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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哈·侯赛因是埃及，也是阿拉伯世界现代最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思想家之一。他虽出生于穷乡僻壤，又自幼双目失明，但却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在黑暗中，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顽强、执着地探索、追求、前进。最后，终于成为一名著作等身、享誉国内外的作家、学者，被人尊称为“征服黑暗的人”，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
塔哈三岁时患眼疾，被庸医所误，致使双目失明。父亲把他送往私塾，习诵《古兰经》，以求将来成为“诵经师”而谋生。塔哈自幼聪明过人，除背诵《古兰经》外，他还学习过不少古代诗文，并从民间说唱艺人那里听过很多民间传说故事，这些大概就是他受的启蒙教育。1902年他随兄赴开罗，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当时，爱资哈尔大学是一个维新与守旧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中心。正是在这里，赛义德·迈尔赛菲先生教授的文学课（在爱资哈尔大学被认为是“皮毛课”，以与宗教的“精华课”区别）引起塔哈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阿布笃、主张妇女解放的卡西姆·艾敏和力主改良、维新，提倡言论自由的思想家艾哈迈德·鲁特菲等在校内外都曾对塔哈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1908年，塔哈开始在新创建的埃及大学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课，并在夜校补习法语。埃及大学是一所新型大学，所授的新课程、新思想，使塔哈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1914年，他以研究阿拔斯朝后期著名的盲诗人艾布·阿拉·麦阿里的论文《纪念艾布·阿拉》而获该校第一个博士学位。论文因观点新颖、大胆，论证严密，史料翔实而获好评。论文表明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掌握了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有卓越的治学才能，从而使年轻的作者声誉鹊起，名噪一时。
同年，他被学校派往法国留学，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约一年后，即1915年，他因赞助其留学的母校经济拮据而被召回。3个月后，经一翻周折，他再次赴法，分别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他曾广泛涉猎世界文学名著，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近代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学、哲学。在法留学期间，作家结识了一位名叫苏珊的姑娘，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得到了她很大的帮助，两人相爱，结为伉俪。
1918年，塔哈以论文《伊本·赫勒敦的社会哲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塔哈·侯赛因离法返国，先后在埃及大学教授希腊、罗马史和阿拉伯文学，并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杂文，投入了当时文化战线上维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在这一期间，他曾大量翻译、介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近代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文学、文化成果，以使埃及、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欣赏、借鉴这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借以推动阿拉伯文学、文化复兴运动的进程。
他翻译出版了《希腊诗剧选》（1920），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的制度》（192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教育精神》（1922），介绍了法国一些名剧作家的作品《戏剧故事》（1924），发表了评传《思想领袖》（1925）。此后，他还翻译过拉辛的名剧《安德罗玛克》，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纪德的《忒修斯》等名著，并主持了《拉辛剧作选》和《莎士比亚剧作选》的翻译工作。
与此同时，塔哈·侯赛因还利用他从西方学到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阿拉伯文学遗产，并重新加以评价。1926年他的《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塔哈·侯赛因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属性。他介绍了部分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他在这本书中采用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系统的怀疑论”方法和认识上“唯理论”的观点，对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歌进行了研究，从历史、语言、艺术性等方面加以分析。
结果，他对这些诗歌的真实性及其价值表示怀疑，认为它们大多是后人伪托的赝品。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对于那些惯于抱残守缺、陈陈相因的经学院的学究们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引起的震动和反响是作者始料不及的。论敌们紧紧抓住行文中几段有关宗教的问题大做文章，认为塔哈·侯赛因简直是离经叛道，亵渎伊斯兰教和先知，从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他口诛笔伐，进行围攻，并要求议会对他进行制裁，宣布该书为禁书。后来由于政府出面干涉，塔哈·侯赛因作了某些妥协，并一度去欧洲避难，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塔哈·侯赛因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于1929年、1934年曾两度出任埃及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40年代曾任亚历山大大学校长，1950—1952年任教育部长，在任期间，签署了免费教育法令，从而实现了他的“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塔哈·侯赛因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胜利后曾任埃及作协主席，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共和国报》主编等职；雅典大学、牛津大学、罗马大学、里昂大学、马德里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剑桥大学等七所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1949年他获得国家文学奖，1958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65年获尼罗河勋章；他曾两度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家逝世于1973年10月28日，享年84岁。
就在他逝世前一天，联合国宣布授予他在人权方面有最杰出成就的名人奖。
塔哈·侯赛因一生不肯随波逐流、趋时媚俗，不肯向命运屈服，不肯向权贵低头，不肯向传统势力、保守思想妥协。早在他出国留学之前，他就受到改良、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站在这一营垒内，以在报刊上发表论文的形式参加战斗。当他留学归国后，更是很快就成为埃及、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旗手与领袖。
