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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情况相仿，直至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散文仍未完全摆脱阿拉伯近古时期以来崇尚的那种病态的文风——形式上讲究押韵、双关、谐音、对偶，追求骈俪、雕饰；思想、内容却狭隘、干瘪，空洞无物，脱离现实。不过有些先驱者，如前面提到的塔赫塔维，除翻译外，还开始以其著作对埃及和阿拉伯人民进行启蒙。在这一方面，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披沙拣金记巴黎》。
《披沙拣金记巴黎》是塔赫塔维将其留法期间（1826—1834）所见所闻记录成书，首次印行于1834年。全书包括序言和6篇正文，每篇正文又分若干章。书中谈到派他们留学的目的；谈到法国人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谈到了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也分析了致使他们先进发达的原因；书中引述了法国宪法，并加以评论。
作者的目的在于呼吁故步自封的本国封建统治者，唤醒沉睡于愚昧、落后的人民起来进行改革，以跟上世界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在表述形式上仍未完全摆脱讲究骈偶、押韵的羁绊。
散文的真正复兴与昌盛同诗歌一样，也始于19世纪下半叶。阿拔斯朝伊本·穆格法、贾希兹等人作品的印行和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引进，使文人们通过比较，认识到近古以来崇尚的那种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文风症结之所在，而开始追求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的文风，并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反映现实，反映时代精神。
民族意识的复苏，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及其走狗，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涨，都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和发展。很多著名散文作家、演说家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是改革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领袖。而这一时期纷纷创办起来的形形色色的报刊，则为散文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客观上也为其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散文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随着报刊的兴起而引进的“杂文”这一形式。它能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变化和社会倾向，明确地阐述作者的见解和观点，以短小、犀利见长。再者是阿拉伯传统的散文形式——演说辞。演说家往往借节日、群众集会时机，向民众进行宣传、鼓动，提出改革的主张，发出战斗的号召。
此外，还有文艺散文和科学小品等。散文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同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诸多尖锐问题，并积极鼓动人民起来进行改革与斗争。其代表作家有穆罕默德·阿布笃、穆斯塔法·曼法鲁蒂。此外，还有穆斯塔法·卡米勒、卡西姆·艾敏等。
穆罕默德·阿布笃生于布海拉省马哈拉纳斯尔镇。自幼习诵《古兰经》，受传统宗教教育，1866年入爱资哈尔大学。1871年始，师从阿富汗籍的泛伊斯兰主义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提倡泛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侵略，被认为是哲马鲁丁最得意的门生。1877年，阿布笃获爱资哈尔大学学者学位，并留校任教；翌年任教育学院历史教员。1879年，哲马鲁丁被逐出埃及，阿布笃亦返回故乡。次年，他应聘主编《埃及时事报》，利用该刊积极宣传反抗英、法统治，鼓吹进行社会、宗教改革。1882年，因参与奥拉比起义，英军占领埃及后，被监禁三个月，后又被逐出境。1884年，他去巴黎，与其师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合办《坚柄》月刊，继续进行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专制、主张宗教改革的宣传，引起英、法当局不安。《坚柄》月刊仅出18期即被查封。随后，阿布笃去贝鲁特，从事教学工作。1888年，他回埃及，在司法界任职多年，曾任上诉法院大法官；并曾去法国、瑞士等地讲学。1899年，任埃及穆夫蒂（伊斯兰教典阐释官），直至逝世。
阿布笃被认为是埃及和阿拉伯近代文学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宗教改革家，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倡导者，终生抱有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的热忱。他提倡思想自由，反对迷信、盲从、保守、僵化，企图使伊斯兰教与当代社会协调一致：既保留伊斯兰教本身的原则和价值，又要掌握当代文明和世界文化的新成就。
