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堪称当时最令人瞩目的崛起中大国，但在1914年迎来了一场空前的战略悲剧：它迈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对这场大战的到来要负首要责任，而这场大战最终也颠覆了这个曾经看似辉煌和强大的帝国。这本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德国在1914年为何会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说，德国当局（皇帝以及首相为首的军政班子）走向大战背后的主要战略考虑是什么？

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在1870年的出现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并以德意志统一战争为关键内容的德意志统一进程的产物。普法战争则是该进程的最后一幕。在1866年的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结束后，作为胜利方的普鲁士在1867年组建了由其主宰的“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 Bund,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它由普鲁士与多个德意志邦国组成，并期待德意志南部的四大邦国巴登（Baden）、符腾堡（Württemberg）、巴伐利亚（Bavaria）和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加入。这个邦联就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雏形。而由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敌视德意志的统一并阻碍南德四邦加入其中，一场对法战争看似成为了德意志统一不可回避的环节。善使手腕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成功地引诱拿破仑三世开启战端，并借此让一场“德意志自卫战争”在德意志各邦中得到了广泛支持，南德四邦也加入了对法作战行列。鉴于德意志方面的参战方是北德邦联和南德四邦，而且普鲁士在邦联内外的伙伴们也为战争作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普法战争更宜称作德法战争，虽然不能否认普鲁士在德意志方面的绝对领导和骨干作用。在德方赢得对法战争的胜利后，1870年11月，南德四邦最终加入了北德邦联。12月10日，该邦联改名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 Kaiserreich,German Empire），它以柏林为首都，是由27个（从1876年起变为26个）被称为“联邦州”（Bundessta-at, Federal State）的邦国组成的主权国家，包括4个王国、6个大公国、6个公国（从1876年起变为5个）、7个侯国、3个自由市和1个由帝国政府直辖的“帝国领地”，后者即夺自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Elsaβ-Lothri-ngen, Alsace-Lorraine）。普鲁士国王获得了“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 German Emperor）的称号。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的君主威廉一世（德语中称为Wilhelm I，英语中常写作William I）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加冕为皇帝。4月，以北德邦联宪法为蓝本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

新德国堪称一个明星国家，尤其在它建立数年后。这首先体现在其经济力量的快速上升。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的国民产值增加了6倍，钢产量增加了15倍，煤炭产量增加了6倍，出口增长率是欧洲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上仅次于加拿大和美国，德国取代英国成了欧洲头号工业大国（在1903年左右），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在多个工业领域中（包括在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法律的严明、政府的廉洁和效率、社会治理的有序而言，德国在当时也被广泛视作样板；在铁路和邮政、大众卫生、城市规划甚至当时在多数国家中还未被意识到的生态保护方面，德国也走在最前列；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的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制度更是得到世人的推崇。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德国也因为拥有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众教育制度，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大学、研究机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因为层出不穷地贡献杰出的科技和文化成果，而足以傲然于世。在德意志统一战争尤其普法战争中战绩彪炳的德国军队被普遍看成世界上最出色的军事机器，德国的军事制度，尤其是总参谋部制度、普遍兵役制度、动员制度和军官培养制度，则被多国效仿。与上述成就相关，在保留君主权威基础上揉进某些自由主义成分的德国威权主义政体也被很多人包括很多英美人士评价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并成为不少国家在谋求对传统君主政体进行现代改造时的效仿对象。美国和德国堪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世界上两个最具活力的新兴大国，但在当时的两国之间，似乎看到更多的是美国人对德国而非德国人对美国的肯定至艳羡，大量访问德国的美国学者和作家都发自内心地在赞许这个国家。比如，早在1878年5月4日，正在德国游历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块土地是怎样的一个乐园！怎样的干净穿着，怎样的美好面孔，怎样的安详满足，怎样的繁荣，怎样的真正自由，怎样的优越政府！” “德国人通常被看成有条理和充满干劲的民族”，是“进步的模范”，“在他们对音乐、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倾心投入中，他们引致了美国人的赞赏和效仿” 。

德意志帝国共有三位皇帝相继在位。在威廉一世于1888年去世后，其子弗雷德里希即位为弗雷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英语中常作Freder-ick III，根据后者也可译为弗雷德里克三世），但他在位仅三个多月就因病去世，继任者是其长子威廉即威廉二世（Wilhelm II, William II）。德意志帝国正是在威廉二世时代达到极盛，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是，它却在1914年迈向了大战并因此在1918年坍塌。即便在今天，德国也被普遍视为对于一战到来至少应负首要责任。一战是现代欧洲的一场空前浩劫，但一场更惨烈的浩劫即二战又在不久后降临，而德国对此应负更大甚至全部责任。于是，当二战结束时，在外人眼中，德国已从1914年前的一个备受欣赏和期待者，变成一个备受批判和警惕者，从被罩上光环变成劣迹斑斑。1870年的德意志统一遂被广泛视为一场悲剧的序幕，德国的政体、文化和民族性被视为酝酿这场悲剧的要素；仍无多少人否认德国人在科学和研究上的天赋，否认德国人的理性和纪律性，但如今这些本是优点的特质却被视为战争的助燃剂。即便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已是典型的西方式国家，并明显表现出对“旧德国”的批判性和对和平的效忠，但1990年的东西德统一仍在很多欧洲人心中荡起不安的涟漪。

