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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通常被奉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最高境界。知识的学习和获取以及在行动中的应用和引领可以提高社会实践的效率和有效性。然而，如果知识本身不靠谱，那么应用和引领便无从谈起。如果管理学领域内相对靠谱的专业知识不能得到管理实践者的认可赏识和传播应用，仍然无济于事。本小节着重探讨管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管理人才和管理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大家对教育体系功能的一些常识性的错判。
所谓的高考逃兵：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园地，也是人才选拔的机制。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主要用于选拔和培养社会精英人才。只为逃避国内严格的选拔而盲目出国留学，也许并非明智之举。
管理学广义分工：管理学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有赖于杰出管理实践者、研究性大学相关系科、咨询公司、培训机构和媒体行业的专业分工与协作。
管理博士的使命：管理博士不只是一个头衔，或者升级版的MBA/EMBA。博士，主要是一种资质，能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资质。本文介绍管理学博士的种类和相关特征。
管理学人在朗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BiMBA商学院是中国管理教育领域的先锋和表率。本文评介管理学相关领域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沿革和前景。
“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任何东西足够地多以至于能够充分满足所有人对它的需求。”著名学者汤玛斯·索维尔如是说。教育资源，亦是如此。在任何社会和时期，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端教育资源，或曰精英教育资源，都是极为稀缺的。在某些大城市，学区房的单价已经在每平方米10万元左右，或者数倍于一个城市房市的均价。学校的好坏，某个特定教育资源的稀缺程度，看该学区的房价就可以了。毋庸置疑，无须辩驳。
但学区房主要还是针对按区划片就学的义务教育，顶多是给孩子打好小学和中学的底子，即所谓的不输在起跑线上。接下来问题又来了。高考怎么办？那可是硬碰硬的考试。当然，你仍然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塞进所谓的重点中学，甚至那些全国著名的升学率奇高的中学，比如，北京人大附中、河北衡水中学、湖北黄冈中学、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等。
上重点高中，这就不仅仅是学区房的问题了，也不仅仅是钱和“关系”与“路子”本身自然能够解决的问题。首先，孺子应可教。你的孩子得基本上是那块料。否则，人家再好的学校铆劲儿也不能把你孩子弄进三本，这不是砸人家的牌子吗？！这种赔本的买卖，那些著名中学们是不会去干的。即使是在合理合法（或者打政策擦边球）的前提下对外招收的高价班级里，人家也不会弄些资质不够的考生进去。其前提是，学生得有足够好的资质和潜力，具有按照常规经验判断可以考上一本的实力。当然，个别关系特别硬的家庭除外。
据报道，今年衡水中学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总共119人。毕竟，这些学生是通过衡水中学这个途径考上或者被推荐进入这两所著名高校的，因此我们无须怀疑衡水中学的教育水准，它肯定是优秀的，至少是不输于竞争对手的。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仍然可能挥之不去。那就是，如果你把衡水中学的这些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孩子分散到其他学校（那些说得过去的或者足够好的学校），他们大概照样能够考上清华、北大或者其他理想的大学。衡水中学只是先为著名高校筛选了一下人才，为他们进行了初次选拔与把关。也就是说，重点中学本身也是一种选拔机制。
大学更是一种选拔机制。通常情况下，它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具有潜在学习能力的学生、智商比较高的人才。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录取率在3%至5%，能够上大学甚至上大专和中专的学生，都是精英人才。后来大学扩招，实际上，也只有老牌的重点大学，包括985和211级别的重点大学，才会一如既往地具有含金量。很多所谓的本科，其教育水准可能还不如以往的中专或者电视大学，既没有学术含量，也没有职业专长。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也在意料之中。对于这些大学生而言，与其在一个三线城市的三流大学煞有介事地学习“国际金融”等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还不如去蓝翔技校学习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和技能。
