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纳吉布·马哈福兹

1988年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这是埃及，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文学家。对他的授奖评语曾指出：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斯图尔·艾伦先生在颁奖辞中还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由于在他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

纳吉布·马哈福兹于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杰马利叶区。父亲是个小职员，后弃职经商；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作家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这个家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笃信伊斯兰教；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作家曾回忆说：“我在童年时代所学到的基本价值观念就是爱国主义。我父亲当时在家总是热情地谈起民族英雄，非常关注他们的消息。因此，从很小时起，家庭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就印在了我童年的生活中。”生活本身是培养作家最好的学校。当时作家所处的大环境是：埃及人民生活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土耳其以及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但他们又不甘心于这种命运而进行斗争；作家所处的小环境——杰马利叶区则是一个中下层人民混杂的居民区。五光十色的生活、三教九流的人物形象都成了作家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作家从小是在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法老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亡灵书》、各种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古兰经》《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玛卡梅体故事、各种传奇，还有阿拉伯人引以为荣的诗歌，使自幼就喜好文学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从民族传统文学的土壤中吸取了充足的养料，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培养了他熟练地驾驭阿拉伯语言的能力。

纳吉布·马哈福兹1930年入开罗大学学习哲学，1934年毕业。在校期间，他曾学习、研究过各种哲学思想、流派，并深受当时埃及新文学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纳吉布·马哈福兹从中学时代就迷恋上了文学，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文学，他放弃了可能成为足球明星的机会；为文学，他舍弃了可能使他跻身于哲学家行列的专业，而甘当苦行僧，在文学这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上，始终执着如一地追求、探索。正如埃及著名文学评论家尤素福·沙鲁尼所说：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知停顿的艺术家。也许他成功的最大原因——除了他的天赋之外——正是他认识自己的道路，并一直走下去，荣誉的闪耀和物质的光彩都没有使他左顾右盼。在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中，这种艺术苦行为他提供了成功的方法。

纳吉布·马哈福兹大学毕业后，曾在校务处做过书记员，后在宗教基金部任过秘书，又先后在文化部任过艺术司办公室主任、电影企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顾问等职。直到1971年年底退休后，才应聘为《金字塔报》的专职作家。长期来，他一直是业余从事创作的。

在这方面，他曾将自己与美国作家海明威做过对比，不无感慨地说道：他过着自己的生活，再将这些生活详详细细地传述给人们，缺少什么经历，他可以去寻求，可以飞往地球任何地方去体验，再把它写出来。而对于我来说，写作却是一种撕裂神经的受罪过程：我的政府工作占据了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只有在夜晚我才能动笔，最多写上两小时就熬不住了。人们把我写出的东西称为文学作品，而我则要把它称为职员的文学作品。

就在这种情况下，纳吉布·马哈福兹为阿拉伯文坛奉献出约50部作品，其中约30部作品为中长篇小说，余者为短篇小说集，总发行量达上百万册。其作品往往先发表在报刊上，然后出单行本，再改编为广播剧、电影。通过这些传播媒介，纳吉布·马哈福兹其人、其作品及其作品的主要人物在阿拉伯世界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家于1957年获国家文学奖，1962年获一级勋章，1968年获文学方面国家表彰奖。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已被译成东西方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其作品的中译本也有十余种，他是作品译成中文最多的阿拉伯作家。

纳吉布·马哈福兹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他最初开始写诗，也写过侦探小说，发表过一些哲学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据说，他因认为不满意而撕掉的有50篇左右，发表的约有80篇，其中约30篇集选于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狂人呓语》中。这些短篇小说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腐朽、丑恶现象的。其中很多是作家日后创作的中长篇小说或其中某些情节的雏形。

曾任埃及文化部长的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哈迈德·海卡尔曾对这些小说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事实上，由于这些抨击帕夏、贝克和王公大臣的小说，纳吉布·马哈福兹被认为是对当时旧时代的腐败表示愤怒谴责的革命文学先驱之一；同时，由于他在小说中体现了阶级社会的弊端，表明了对穷人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及对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抨击，他被认为是在埃及文学中最早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铺路的人之一。

