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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菲格·哈基姆被认为是埃及，同时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现当代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站在开创阿拉伯现代小说艺术的先驱行列，更是阿拉伯现代剧坛之魁首。
陶菲格·哈基姆生于亚历山大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父亲在农村中有很多田产，同时又在司法界任法官、法律顾问；母亲是土耳其贵族后裔。父亲想照自己的模式塑造儿子：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被送往开罗上中学，然后上法律学校。陶菲格·哈基姆自幼就明显地表现出他对音乐、戏剧艺术的爱好。他常追随那些流动剧团到各县巡回演出，混迹于穷苦的江湖艺人之中。
1918年，陶菲格·哈基姆写出了第一部剧本《讨厌的客人》。剧本以其深刻的政治寓意表明了年轻作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讨厌的客人”正是指英国殖民主义者：他们不请自来，又赖着不走。检查官似乎嗅出了作品的反英味道，因而禁止演出。1919年，当埃及政治舞台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英爱国斗争的活剧时，作家参加了这一斗争，并遭逮捕。获释后，陶菲格·哈基姆又先后写出了《未婚夫》《新女性》《阿里巴巴》等剧，是他最初对戏剧创作不成熟的尝试。
1924年，陶菲格·哈基姆在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父亲便把这个不肯安分的儿子送到法国去深造，期盼他能学成个法学博士。但陶菲格·哈基姆在法国的四年，并没有遵从父命专心学习法律，而是被西方的文艺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出入咖啡馆、音乐厅、歌剧院、剧场，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古典和现代的名家名著，特别是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和现近代的肖伯纳、皮兰德娄、易卜生、契诃夫等人剧作。他不仅阅读剧本，也钻研小说艺术的创作；并尝试用法语写成小说《灵魂归来》（后用阿拉伯语改写，于1933年发表）。
1928年，陶菲格·哈基姆归国后，在司法部门任职，曾任乡村检察官。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当时埃及贫苦农民，更清楚地观察到农村中的种种阴暗面。这一切为他以后创作的中篇小说《乡村检察官的手记》（1937），短篇小说集《艺术与司法忆旧》（1953）和剧本《交易》（1957）等积累了生活素材。
1934年，作家被调到教育部任调研司司长，后又任社会事务部社会指导司司长。在任职期间，他一直坚持创作。其中很多著作和文章由于针砭时弊、抨击当局，而常惹得上司恼羞成怒，扬言要对他惩处，但迫于舆论压力，往往以扣除其半月薪金作罢。1943年，由于不堪忍受官职带给他创作、言论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他辞去公职，以便能更加自由地从事他所喜爱的创作事业。不过，1951年他还是接受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职。埃及七二三革命胜利后，他曾任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戏剧委员会会长、埃及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剧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作家协会主席、语言学会理事等职。
陶菲格·哈基姆1958年曾获“共和国勋章”，1960年获国家表彰奖，1975年获埃及艺术科学院荣誉博士称号，1977年获地中海国家文化中心授予的“最佳文学家与思想家”称号，1979年获最高尼罗河勋章，并于1980年和1982年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陶菲格·哈基姆崇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但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世界文明是东西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遗产，他主张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要保持东方的精神。因此他说我们要学习西方人头脑中的东西，而要摈弃他们心灵中的东西。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也是我们的，我们要从中吸取一些，并补充进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他强调东方精神，珍惜古老的埃及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他反对因循守旧，曾大声疾呼：让我们伸出手来，不要受传统习惯锁链的束缚！因此，他终生在思想和创作上都不断地求新。
陶菲格是位思想家，他主张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他曾说：我不崇拜什么东西，也不敬仰什么人，我只是认真地看待一件事，就是思想。因为只有它才是闪耀在一座金字塔尖上的光明，这金字塔四边的基石是真、善、美和自由。只有这座金字塔才是我的存在中唯一永恒不变的东西。
陶菲格在《文学艺术》一书的开头曾提出他对文艺的看法：只有文学，才会发现和保存人类和民族永恒的价值；只有文学，才会带有并传承打开民族性和人性觉悟的钥匙……而艺术则是驮着文学在时间与空间驰骋的活跃而有力的骏马。
陶菲格是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都是多种多样的。他一生曾创作有七十余部剧本，此外，还写有小说、文论、杂文集等约50部，其作品多被译成英、法、俄、德、西、意、中等各国文字，其剧本也曾在欧美世界上演。