大城市的考生，处境也同样尴尬。在北京，高中应届考生中被大学录取的比例是80%以上。除非你根本不想上大学而故意考砸，基本上是只要你能喘气儿你就能上大学。如此，大学的选拔功能基本上荡然无存。教育资源不再稀缺。同理推论，这种非稀缺资源下调教出来的学生成为稀缺资源和精英人才的几率，亦是微乎其微。大家总爱以高分低能为借口调侃那些重视学习的学校和学生。殊不知，高分高能的现象远比高分低能常见。而低分高能的现象则是至为罕见。经过系统选拔的人员，其成才率自然要高出未经选拔而单打独斗、自学成才的人员。
在大学里，至少在那些比较职业化或者相对市场化的学院和专业里（比如商学院的市场营销专业）或者研究生院的某些高层次专业项目中（比如计算机工程专业），大学及其研究生院更是为雇主提前进行了一次筛选。雇主根本不需要四处海选，只需去某些著名高校据点蹲坑把位、伺机撒网捕鱼即可。可以说，对于高层次精英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而言，大学的人才筛选机制近期内无可替代。别无他途。
现如今，很多富裕家庭动辄抱怨中国教育死板或者竞争激烈，一心要让孩子走国外留学的捷径。除非你上的是普林斯顿、加州理工这样的国际名牌，毕业后可以全球游走。否则，许多出国留学者非常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境地：既没有受到一流的国外教育，也丢失了国内的人脉、感觉和见识。到国外二、三流大学混上几年，英文和专业课都没好到哪儿去，在当地也留不下来、融不进去。回到国内，自认为是留学生，还要弥漫一些优越感。实战比不上蓝翔，实力比不上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各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一看你的简历，马上就知道你是高考逃兵。PASS！
无疑，在国内很多地方，高考是残酷的，竞争很激烈。你可能以为把孩子送到国外，可以少受折磨，让他（她）心灵更自由，发展更从容。这些都不过是良好的意愿或者不着边际的臆想。现如今有实力供养孩子在国外读书的多了。通过中介出去留学，买到的普通的国外文凭，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不算是什么稀缺资源。
一个中国学生，没有参加过中国高考，其人生是不完整的。你逃避了一次选拔。你回来就业，最终还是要再被选拔的，而且是要跟已经被中国高考选拔过的人去竞争。更残酷哇！
（本文编辑修订版曾以“应试教育又何妨？”为题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5年第10期马浩专栏。）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全球范围内不过是最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在中国也就是最近三十年的光景。管理学知识的创建和传播，有赖于多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叉融合。这些参与者包括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咨询公司、培训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本文旨在阐释这些不同类型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及其在管理学知识创建与传播过程中的贡献（如表1所示）。
表1 管理学知识创建与传播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角色特点
可以说，多数社会科学的所谓理论都是滞后于实践的，是对某些既有现象与问题的发现捕捉、归纳梳理、反思总结、抽象提升，属于某种回溯性的理性再造、逻辑重建。管理学也不例外。
最早的管理学理论贡献，正是来自管理实践和职业管理者。管理学先驱亨利·法约尔曾经是矿业工程师、职业经理人。他在退休之后总结出来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影响了西方大学管理学基础课程长达一个世纪。此类贡献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践与总结。
而在管理学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他们的主要角色则是学习和应用：学习前人的经验，研读科学社区的成果，参加培训，使用咨询服务，关注商业媒体动向等。比尔·盖茨曾经坦言，对他影响巨大的一本书便是斯隆在1963年写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通过研读历史、对标学习、更新知识，管理者可以推动最佳实践的传播与应用。
