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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卡维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北部的迈努菲亚县戴拉屯乡一个农民家中，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萨德·迈卡维的同乡。这位同乡对舍尔卡维影响很大，作家自己曾说过：“我在早年曾受萨德·迈卡维先生的一定影响。我很受他的影响，当时都是照他的样子发表作品。是他引导我去认知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 [1] 舍尔卡维1943年于开罗大学法学院毕业。早在1935年，他就开始写诗。先是写古体诗，后改为写自由体诗。1943年起，陆续在报刊发表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土地》（1954）、《坦荡的心灵》（1956）和《农民》（1968）。
《土地》是以20世纪30年代初伊斯梅尔·绥德基执政时代为背景，小说的叙述人（即第一人称的“我”）当时是小学刚毕业，正准备上中学。《坦荡的心灵》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初，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时期的埃及农村，小说的叙述人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而《农民》的故事情节则是发生在1965年冬，叙述者是位早已投身于社会、在开罗工作的作家。作家不止一次地说过，小说的基本事实不是虚构的，而是他目睹过的真事。三部小说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埃及农村悲剧，揭示了贫雇农、小土地所有者同他们的敌人——本国或外国的封建地主、反动政府以及革命后篡权的政治投机家、阴谋家的斗争，歌颂了广大农民群众与一切正直的人们在这一次又一次斗争中团结一致显示出的力量。
《土地》是写政府为照顾一个“人民党”议员、封建庄园主的利益，强行削减农民的灌溉用水，致使田里的稻秧、棉花濒于枯萎。农民想通过地主向首相转呈他们要求恢复合理用水的呈文，却被地主偷梁换柱，变成要求修一条经过地主家门的公路的呈文，结果，农民们非但没有争取到水，反而招来农田被破坏以修筑公路的横祸。小说一扫埃及早期小说的那种以个人爱情生活反映农村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田园诗的情调，通过诸如热血青年阿卜杜·哈迪、刚直不阿的村警队长艾布·苏维利姆及其女儿娲赛法、农村爱国知识分子、老校长哈苏纳等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像和他们的生活、斗争，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埃及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小说一问世，就在阿拉伯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一部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划时代的力作。
《坦荡的心灵》则主要通过老穆台瓦里的儿子青年农民加尼姆与邻近的意大利女庄园主及其以村长为首的走狗之间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埃及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女庄园主的管家（也是洋人）企图以洋人的特权霸占老穆台瓦里家的草料场，全村农民都支持加尼姆与外国庄园主斗争。但外国女庄园主却仗势暗中向当局诬告加尼姆捣乱、肇事，于是当局竟下令要逮捕加尼姆并将其流放山区。村长趁机要向老穆台瓦里敲诈勒索100镑钱，遭拒绝。于是保安队下乡来逮捕加尼姆，结果扑了空。全村农民，包括曾与加尼姆昔日有芥蒂的人都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保护、藏匿加尼姆。
《农民》则反映了革命后，农村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息。没落封建地主的后代雷兹格·贝在革命后，进行政治投机，当上了社会联盟书记和农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主任。他与土改检察员勾结，使得土改检察员用倒填日期的手法将20费丹最好的地归于他的名下，而以次顶好，把一些贫瘠的土地换给那些原来分有好地的贫农；合作社监察员则利用职权让合作社的农机免费为雷兹格·贝干活，而把费用负担转嫁到小农头上。乡社盟的两位具有正义感的成员阿卜杜·阿泽姆与阿卜杜·迈格苏德希望开会公开讨论这些事。雷兹格·贝却依仗权势拒不同意，并利用自己与有关上级的关系在村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又进行诬告，致使阿泽姆与迈格苏德遭到逮捕。小说反映了革命后，特别是在权力中心掌权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
《土地》《坦荡的心灵》和《农民》被认为是埃及农民的三部曲。