陶菲格·哈基姆最著名的小说是他带有自传性质的《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的手记》和《东来的鸟》。
如前所述，《灵魂归来》是陶菲格留法期间先用法文写成，后用阿拉伯文重写，分两卷，于1933年发表，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小说取材于作者在开罗上高中时期的一段生活。主人公穆赫辛从乡下来到首都开罗，寄居在两个叔叔家里。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堂叔——一个停职的警官、姑姑——一个其貌不扬、急待嫁人的老处女，此外还有一个男仆。叔侄们不约而同地都暗中爱上了邻居——一个退伍军官的女儿，但姑娘却另有所爱，嫁给了别人。穆赫辛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有些垂头丧气，全家也为此发生了一场风波，这时埃及1919年的革命爆发了。穆赫辛与全家人都抛弃了个人的烦恼和嫌隙，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反英爱国的民族革命的洪流中，为自由而战。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层象征主义的色彩。小说用幽默、诙谐的笔调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埃及城乡人民的社会风貌，并用穆赫辛叔侄一家象征埃及整个民族，指出这个民族是有着几千年古老文明和传统精神的。他们勤劳、朴实、坚韧不拔，内心深处蕴涵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内部虽难免发生龃龉，存有芥蒂，但却是一个利害相关、荣辱与共的整体；他们虽还贫穷、愚昧、落后，但一旦有“神”——一个英明的领袖起来召唤，这一民族就会振兴起来，那曾创造了金字塔奇迹的民族灵魂就一定会归来，再创奇迹。这就是本书的主旨。这部作品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
《乡村检察官手记》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小说取材于作者1928年留法回国后在乡镇任代理检察官的一段生活。作者用犀利、嘲讽的笔调，通过一位乡村检察官始于对一件农民杀人案的调查，终于将这一案件不了了之的“归档”过程，用12天日记的形式，对法官、律师、警察局长、宗教法官、检察官、乡长、形形色色的农民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述，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当时腐朽、落后的埃及社会，特别是埃及农村的状况。小说一方面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掌权的官僚们是如何贪赃枉法、强奸民意、草菅人命、残暴、狠毒而又昏聩、愚蠢，另一方面也描述了当时埃及农民的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听人摆布、任人宰割的悲惨可怜的境况。这是一部成功的社会批判小说，通过司法界黑暗的一角，透视出百孔千疮的埃及社会的种种弊病，好似一部警世小说，振聋发聩，引人深省。美国一家著名的文学月刊曾将《乡村检察官的手记》列入1920—1950年间问世的60部世界最佳作品之中。 [1]
发表于1941年的《东来的鸟》则取材于作者在巴黎留学（1924—1928）的一段生活：来自东方、性格内向的埃及留学生穆赫辛爱上了法国姑娘伊玛，但囿于东方的传统道德精神，他又非常拘谨，不敢敞开心扉，不敢大胆地追求、接近她；西方姑娘无法理解东方青年这种复杂的表达方式，因而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同时，小说还写了穆赫辛与侨居法国却憎恶西方物质文明、向往东方精神文明的俄国工人伊凡的友谊。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思潮频起，社会主义也刚出现。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小说，表现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撞击与矛盾。作者曾在该书前言中说：“今天的读者不应忘记，这部也许是那一时代最早涉及世界各种思潮和倾向的埃及小说所反映出的景象，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的那些年代中东西方世界的景象：那时，世界由于一些新思想的出现而动荡，同时，各种倾向、信仰和传统相互撞击，欧洲的思潮很快转向古老的东方，而古老的东方也时而以一种神秘的形象，时而又以一种精神理想充满欧洲的头脑，同时，朦胧的社会主义实验也还没有揭示出结果，甚至还不能让那位住在西方的工人完全放心……” [2] 这段话也许可以作为这部小说颇好的注解。
陶菲格·哈基姆最大的成就是在戏剧创作方面。他为埃及、阿拉伯的现代散文剧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手中，阿拉伯戏剧日臻完善，走向成熟，并可与现代世界最优秀的戏剧相比美。
陶菲格·哈基姆在留法期间，深受肖伯纳、易卜生等戏剧大师的影响；回国后，他企图摆脱当时种种政治党派之争，而专心思考一些有关整个人类永恒的问题，于是，在他笔下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哲理剧。
这类哲理剧的特点是借用一些古代的神话故事、宗教传说，赋予新意，用借古喻今的方法阐述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类剧反映的是思想、哲理，而并非是现实事件与人物。写这种哲理剧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演出，而在于供人阅读、深思。因而剧中人物、事件、细节往往写得缺乏戏剧效果，不太适于演出。
陶菲格·哈基姆在戏剧方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写于1929年、发表于1933年的哲理剧《洞中人》。剧本取材于著名的宗教传说七眠子的故事。作者据《古兰经》中“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第四个是他们的狗。’”（《古兰经》18：22）一语，将剧中主人公写成三人。他们在古罗马时代，为逃避宗教迫害，躺进一个山洞中，沉睡了309年，醒转来，还以为只睡了一夜。重新回到社会中去，虽由于时代变迁，他们被当成圣徒，到处受到尊敬，并过上非常舒适的物质生活。但时过境迁，三百余年的变化，使他们这些生活在过去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人物，处处与新时代、新环境产生矛盾；当年与他们休戚相关的亲朋友好已不复存在了，往日的理想、追求也已破灭。他们感到在新的现实中无法适应，而宁愿回到洞中死去。作者试图释阐人与时间的矛盾与斗争，说明人受时代的制约，谁落后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就无法生活下去。
