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鲁迪生于开罗,是曾在马木鲁克王朝掌权的塞加西亚人的后裔。其父曾任炮兵司令,后被穆罕默德·阿里任为苏丹北方省的省长,死在任上。其时,诗人年仅7岁。他12岁时入军校,1854年毕业。他的舅父是一位名诗人,且有一个藏书颇为丰富的图书馆,巴鲁迪曾在诗中写道:
我与诗歌本有亲缘,
写诗岂用外人指点;
我的舅父易卜拉欣,
就曾驰名整个诗坛。
舅父的影响使巴鲁迪很早就与诗歌结缘;舅父的图书馆使他涉猎到阿拔斯朝及其以前的阿拉伯古诗的精华。后来,他又去了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外交部工作。在那里,他除了阅读和研究大量阿拉伯古典文学作品外,还学会了土耳其语和波斯语,进而研究了土耳其文学和波斯文学,并能用这两种语言作诗。1863年,他受到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访问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赏识,归国后,平步青云于军界、政界,曾出访英国、法国,参加过对克里特岛的战争(1866)和俄土战争(1877)。战后归国曾任埃及东方省省长和开罗市市长,后又任圣战部大臣和总理大臣,并为埃及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领导成员之一。
1882年,随奥拉比领导埃及人民进行反英斗争。起义失败后,他被流放到锡兰岛达17年,至1900年方获释归国。其间,除写诗外,他还学会了英语。晚年,他虽双目失明,但仍坚持创作,并整理、选编古诗。死后出版了《巴鲁迪诗集》2卷(1940)和《巴鲁迪选古诗集》4卷,后者选有30位阿拔斯朝诗人的作品。
巴鲁迪曾在其诗集“前言”中对诗及其作用做过这样的论述:诗歌是一道想象的光亮,闪耀在思想的天庭,它的光线射向心田,于是心中涌出光明的河流,而与舌头相连,从而吐露出种种哲理、智慧,使黑暗变成光明,为行人指引路程。最好的话语是词句和谐,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内涵深邃,而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也不艰深难解。这是好诗的特点。诗人在其诗作中,正是身体力行这一观点的。
其诗在形式上,遵循古诗严谨的格律,继承了古诗凝练、朴实的风格;内容上却体现了时代精神、民族感情,反映了个人与祖国兴衰、荣辱与共的命运和坎坷曲折的道路。他在作诗和做人方面,都不趋时媚俗,而有其鲜明的个性。他在诗中写道:
我从不因为畏惧,
而对丑恶养奸姑息,
因为容忍丑恶,
与虚伪有何差异?
我的心灵是自由的,
不肯行事卑鄙,
我的心充满自信,
我的宝剑锋利无比。
其诗歌题旨虽和古诗题旨相似,但他很少写颂诗去为腐败的统治者歌功颂德。相反,他不顾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赏识和自己既得的荣华富贵,敢于针砭时弊,如他在描述伊斯梅尔时代的黑暗时写道:
埃及早已不似当年,
全国都在动荡不安。
农民因暴虐疏于耕田,
商人怕破产拼命赚钱。
到处都令人心惊胆战,
即使夜里都无法安眠……
他还在另一首诗中抨击土耳其人的统治:
最令人致命的病
是亲眼看到暴君暴行,
却在大会小会上
听人为他颂德歌功……
他像阿拔斯朝大诗人穆太奈比,擅长写矜夸诗,如在一首诗中写道:
不论是平日还是危难时,
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的话语。
在文坛,我是诗人,
在战场,我是骑士。
我一旦骑上战马,
就是宰德 在奔驰;
我一旦开口发言,
就是伊雅德的古斯 ……
而在另一首诗中,他不无骄傲地写道:
我手中有只笔,一旦我动起,
人们干渴的头脑会畅饮春雨;
千军万马要在它面前退去,
炸弹、刀枪也难与它匹敌。
它如果在纸上鸣唱,
一切管弦都要对它拜倒在地;
它一旦骑上手指前去突袭,
一切良马快驹都会俯首,自愧不如。
我跨上战马,一切勇士都成了懦夫;
我如果开口,一切话语都不值一提。
我可以信口开河而出口成章,
诗歌会为我的话语骄傲无比……
同时他也善于描状。他写战马,写利剑,写他多次参加的战斗,还在诗中歌颂祖国的自然风光和祖先光荣的业绩。作为一个埃及人,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为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祖先创立的丰功伟绩感到无比的骄傲,希望重现和恢复昔日的荣光。如他在一首题为《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的诗中,就满怀豪情地吟道:
请向辽阔的吉萨 将金字塔探悉!