虽然一战与二战有不同的背景和动因，但二战与一战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甚至若无一战就很可能没有二战。比如：主导一战后巴黎和会的更多是制裁和剥夺的欲望，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感，是决策精英被大众舆论的驱使，而非对战后体系的均衡和稳定的理性考虑；一战在德国颠覆了威权主义君主政体，但替代之的是更乏力的魏玛共和政体，加之《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严厉制裁被德国人普遍视作极端的不公正，一战前就颇有声势的激进民族主义或极右势力在德国获得了更好的生存空间；一战令英法虽为战胜国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对战争血腥的忌惮成了这两国民众中更凸显的政治心态，加之他们自己后来也愈发觉得（即便嘴上不承认）《凡尔赛条约》过于苛刻和不公正，纳粹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束缚的尝试，以及多少以此为掩护而走向扩张的举动，也得到了英法的明显放纵；作为一战的结果，在东欧出现了多个孱弱而又相互争斗的小国，出现了一个与西方对峙的苏俄，这也增加了欧洲战后体系的不稳定，并为德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总之，在某种意义上，二战就是以最极端方式对一战未解决、未解决好或新增的问题的再解决。与此相关，对于欧洲体系乃至全球体系在20世纪的变革，一战比二战更具本源性意义。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按某学者所言，一战对于20世纪的影响就像法国大革命对于19世纪的影响。一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发生，也在于它的“不发生”可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如后文（比如最后一章）所述，一战的发生难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比如萨拉热窝刺杀事件（Sarajevo As-sassination）的发生有其偶然性，而在它发生后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大国一时也未决心走向大战，大战即便在1914年仍颇有得以避免的可能。这不由令人遐想：假如1815年后欧洲世界的大体和平在1914年后仍能得以延续，世界会呈现怎样的面貌？当然，假如一战是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世界想必也会大为不同。比如，马克·特拉赫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认为民主化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避免是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但这是缺乏足够理由的种族中心主义观念；自由政体在先进工业社会中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更是两次大战的副产品；如果德国赢得大战，并将其政体传播，情况就将迥异。

对很多学者而言，探讨一战为何发生之所以颇有吸引力，既在于一战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在于一战看似不是必会发生或应可避免（按某种常见但欠准确的说法，一战是各国“滑入”战争的结果）。与此相关，一战的发生原因也常被认为比二战的发生原因更富趣味：二战的发生常被简单但合理地首先归因于希特勒，但在一战发生时找不到这样一个战争狂人，解释一战的发生因而要更多地在从国际体系到个人层面的诸多因素中寻找。与此相关，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战的发生比二战的发生也看似更受重视。比如，戴维·斯蒂文森（David Stevenson）指出，1914年的事件仍是对关于现代战争起源的理论的一个关键验证；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认为，一战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最多也最具争议的案例，它看似为几乎每个理论解释提供了某些经验支持。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则指出了一战在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兼具的重大意义：“一战在两个方面是一个开创性事件。它引发了国际体系的一场深刻变革，并被很多历史学家描写为塑造20世纪的熔炉。对于在更一般意义上关于冲突和国际关系的理论的产生和验证，它也一直是一个关键案例。” 今天，对一战包括一战起源的研究著述堪称汗牛充栋。在某些方面，迄今的研究已达到如此高度，以至于进一步挖掘已愈发困难。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甚至说：对于1907年之后时期的政府文件的研究表明，在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已不剩下多少未被探知的。尽管很多人对此未必认同，但新的努力，比如获得新的资料、对现有资料作更细致辨析、将研究更多推向最高当局之外的领域比如社会和文化领域，被普遍认为必不可少。相关研究依然受到密切关注且在持续发展；在2014年即一战发生百年前后，又有一批重要著述问世。

二

在对一战起源的关注中，德意志帝国尤其是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因其与一战发生的重要关系，一直是焦点所在。也可以说，关于一战起源的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尤其是德国选择或走向大战的动机。而在关于德意志帝国的研究中，也没有什么议题能比它在一战发生中的角色更具热度。鉴于本书首要关注的是德国为何走向一战，也鉴于作者的个人能力，这里不拟综论博大精深的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虽然会涉及它），只想重点论述关于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尤其是德国的战争动机的历史类研究（这相比于理论研究是基础和重点）的状况。关于该问题的著述也是举不胜举，无论是历史著述，还是以德国为核心案例的理论研究。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言：“所有试图解释‘自挫式扩张主义’的理论都必须首先从研究德国这个典型案例出发。” 在马休·杰夫里斯（Matthew Jefferies）的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中，所附加的相关英文和德文研究著述的目录长达30页。“该领域的历史研究是如此丰富，以至于甚至专家们都承认，要掌握它需要巨大努力。……今天，在差不多八十年后，该任务已变得更困难。”

1914年6月末的萨拉热窝事件是一战发生的导火线，它加剧了奥匈帝国与其首要敌人塞尔维亚的冲突，导致了主要是在当年7月演进的国际危机即“七月危机”（July Crisis），后者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当代学者对于七月危机中德国当局对大战的态度，认识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德国当局当时意欲发动大战，尤其是没有英国卷入的欧陆大战；但更多学者趋于认为（也是当今的主流认识，虽然这些学者之间也多有歧见）：就皇帝和首相而言，德国当局当时最心仪于见到一场局部性的奥塞战争，对于欧陆大战大体是难言期望但不想刻意回避或有所接受，对于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虽十分忧惧但也非坚决抵制。但是，主流意见也认为，鉴于德国当局在危机到来前的思维倾向，及其在危机中的态度（比如鼓励奥匈对塞开战和消极对待国际调停），德国对一战的发生应负首要责任，德国相比于英法俄对大战仍表现出了最多的接受。

关于德国接受或未回避大战的主要动机，最重要的解释应说有三（当然还有其他相对次要的解释）：（1）德国当局寻求通过战争去推行帝国主义扩张，以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甚至霸权。下述认识（也是中国国内最传统和被接受最多的认识）也可被列入此类：德国走向大战首先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市场、原料、投资机会等经济利益的追求。（2）在德国国内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力量不断壮大的背景下，德国当局企图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和谋求国内政治团结，从而压制国内威胁和维护保守主义的国内秩序。（3）鉴于德国国际处境的走弱首先是对手尤其俄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德国当局担心，德国将面临愈发不利的军事态势，将愈发难以应对一场大战，甚至可能遭到法俄的主动进攻，他们遂打算趁自己尚有可能获胜甚至速胜时及早开战，以防止对手挑战的加剧，即想打一场预防性的“防御性”战争；这样做即便仍无把握赢得速胜，甚至并不必然会让德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鉴于未来的风险仍是更好选择。