塔哈·侯赛因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向西方现代文化、文学借鉴、学习，但并不主张照搬欧洲的一切，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是要互补的，应当相互交流，既要“拿来”又要“给予”。他反对复古守旧，但同样反对全盘否定阿拉伯古代文化遗产，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借鉴应与发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有取有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有关文艺批评思想已打破了当时封建的复古守旧思想的框子，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宗教偏见的束缚，从而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了新的文艺批评标准，对阿拉伯各国的现代文学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塔哈·侯赛因对阿拉伯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
塔哈·侯赛因是位多产的作家，留下70多部著作。1974年黎巴嫩图书社曾出版《塔哈·侯赛因全集》，共19卷，内容包括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政治、教育、宗教等诸方面。如文论《哈菲兹与邵基》（1929）、《谈诗论文》（1936）、《与穆太奈比在一起》（1937）、《文学与批评》（1945）、《星期三谈话录》（三卷，1925—1957）、《争论与批评》（1955）、《批评与改革》（1956）、《我们的当代文学》（1958）等。其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日子》。
《日子》共三卷，分别发表于1929年、1939年、1962年。
《日子》最早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1926年的《新月》月刊上，1929年才出单行本。第一卷是写作家的童年时代，描写了在帝国主义侵入和封建统治下，埃及的贫穷、落后、愚昧的情景。第二卷集中地记述了作者在爱资哈尔大学的学习生活，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在文化教育领域内主张改良的革新派同封建势力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埃及大学一成立，他就迫不及待地入学听课。第三卷则记述了作者进入这所新式大学后，如何如鱼得水般地汲取新思想、新知识，使他视野大为开阔；还记述了他赴法留学的经过，他在法国的学习生活和传奇式的爱情。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及他对幸福、光明的追求。
综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日子》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变革年代中的埃及社会为背景，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感受和成长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改良和文化启蒙运动中，如何从朦胧中逐渐觉醒，要求进步、民主和科学；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埃及社会的封建、守旧、愚昧、落后的状况，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小说以对历史的真实描述，使它具有认识价值；又以其批判意识和改革意识，使它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
《日子》这部文学作品，在艺术方面也具有很多特点：
第一，是它的体裁：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不单纯是自传。它不是流水账式地按年代去写自己经历的生活，而是恰当地选择了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并精心安排，加以描述，详略有致地为作者既定的主题服务。同时，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件、引人入胜的故事，绘声绘色、细腻形象的描述，这一切使它具有小说的特点。对这些人和事，作者又以具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进行褒贬、评论，甚而从社会角度、心理角度详加分析，使它又有些像具有论证色彩的研究论文和报告文学。
第二，作者将对自己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的追述与整个社会风云变化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对比的手法，写出新旧两种、两种思想的斗争，从而使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第三，从叙事方式上看，《日子》像是自传体小说，但通篇叙述用的是第三人称，而不是第一人称，好似作者谈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可以让作者与书中的自己拉开一个距离，以便站得更高一些，客观、自由地对书中的人和事进行描述、分析和评论。作者在书中有意地不写出人名和地名，使这部小说描写的人物、事件、环境更带有典型性。
第四，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浓厚的抒情意味。作者时而用抒情笔调、娓娓动听的语言，描写一个双目失明、正直、善良、敏感、自尊、要强的孩子在寻求光明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令人读后不禁会洒下同情的泪水；时而又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漫画式的手法，绘声绘色地刻画出那些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招摇撞骗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使人读后忍俊不禁。
第五，语言特色：《日子》像塔哈的其它散文作品一样，语言清新流畅，音韵和谐。他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句，但通过多用同义词、近义词，讲究对比、重复，多用短句且讲究押韵等手法，使得他的散文有一种音乐美。他的散文这种独特风格，被人认为是“平易而难及”的风格。
除《日子》外，塔哈·侯赛因其它具有较大影响的小说还有中篇小说《鹬鸟声声》（1934），写出了在愚昧、落后的封建传统礼教以及各种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埃及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作者对身受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对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予以无情的谴责和鞭笞。这部作品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
心理分析小说《一个文人》（1935），描写了作家的一位同乡、朋友和同学与他一起在埃及大学和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这位同学性情孤僻、乖戾，为了达到留学的目的，他休了爱妻，在国外求学过程中又拈花惹草，时而发奋上进，时而又堕落沉沦，最后终于身心交瘁，精神分裂。
《山鲁佐德之梦》（1943），借用《一千零一夜》女主人公山鲁佐德在1009夜至1014夜梦中向国王山鲁亚尔讲的有关精灵公主法蒂娜与她的众多求婚者的神话故事，阐述了作者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列强为各自利益而进行战争的思想。
《苦难树》（1944），反映了陈腐的传统习惯势力、封建迷信思想和包办婚姻带给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
短篇小说集《大地的受难者》（1948），通过11篇故事和论述，指出当时埃及人民如何在贫穷、落后、愚昧、疾病、奴役的苦难中挣扎，指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公。作品出版后不久，即被当局宣布为禁书，作者亦被指控为“共产党”，该书的观点由此可见一斑。
塔哈·侯赛因的小说多以反对封建、保守、愚昧、落后，提倡科学、民主、进步、革新为主题。但作品中往往夹杂大段的评论、分析，而缺乏对具体形象、故事情节生动、细致的描写。很多地方更象是语言优美的散文，而不像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取胜的小说。这些大概与作者的双目失明，影响了对事物的观察，而使他更善于思索，更讲究理性和语言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