他主张根据时代与社会条件的变化，以新的观点来重新解释伊斯兰教义，改革陈规陋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增强其活力，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他曾在《金字塔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提倡现代科学技术，以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他曾说：闭耳不闻和脱离科学，在蒙昧时期是可以的，而在现时代则是不容许的。他继承了古代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论观点，企图调和理性与宗教，以理性论证信仰，认为《古兰经》尊重理性，《古兰经》命令我们用理性去观察宇宙现象及其定理，以谋得对于《古兰经》之教训的确信。在1881年，他在支持奥拉比起义期间，曾写有三篇论文，引用《古兰经》和《圣训》，详细地论述了像西方议会制那样进行民主协商本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本来面目，摆脱种种宗派、功利主义的影响，还号召各地穆斯林团结起来，坚持宗教原则，反对殖民主义侵略。
阿布笃在阿拉伯近代散文发展方面的地位与影响，与巴鲁迪在阿拉伯近代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颇为相似，起了一个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作用。他有较深厚的阿拉伯古典文学的功底，熟谙阿拔斯王朝的伊本·穆格法、贾希兹和近古时期的伊本·赫勒敦等人的作品和文风；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流亡前，读过各种翻译书籍，流亡期间又学会了法文，这些都为他在散文方面的推陈出新创造了条件。
他开始在《金字塔报》发表的文章还带有当时崇尚的骈偶、雕饰文风的痕迹，后来在他主编《埃及时事报》时，则完全摈弃了那种无病呻吟、空洞无物、华而不实，只讲究押韵、雕琢、藻饰，不重视思想内容的旧文风。他使报刊杂文自成一体，使其内容密切贴近政治、社会生活，随时代脉搏跳动；文字通俗、晓畅、生动、活泼、清新、自然，但又不失严谨、典雅。
曼法鲁蒂，全名穆斯塔法·曼法鲁蒂，除了如前所述，是位林纾式的翻译家外，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散文大师之一。他生于上埃及的曼法卢特县的一名门显贵之家。童年在书塾学习《古兰经》，后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约10年，于1897年毕业。其间师从穆罕默德·阿布笃。他酷爱文学：一方面，他精心研究过阿拔斯王朝的古典诗文；另一方面，他又细心阅读过其师阿布笃及同代人的大量著译；他曾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杂文和著译结合的短篇小说，是当时《穆艾叶德报》最著名的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如果说，在诗歌方面，巴鲁迪是承上启下的“复兴派”先驱，邵基是其继承者，并使这一“新古典派”诗歌艺术达到高峰的话，那么，在散文方面，阿布笃则与巴鲁迪在诗坛地位相似，而曼法鲁蒂则类似诗歌界的邵基。他师承阿布笃，使散文艺术臻于精妙，达到高峰。
曼法鲁蒂的散文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因陈袭旧，不矫揉造作，不追求骈俪藻饰；他一扫绮靡板滞、华而不实的遗风，而追求清新、典雅、凝练、流畅、音韵铿锵和谐、文字优美、独成一体的文风。从其散文中既可看出古代诸如阿拔斯王朝散文大师伊本·穆格法、贾希兹、赫迈扎尼等人以及某些著名演说家的影响，又可看出近代阿布笃、穆斯塔法·卡米勒等人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在艺术手法方面，他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
其散文的代表作是《管见录》和《泪珠集》。
《管见录》（1925—1926）共三卷，原为曼法鲁蒂1910—1920年期间发表于《穆艾叶德报》上的专栏社会性杂文，于1925—1926年结集出版。文集的主要内容是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了当时社会种种黑暗、腐败现象：富者为富不仁，穷者啼饥号寒，贫富悬殊；呼吁平等、正义、博爱；要求社会改良。因内容多取材于作者周围生活，作家又注重感情色彩的渲染，故而很多篇章内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除社会内容外，文集中还有有关文学批评和伦理、道德的论述。但囿于作者知识面较狭窄，其文学批评缺乏全面分析，不够深刻；在伦理道德方面，作者竭力主张维护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反对西方文明的浸染。但作者思想亦有偏颇处，没有认识事物的两重性，而对西方文明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
《泪珠集》出版于1915年。与其说它是一部散文集不如说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些故事是根据外国小说译写的，如《牺牲》就是根据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改写的。另一些故事则是作者创作的，如《孤儿》《面纱》《悬崖》《惩罚》等。
曼法鲁蒂基于其人道主义，主张社会改良的立场，创作与改写的故事多反映穷人饥寒交迫却安贫乐道，而富人锦衣玉食却荒淫无耻的种种社会现象。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悲观、灰暗的色彩，催人泪下却不能令人鼓舞。语言优美、典雅而又通顺、流畅。但往往平铺直叙。杂以作者大段的议论，缺乏人物性格、心理的描写、分析，故事性不强。这些作品可以认为是当时埃及短篇小说的萌芽，对后来一些作家的成长颇有影响。
当时的散文文风约有三种：一种是拟古体，仿照玛卡梅体的文风，文字讲究骈俪、雕饰、音韵和谐，显得矫揉造作，这种文风可以诗人邵基出版于1916年的散文集《金市》与陶菲格·伯克里出版于1912年的散文集《珠池》为代表。另一种文风则以鲁特菲·赛伊德为代表。他们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更为明显，文章也更加注重思想内容，而不追求文字优美典雅，去讲究骈俪、押韵。
曼法鲁蒂的散文则是介于这两种文风之间，兼备二者所长：其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与时代和现实密切联系；在语言文字方面，则显得典雅、和谐，故而成为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争相传阅的范文。