通过严谨系统的科学研究所创建的管理学知识，那些基于科学方法论并通过同行双向匿名评审的研究成果，是学院派的立身之本。学院派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准确、及时、广泛地将自己的知识以易于管理者接受的方式传授给他们。营销4P理论、五力模型、核心竞争力等理论，堪称学术研究影响管理实践的典范。
大学管理学教育的另外一大职能是育才。教授可以将管理学知识和相应的研究与实践技能通过系统授课以及相应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而这些学生，则可能是未来的管理者、研究者、咨询公司顾问、培训机构人员、媒体从业者等。他们是未来的管理学知识的创建者和传播者。通过参与在岗经理人培训或者任职企业的管理顾问等渠道，管理学者不仅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传播管理学知识，还可以直接获取科学研究与新知创建的素材与灵感。
咨询公司，既是管理学知识的创造者，也是其应用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知识创建和积累，可以来自自己的系统研究，也可以来自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的发现和提炼，还可以来自与大学教授的合作。他们的知识传播，体现在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的应用与推广，也可以体现在他们公开出版的专著或者发表的文章。
典型案例包括麦肯锡与通用电气合作推出的GE麦肯锡矩阵、波士顿咨询公司提出的资产组合矩阵及其发现的经验曲线效应等。相比大学教授的基础性研究，咨询公司的研究往往更加倾向于实用，有益于为客户提供指导建议，为客户的具体问题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咨询公司还非常注重其专业性，专注于具体的行业、职能、问题和现象，将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系统的分类，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发挥和应用自己的专长。当然，咨询公司的另外一项重要职能，是为客户的管理层提供行动的外部权威借口以及必要的合法性。
培训运作，可以是大学机构的附属单元，也可以是咨询公司的副业，还可以是企业内部的职能。这里，我们主要把眼光聚焦在纯粹的商业性培训机构。它们的使命是将某些管理学知识大规模地、迅速地传输给既定的受众。此类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知识的传播，而不是知识的创建，甚至不需要任何创建，只是购买独家代理权，向受众灌输和兜售别人开发的标准内容，比如“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可以想见，此时从业者的主要职能应该说是表演，通过生动形象的表演，将预设好的信息有效地传输给受众群体。当然，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是对受众有所感染和激发，使他们在接受灌输和兜售的同时有所触动和启示，自觉地接受和应用所传输的知识，甚至能够触类旁通或者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
新闻媒体，也是管理学知识创建与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的主要职能是观察、报道、传播、督促。记者型的人才往往嗅觉敏锐，感受鲜活，习惯性地试图捕捉各类领域的前沿和趋势。他们追逐采访风口浪尖上的管理实践者，定期探寻科研社区的领军人物和学术新星，适时了解咨询公司和培训机构的最新作为。
通过相应的报道，媒体将这些人士和机构的动态及其管理学知识的创建传播给更加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也增进这些人士之间的相互了解。媒体的报道与传播，对这些相关的人士和机构同时也构成一种督促和提醒，使研究者更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使管理实践者更加关注最佳管理实践以及最新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使咨询公司和培训机构更好地把握大的趋势及其演变，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2013年11月18日）
管理博士：
管理博士乃是以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级别的学位，是该领域的终极学位（Terminal Degree）。根据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贡献的不同侧重，管理博士大致可以分为学术性研究学位（Ph.D.）和应用性研究学位（DPS），以及或许二者兼顾的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
哲学博士：