舍尔卡维的《后街》（1960）被认为是爱国主义抵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土地》（1954）、《小小的梦》（1957），也多以农村为背景，以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为主题。诗剧《加米拉的悲剧》（1962）、《青年马赫兰》（1966）、《我的故乡阿卡》（1969）、《侯赛因在战斗》（1971）、《侯赛因殉难记》（1971）等，多以民族解放斗争或以历史影射现实为题材。作家1974年曾获得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
尤素福·伊德里斯1951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医学院，曾做过医生、卫生部监督员，后成为专业作家。
尤素福·伊德里斯从1950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最廉价的夜晚》《英雄》《难道不是这样吗？》（1957）、《声誉事件》（1959）、《天涯海角》（1961）、《黑军人》（1962）、《指猴的语言》（1966）、《肉屋》（1972），中长篇小说有《白女人》《罪孽》（1959）、《过错》（1962）、《男人与公牛》（1964）、《爱情的故事》（1969）等。
此外，他还是位剧作家，写有剧本《法尔哈特共和国》《棉花大王》（1957）、《紧要关头》（1958）、《人间喜剧》（1966）、《不男不女》（1971）等。尤素福·伊德里斯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曾说：“我们要求作家首先是使者，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要有目标和使命感。没有这一点，他们将达不到任何优秀水平或并不优秀的水平。小说本身并不是价值，人、爱情、生活才是价值。小说是对一种价值、一种使命的表达。只要作家的信仰不是优秀的，那么他的表达就将一直是无能的，僵滞的。” [2] 他遵循现实主义风格，颇像俄国的契诃夫，诊断社会、政治中的各种弊病，剖析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问题，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被认为是当代埃及和阿拉伯文坛第一流的作家。
尤素福·伊德里斯作品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发表于1957年的中篇小说《罪孽》，是“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小说深刻地反映了革命前农村最底层——短工的悲惨生活。故事以在水湾边上发现一个死婴为线索，设下悬念——这是谁犯下的罪孽？又是为什么呢？经过几天的查询，发现杀死婴儿的正是婴儿的亲生母亲——从外地来打短工正在害产褥热的阿齐莎。原来，阿齐莎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由于身为雇农的丈夫积劳成疾，瘫痪在床上，阿齐莎只好挑起养家的重担。一天，她到地里去捡残留在土里的白薯，被地主的儿子趁机强奸并怀了孕。为了养家，她随人们到外地去打短工，由于怕丢丑，更由于害怕失去工资极为微薄的工作，她竭力遮掩，不使人们看出她怀孕的体形，并在7个月早产下婴儿后被迫把他闷死了。最后这个善良、纯朴而又懦弱的农妇自己也因不堪精神和肉体双重痛苦的折磨，而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小说形象地揭示了埃及革命前社会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农村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从而使人们深切地感到推翻这一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不过，尤素福·伊德里斯最擅长的还是短篇小说。
他曾说过：“谁看不到社会是个一时都不停地运动、变化、发展的活体，那他就是一个大傻瓜。语言、文学、艺术正是发展的社会的产物。正如社会是不断变化一样，它们也不断变化。” [3] 为了及时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短篇小说无疑是最理想的体裁。
尤素福·伊德里斯的短篇小说的特点是题材广泛，内涵丰富。他能抓住发生在埃及的一些城乡凡人小事，反映出对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如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短篇小说《廉价的夜晚》，就是写贫困的农村到处都是孩子，穷苦的农民在夜晚回家同妻子做爱，相互取暖，是最廉价的消遣方式，孩子一出生，他又会受到祝贺。从而揭示出“人口爆炸”产生的复杂原因，以警世人。
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全面透视社会症结的现实主义精神；细致地刻画种种人物典型形象而不重复；小说对话大胆使用土语，以显得小说更加真实、生动；使作品的民族性——个性，与世界性——共性统一起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借鉴、吸收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这些无疑是尤素福·伊德里斯创作的特点。
如果说，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长篇小说的泰斗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话，那么，短篇小说的魁首则是尤素福·伊德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