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短篇小说

近代乃至20世纪30年代前的苏丹散文一直不太景气，更不要提小说了。只有一些老学究偶尔写些东西，也是一味模仿近古时代的文风，追求骈俪、押韵，玩弄辞藻，内容空洞无聊。苏丹新小说的出现与繁荣远远落后于埃及与黎巴嫩、叙利亚等文化较先进的阿拉伯兄弟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复兴》《曙光》等文学刊物的创办，苏丹具有现代气息的散文、小说才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促使苏丹新小说的产生、发展大约有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是当地流传大量的民间故事，其中有类似《盖斯与莱伊拉》的爱情故事；有类似《赛福夫·本·齐叶金传奇》的英雄传奇；有在荒漠贝杜因人中流传的侠寇劫富济贫的冒险故事；有讲圣贤显示奇迹的宗教故事；也有荒诞不经的民间传说。这样一来，使苏丹的读者在接受新小说这一形式时，不会感到很陌生。

其次是报刊的出现，在促进小说的产生、发展、繁荣方面，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报刊刊登西方翻译小说并引进其他阿拉伯国家作家的小说。与此同时，苏丹作家最初也正是在这些报刊上找到了发表小说的园地，而与广大读者沟通的。

再者是苏丹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同它受其他较先进的阿拉伯国家的文学，特别是埃及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很多苏丹作家都曾在埃及留学；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埃及和黎巴嫩出版的书籍、报刊；老一辈苏丹作家大都受过曼法鲁蒂、塔哈·侯赛因和陶菲格·哈基姆等人的影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代的作家则大都受过纳吉布·马哈福兹和尤素福·伊德里斯等人的影响。

当然，苏丹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它受到西方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影响，还有苏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如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苏丹独立前，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当局禁止写锋芒毕露的政论，因此作家多以杂文的形式讨论文学或社会问题，并往往将自己的主张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最早的短篇小说是发表于1931—1932年间由穆罕默德·阿巴斯·艾布·雷什创办的《复兴》杂志上。这家杂志多转载埃及、黎巴嫩、叙利亚或西方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品。一些苏丹作家也争相仿效，写些有关爱情悲剧的浪漫主义小说：不是相爱男女一方痴情而死，就是另一方相思成疾。这多半是受了西方诸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埃及曼法鲁蒂的《泪珠集》之类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影响所致，而与苏丹的国情不尽相符。

如小说《阿卜杜·蒙伊姆》是写主人公与一个叫陶希黛的姑娘相爱，后来姑娘远走他乡，阿卜杜·蒙伊姆却不能追随前去，因而相思成疾，以致两眼深陷，憔悴不堪，直至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叫来好友尤素福，托付他：一旦遇到陶希黛，一定要替自己照顾好她，并要娶她为妻，以补偿他自己失去的爱情。

《感情的胜利》则是另一个版本的《阿卜杜·蒙伊姆》：外乡来的小公务员穆伊拉遇上了乡村姑娘麦哈馨，并与她炽烈地相爱。但命运却阻止了这一爱情的发展：穆伊拉突然奉调要远去，两个恋人只能相对而泣，而难再有机会相见。此后，雪上加霜的是姑娘的父亲又病死。姑娘打算离乡远去朝觐、苦修，以便忘掉那让她失去两个亲人（恋人和父亲）的地方。

1934年阿拉法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在创办《曙光》杂志时，曾撰写文章批评了这类与苏丹现实生活相脱节的爱情浪漫故事。他曾说道：我们苏丹社会是很少有这种男女情人的。这是由于我们代代相传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传统所致。如果青年男女不接触对方，那就不会产生这种爱情，否则，也是一种无力的、虚假形式的爱情。他指出人们对这类小说不感兴趣的原因是它们未能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当时的妇女不能走出家门，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遑论谈情说爱的自由。

因此，《曙光》刊登的小说多为反映苏丹当时的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家通过这些作品宣扬社会改良的主张，抨击各种陈规陋习、封建礼教和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老夫少妻，以至导致休弃、自杀、疯癫、家庭解体等悲剧。