全球范围内，学术性研究的博士，通常被习惯性地统称为“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简称Ph.D.）。管理学院（商学院）的学术博士，可以按照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细分，比如金融学博士（Ph.D.in Fi-nance）或者营销学博士（Ph.D.in Marketing）等。
专业博士：
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也会授予一种“专业研究博士学位”（Doctor of Professional Studies，简称DPS）。DPS主要针对在各个专业领域有卓越成就的职业人士，强调实践知识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在工商管理领域，DPS与下述应用型的DBA是等同一样的。
工商管理博士：
国外的某些管理学院，也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简称DBA）。在某些学校，DBA跟Ph.D.是完全同样的要求，只不过称谓不同。在另外一些学校，DBA则主要注重应用型的研究和管理实践性知识的贡献。
求知承诺：
无论是Ph.D.还是DPS，或者是DBA，博士学位都代表着一个学科领域的最高学位。这种学位的获取，不仅需要良好的学术准备，而且需要系统的研习以及原创性的研究贡献。获取博士学位，是对自己不断求知和终生学习的终极承诺。
资质证明：
博士学位，也是一种必要的资质。它向世人昭示了你的学术承诺和相应的学术训练与研究能力，意味着你拥有在本学科进行研究、教学和咨询的基本从业资质。对于有志于在未来从事管理教育和相关服务的成功职业人士而言，管理博士是一个必备的资质证明。
专业自信：
你有机会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你的从业经历、经验感悟、成功的秘诀和失败的根源，近距离接触所选领域的经典与前沿的研究、重要的方法论，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传承，这将会大大增强你的学术自信和专业底气。
知识贡献：
管理博士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知识的创造。你的博士论文必须在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使你成为这个问题上全球最有资格发言的专家，在文献中留下你立言的名分。你的贡献将对同行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如下人士适合攻读管理博士学位：
喜好读书，热爱学习，有终生学习的意向。
有足够长期丰厚的管理经验或者较高的专业成就。
有良好的学术准备（硕士学位）和相应的学习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意愿和能力去做原创性的思考和研究，能够结合自身的实践和经验去创造新的知识。
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来解决自己的一些长期的困惑并将自己的感悟与同好者分享。
有志于从事管理教学和培训等相关的知识传授活动，帮助传播管理学知识和经验。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前两年）正常修课和（后两年）专心做论文。
管理博士不是后EMBA项目，也不是EMBA加强版，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不只是一个头衔，而且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对此学习过程本身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参与的人士不适合管理博士项目。具体而言，管理博士不适合如下人士：
对于知识学习和研究本身不感兴趣者。
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学业准备。比如，不具备哪怕是最为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
缺乏基本的沟通能力，无法有效地进行思想交流。
只愿意接受知识，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创造知识。只消费，不贡献。
愿意学习，但缺乏基本的管理经验和专业历练。
不切实际地希望通过管理博士的学习去直接解决某些项目实操方面的问题。
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对学习和研究的承诺。
（2015年10月21日）
岁在甲午，时值暮春。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卓然大气的朗润园，沈静深沉间裹挟着欣悦祥和。这里正在见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NSD）——20周年华诞。弱冠之年的CCER/NSD，青春意气，浩然勃发，对于以朗润园为学术家园的人，这自然是一个喜庆的季节。
一个机构在经历其重大里程碑事件之际，个中人等往往会刻意地稍事小结，回味过去，展望未来，算是给自己以及与自己有瓜葛的人们一个交代。此时，出来发言表态的无外乎几类人士。