也许你会知道你不曾知道的奥秘。
那些建筑曾抵御过时光的侵袭,
它们战胜了时光,这真是奇迹。
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它们傲然屹立,
在天地间证明建筑者的丰功伟绩。
世上有多少民族、多少朝代如风云流逝,
它们却存在世上,成为奇迹,引人深思。
自古有多少作品将它们颂扬,
它们是永世述说不完的传奇。
那里有多少密码,你若能破译,
世上万物的一切你皆可洞悉。
世上没有什么建筑或是东西,
深究起来可以与它们相比。
巴比伦的殿堂没有它们壮丽,
古波斯的宫殿也难与之匹敌。
它们好像巨大、丰满的乳房,
从尼罗河汲取乳汁滋润大地。
在它们之间是狮身人面像
威严地昂首趴伏在那里。
它那深情的目光注视着东方,
好像是在盼望黎明的曙光升起。
在这里有多少学问,多少奥秘,
证明人类的能力真是天下无比。
它们好像是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能将天上的星辰和雄鹰托起。
但他写的最好的诗篇是在奥拉比起义中,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和本国卖国贼进行斗争:
同胞们,起来!生命就是时机,
世上有千条道路,万种利益。
我真想问真主:你们如此众多,
却为什么要忍辱受屈?
真主的恩德在大地如此广布,
你们却为何要在屈辱中苟活下去?
我看一颗颗脑袋好像熟透了的瓜,
却不知锋利的刀剑操在谁手里。
你们要么俯首贴耳任人宰割,
要么起来斗争,不受人欺!
而在流放锡兰期间的作品,则表达了诗人的内心痛苦、孤寂、幽怨和对祖国、亲人的怀念与眷恋。如他在一首题为《在锡兰岛上》的诗中,针对自己为了祖国、民族的利益,不惜放弃了既得的高官厚禄,与人民站在一起,投身于革命中,结果却遭到被捕、抄家、流放的悲剧性的命运,不禁悲愤地呼喊道:
我的遭际真是千古奇冤,
我的遭遇确是万分荒唐。
我本没有犯下什么过错,
凭什么夺我财产,将我流放?
难道护教卫国也是罪过,
竟让我含冤受屈背井离乡?
但诗人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垂头丧气,他接着高傲地表白:
我并不在意灾难夺去的一切,
因为我所富有的是无上荣光。
贫苦无损于一颗崇高的心灵,
财富不能让碌碌无为者把名扬。
真理面前我从不畏缩却步,
恼怒也不会影响我的品德高尚。
只是他在被流放的异国他乡一时一刻也不能忘怀美丽可爱而又苦难深重的祖国,在一首题为《思乡》的诗中,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何不随我到尼罗河边去?
那里有枣椰林,硕果满枝。
那里充满了情,充满了爱,
充满了希望,一派生机。
多少心灵都对她熟知,
思念的痛苦化为声声叹息。
她会引起快乐、欢愉,
把一切烦恼从心中抹去。
他在流放期间得知妻子逝世的噩耗使他痛苦万分,曾以深沉的情感为她写下多首悼亡诗,这些诗大多凄婉感人,催人泪下。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啊,老天!为什么让我遭难丧妻?
须知:她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命根子。
你若不能怜悯我因失去她而垮下来,
难道就不可怜我的孩子会悲伤无比?
让悲伤的人挺得住,这真是强人所难,
因为他毕竟不是草木,亦非铁石。
痛失你之后,还让我镇定自若,
或让我安然入睡,这谈何容易!
总之,巴鲁迪不仅是埃及,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近现代诗坛复兴的先驱。他一扫近世阿拉伯诗坛那种脱离现实、玩弄辞藻、无病呻吟的颓废之风,而使诗歌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成为现实的镜子、时代的号角、战斗的檄文,从而使阿拉伯诗歌获得了新生。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作为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先驱和新古典派的创始人,他不仅推动了埃及诗歌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阿拉伯近现代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