面临或感到这些问题的往往是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通过阅读或在国外留学所见所闻，或通过在国内首都或一些大城市与外国人的接触，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本国社会的一些陈规陋习不禁加以重新审视，而试图挣脱传统礼教的樊篱。因而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多半是受过教育的小公务员，或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面临的往往是家长执意包办他们的婚姻，要为他们娶一个他们并不喜欢的妻子，或是阻挠他们与自己所爱的姑娘成婚，而把她嫁给她愚昧的堂兄或是一个年迈的富翁，或诸如此类的问题。

小说《为了幸福》是说在尼罗河畔的一个乡村里，赛阿德与法蒂玛是一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相亲相爱的青年男女。赛阿德离家去喀土穆戈登学院学习，法蒂玛为这一离别痛哭失声，赛阿德则希望父亲答应将来让他与法蒂玛成亲。过了几年，赛阿德毕业，当了一位小职员，正攒钱准备聘礼。这期间，法蒂玛的一个颇有钱的堂兄从埃及回乡，并看中了法蒂玛，向她父母提亲，得到应允。法蒂玛急将这消息设法告诉了赛阿德，赛阿德急忙回乡，却正赶上法蒂玛嫁给她富有的堂兄的婚礼。

悲剧的高潮在于：按照习俗，新娘在入洞房前与女伴们一起去尼罗河沐浴，但新娘不是沐浴，而是投河自尽了。赛阿德闻讯走到法蒂玛的灵前，说：“真主啊！我作证：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我也要实践我的诺言！”说罢，他掏枪自杀了，临死前还说：“啊，这就是幸福！父亲！就让我在她跟前一了百了吧！”这类故事的结局虽然也有些类似《复兴》上的小说，而且显然是受了曼法鲁蒂一类作家的影响，但可贵的是，这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丹以及很多阿拉伯国家农村社会的婚姻问题。

除了婚姻问题外，很多小说还揭示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小说《108号囚徒》就反映了贫穷如何把一个人推向犯罪道路的问题：主人公是一个穷苦的小职员，生儿育女，一家大小全靠他养活，生活拮据，迫使他盗用了公款，结果被判坐三年牢。

创办《曙光》的阿拉法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他在《曙光》上曾发表多篇小说，其中《县长》颇著名。小说试图揭露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官场的黑暗、腐败：县长并不是苏丹人，而是原籍埃及。他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以巴结、讨好上司。他还贪污腐化，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作者在勾勒县长丑恶形象的同时，还刻意描绘了他善良、美丽的苏丹妻子，以作反衬。我们可以看到那位县长如何卑劣地虐待他的妻子，迫使她离家，以便娶在他手下工作并勾引他的埃塞俄比亚姑娘为妻。

阿拉法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除自己写小说外，还以《曙光》为阵地，团结一批志同道合、具有开明意识的青年作家，如诗人兼散文、小说作家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迈哈朱布、穆罕默德·阿舍里、穆阿威叶·努尔等。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迈哈朱布与穆罕默德·阿舍里受英国文学影响较大，他们的文风是把古典阿拉伯语的简练同英语的流畅结合在一起。

穆阿威叶·努尔则受埃及文学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小说界尤具代表性。他生于喀土穆，曾入戈登学院学医。后因不满英国殖民统治而受到迫害，先后流亡于埃及、黎巴嫩。他早在1927年就在埃及《政治周刊》等报刊上撰文，呼吁小说要重视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并在《曙光》杂志发表题为《让我们受教育》的文章，呼吁在苏丹普及教育，认为教育是复兴和进步的关键。1930年5月，他于埃及《政治周刊》上发表的《堂弟》被认为是苏丹最早出现的一篇结构完整、艺术较成熟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苏丹社会阶级的分化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蜕变。

此外，他在短篇小说《信仰》中，写了当时知识青年在变革时代的迷惘、惶惑；在《列车的悲剧》中，则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殖民主义，号召尼罗河沿岸的人民起来斗争。其作品短小、朴实，虽没有离奇的情节，却寓意深刻，给人以启迪。