其一，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组织的大脑喉舌脸面胸脯，他们必须出声。否则，没有头排的戏份儿，会显得不够足实地道。
其二，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抑或永远可爱的老活宝们，可以如数家珍地抖搂些若干年前的逸事典故，平添一抹历史的久远厚重。
其三，就是新来的人，要诚恳地表白一下自己对“足实地道”和“久远厚重”是如何一如既往地情有独钟，并誓言要让地道更加地道，厚重愈发厚重。
我于2004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庆祝她的第一个10年。那年，作为一个新入朗润园的人，我也主动地诚恳和誓言了一番。不觉间，自己在朗润园行走厮混，已逾10年。无论怎么拉扯，也不属于上述三种人。然而，庆典之年，心绪虽不动如波涛，肯定也不静若止水，涟漪还是要荡漾几许的。
更何况，这个院子里有头有脸的大佬们并不怎么张扬，老活宝们也都还自觉年轻，仍然在兴致勃勃地用现在进行时制造着逸事典故，无暇于无所事事地倚老卖老。我虽然是一个上下不靠的中年老“战士”，但自CCER时代就已入伙，将来也算是荣休干部。不免要再上阵唠叨一番，虽年轻而卖老。好在10年才一次。
让我从老前辈们说起。中心所有人中我最早亲自见识过的，大概是现在已经退休了的陈平，他是中心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退休教授。由此可以看出中心的年轻以及陈平兄的资深。我1989年秋天到得克萨斯大学商学院读战略管理学博士时，出于对经济学的剩余好感，偶尔听过一次当时物理系的陈平组织一帮学理工的人搞的经济学读书会。
回望那火红的20世纪80年代，醉心捧读《世界经济导报》的年轻人们，无论当时在哪儿读书，学的什么专业，可以说对经济学都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那是改革的学问，是与时俱进的象征。本科毕业，想追随厉先生读研，未遂。再后来，赴美入道管理学，经济学自然就被剩余了。
厉老师曾经倡导非均衡经济分析，陈平好像也讲非均衡，但二者的意思可以说有切线无交集。陈平的导师是得克萨斯大学总共一个半诺贝尔奖得主中的半个，每年在美国工作半年的普利高津。经济动力、耗散结构什么的，我也听不懂。总之，国内理解的经济学和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是两码事儿。即使是我们当时觉得已经很时髦的科尔奈在哈佛也远非主流正宗。学战略管理的，其实就只认一个经济学家，那就是讲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熊彼特。陈平热衷的经济学，无论是跟中国的主流还是跟美国的主流，貌似都不搭界。类似的神人，朗润园里不鲜一见。
由于专业的缘故，我曾试图到得克萨斯大学经济系选修一门产业组织课程。一看大纲，全是博弈论的玩意儿。于是立马歇菜，决计不与之谋。学管理的人，据说数数都费劲，哪能弄懂“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搞不清现在的经济学到底是数学应用还是应用数学。于是，老老实实把自己与产业组织学的交情斩断于80年代中期。实证分析还行，但Tirole、Laffont、Fudenberg们就都免了吧。
以我这外行看，还是所谓国内的经济学听着过瘾。不光是我半生不熟地觉着听得懂，而且还稀里糊涂地觉着有道理，至少不明觉厉地认为接地气，偶尔还敢似是而非地褒贬一番。说起来，我的起点也不低：在得克萨斯的第一年，我首次见到了在国内读书时就仰慕已久的周其仁到奥斯汀做演讲，至今清楚地记得从其仁那里听到类似“政策的合法性”这么高大上的学术概念。
当然，说是亲自见识，并不是真正认识。直到陈平退休离任，估计他也不能确定我的名字到底是马浩还是马凯。有一年，CCER的教授年会在包头召开，某天会后，同事们都到草原上骏马奔驰了，只有我们俩鬼使神差地留在了帐篷里。陈平是压不住马，怕被晃悠下来，抑或被马硌了自己的筋骨。“马凯”是怕上去把马给压塌了。
正是在那年的教授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其仁。明眸含睿，气韵慑人。但那时其仁开会并不怎么说话，也基本不怎么来开会。然而，有陈平在，开教授会总是很热闹的，因为陈平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痛心疾首地批判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其仁说话，倒是很少直接批判，他比较注重实用理性：总得解决问题，你说怎么办呢？
耿介豪爽的平新乔兄，也是那些年我盼望开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曾经渴望追随厉老师，厉老师身边的人便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英雄如平老者，能在而立之后，毅然赴美读书，在康奈尔拿下博士学位，真个学贯中西。开会发言，平老总是直白了当，畅快酣然。席间把盏痛饮，醉而不休，更是令人难忘。当CCER刚要涨工资那年，平老却风风火火回经院去了。朗润园东南半里地以外的平老，你还好吗？