关于这些解释，不能不提到二战后德国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上述三种解释也都体现在其著述中，但可先从一战的战争责任问题说起。探讨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探讨德国走向大战的动机，自然地也会探讨德国对一战发生的责任，反之亦然。在一战结束之初，战胜国们一致认为德国应对一战的发生承担主要甚至全部罪责。关于“战争罪责”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款称：“战胜国确认而德国也接受德国及其盟国对于给战胜国造成的所有损失和破坏的责任，它们是德国及其盟国所强加的侵略的结果。”德国人明确地拒绝该指控。在德国被迫签署《凡尔赛条约》前，为了应对战胜国对德国的指控，德国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战争罪责司”（Kriegsschuldreferat, War Guilt Section）去具体负责该工作。它搜集和利用对德国有利的档案材料，还利用学术界人士的参与以增加有关说法的“中立性”和“客观性”。1919年5月27日，四位德国知名学者，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马克斯·冯·蒙特格拉斯（Max von Montgelas）和阿尔布雷希特·门德尔松——巴托迪（Albrecht Mendelssohn-Bartholdy），联署了一份提交给战胜国的备忘录（实由德国外交部拟就），它声称德国进行的只是一场针对俄国的防御性战争。在被迫接受了《凡尔赛条约》后，德方仍在极力洗刷其战争责任，“战争罪责司”仍是主要的领导者。比如，德国政府暗中建立了两个以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宣传官方观点为己任的“非官方”组织，它们发挥着极其活跃并重要的作用。其一是“德国反击战争责任谎言各协会工作委员会”（Working Committee of German Asso-ciations for Combating Lies Concerning War Responsibility），它主要是对德国大众进行宣传；其二是“战争根源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Causes of War），它主要是发动知识界人士去为德国正名。再比如，德国外交部实施了一个由几位知名学者主持的大项目：在1922—1927年间，多达40卷的名为《欧洲各内阁的重大政策》的战前外交档案集被编辑出版。这些档案旨在表明：德国绝非蓄意挑起一战；对于一战的发生，德国的对手们要负更大或主要责任。该档案集虽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迄今也一直是关于一战前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性史料，但将不少重要档案有意排除在外，并将一些档案在删改后才收入。总之，德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去推动有利于德国的观点在国内外的传播（包括资助所谓的“独立研究”和在国外分发受德方青睐的著作），并在国内打压与己对立的声音和人士（包括剥夺其工作机会）。在该背景下，任何强调德国的战争责任的认识在德国都难有立足之地，排斥该认识几近成为德国人普遍的本能反应。用约翰·罗尔（John Röhl）的话来说，在一战结束后，德国人从官方到民间在一战起源问题上进行了一场“爱国主义的自我审查”（pa-triotic self-censorship）。他们的普遍看法是：当初是英法俄在谋求扩张并发动战争，面临敌人包围和侵略的德国只是被动地应战；或者，即便不能说某一国要对一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德国肯定是责任最小或无责任的。20世纪20年代的一本在德国通用的中学教材如此评述《凡尔赛条约》：“在这所谓的和平条约中，闻所未闻的赔款要求和史无前例的对德国的剥夺是以关于德国的战争罪责的谎言为基础。是德国想要战争么？是其在恶毒地为它做准备并肆无忌惮地发动它？今天，德国内外的每个知情者都知道，德国对战争的发生是绝对无辜的。俄国、法国和英国想要战争并发动了它。”

与此相关，也随着对一战前国际关系的更多反思，德国与其昔日敌手之间关系的缓和，以及他国学者撰写但与德方观点相近的著述的传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方公布的档案，德国政府也支持这类著述的传播），在二战发生前十年的世界上，包括在英语国家中，关于一战发生原因及战争责任的如下主流观点形成了：列强是在事先均无明确开战欲望的背景下，由于国际机制的缺失、秘密外交、同盟体系、动员时间表、国内紧张、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贪欲等因素的刺激，由于错误认知、误算、过度反应和失控，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即未意识到大战正到来且对大战尚无心理准备）“滑入”一战，德国并不需要比其他大国承担更多罪责，甚至其他国家负有更大责任。就二战前的著述而言，该观点的代表作首推美国学者西德尼·费伊（Sidney Fay）在1928年出版的《世界大战的起源》。 “滑入”（slither or slide to）是形容一战发生过程的一个著名词汇，它来自一战后期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通称为劳合·乔治）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一战回忆录。劳合·乔治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在1914年期望战争，大家是“滑入”战争的。将德国视作一战的首要责任者的观点仍不鲜见，但其中多数者不确信德方在七月危机伊始就蓄意挑起大战，只是认为他们是推行错误政策而触发大战的首要肇事方。就德国发动大战的蓄意性而言，这两种观点难言迥异。“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多数地区的一致观点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在1914年想要战争，而且所有大国对于听任那个夏天的外交危机失控地升级都难辞其咎。” 甚至还有一战战胜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法俄才是发动一战的侵略者，德国不过是受害者。

对于二战的发生及其带来的空前灾难，德国无疑是罪魁祸首。但在二战后，关于一战发生原因及战争责任的上述认识仍长期存在。广泛的看法如下（尤其在德国）：纳粹德国的产生及其侵略主要源自一战后德国政治建构的失败、《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民族情绪的刺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希特勒的发迹，而且只是德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事故性变异”。在1950年即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之年，法德著名历史学家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宣布：不宜认可“在1914年有某政府或某人对于欧洲战争有着预谋企图，两国的学校教科书都要依此修订” 。意大利学者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的三卷本巨著《1914年战争的起源》于二战期间在意大利出版。其英译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这令该书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它从此也一时被普遍视为关于一战起源的最重要著作。不过，它虽然就史料的运用和观点的拓展而言是划时代的，但也未指出是德国蓄意发动了一战。