如果我们把20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为苏丹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阶段的苏丹小说还很不成熟：故事情节主要靠作者平铺直叙，文字多为追求雕词凿句、华而不实的风格；作者不时地企图在作品中冒出来，发一通议论，来一番说教、劝诫；情节发展往往靠巧合、命运安排；小说中对话很少，即使有，也多为方言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丹的小说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这种可喜局面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促进的结果：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毕业生总会”为核心的苏丹知识青年在为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社会改革、普及教育而努力奔波；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兄弟国家的文学、西方文学、苏俄文学的影响日益深广；妇女积极地要求受教育，要求参与社会活动；各种报纸，如《坦诚报》《尼罗报》《新苏丹报》《这里是恩图曼报》《舆论报》《天天日报》等报纸相继出版，并辟有文学专版。特别是1960年《小说》月刊的创办，这一切无疑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发表园地。在这种形势下，很多青年作家踊跃地投身于小说创作，以至于小说在苏丹现代文学的地位一时竟超越了传统诗歌的地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上述氛围的影响外，还有这样一些因素：小说由于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生动感人的形象描述，它已成了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把读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最好的文学形式；这时的小说已在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中占有很高的地位，通过进口的书籍、报刊，这些国家（特别是埃及、黎巴嫩）的小说在苏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埃及的迈哈穆德·台木尔、陶菲格·哈基姆、纳吉布·马哈福兹、尤素福·伊德里斯和黎巴嫩的乔治·宰丹、苏海尔·伊德里斯等阿拉伯著名作家在苏丹都有很大的读者群；还有，很多青年作家误以为小说创作比诗歌创作容易，从而诱使不少初涉文坛的青年提笔写起小说来。

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丹独立后，1960年《小说》月刊的创办在苏丹小说发展历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刊物编者在“发刊词”中说道：本刊是在一个我们大家都感到需要一个文学刊物来帮助我们的文学发展的时刻发行的……我不否认一些周刊和一些日报的每周副刊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并仍在做的贡献。但它们由于条件所限，只能专为文学提供很少的版面，因此无法像一份每页都为文学和文化事物而设的刊物那样，满足人们的期望，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小说在苏丹和其他国家受到作家和读者的最大关注，本刊将把首要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但是它也不会忽视诗歌、批评、研究和戏剧等其它的文学体裁。

《小说》发表的小说题材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历史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也有侧重写景状物的散文式小说。其中多涉及苏丹社会在过渡、转型时期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随着现代科学文化新事物的出现，西方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人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现象。

如阿卜杜·拉希姆·艾布·宰德的小说《纳苏拉》就是写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一位苏丹青年与一位欧洲姑娘的故事：姑娘的欧洲衣饰打扮，谈吐、举止及与异性相处的自由、开放，都使小伙子感到新奇而具有吸引力。他希望自己能接近她，与她恋爱或是娶她。但最终突然发现两人之间横着一道鸿沟：肤色、种族歧视使他对她可望而不可即。

伊本·赫勒敦的小说《奶茶》表述了同一个问题：一个充满活力、事业成功的欧洲青年实业家引起一个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不久的苏丹姑娘无限的遐想。她在与他相处中，发现了一个与她原先生活完全迥异的新天地，于是她禁不住诱惑，为之倾倒。但最后，她终于发现两人之间的鸿沟而感到自卑。那是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肤色和宗教的差异更加深了这一鸿沟，并使之更加复杂化。于是两人的关系不是以结婚而是以失败告终。当然，在婚姻与爱情的问题上，许多小说还不能不一再地揭示现代青年男女要求择偶、婚姻自由与保守的苏丹社会传统礼教的矛盾。涉及更多的是女孩无权对自己的婚姻发表意见，更不要说自由恋爱了。不过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特别提到，根据伊斯兰教法，妇女对择偶是有权发表意见的。他们有意识地暗示读者，剥夺妇女择偶的权利实际上是违背伊斯兰教法的。

由于伊斯兰教在苏丹社会中的地位，作家在作品中的这一提示无疑会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又常通过小说说明包办、买卖婚姻往往会产生血泪悲剧的结局：得不到爱情的姑娘结果自杀了或堕落、误入歧途，从而给人们以警示作用。此外，《小说》上的不少作品还涉及苏丹广大城乡劳动者在社会变革时期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多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阶层——小职员的生活：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接触一些新事物、新思想，而与封闭在家又无知识的妻子很难沟通，从而出外寻欢作乐，难免堕落。