在得克萨斯的另外一个重要机缘，是结识赵耀辉。一次在商学院的苹果计算机实验室打作业，偶遇耀辉的先生——当时正在读MBA的王平。后来耀辉回中心，我才知道北大有这么个纯海归的机构。2002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做访问学者，听说CCER还有MBA，就托耀辉举荐。于是，我就来了。陈平、鄢萍和我，加上家属代表耀辉，孤星之州曾经在CCER有三个半人，超过教授总数的10%，一时无两。只因专业各异、兴趣不同，得克萨斯派形不成对芝加哥学派的威胁。散兵游勇，波澜不惊。
我与CCER和BiMBA（北大国际MBA）的初次遭遇，应该是在2002年1月。当时在职班的创业课程出了些问题，我被临时从香港喊来救场。头一堂课下来，学生反响不错。时任中方院长的胡大源老师非常兴奋地说，真没想到，第一次课就搞定了。还好，此前我在美国8年的MBA教学经验总算没有白攒。后来，又陆续客座给培训项目和EMBA上课，尽享各种外教待遇，包括被拉到前门的老舍茶馆去看曲艺和杂耍。
当时在BiMBA的感觉，充盈弥漫，肿胀结实，就是一种令人蠢蠢欲动的激荡与升腾。这里的学者同仁，跟世界无缝接轨。这里的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态度超越国外同类员工。这里的学生群体，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业界精英。这个静谧祥和的院子，更是令人流连憧憬。美国与香港的经年记忆开始模糊，我与海淀区的心理距离迅速拉近。
在商学院待了十几年的我，想必已经是非常地势利眼。如果不是在鸟语花香的朗润园，而是在创办者们起家的地学楼，我真不知道是否还甘愿驻足。当年之所以出国，说是深造，其实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不愿再看到我家楼下过道永远泛滥的垃圾。后来之所以归返，也许是因了朗润园洗手间配备的手纸和坐便马桶。俗人的拍脑袋，总是要有庸俗的理由来支撑。
我在BiMBA兼职享受外教待遇的时候，BiMBA创始人之一梁能恰好转战故乡上海。于是，我被考虑接管EMBA。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当时还在香港科技大学兼职的毅夫约我面谈。我们在清水湾西贡的某个小馆吃了条清蒸鱼，我就被搞定了，比我在朗润园救场奏效的速度还要迅捷。毅夫出马跟你谈话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再是你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你自己如何说服自己，是明天来还是后天来的问题。这一点，和懋兄等数位同仁皆可佐证。
梁能、胡大源、杨壮是BiMBA的第一代直接操盘者。北大传统，中国特色，国际接轨，世界一流。这是BiMBA早期秉承的宗旨和努力的方向。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在美国获得管理类博士学位的大陆学生，梁能和杨壮是我的前辈榜样。梁能的学术研究游走于经济学、国际商务和管理学之间。他在赴任上海之后仍然在CCER带管理学的博士生。我加入CCER之后，曾帮助他送走三位博士毕业。我们俩和其中一位博士林淑还共同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探讨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
15年来，杨壮一直是BiMBA的形象代言人。温良儒雅的杨壮，可谓根正苗红，北大西语系的高材生、社科院的新闻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公管与国关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2002年第一次见到我就说：“你来了，太好了，我们这边再不加把劲儿，就很被动了！”对于一直提倡BiMBA小而精的杨老师，这种忧患意识，一直延续到诸位读这篇文字的这一刻，虽然BiMBA在很多领域一直领先。
自打我进入朗润园，胡大源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直接老板。作为BiMBA的院长，既要有应对外部潮流冲击的气度和自信，又要谙熟体制内运作的机关和常识，并具有必要的耐心和坚韧。永远精神饱满的胡老师，不负众望，勇挑重任，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用他的智慧和辛劳，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为BiMBA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卓著功勋。
为了BiMBA，胡老师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与他多次长谈中，甚觉受益匪浅。话题从统计分析到环境经济，从孙子兵法到林彪、粟裕，从中国唱片社到雕塑、水粉、网球、溜冰。我领略到的胡大源是一个精彩多姿的性情中人。跟胡老师第一次吃饭，在勺园，就是鸡蛋西红柿。都很对脾气。当然，作为老板的胡院长对我自是关照有加，尤其是在我曾经辗转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那些年。