短篇的创作，对于纳吉布·马哈福兹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中长篇才是他的拿手好戏。发轫之作是三部以法老时代的埃及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命运的戏弄》（1939）、《拉杜嬖姒》（1943）、《忒拜之战》（1944）。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阶段。作家实际上是用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地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和奥特曼王室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及其统治进行抨击，并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理想。当时纳吉布·马哈福兹像英国名作家司各特和阿拉伯擅长写历史小说的乔治·宰丹那样，花了很大气力去研究历史，有一个写埃及历史的选题计划，共选定了约40个题目。但后来，他“对历史的偏爱一下子就消失了”，至于原因，作家曾做过这样的解释：看来，我发现历史已经不能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了。通过历史，我已经说出了我要说的主题：废黜国王，梦想一场人民革命，实现独立。

从此，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阶段：现实主义社会小说的阶段。他先后发表了《新开罗》（1945）、《汗·哈里里市场》《梅达格胡同》（1947）、《始与终》（1949）和著名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等。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罗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家往往通过一个街区、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当时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及其制造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作品往往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如《新开罗》写了一个穷苦的大学毕业生为了生存，并向上爬，不惜与荒淫无耻的官僚政客的情妇结婚，甘心戴“绿帽子”，结果身败名裂。《梅达格胡同》则是通过英军占领下一条胡同的一些善良、纯朴的居民的人性如何被扭曲、美好生活如何遭到破坏，控诉了西方及其文明带给人民的种种灾难。《始与终》也是一部悲剧：以失去父亲的兄妹四人与他们的寡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渴望爬上更高的社会地位开始，以姐弟二人蒙羞、含恨自杀告终。

这一时期创作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虽发表于1956—1957年，但实际上，早在埃及七二三革命前三个月已完成。这部巨著被认为是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是作家引以为荣的代表作之一。全书通过一个开罗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一家三代的遭遇、变迁，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从1917年至1944年埃及革命前夕这一历史时期整个埃及的政治风云变化和社会风貌，刻画出当时形形色色众多人物的群像。

三部曲每部侧重描写一代人的生活，并以这一代人居住的街区为书名。

第一代阿卜杜·贾瓦德是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在家里道貌岸然，独断专行，实行严厉的家长式统治；在外却又放荡形骸、纵情酒色；同时，他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不满英国的压迫、剥削，具有反帝爱国意识。大儿子亚辛成日寻花问柳、醉生梦死；二儿子法赫米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牺牲于反英游行示威中。

在第二代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小儿子凯马勒：自幼的家教使他笃信宗教，但随着激烈的时代变革、西方思潮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和对哲学的研究，动摇了他对宗教的信仰。对真理、科学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使他感到苦闷、迷惘，从而陷于感情、信仰、精神的危机中。

第三代人则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分野：外孙阿卜杜·蒙伊姆成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骨干分子，他的兄弟艾哈迈德及其女友苏珊却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小说既反映了当时人们进行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更反映了新思想如何引导新一代向陈旧的封建、传统、保守势力的冲击、斗争的过程。

作家自己曾指出，他写三部曲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评论旧社会”。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大作家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家的这一三部曲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

埃及革命后，纳吉布·马哈福兹认为革命后的艺术应与革命前的不同，应该深思熟虑、慎重对待。为此，他辍笔达4年之久。1959年发表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标志着作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家本人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新现实主义”阶段，以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并说明两者的区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生活：要描述生活，说明生活的进程，从中找出其方向和可能包含的使命：故事从头到尾都要依赖生活、活生生的人及其详尽的活动场景。至于新现实主义，其写作的动机则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段。作家完全是用一种现实的外表形式表达内容的。在这一阶段中，作家借鉴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时空交错、怪诞的卡夫卡式的故事等。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一部现代寓言小说，也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以一个街区的故事，寓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以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时代直至此后的科学时代，人类为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断的努力；表现出在此过程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愚昧的斗争。作者借书中人之口，指出象征创世主的老祖宗杰巴拉维早就与世隔绝，不管他的子孙——人间事了；又写出象征科学的阿拉法特闯进了杰巴拉维——创世主隐居的所在，造成了这位老祖宗的死亡。这一切无疑激怒了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于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在埃及成为禁书，1969年才得以在黎巴嫩贝鲁特出版。

《平民史诗》（1977）是作家运用象征寓意手法，从哲理的高度总结人类斗争经验的又一力作。小说侧重表现了劳苦大众对幸福的追求。它通过11代人几百年的斗争历史，告诉人们：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从未停止过；人类在争取一个公正、合理、幸福的社会的斗争道路上，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在“新现实主义”阶段中，即使反映1952年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也赋予它以更深的哲理与象征寓意。如《盗贼与狗》（1961），批判了种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背信弃义的机会主义者。《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表现出埃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变革的现实中的惶惑、迷惘、牢骚满腹。

