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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埃及现代文学(上)

第一节 历史与文化背景

埃及自1517年后,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1798年拿破仑率法国军队入侵埃及,拉开了埃及近现代史的序幕,也为埃及近现代文学的复兴运动吹响了前奏曲。

1805年,阿尔巴尼亚籍军官穆罕默德·阿里(‘Alī, 1769—1849)利用人民的力量,夺得了埃及的政权,迫使奥斯曼帝国苏丹承认他为埃及总督(1805—1849)。穆罕默德·阿里力图把埃及变成一个独立的强国。为此,他对内一方面严加统治和盘剥,另一方面也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对外则进行扩张侵略,并吞了苏丹,并与奥斯曼帝国抗争,曾一度占领过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

但对埃及觊觎已久的英国趁机插手干预,并通过1838年的“英土商务协定”,将埃及变成他们的工业品推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1859—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进一步把西方列强的资本引进埃及,不啻给埃及插上了一支吸血的针头。

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和外债债台高筑,使埃及被迫于1876年4月宣布财政破产,英、法两国趁机通过被称为“欧洲内阁”的傀儡政府,进一步在政治上控制了埃及,在经济上则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

处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下的埃及人民不堪忍受屈辱、压迫,不堪忍受饥寒交迫而不断进行反抗斗争。1879年1月,埃及出现了第一个以爱国军官和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奥拉比、穆罕默德·阿布笃和巴鲁迪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祖国党”。1881年,奥拉比领导军队起义;1882年“祖国党”人组成以巴鲁迪为首相、以奥拉比为陆军部长的新政府。新政府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但却被英、法帝国主义视为眼中钉。同年,英军侵埃,遭到奥拉比领导的埃及军民奋力抵抗。但由于敌人内外勾结,埃及终于被英国占领。

20世纪初,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一个新高潮。1906年,发生了著名的“丹沙微事件”:英军横行乡里,农民被任意宰割,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英斗争。同时,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下,新兴的埃及资产阶级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1907年,组建了以穆斯塔法·卡米勒为首的民族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把埃及变为其重要的军事基地,而对埃及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管制和无情的掠夺,使他们饱尝了战争的苦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拒不履行大战结束后埃及即可获得独立的诺言,继续在埃及实行军事统治。无情的掠夺、野蛮的统治,引起埃及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终于在1919年爆发了扎格鲁勒领导的全民反英斗争,一场民族革命的大风暴。

1922年2月,英国在强大的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下,被迫承认埃及在名义上是独立王国。1936年,英国诱迫埃及签订了不平等的《英埃二十年同盟条约》,使埃及实际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并用法律形式把埃及的这种地位固定下来,从而遭到埃及人民强烈反对,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3年6月18日,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1956年7月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同年10月,英、法、以三国发动侵埃战争,以失败告终。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解体。此后10年中,纳赛尔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激进的对内对外政策。1967年,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埃及当局清除了“权力中心”的影响,逐渐放宽了各种限制。1973年,埃、叙曾联合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是为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经联合国调停和美国斡旋,埃以会谈,达成和解协议。

埃及的近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又反过来,推动与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

法军侵埃(1798—1801)的同时,拿破仑还带去了一批学者,他们在埃及成立学会,对埃及各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埃及建立实验室、图书馆、印刷厂等,使埃及人民首次接触到西方文明,注意到西方科学的进步。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后,竭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向西方派了大量留学生,另一方面也创办了一些军事、技术学校,聘请了不少西方学者在埃及执教讲学,从而为埃及接触与传播西方文化打通了渠道;伊斯梅尔( Ismā‘īl Bāshā,1830—1895,1863—1879在位)上台后,进一步向西方开放,建立了歌剧院、王家图书馆,建立了许多中小学,并成立了女子学校。同时,许多在黎巴嫩、叙利亚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又纷纷逃至埃及定居,从而使埃及在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所谓阿拉伯文学的复兴运动,是针对近古时期(13—18世纪)阿拉伯文学的中衰而言的。这一运动始于19世纪下半叶,而上半叶则是处于孕育、准备阶段。

埃及的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实际上,是埃及—阿拉伯民族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相互撞击、融合,使本民族文学在传承、弘扬自身的传统文化,引入、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一运动实质上是与当时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相辅相成的文化启蒙运动;也是在西方文化影响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情况下,文学走上现代化的运动。

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和其它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学校、图书馆和各种学会的建立,西方国家东方学者们的研究及参与,这一切都为埃及—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报刊作用日显重要,成为引进、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主要媒介,也为各类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散文和诗歌提供了广阔的园地。

埃及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先声是始于19世纪初的翻译运动。但最初的翻译仅限于军事、医学、理工等自然学科领域,随后才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科学的翻译。翻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另一部分则是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地区毕业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者。

翻译运动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是雷法阿·塔赫塔维。他生于上埃及塔赫塔市一个贫苦家庭中,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1826年被委任为埃及首批赴法留学生团团长。1834年学成回国后,先在技术学校任翻译,后任语言学校校长、翻译局局长、军校校长等职。并曾办过《园地》《埃及时事》等报刊。雷法阿·塔赫塔维在文学方面翻译了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费纳隆的名著《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也译过包括《马赛曲》在内的一些法国诗歌。

雷法阿·塔赫塔维的学生欧斯曼·杰拉勒则翻译了莫里哀的《达尔杜弗》(即《伪君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女学者》等喜剧,拉辛的《爱丝台尔》《亚历山大大帝》等悲剧,拉封丹的《寓言诗》,贝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小说《保尔和薇吉妮》等。为了使译作更易为人们接受,很多人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的作品阿拉伯化或埃及化,即将作品的地名、人名、环境、习俗改成阿拉伯或埃及的。

还有的人精于阿拉伯文,但不懂外文,则求助他人初译,再进行加工、改写。其中最著名的是曼法鲁蒂。他虽不懂外文,却译过许多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如他将贝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保尔和薇吉妮》译成《美德》,罗斯丹的喜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被他改写成小说《诗人》,小仲马的《茶花女》被改译成《牺牲》,卡尔·A的《在椴树下》被改译成《玛姬杜琳》。许多并非名家名著的作品,经他改译后,竟风靡一时,读者争相阅读。这一方面是由于曼法鲁蒂文笔流畅,文字典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长期处于封建封闭状态的埃及青年一代非常渴望了解国外世界,向往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平等、博爱。

近现代的翻译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可与阿拔斯朝初期的翻译运动相比。没有这一翻译运动就没有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复兴。因为它使阿拉伯人民更清楚地了解与认识了西方文化和文学;通过翻译,引进了各种新的文学体裁(如小说、戏剧、杂文等)和新的文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通过翻译,使古老的阿拉伯语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引进或确立了许多术语,从而丰富了阿拉伯语的词汇,提高了它的表达能力;同时,通过翻译,也使人们意识到,不能沿袭近古以来那种僵死的华而不实的八股文风,从而使文学的形式、内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fB4OeXe48FtUddFzwYAIBrPly2nuyHRoSwFgcjMsgmKmSIgmmRNAdzx8HoVtjF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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