但是，在出版于1961年的《争雄世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目标和政策》一书中，费舍尔否定了仍盛行的上述观点。在他看来，一战是德国当局蓄意发动的，他们虽然想要的是没有英国参加的欧陆大战，但并未成功地让英国置身于外，德国对一战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以“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为代表的对世界性权力（包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的帝国主义追求主导着德国的对外政策，并推动其发动大战；关于纳粹德国起源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探讨一战的起源和德国在其中的作用，威廉二世德国和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同样性质，都是出于权力精英的扩张性欲望，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续，一战中的德国已在实施吞并和种族迫害。与这些观点至少有部分类似的看法先前并非不存在，先前并非所有人都持主流看法，这在早几年出版的重要著述中也有体现，比如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A.J.P.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在1954年出版的名著《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认为，德国对欧洲霸权的追求是催生一战的决定性因素（但他也不认为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开始时就决心发动大战）。但是，作为堪称第一本专论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的专著，第一本鲜明、全面、有力地阐述上述立场和颠覆主流看法的著作，第一本如此凸显德国对一战发生的罪责和前后“两个德国”之间继承性的著作，也作为第一本出自德国历史学家之手的对德国现代历史进程充满批判意识的著作，《争雄世界》无疑具有冲击波效应，引发了巨大关注和争议。在德国，包括在学术界，该书招致了很多攻击。二战后的德国人通常承认其祖国须对二战的发生承担重大甚至全部罪责，承认纳粹德国推行扩张和种族灭绝并犯下大量战争罪行。但在一战问题上，他们仍普遍认同或不愿放弃传统看法，“爱国主义的自我审查”情结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因此，在德国国内，费舍尔关于德国对一战发生的责任以及纳粹德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继承性的观点一时引发了超出学术领域的广泛抵制，费舍尔的住宅及其著作的出版商都曾遭袭。不少德国历史学家都站在了费舍尔的对立面，包括格哈特·里特尔（Gerhard Ritter）、卡尔·埃德曼（Karl Er-dmann）、埃格蒙特·泽希林（Egmont Zechlin）和埃尔文·霍茨勒（Erwin Hözle）等名家。里特尔堪称该阵营的领军者，他甚至在1964年与埃德曼联名要求联邦德国外交部阻止“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 Goethe Insti-tute）资助费舍尔对美国的学术访问，认为让他有机会在美国宣讲其“反德”言论是国家的悲剧。

但是，费舍尔的著作很快在国内外得到了大量认可。比如，克劳斯·艾普施坦（Klaus Epstein）声称，费舍尔的著作令关于一战战争责任和德国战争目标的每本书都过时了。费舍尔的门生（也堪称其最著名的学生）、历史学家伊曼努埃尔·盖斯（Imanuel Geiss）编辑了长达一千余页的历史文件集来证明其导师的论断。他指出，德国“将俄国、法国和英国逼到了墙边，逼入了一个他们只能对德国的勃勃野心作出回应的地步”，是“德国的‘世界政策’使欧洲陷入了世界大战……，是德国人自己造就了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冲突” 。费舍尔及其支持者形成了“费舍尔学派”（Fischer School）。由于费舍尔来自汉堡大学，它也常被称为“汉堡学派”（Hamburg School）。其成员与反对派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部分地作为对反对派的一个回应，费舍尔在1969年又出版了《虚幻的战争：1911—1914年的德国政策》。在《争雄世界》中，费舍尔已论及利益集团对于德国走向扩张和战争的推动。《虚幻的战争》对前书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将维护保守主义的传统秩序的国内政治需要强调为德国统治者推行扩张性政策并发动大战的首要动机，或者说强调了“国内政治首要性”（primat der innenpolitik, 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即国内政治对对外政策的主导作用：在快速的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德国的政治秩序仍大体停留在传统的保守主义框架内，旧有的统治阶级容克地主阶级与新兴的重工业家们联合成了一个维护政治现状的统治性联盟，但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力量的发展在统治阶层眼中构成了对该现状不断增长且难以遏制的威胁；为了应对，德国的当权者企图通过追求扩张和挑起大战，以转移国内矛盾和促进国内团结，从而维护传统秩序。该书指出：“（德国当权者的）目标是用成功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去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实际上也希望不断增长的社会紧张会通过一场战争而解决。通过将大众卷入这场重大斗争，国家中那些迄今分裂的部分将被团结到这个君主制国家中。” 费舍尔并不认为，德国的战争决定是出于单一动机。他写道：“除了国内考虑，1914年的开战决定归根结底出自反过来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军事思考。政府不得不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就大众和皇帝而言还有心理因素。如果人们考察所有这些动因，有可能清晰地看到战前和战间目标的连续性。” 他也指出，对不断上升的俄国力量的担忧以及与此相关的预防性战争思维增加了战争对德国决策者的吸引力。在他看来，国内政治需要和预防性战争考虑是推动德国走向大战的两个相互作用的主要动机。大战“是企图在敌人变得过于强大前击败他们，并实现可总结为德国的欧洲霸权的德国的政治雄心。” 他还认为，在1912年12月8日的最高层会议上，德国的首脑们就作出了在近期内发动大战的决定，萨拉热窝事件只是提供了开战借口。

在《虚幻的战争》出版前，已有学者——比如埃克哈特·凯尔（Eck-hart Kehr）和阿诺·迈尔（Arno Mayer）——论及德国对外政策的上述国内政治动因。迈尔还认为，对于解释一战前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和一战的发生，应强调“国内政治首要性”，而非像传统研究那样认同“外部政治首要性”（primat der auβenpolitik, primacy of foreign politics）。这两个概念尤其前者也随之流行开来。但《虚幻的战争》对德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动因予以了前所未有的聚焦，并引发了新一轮广泛而激烈的争论。盖斯仍是费舍尔的坚定支持者，他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其老师的基本论断：“德意志帝国——世界上仅次于沙皇俄国的最强大保守力量——要用抵制不断上升的民主洪流的任何手段去维护保守主义和君主原则的决心，加之其‘世界政策’，令战争不可避免。” 不少学者也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强化费舍尔学说的说服力，代表者首推弗克尔·伯格哈恩（Volker Berghahn）、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盖斯，韦勒所著的对德国内部政治和社会生态有更深入分析的《德意志帝国》堪称最重要著作。

总之，费舍尔学派的基本观点可概括如下：内外压力导致1871年后的德国走上了一条悲剧性道路，直至纳粹德国的出现和二战的来临；在威廉二世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德国在追求世界性权力，包括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其中的首要动因在于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给变化缓慢的传统政治秩序带来的压力，维护该秩序的需要促使德国当权者推出和支持扩张性政策；一战对德国当局既是一场预防性战争，也是出于上述基本动因的扩张政策的延续，他们是蓄意要挑起大战，德国应对其发生负主要责任；就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动因而言，纳粹德国对于德意志帝国有很强的继承关系。

