销的政论书籍《德国的下一次战争》。
在其中，他说战争是一种“生理必要”，符合自然法则即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他写道：战争“不仅是民族生存的一个必要组成，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一个真正的开化民族是在战争中找到真理和活力的最高表达。……战争已经锻造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普鲁士，新的德国能够以此为基础成长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和一个未来的世界强权……由有远见的政治家蓄意挑起的战争有着最令人愉悦的结果。”
但是，不宜将德国的军国主义等同于激进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主要体现为对国家间竞争的尖锐性、战争和军人价值观的肯定，激进民族主义虽然通常具有军国主义成分，但含有关于如何建构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更多内容；民族主义在欧洲是“民族”观念在近代产生后的产物，而军国主义的产生则要早得多，可以说在军事贵族或统治阶层军事化出现的同时就有了军国主义；由于军国主义更有助于凸显德国军队和作为其领导者的容克阶级和皇帝的地位，军国主义相比于激进民族主义也更多地得到了上层的垂青。
另外，在一战前，一个德国人即便不是军国主义者或激进民族主义者，面对着和平背景下的种种现实压力，也可能希望战争能够带来大至国家小至自身的某种积极改变，即使他说不清楚希望有何种改变，以及它能否实现和持续。比如，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如此表达他当时对战争的态度：我厌倦了俾斯麦式的和平，而将战争视作“一种净化、一种解放和一个巨大的希望”；其同事赫尔曼·海瑟（Hermann Hesse）说，“从乏味的资本主义和平中被拽出”对德国人是有益的；同性恋运动的领导人马格努斯·赫施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表示，无处不在的军装和枪炮都是性兴奋剂；已从奥地利来到德国但处境潦倒的阿道夫·希特勒（Adorf Hitler）在听到大战到来后，下跪感谢上苍给予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与军国主义、激进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思潮相关，在一战前的德国社会中，好战情绪的确有着广泛存在，甚至典型体现在知识阶层中，比如有相关研究论述了大学学者对战争的精神准备。
但是，若强调大众中间的好战情绪对德国走向大战的推动作用，这或许夸大了前者的广度和强度。研究者们致力于从战前德国寻找那些能够解释战争到来的因素，大众性的好战情绪相应地也颇受关注，而在一战前也容易找到体现它的证据，首先是在出版物上。但是，虽然一战前的德国远不乏好战者，但应该说更多的德国人对战争表现出的是谨慎或排斥，即便他们是相对沉默的大多数。前文对激进民族主义在大众中影响力的论述多少能反映这点，也难言多数德国人是真正的军国主义者。社民党在1912年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也体现了这点。也有观点认为，一战前的德国相比于其他欧洲大国并不存在明显更浓厚的军国主义。如奥地利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施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所言，“德意志帝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既有成千上万人报名参加军事组织，也有成千上万人有着和平意向。公民社会是复杂的，多元和深刻分裂的。”
在当时的德国，也明显存在着和平主义运动。
在能够找到很多好战性言论的同时，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抵触战争的言论。只是，后一类言论由于看似与德国走向一战相左，往往被学者们想当然地忽略或视作非主流；而且，学者们或许更关注于寻找好战性言论。比如，就在伯恩哈迪的《德国与下一次战争》出版后，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德国驻英使馆一秘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与记者汉斯·普莱恩（Hans Plehn）撰写了一本名为《德国的世界政策与避免战争》的册子，它主张德国与其他大国达成谅解和合作。
1913年8月的一篇杂志文章也指出：“如今关于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说了很多，但大多数人无意打仗，除非是自卫。”
如第二章所述，在一战前的德国工商界中，主流观点仍是倾向于维持和平。如果好战情绪主导着德国社会，也难以解释德国当局的下述态度：他们一直强调，走向大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国内民众支持战争，而他们对该条件能否存在也不时显得缺乏信心（比如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以及在1912年12月8日的高层会议上）。标洛曾指出，德国应该推迟预防性战争直至“一个将鼓舞德国人民的原因生成”
。