剧本出版后，埃及文豪塔哈·侯赛因曾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这一剧本的问世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是阿拉伯文学中创作出的第一部真正可以称之为剧本的作品；可以说它丰富了阿拉伯文学，为这一文学增添了一笔从未有过的财富，可以说它提高了阿拉伯文学的地位，使这一文学毫不逊色于古今的外国文学。” [3]
如果说《洞中人》的主题是要说明人与时间的斗争，人无法摆脱时间制约的话，那么作家发表于1934年的第二部哲理剧《山鲁佐德》则是说明人与空间的斗争，人终归摆脱不开空间制约的悲剧。剧本以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主架故事的主人公——国王山鲁亚尔和成了王后的聪明、美丽的山鲁佐德为剧本的主要人物。故事从《一千零一夜》的结尾写起：山鲁亚尔听过山鲁佐德讲的各种故事后，受到很大启发。他变得渴求知识，希望了解世界及其奥秘，不再追求物质及肉欲的享受。他想摆脱感情的束缚，只听凭理智的指导，离开自己所在的现实空间，到世界各地周游，追本穷源，去探求世上种种事物的真相与本质。但实际上，他好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感到惶惑不安。他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皇宫，却发现王后与一个黑奴私通，这才觉得世界并不那么理想，地球好似一个旋转的监狱，人无法超越空间，脱离现实。
发表于1942年的《皮格马利翁》也是一部著名的哲理剧。故事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潜心于艺术的名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创作了一尊美女的塑像，并爱上了她。她求助于女神维纳斯，使塑像有了生命，遂与她结为伉俪。原神话故事本来到此结束，但剧作家却接着引申：艺术要求的专心致志与饮食男女的人生诱惑之间产生了矛盾，使得皮格马利翁再次要求维纳斯女神让美女恢复成塑像，当女神满足了他的要求后，他却又心猿意马，六神无主，绝望中打碎了塑像。作家企图通过这一悲剧，表达自己的亲身感受，说明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矛盾。
除哲理剧外，陶菲格·哈基姆还写有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剧，如出版于1950年的《社会舞台》一书中就收有21个这类的社会剧。《昼夜之间》写一次内阁倒台时，一位大臣的未婚女婿和办公室主任都急于摆脱与这位大臣的关系，他们在背后诋毁他，深怕自己会因同这位下台大臣的关系而倒霉。但一听说新组成的内阁名单上又有那位大臣，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对他拍马溜须，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昼夜之间，两副嘴脸。短短的一出喜剧把世态炎凉、势利小人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勤必有福》是一出一幕三场的喜剧。职员谢尔班勤勤恳恳，工作从不拖拉，每天都抓紧时间处理好大堆的文件，上司却只看到他工作之余在休息，认为他偷懒，提职时没有他的份儿。后来，经朋友指点，他让需要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叫嚷人手不够，结果，增加了人员，他倒升了官。《细嫩的手》（1954）写原来的贵族、知识分子如何在革命后社会、生活变化面前，由狼狈、不适应，到渐渐适应的过程。
作家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社会剧发表于1956年，题为《交易》。作家在剧中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革命前农村的人物形象：有地主，有农民，也有可憎的高利贷者，还有大胆、泼辣的村姑。可贵的是剧本写出了农民由于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所以在为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剧情起伏跌宕、引人入胜，针砭时弊，妙语横生。在开罗上演时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被认为是埃及剧坛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
如前所述，陶菲格·哈基姆在艺术创作中是个永不满现状而勇于创新的人。他曾借鉴梅特林克（Mauriee Maeterlinck，1862—1949）的象征剧、季洛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对希腊悲剧的新编以及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1909—1994）的荒诞剧。他试图将戏剧与小说形式结合起来，称之为“戏剧小说”，即小说中包括大量戏剧式的对话。出版于1967年以20世纪60年代埃及的政治舞台为背景的《不安的银行》就是这种文体的尝试。此外，他还写有荒诞派的剧本《喂，上树的人们！》（1962）、《人人有饭吃》（1963）等。
陶菲格·哈基姆被认为是一位语言大师。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的语言都非常幽默、诙谐、生动、形象、通俗、流畅，颇有些像我国小说家、戏剧家老舍先生的语言。为解决阿拉伯语标准的书面语言与口头的方言土语严重脱离的问题，他曾提出要用“第三种语言”，并在自己的剧作中加以实践。他使用的这种“第三种语言”通俗易懂，合乎正规语的语法规则，又可把它用土语的发音方式变成人们日常用的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