穆斯塔法·卡米勒生于开罗一名门望族。曾在法律专科学校学习，后去法国进修。这期间，正是奥拉比革命失败之后，卡米勒积极投身于民族启蒙运动，成为运动的领袖；并于1907年创建了“民族党”。他在国内外到处奔走、呼号，在《金字塔报》《穆艾叶德报》（意为《受拥护的报》）及其于1900年创办的《旗帜报》（1907年又创办《旗帜报》英、法文版）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并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演讲。
他继承并发展了“演说辞”这一阿拉伯传统的散文体裁，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是阿拉伯近现代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
他猛烈抨击英国占领者的种种罪行，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燃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怒火。这些演说辞和政论文的主要特点是言辞铿锵和谐，充满了激情，内容深刻，逻辑性强，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如他在1901年于亚历山大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曾说：
祖国啊，祖国！属于你，我的挚爱，我的心灵！属于你，我的存在，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鲜血，我的魂灵！属于你，我的头脑、喉舌，我的五脏六腑！这一切都非你莫属！你就是生命，啊，埃及！没有你，人们无法活下去！有些愚昧无知的人说我爱国爱得忘乎所以！可一个埃及人对埃及岂能不爱得忘乎所以？我无论对她爱到什么地步，都无法达到与她的美丽、她的庄严、她的历史、她的伟大相适应的程度……
卡西姆·艾敏生于开罗郊区，父亲是库尔德族军官。他曾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教法和教义，结识了著名伊斯兰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和萨阿德·扎格鲁勒（
Sa‘d Zaghlūl，1857—1927），并深受他们革新思想的影响。后留学法国，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法律，其间曾接触过尼采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等近代各种思潮，颇受影响。1885年回国后，曾在埃及司法部门任职，官至全国上诉法院顾问。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杂文，并先后出版了《解放妇女》（1899）、《新女性》（1906）等书。当时，即19世纪末，穆斯林妇女是否必须戴面纱是埃及社会最敏感的问题。那时埃及的面纱是连头带脸全蒙住的，女人不能抛头露面，接触男人。卡西姆·艾敏则在《解放妇女》一书中勇敢地指出：“妇女照现在这种样子戴面纱，并非出自伊斯兰教的要求，让她们抛头露面也并非离经叛道。”除了面纱问题之外，他在书中还谈到了有关妇女参加工作和社会活动、多妻制、休妻或离婚等问题。他认为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向西方学习，认为那样做是同伊斯兰精神相一致的。他呼吁给予阿拉伯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让她们摘下面纱，从闺阁中解放出来，走上社会；并进而号召取消多妻制，承认妇女有要求离婚等权利。
他认为妇女的愚昧、闭塞和处于受屈辱的地位，是导致国家、民族愚昧、落后，影响国家振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并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等进行论证，认为诸如让妇女戴面纱等种种对妇女日常生活的禁条，都只不过是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偏见产生的陈规陋习，而在伊斯兰经典中找不到法律根据。他说道：有些人会说我今天发表的这些意见是标新立异。我要说，对！我就是标新立异来了。不过这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标新立异，而是对那些早就该改良的陈规陋习的标新立异。
在《新女性》一书中，卡西姆·艾敏再次强调“戴面纱、妇女幽居是当代一种不宜实行的风习。”他极力反对抱残守缺，而积极主张穆斯林妇女应向西方妇女学习，以适应时代。
阿拉伯著名学者艾尼斯·穆格戴西对卡西姆·艾敏做过这样的评价：
20世纪刚一破晓，在埃及就响起了一个声音，震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那就是卡西姆·艾敏的声音。他呼吁他的同胞以及穆斯林兄弟，必须让女孩子受教育，减轻面纱的束缚或是取消它，要对结婚和离婚定出法规，给妇女以社会权利与天赋的自由。他在呼吁这一切方面是依据了《古兰经》和《圣训》的原文：他试图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方式去诠释这些经文。当卡西姆·艾敏将他他的理由呈现于阿拉伯东方时，保守派对他进行了反击。他像每一个改良者一样遭到了保守者们的种种攻击，公众舆论对他的话也并不赞赏。对此，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曾有诗曰：
啊，卡西姆！人们的心都死啦！
他们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
直到今天他们迷误的面纱并未揭掉，
因此，你在呼吁谁，又在责备谁呀？！
不过卡西姆·艾敏并没有白费劲。他的呼吁还是鼓动了喜欢革新和自由的人们的心灵，于是他们在报刊，在家里，在集会时不断地谈起这个问题。
卡西姆·艾敏的杂文笔锋犀利，论事鞭辟入里，不蔓不枝，简洁流畅。他的这些有关妇女问题的社会性杂文，在当时保守派与改良派之间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影响很大。作家也因而被列为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中著名的启蒙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