在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对俄国宣战后，在德国各地都可看到民众对战争的兴奋之情，这常被称为“1914年精神”（spirit of 1914）。比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或聚集在广场上欢呼战争的到来（从一张展现慕尼黑中心广场上庆祝人群的著名照片上，竟能从成千上万的民众中找出希特勒兴高采烈的面孔），很多年轻人积极地前往征兵处参军或到军营中报到，报纸上充溢着支持战争的激昂论调，大战被视为期盼之中的决定本民族命运的神圣决斗，或是对可能在和平安逸中沉沦的民族精神的再次光荣锻造。但是，该氛围主要出现于德国宣战之后而非之前，更多的是宣战的刺激和当局的鼓动所致。还有研究指出，即便在战争启动后，德国大众中的好战情绪也远未达到甚嚣尘上的地步。杰弗里·维希（Jeffrey Verhey）基于对一战发生时85种左右的德国报纸和杂志的考察而指出，对战争的兴奋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学生和中产阶级上层而非其他阶层中，而且低落、恐惧和焦急之情在大众中间多有流露，全民性的所谓“战争兴奋”只是德国当局为支持开战决定和动员大众而营造的一个神话。
奇克林指出，“1914年精神”主要体现于德国的城市而非农村和小城镇，在重要城市中也非都有明显体现；对特定城市的研究表明，对战争到来存在着多种复杂感情，不安和欣喜都随处可见。
再比如，德国新闻界名人、自由派著名报纸《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主编特奥多·沃尔夫（Theod-or Wolff）曾在1916年写道：认为德国人民以欣喜之情迎接战争到来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民“心情沉重；战争的可能性是一个让我们在很多夜晚无眠的吓人的大噩梦。……只有一些人谈论着一场‘新鲜和精彩的战争’。”
还比如，一战到来时在莱比锡以音乐为业的一名澳大利亚妇女（C.E.Cooper）也在日记中提到，当战争发生时，其朋友和邻居没有谁对战争有热情。
也不要忘记，在德国走向大战后，德国当局对反战舆论多有打压，尤其是通过新闻审查。
在上述之余，也难以认为，大众中的好战情绪是推动德国在七月危机中走向大战的重大因素。第一，与多个原因有关，比如萨拉热窝事件与德国并无直接关联，七月危机首先是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对垒，德国当局也不想让人觉得是德国在蓄意挑起战争（首先是为了将战争责任推给俄国，并加大英国在战时保持中立的可能），德国国内在该危机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并无炽热的好战舆论。第二，无有力证据表明，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中走向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促于政府之外的好战舆论。比如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erwig）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在七月危机中的任何时间，右翼群体对决策层施加了重要影响。
第三，德国当局在危机期间仍处心积虑地谋求在大战一旦到来时能获得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这也表明他们并不认为大众对开战早已表现出足够热情。第四，如上所述，所谓的“1914年精神”主要是大战之幕拉开后的产物，也是德国当局在走向战争后为获得大众支持而鼓动的结果。第五，德国当局走向战争首先是出于预防性战争动机，或者说是鉴于对德国的国际处境首先是敌我力量对比的恶化的考虑，该动机也不能说是由当局之外的好战舆论强加给决策者的，在当局中尤其军方中一直存在着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势力，德国走向大战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而非外部舆论的推动；而且，如最后几章所示，德国走向大战与其说是最高决策者被迫向该势力屈服，不如说是他们更多地认可了后者的主张。
有德国军政要人在一战开始后曾表示，德国走向大战与国内的好战舆论有着决定性关系。比如，海军主要首脑之一、“海军内阁”（Marine-kabinett, Naval Cabinet，主要负责海军人事等事务的机构）长官格奥尔格·冯·穆勒（Georg von Müller）表示，德国走向大战是由于政府感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身处来自很多德国民众的压力之下，他们是被海军主义者和泛德意志主义者推向了高度的沙文主义。
贝特曼在1915年告诉沃尔夫，战争不是源自特定的外交行动，而是大众潮流，而泛德意志联盟也是有罪责的，他们使民众身处一种喧嚣、傲慢无礼和夸夸其谈的氛围中。
但是，鉴于先前分析的合理性，鉴于此类言论过度渲染了当局在大众舆论面前的消极被动（以至于缺乏可信度），也鉴于它们多是在大战发生后所言，它们更宜被理解为以夸大或简单化的方式去表达对激进势力的厌恶，或为当局推卸战争责任。但应该承认，大众中好战舆论的长期存在对德国走向大战具有间接意义上的些许推动作用。它们对时局灰暗面的渲染、对强硬政策的主张和对当局的批评会增加当政者的不安和挤压其决策空间，后者选择战争也不无藉此摆脱该压力的味道。蒙森指出：“（认为战争将会到来的）宿命主义是国内制造的，它是官方政策从未能够抑制的20年的民族主义鼓噪的结果。”
而且，当权者的社会帝国主义行为，包括对激进民族主义的利用，对国内好战情绪也有增强作用。比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认为，德国当局出于国内动机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既强化了民族主义压力，也迫使德国选择战争，这是该政策始料不及的一个后果。
不过，强调大众中的好战舆论对德国走向大战的重大甚至关键性作用应失之偏颇。
总之，在解释德国为何走向大战时，应强调“外部政治的首要性”而非“国内政治的首要性”，也应强调它是决策层向大众自上而下施加的决定而非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