说来也巧，胡杨二位院长对西点军校也有着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学那样的不可抑制的好感。胡老师是出于对军事战略的由衷喜好。杨老师则是对西点军校的领导力培养极力推崇。由于他们二人的多方努力，促成了BiMBA与西点军校的定期交流。我时常会想，朗润园的大门上挂了若干块牌子了，再多挂一块也无妨。干脆在万众楼直接挂牌“西点驻京办”。毕竟，我们是国内最早与西点军校合作的商学院。
杨老师带领的国际游学、胡老师领军的现地体验、EMBA入学的沙漠或者草原拓展，都是BiMBA首创的特色课程。为了提升军事与管理战略的现地教学效果，胡老师还专门邀请军事学和历史学专家宫玉振博士加盟BiMBA。无论是体验“四渡赤水出奇兵”还是考察“孟良崮国共两军对垒交锋”，胡老师与宫老师的黄金搭档都为管理学教育增色添光。
宫老师与刘芊博士，更是在中国文化与现代管理结合方面积极展开有益的尝试。宫老师讲孙子兵法、曾国藩、大国崛起，佳评如潮。多才多艺的刘芊，乃是我们BiMBA早期在职班的校友，长期负责对外交流项目，能够用北外高材生地道的英文给来访的老外们神侃儒释道、正清合。每年的BiMBA新年晚会必是由他担任总导演，拿着个对讲机满场翻飞，指挥若定。刘芊还时常亲自粉墨登场，赵云、孙悟空、杜丽娘，洋歌土戏皆精，文武昆乱不挡。
创新归创新，BiMBA在实际运作中，还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国内许多挂牌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的机构，要么是经济学家挂帅，要么是运筹学家领军。BiMBA虽然由一帮经济学家发起，但却是国内少有的按照商学院逻辑来办MBA和EMBA的。这与几位直接操盘者的眼界、胸襟和素养是分不开的。无论是跟国外AACSB认证的商学院合作办学MBA，还是自己打理EMBA，他们都做得风生水起，像模像样。
杨壮院长深谙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运作模式。一向尊重管理学人的胡老师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出色管理者。最近几年，胡老师坚持亲自参加所有EMBA学员的面试。从课程设置到学生服务，他的精心管理成效斐然。凡是来到朗润园的人，无论是学位项目还是培训项目的学员，都会对BiMBA的教学质量倾情赞赏。2014年，在《福布斯》中文版的商学院排名中，BiMBA的全职班排名第一，在职班排名第二，EMBA校友满意度全国第一。
现在主抓党政工作的胡老师已经淡出BiMBA的管理一线。从CCER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张黎教授已经与NSD“少帅”姚洋一起同期赴任，全面执掌BiMBA的管理和运营。张黎老师，曾在美国任教，并有外企工作经验，长期主管BiMBA的招生工作，贡献良多。他的营销和品牌管理课程，从双学位到EMBA，深受各类学生欢迎称道。当然，酒量不让平老。这位稳健而务实的营销专家，正在率领BiMBA全体员工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BiMBA的品牌形象而殚精竭虑，力争再创辉煌。
遥想当年，其仁那代人与共和国总理坐而论道的时候才30岁出头，那代学人的经历和见识是不可复制的。我辈在钦羡之余，不禁多了些紧迫感，唯有加倍努力，方不负当今时代。现在领军NSD和BiMBA的“60后”们，正副主任加起来半打，皆已年方半百。时不我待。院长同志们，你们大胆地往前走！
世界真是奇妙。在这个经济学家主导的院子里，还有我们这些自称管理学人的另类奇葩。当然，也有人口学家、政治学家、环境学家、跨界杂家，以及各类不属于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真是感佩于毅夫的高瞻远瞩。他就职世行之前力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相比当初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似乎为我们这些混迹于朗润园中的非经济学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以及发展与融合的空间。
杨壮老师宝刀不老，如今再次担纲BiMBA共同院长，又为BiMBA描绘了新的精神图腾：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高度，全球视野。每次见到我，还是会像十几年前初次见面一样，风风火火地说：“我们真得加把劲儿，否则就被动了！”好在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去年，又有两位出色的年轻学者加入NSD管理学教授的阵营。
谢绚丽，教堂山北卡大学战略管理学博士，主攻创业与公司治理，在执教北大7年之后，从未名湖南岸越湖北上，挺进朗润园。吕晓慧，沃顿商学院战略管理学博士，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受欢迎的MBA和EMBA项目教员，同期加盟国发院。请允许我们些许自我鼓励一番：兼容并包的北大国发院，如今拥有主流战略管理学领域颇具潜力的人才集聚。是的，很有潜力。
经世济民，管事理人，庙堂江湖，论道挺身。这是朗润园中人的使命。吾辈当乐于此道。且看下一个20年。
（2014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