在上述背景下，与费舍尔学派有紧密关联的关于德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学说也受到了普遍关注和广泛认同，它也强调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遗产对于其后的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影响。在一战前，德国在政治发展上的独特性就成了关注所在。其首要表现是：德国没有变成英法美那样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虽然德国和俄国实行的都是威权主义政体，但德国政体又具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参见第一章）。对于该独特性在一战前不乏积极评价，尤其是不少来自德国学者。在他们看来，德意志文化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文化，德意志政治传统中本就有着一些特殊而积极的因素，比如较强的国家主义传统、君主的较强行政权威、官僚系统的较高效能和较积极的自上而下改革意识；与此相关，德国可以而且应该走一条既有独特的德意志特征又能引领德国前进的政治发展道路，即西方民主与东方沙皇式专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1871年后德国的迅速进步就证明了其可行性。在二战后，对德国式道路的上述肯定烟消云散；反之，包括德国人在内，人们又从德意志政治和文化的独特性中去寻找纳粹主义悲剧的根源。对于纳粹德国的出现，虽然人们普遍承认《凡尔赛条约》、大萧条和希特勒的发迹这样的特定因素的影响，但德意志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仍被认为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保守派的强大和自由派的屈服、激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地缘政治态势等一系列因素都成了考察对象。与此相关，尤其以凯尔、费舍尔和韦勒等一批学者的贡献为根基——往前还可追溯到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韦伯等人，到20世纪70年代，新的特殊道路学说（若将先前对德国式道路的肯定也视作某种意义上的特殊道路学说）成为了解释现代德国政治命运的主流范式。韦勒的《德意志帝国》则堪称其首要代表作。

该学说的基本内容如下。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的演进轨道，即便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德国没有接受自由主义对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有力改造，却长期保持着威权主义政体，甚至迈向了纳粹极权主义，并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负有重要或主要责任。德国走上这一特殊道路的主要根源被认为在于其内部的多重明显冲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变动社会中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对立，并干扰了德国的政治演进。比如，作为一个尚需构建国家认同的“迟来的民族国家”，德国面临着多种不同程度上的离心倾向，而对它们的打压限制了文化和政治多元主义，并推动了以民族主义政策谋取国内政治收益的社会帝国主义；再比如，作为一个既属较晚工业化又属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德国一方面体现了工业化背景下现代性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又留存着强大的保守统治阶层和对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的广泛迷恋，两者间的矛盾助长了保守主义和反犹主义。被提及最多的是：德国既未在工业化的同时有效变革前工业时代的政治秩序，又需要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首当其冲的是空前壮大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变革吁求；以容克阶级为核心的保守精英力求维护传统的政治构架，为此运用镇压、笼络和推行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等手段去应对来自大众的压力。即便在魏玛时期，德国也只是披上了一件民主外衣，其国内保守阶级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仍在延续，而且前者握有主导地位。总之，德国的国内冲突妨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为纳粹德国的诞生和两次大战的来临提供了铺垫（即便不是必然导致其出现）。

三

费舍尔学派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任何一个探讨一战起源的著述都不免或多或少地需要对该学派作引用或评价，探讨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的著述则必然要以该学派的学说——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它——作为立论的一大基础和参照。费舍尔的研究也带动了对于其他大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不论费舍尔的论点是否被接受，他让国内政治考察对于德国对外政策的任何研究者都变得不可忽视：“从长远来看，费舍尔在方法论上对于关注帝国内外政策之间互动的必要性的强调……至少与他认为德国政府对一战负有首要责任的实体性结论有同样的影响力。” 杰弗里斯说，假如没有费舍尔的引发争论的论述，关于一战的很多研究将永不可能出现。另外，虽然费舍尔学派的所有重要观点至今远非被普遍接受，但其中最基本一点，即德国应对一战发生负最大责任，已得到学术界最广泛的接受，这也反映在当今德国的教科书中。

与杰弗里斯的评价相符，对费舍尔学派重要观点的质疑至今广泛存在，但研究也在该氛围下得以推进。关于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费舍尔学派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大致确立主导地位。但是，该地位在后来的年代中不断遭到冲击，如今应该说业已不存，虽然仍有学者支持费舍尔的学说。强调德国当局是首先基于国内政治动机而迈向扩张和大战是费舍尔学派的核心观点，但它在今天难言得到了广泛应和。反对者们并非不承认国内政治动机的存在，尤其是在一战前的德国对外政策中。但他们认为，无论从史料还是逻辑的角度，都难以很好证明国内政治需要对德国走向大战有决定性作用，也难言它对一战前的德国政策是那么重要。而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崭露头角的杰夫·埃利（Geoff Eley）、戴维·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urn）和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等为代表的一批长于德国政治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并对“特殊道路”学说提出了有力挑战：他们认为费舍尔和韦勒等人夸大了传统统治阶层在一战前德国的主宰地位对德国政治现代化的阻碍，而强调一战前德国的多元化、民主化、进步与活力，强调资产阶级的力量，强调统治精英内部包括重工业界与容克阶级的矛盾和他们对变革的某种弹性，强调右翼民族主义的现代性相对于统治阶层和官方的独立性以及对后者的批判性，甚至觉得德国若未走向一战也可能完成民主化（第一章对围绕该学派的观点有更多论述）。如今，该派观点似已拥有某种主流地位，但围绕“新”“老”观点的辩论和提供新解释的尝试仍在继续。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虽然学者们都承认一战前德国对外政策有明显的扩张性或进攻性，但主流看法是：包括费舍尔的著述在内，先前的研究未有力证明德国走向大战是首先出于扩张性需要，不论后者是首先出于国内政治动机还是其他；在这其中，认为德国走向大战是首先为了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等经济资源的观点更因论证的孱弱而和者寥寥，虽然该动机可能在次要程度上存在。德国当局出于对军事形势的忧惧而有意发动“防御性”预防性战争则得到了普遍承认，将其视为德国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也应说已被多数学者接受，证明这点的证据也是相对最多的，比如有大量来自德国决策层的言论可作证据。如澳大利亚学者冈特尔·罗森伯格（Gunther Rothenberg）所言：“很多近来的著述脱离了早先并且仍有影响的弗里茨·费舍尔的关于国内政策首要性的理论。它们另行强调了外交与军事关注的结合，它们被称作权力政治。在其中，同盟体系，即20世纪头十年中稳步增长的军队数量和各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居于核心地位。”