这一阶段其它主要作品还有《鹌鹑与秋天》（1963）、《道路》（1964）、《乞丐》（1965）、《镜子》（1971）、《雨中的爱情》（1973）、《卡尔纳克咖啡馆》（1974）、《我们街区的故事》《深夜》《尊敬的先生》（1975）、《爱的时代》（1980）、《千夜之夜》（1982）、《王座前》《伊本·法图玛游记》（1983）、《生活在真理之中》（1985）、《日夜谈》（1986）等。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作家紧随时代前进，其作品紧随时代脉搏跳动。作家曾说：记得有人把文学家分成过去式、现代式和将来式。我细想一下自己，我发现自己是现代式作家，是当代的作家。我不喜欢过去，对预言未来也不感兴趣。

第二，作品表现出作家对政治的强烈参与意识。他曾说：在我写的所有作品中，你都会发现政治。你可能会发现有一篇小说没有写爱情，或是别的什么，但却不会没有政治，因为它是我们思想的轴心。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的。

第三，作家虽关心政治，但其作品不取媚于政治，作家始终不渝地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道为追求真理、宣扬科学而斗争。他是一位社会批判家，对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曾说：我并非故意伤感，但我们确是伤感的。我是属于这样一代人：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刻，也往往是忧心忡忡。这一代人中，只有玩世不恭或是脱离人民的上层人物才会感到幸福。我们写忧伤小说，这并不奇怪，相反，若写欢乐故事倒是一件怪事了。

第四，纳吉布·马哈福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地揭露、批判、鞭挞人世间一切暴虐、不义、邪恶、黑暗的势力。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他往往利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种种见解。作家在其著名的三部曲中，曾借年轻的女革命者苏珊之口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写文章，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因此是危险的，至于小说则有数不清的花招，这是一门富有策略的艺术。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了解这位作家每部作品深层中的政治内涵和哲理寓意的钥匙。

在艺术手法方面，由于作家博览群书、学贯东西，并随时代前进，具有变革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发扬了埃及、阿拉伯民族古典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借鉴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包括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流、荒诞派，乃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表现手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说，自己是烩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传承、借鉴、创新，贯穿于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作家近年来为创作民族化的小说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正是这样，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本民族传统文学融会在一起，共同孕育的产物。因此，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体现现当代文学的风采。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实质上体现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发展的历程。他的得奖，标志着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并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埃及共有29部作品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它们是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塔哈·侯赛因的《鹬鸟声声》、优素福·伊德里斯的《罪孽》、叶海亚·哈基的《温姆·哈希姆灯》、穆罕默德·阿卜杜·哈里姆·阿卜杜拉的《黄昏之后》、尤素福·西巴伊的《水夫死了》、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我家有个男子汉》、萨德·迈卡维的《睡人行》、法特希·阿尼姆的《象群》、赛尔瓦特·阿巴扎的《有些怕》、杰马勒·黑塔尼的《吉尼·巴拉卡特》、尤素福·盖伊德的《埃及本土上的战争》、萨布里·穆萨的《处处堕落》、阿卜杜·哈基姆·卡西姆的《人类的七天》、苏那欧拉·易卜拉欣的《荣誉》、易卜拉欣·艾斯兰的《苍鹭》、迈吉德·图比亚的《伯尼·侯特侯特族人迁往南国记》、艾卜·穆阿蒂·艾布·奈加的《归于流亡》、爱德华·海拉特的《拉玛与龙》、海利舍莱比的《阿蒂亚代理行》、杰米勒·阿蒂亚·易卜拉欣的《1952》三部曲、易卜拉欣·阿卜杜·迈吉德的《亚历山大无人入睡》、穆罕默德·白萨提的《湖的喧闹》、白哈·塔希尔的《爱在流亡地》、穆罕默德·吉卜利勒的《贝哈雷四重奏》、雷德娃·阿舒尔的《格拉纳达》三部曲、赛勒娃·伯克尔的《白士穆雷人》、莱娣法·泽娅特的《敞开的大门》。 q3YuTAXzgPEaGzn9RjY7oahlQC80Db8x40yNK46G/5EfKnvbFzQrwmUA66jV06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