在诸如艾哈迈德·艾敏·白希尔（ ， al-Amīn al-Bashīr）的短篇小说《阿巴斯师傅》和《男人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如何将妻小留在农村受穷受罪，他们自己又如何在凄风苦雨中挣扎。阿卜杜拉·阿里·易卜拉欣（ ，‘Abd al-Lāh‘alī Ibrāhīm）在《多方面的事物》等小说中则描写了产业工人和工人运动。

苏丹的小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阿拉伯其他国家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更加繁荣，走向更成熟、更深刻的新阶段。很多小说不仅在本国报刊发表，而且已经超越疆域界限，在阿拉伯世界各国，特别是埃及、黎巴嫩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大量短篇小说结集在本国或国外出版。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的小说家也开始蜚声文坛，享誉海内外。

如果说，苏丹小说在最初阶段大多是虚构的言情小说，继而开始接近现实，并逐渐涉及社会与生活中的一些难题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的小说都是以社会现实生活、人们群体或个人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与之奋斗为题材内容的。这自然是与苏丹独立后风云多变的政治进程、坎坷曲折的社会发展和动荡不定的现实生活有关。在政治舞台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起了积极的主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受过教育、有文化知识的妇女日益增多，她们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并有了诸如《妇女之声》一类的专门刊物和苏丹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演进、社会发展、妇女地位的改变对苏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因袭守旧的礼教不能不引起强烈的震撼；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政治风云变化，在苏丹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有这一切在这一阶段的苏丹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擅长写短篇小说的著名作家有奥斯曼·阿里·努尔、塔伊布·宰鲁格和阿里·迈克等。

奥斯曼·阿里·努尔是《小说》月刊的创办人，在苏丹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自己写小说，而且通过他创办的《小说》月刊，对苏丹小说的发展、繁荣和团结、组织作家队伍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被尊称为苏丹短篇小说之父。他写有短篇小说集《乡村美女》（1953）、《闹鬼的房子》（1955）、《伟大的爱情》（1958）、《城市的另一面》（1968）等。其作品具有民间文学风格，文字简练朴实，很受读者欢迎。作品内容多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如《咆哮》是写1964年10月爆发的人民群众反对腐败的军政权的斗争。《火与金》和《欢呼》则写出了在1957年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反对外国干涉与侵略的斗争中，苏丹人民勇于牺牲，坚决支持兄弟邻邦的立场与精神。

塔伊布·宰鲁格曾留学埃及学医，受埃及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尤素福·伊德里斯和阿卜杜·拉赫曼·哈米斯的影响颇深。他自1956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曾出版短篇小说集《小小人生》（1957）、《黄土地》（1961）、《苏丹短篇小说》（与艾布·白克尔·哈利德合集）等。作家以苏丹的现实为其作品的主要题材。他关注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苦难，注重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常常通过儿童的观察与感受描写周围的世界。故事往往写的很简练，但却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小说的语言朴素、平易，接近口语，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阿里·迈克毕业于喀土穆大学。他早在上中学时就喜爱读雪莱、拜伦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把塔哈·侯赛因的《日子》看作是“当时青年人的《新约》”；大学时则受埃及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卡维，英国的肖伯纳、狄更斯，苏联的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人的影响，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写短篇小说，1961年发表收有《考试》《雨》《一位天才》《尼亚加拉》《在乡下》《疗养院》6篇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在乡下》。在这之前，他曾与同学、诗人萨拉赫·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合集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小资产阶级》（1958）。作家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了他们在大学的亲身经历，也描述了苏丹妇女的现状、城乡的阶级矛盾和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人民的苦难、社会的不公。如在《雨》中，写出了城里的白领阶层与乡下农民对秋雨的不同感受：前者认为雨是一种灾殃，让人厌烦，后者则把下雨看作是喜事，因为它能滋润庄稼，预示丰收。又如《在乡下》，写出了久居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要下乡观光、散心，但到了乡下，他才感到西装革履打扮的自己与一身褴褛的贫苦农民是那样陌生，格格不入。作家感情真挚，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对未来满怀信心。 cudFCvhXxPI48uiG1P5R4Vu31FvXDVs6huVWeI64BH6R4SeTKAJ3xEL4CRTTXj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