费舍尔认为，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到来前就蓄意发动能避免英国卷入的欧陆大战，危机只是提供了开战良机。这在今天也非主流看法，虽然大家都认同德国当局确实不想与英国开战。换言之，即便多数学者更认可预防性战争动机对德国的推动作用，他们仍认为，该动机在德国当局身上尚非如此坚定，以至于他们在七月危机发生之际就想挑起大战，即便是一场欧陆大战。在当今学者中，主流观点应是：至少就皇帝和文官当局（军方的态度有所不同）而言，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之初最心仪于见到一场局部性的奥塞战争，认为它就很有助于改善德奥集团的处境，对于大战尤其是有英国卷入的世界大战则因其吉凶难卜而不乏忌惮；虽然他们认识到奥塞战争可能引发大战，但他们支持奥塞战争不是为了促成大战，而是认为它比风险更大的大战尤其世界大战更值得欢迎，而且在一开始也倾向于认为奥塞战争升级为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预防性战争动机的存在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他们对大战虽难言期待但也多少有来者不拒心态，尤其对于无英国参加的欧陆大战；因此，他们并未为回避大战而拒绝奥塞战争，在危机之初怂恿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在大战风险上升时也未积极对待国际调停，在大战发生成为现实可能时未积极回避或有意接受它，同时也为在大战一旦到来时能获得有利条件，而争取让俄国在舆论上成为大战发生的首要责任者，并让英国保持中立。

这些学者因而也大多认为德国要对一战的发生负首要责任，就该结论而言与费舍尔学派是一致或近似的，虽然双方的论据很不相同。虽然他们不认为德国当局早就蓄意发动大战，也不认为其他大国蓄意发动大战，并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从国际结构到个人心理的各层次因素的作用，承认错误认知、误算、过度反应和失控的存在，但他们也不认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是在不经意间滑入战争，而是认为他们至少在危机的最后关头明显预感到了大战的风雨欲来，并因对各自利益的考量而选择不回避或接受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哪国一开始蓄意发动大战、七月危机的发生有偶然性、主要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个性缺陷而应对失当等原因，当今的主流意见是一战并非不可避免的宿命。

限于篇幅，对于与费舍尔学派相关的学术辩论和发展，这里暂作上述论述，正文中会有更多涉及。在上述三大动机之外，其他动机对于德国走向大战也有直接或间接作用，比如军国主义背景下德国陆军军方（本书中的德国军方大多指陆军军方）试图维护自身职业和组织的声誉，德国海军谋求壮大自身力量，主要决策者想借战争摆脱战与和之间选择或内政外交中难题的煎熬。在这些动机之外还有作为“非动机性”影响因素而存在的“动因”，比如国际结构、国内政治、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同盟政治、进攻—防御平衡状况、军备竞赛、作战计划、当事人的个性等等。对于这些动机和动因，也多有著述甚至专论，这里也暂不赘述而留待正文中论及。平心而论，类似于前引的肯尼迪所言，鉴于一战起源问题研究迄今的历史和厚度，在基本解释上有重大创新已变得愈发困难，刻意地标新立异自然也有违学术原则。

四

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德国走向大战的原因，本书试图给予一个较清晰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完善的诠释。本书尽力使用了一些一手原始资料，主要是若干官方档案（参见后文）。为更好地了解学术界的已有学术观点，并使本书既是对以往学术成果的良好体现，更是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本书也甚重视参考现有的学术成果，其中既包括过去几十年中的很多重要学术专著，也包括很多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对于上述两类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和所购买的电子期刊资源，以及我本人通过其他渠道收集的资料，是主要支撑所在。

本书大体认同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前述主流看法，首先是预防性战争动机更应被视作德国走向大战的更重要动机。但与既有研究相比，本书在学术上的主要价值和新意是：

第一，虽然早有著述认为，难以将国内政治动机和经济需求动机视为德国走向大战的首要动机，但对于为何难以证明德国是首先为了应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内威胁而走向大战，以及为何难以证明德国是首先为了经济需要而走向大战，本书提供了总体上更为细致和缜密的论证，在若干环节上也有深入，是在综合既有观点基础上的一个建设性发展。

第二，对于对德国走向大战更具解释力的预防性战争动机，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更细密并有所发展的论证，主要围绕以下问题：为何德国当局中会出现主张及早开战的预防性战争倾向？为何文官当局和皇帝为主的“非主战派”在较长时期中对及早开战有明显保留，而以军方为主的“主战派”则对开战更急切？在两种趋向——以非战争手段或战争手段应对外来挑战——并存的情况下，为何随着时间的延续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势头？或者说，为何预防性战争倾向在德国当局中逐渐上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中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更具原创性，其他研究中看似对它缺乏自觉的专门回答。与以往研究相比，本书更有意识地将截至1914年的德国对外政策过程视为一个预防性战争倾向增长并愈发由军方向文官和皇帝扩散的过程。虽然本书也认为，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发生时未蓄意发动大战，也最心仪于局部性的奥塞战争，未认为大战很可能来临，但与当代很多著述相比，本书更趋于强调预防性战争倾向等因素令德方对大战有不坚拒心态，包括对于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鉴于德国军方一直主张及早开战，鉴于他们为此在不时对文官和皇帝施加影响，包括在七月危机后期催促动员，鉴于在此背景下德国的文官和皇帝在危机到来前虽未决定开战但对战争也有更多的倾向性，鉴于德方在危机后期明知大战发生可能明显加大但仍未积极回避或有意迎接它，或仍可认为德方对于发动大战有某种“准蓄意性”，包括在危机之初。尽管如此，本书并不认为一战的发生或德国走向一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德国主要决策者政治素质的缺陷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与上述两个方面相关，在不少更具体的问题上，本书也提出了较有说服力并有所新意的解释。比如：为何德国当局或很多保守派在一战前夕对国内威胁虽有担心但未必寝食难安？为何不宜高估国内政治考虑与战前德国对外议题的联系？为何不宜高估激进民族主义和大众性的好战情绪对德国政策的影响？为何一战前的德国人更倾向于认为，延续和平更有助于促进德国的经济繁荣？关于密切的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为何未阻止德国出于经济追求而走向大战，既有解释有何漏洞？为何说在一战前欧洲并非有着对速胜的普遍乐观？为何说一战前的德国军方倾向于认为未来的大战难以速胜，但又仍要追求速胜？追求速胜的施利芬计划为何并未体现对速胜的信心？如何评判德国军方对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处理？在1866年宽容对待战败的奥地利的俾斯麦为何在1870年苛刻对待战败的法国？如何看待俾斯麦缔造德俄《再保险条约》时的基本考虑？如何评价俾斯麦在外交上的功过是非？为何德国军方难言如很多人所言在对外决策中拥有比文官当局更强的权威？德国的世界政策和海军扩张有何重要缺陷？威廉二世个人对英国的复杂情感与他对海军扩张的大力支持有何联系？是否德国在世纪之交应与英国缔结英德同盟？如何评判德国当局在一战前十年的几次危机中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说德国当局在1912年12月就已打算发动一战为何缺乏说服力？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中有怎样的选择偏好？为何说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之初对英国中立缺乏信心？如何看待德国首相和皇帝在七月危机中的前后心态和政策选择？为何一战的发生难言首先体现了新兴大国德国与老牌强国英国的对抗？为何德国未能避免自身国际处境的走弱？德国在1914年夏天是否有足够理由按施利芬计划走向大战？如何评判各大国对于一战来临的责任？就德国而言，如何评判其皇帝、首相、军方和决策机制对于一战来临的责任？

基于以上三点，对于1870年后尤其1900年后德国的对外战略走向，本书提供了一个既能较多体现既有学术成果，也能提供一些更好解读的解释，在其中也对既有的一些观点予以了重要的质疑、修正和完善。在此过程中，本书也不免要对与德国交往的其他大国的对外政策有很多涉及。这些解释中的某些或许在读者看来不是那么言简意赅或清晰易懂，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事实本身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变动性。换言之，历史解释的“清晰”应首先是指它们符合研究者眼中的历史事实，而非指文字上的简单明了。后者也许读起来更令人愉悦，但可能是对历史事实的过于简单化甚至扭曲。

在当今学术界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有很多人将正处崛起中的中国类比于一战前的德国，将今天的中美关系视作“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并类比于当年的英德关系。当代中国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处境与昔日德国相比大不相同，上述类比不免存在简单武断之处。但是，关于如何把控国家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经验教训，包括来自昔日德国的，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以史为鉴意义。

本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将论述关于德国走向一战的国内政治解释，第二章将论述经济需求解释，第三章和第七至第九章将论述关于预防性战争解释的前述相关问题。由于预防性战争解释涉及德国军方，而后者对速胜的悲观和追求以及相关的一些背景因素也是他们主张及早开战的重要铺垫，第三章因而也将论述这些。鉴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对外关系为后俾斯麦时代的对外关系提供了重要背景，德国在一战发生之际面临的一些外来挑战在俾斯麦时代就已存在或有其雏形，第四和第五章将专论1870—1890年间的德国对外政策。鉴于世界政策和作为其最重要内容的德国海军的大扩张对一战前德国的国际处境首先是英德关系有重大影响，对于德国当局的预防性战争倾向和走向大战也有推动作用，第六章将专论该问题。第七至第九章对1904—1914年的德国对外政策有更多论述，重在说明：在这一和平时期中，为何德国的对外政策未能有效阻止德国国际处境的走弱，而预防性战争倾向在德国当局中渐趋走强？以先前各章为基础，第十章将专论预防性战争倾向和其他因素如何塑造了德国当局在七月危机中的行为，并最终将德国推向大战。这样，围绕着回答德国为何走向大战，这十章对一战前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政策领域的重要方面作了一个统合。第十一章既有对前文的一些总结，更有一些拓展性的补充，回答了若干重要问题，比如：从大国间政治斗争角度看，造就一战前德国人的预防性战争倾向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为何难言一战的发生首先体现了英德矛盾？一战前德国的对外政策为何不成功？为何德国的政策看似比他国的政策更具进攻性？德国未能采取哪些有助于改善其处境的行动？德国是否有足够理由在1914年迎接大战的来临，包括俄国力量的上升是否那般令人忌惮？如何看待德国和他国的战争责任？为何说一战的发生不是有关国家不经意地滑入战争所致？如何评价一战前德国当局中主要部门和人物的责任及其对外决策机制的缺陷？该部分虽有结论性质，但内容远超结论范畴，是基于先前各章的一个重要拓展，应视为正文的一部分，故被列为第十一章。

虽然对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地位，但对于探讨该问题，或德国与一战起源的关系问题，大概由于资料尤其史料的缺乏、语言障碍、面对欧美学界的深厚积累和主导地位缺乏信心、更关注当代热点问题和理论问题等原因，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参与和建树总体上比较有限，也缺乏重要的学术专著，较多地在重复脱离国际学术前沿的观点，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跟踪、介绍、翻译和点评也有明显滞后和遗漏。一个鲜明的体现是，大量重要甚至堪称经典的著作至今都无中译本，比如费舍尔的《虚幻的战争》、阿尔贝蒂尼的《1914年战争的起源》、埃利等针对特殊道路学说的“修正派”学者的主要著作，甚至其中不少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中不怎么为人知晓。

就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而言，上述缺憾其实是如下现象的一个缩影：对于那些无“中国背景”或看似与中国无直接瓜葛的国际关系史问题（或者说，在中国对外关系史和与此相关的冷战史之外），如今的总体关注度和研究推进度或还不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此相关，仅就跟踪、介绍、翻译和点评当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在上述国际关系史领域的积极性也明显弱于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简单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明显滞后了，这也导致中国大学中的国际关系史教材在不少问题上明显脱节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这里不拟讨论该现象的根源，但应更有力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想必是所有学者的共识。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尤其希望它能被视作中国学者在一战起源研究领域的一份值得肯定的努力。在提供某些创见或更好解释的同时，本书的一个目的也是，通过引用和评介，向国内学者和学生尽力展现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主要成果。

更重要的当然是，如何去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这里只谈一点陋见。中国学者在中国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易于首先受制于两大难题，它们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热点问题研究中不那么凸显或重要。一是，难以看到国外官方档案、私人日记和书信之类的一手史料，而历史研究通常强调对一手史料的运用。虽然一些一手史料已被出版或被电子化，但它们在国内仍往往不易获得；只以原件形式存在且只在独此一家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才能看到的史料仍占主体，而阅读它们通常需要在当地驻留较长时间，这本身即是一个对时间和金钱等要求很高的条件。实际上，在国外学者在很多问题上已从利用中央政府的外交档案越来越多地转向利用其他史料（比如中央政府军事、经济和内政部门的档案，地方政府的档案，个人档案甚至是私人企业和民间社团的档案）的同时，中国学者往往连最起码的外交档案都难得一见。二是，难免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比如，非英语国家的史料大多以本国语言写就，而立足于一手史料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常要阅读非英语国家的原始文献，例如在一战起源研究中常要阅读德文、法文和俄文档案，甚至需要主要阅读非英语文献。但是，掌握英语之外语言并因此拥有双外语甚至三外语能力通常是中国学者的弱项。在这两方面，总体而言，西方学者拥有明显和难以逾越的优势，中国学者则面临难以克服的弱点。在该局面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在通常要求上述两类条件的某个国际关系史研究问题上，如果中国学者仍想有所努力甚至建树，一个姑且算作权宜之计的路径是：以尽可能多地阅读国外学者的研究性著述（所谓的“二手资料”）尤其英文著述为主（在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绝大多数领域，英文仍是主要的书面语言），同时多少辅之以阅读能找到的一手史料，基于对这些文献中的史实和观点的比对和评析，从中找出现有解释的缺陷并修补或推陈出新。该路径不能保证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一手史料的有力运用之上，进而可能影响其权威性，但仍可能令其有某种可读性和创新性，毕竟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是呈现看似最完善的解释。

本书也是此类尝试的一个结果，虽然就利用一手史料而言，因资料在国内的难寻和作者本人浅薄的德语能力，它还差强人意。本书参考最多的还是国外学者的大量英语类研究性著述（德语类著述在国内也更难寻）。所幸的是，对于一战的起源包括德国与一战发生的关系，英语国家学者（其中包括不少德裔学者）仍属当今总体研究水准最高和著述最多的群体，很多德国学者也以英语为写作语言，而最重要的德语著述也通常有英文版。而且，就该研究领域而言，在国际学术界对一些基本史料（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档案）的利用已较充分、大量史实已被呈现（包括在研究性著述中）的背景下，研究的深入或许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已知史实的解读或重新解读。

本书的写作始于2011年，但此前对相关问题已有所关注。本希望该书能在2014年即一战发生一百周年这一特殊年份出版，但写作的进度仍明显慢于预想。对这样一个宏大且他人多有研究的问题，用尚非全力投入的四年时间完稿不可谓长，虽然所有工作大体是依靠作者一人之力。与此相关，本书应多有不足。除了上述在史料上的不足，其他不足也不免存在，比如：尽管搜集了很多资料，但对其阅读和消化还不尽到位；由于对当时丰富和复杂的历史现实中不少内容尚不了解，论点和论据难免有浅陋之处，对某些问题尚难给出确切论证，只能更多依靠逻辑推演，虽然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替代性方法；由于本书篇幅较大且涉及较多的问题和较宽的时间跨度，因此或不免有观点上的相互矛盾和前后不一；本书注重学术规范，对所引史料和观点都力求给出注释，但阅读和消化大量文献工作的庞杂仍不免令这方面有所疏漏，即便是无心之过，也属失察之责；甚至，本书中或会有对基本史实的描述性错误。归根结底，本书的一切缺陷都必是由于作者本人的学术功底和努力程度的欠缺。

本书利用相对较多的档案资料有三：

一是，前文中提及的德国官方在20世纪20年代编纂的关于一战前40余年中德国对外关系的档案集《欧洲各内阁的重大政策》（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schen Kabinette，1871-1914）。本书注释中通常将该档案集简称为G.P.（Grosse Politik的首字母）。

二是，Outbreak of the World War：German Documents, collected by Karl Kautsky and edited by Max Montgelas and Walther Schücking, translat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这是于1919年在德国出版的一部四卷本德国外交档案集的“四合一”英译本。其三位德国编者中，为首者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工人运动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该档案集的德文原版是：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Charlottenburg：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1919）。它收录的是1914年6月至8月间的大量德国档案，其中很多档案后来也被收入了上一部档案集。本书注释中通常将该档案集（英译本）简称为G.D.。

三是，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10 vols.，edited by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7-1938）。这是英国官方编纂的一部一战前英国外交档案集，其问世也是德方编纂出版《欧洲各内阁的重大政策》的促动结果。本书注释中将其通常简称为B.D.。

对于本书中出现的人名（含家族名和君主称谓）、地名、国名、政党名、社团名、企业名、报章名和术语，本书有如下处置：（1）使用它们的中文译名；若无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则采用作者认为的最佳译名。（2）在它们首次出现于本书包括前言中时，会标出外文名称（为人熟知的国名和地名除外），此后再次出现时则不再标出；对人名通常会在首次出现时标出名和姓，再次提及该人时只称其姓或日常称谓。（3）对于德方的人名和地名，会标出德语名称；对于管辖权在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转移的领土，比如阿尔萨斯——洛林，会标出它在两国语言中的名称；对于其他人名和地名，会标出英语名称。（4）对于一些出自德语文献的语汇，包括政党、社团、企业和报章名以及术语，如果当今英语文献中仍通常沿用德语原文（比如，“特殊道路”仍称Sonderweg而非Special Path，“世界政策”仍称Weltpolitik而非World Policy），则只标出德语原文；如果英语文献中通常采用英语译文，则会标出德语原文和英语译文（在无从知晓其德语名称时则只标出英语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