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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总是在无意识的边缘徘徊，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心怀狂躁情绪，不受理性影响，丧失批判能力；如此，除了极端的轻信，就别无其他可能了。
◆和原始人一样，群众的保守本能坚不可摧。他们对一切传统的拜物教式的崇敬是绝对的；对一切有可能改变其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他们的无意识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倘若民主制度能够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力量，那么，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就都不会发明出来，或者是在持续的革命和屠杀之后才会被发明出来。
◆群众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有时又树立崇高的道德典范。倘若无私、辞让、对真实或虚幻理想的绝对忠诚被纳入美德的范畴，那么就可以说，群众具有这些美德，而且即使哲人也难以达到他们的高度。
1792年8月10日，巴黎群众冲击杜伊勒里宫。
上一章泛论群众的主要特点，这一章详细研究群众的特征。
可以说，群众的一些特征，比如冲动、急躁、推理能力差、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的缺失、情感的夸张等，总是见诸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比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但这个比方只能在本书中点到为止，详细的证明非这本小书所能企及。此外，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毫无用处，也很难让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相信。
我现在逐一介绍见诸大多数群众的特征。
第一章研究群众的基本特征时，我们说，群众几乎完全接受无意识动机的指引。其行为主要是受脊髓的影响，而不是受大脑的影响。在这方面，群众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其行为本身可能完美，却不受大脑的指挥；相反，孤立的个人却根据外部刺激因素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群众是外部刺激因素的奴仆，并反映出外部刺激的不断变化。群众是冲动的奴仆。孤立的个人也受相同的刺激因素的影响，但他的大脑会告诉他，屈从于刺激因素并不可取，所以他约束自己不受摆布。用生理学的术语来说，道理在于，孤立的个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反射行为，而群众就缺乏这样的能力。
有诸多原因可以刺激群众，群众顺从的冲动可以是慷慨的或残忍的、英勇的或懦弱的，但冲动总是势不可当，以至于个人利益乃至对生命的保全都难以占上风。刺激因素多种多样，群众又总是顺从，所以群众也极为多变。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转瞬之间，群众会从最血腥的狂热状态转为极端的慷慨和英勇无畏。群众很容易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同样很容易慷慨赴死。正是群众，为了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众流血牺牲的壮举，我们不必回顾英雄时代。揭竿而起时，群众绝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将军声名鹊起，很容易就找到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不惜为他的事业而流血牺牲。
因此，群众根本不会三思而行。驱动他们的情绪可能会前后矛盾，他们总是受眼前那一刻的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像被大风卷起的落叶，四处飘散，落在地上。下面研究革命群体时，我们将举例说明，群众的情感变幻不定。
群众易变，难以管束。当一部分公共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时，尤其如此。若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物对生存构成隐形约束，民主制是难以持久的。群众的愿望狂热，却不能持久。群众缺乏持久的意志力，也不能深谋远虑。
群众不仅冲动而且多变。群众宛若野蛮人，不愿意承认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有障碍。因为觉得人多势众、锐不可当，所以群众不能理解这样的障碍。对群众里的个人而言，不可能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孤单的个人很清楚，他靠单枪匹马难以焚烧宫殿或洗劫店铺。即使面对这样的诱惑，他也容易抵挡。一旦成为群众的一员，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的力量，这足以使他产生杀人越货的念头，并且会立即屈从于这种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在狂怒中灰飞烟灭。倘若人体能忍受无止境的狂热激情，那就不妨说，群众的愿望受阻时的常态就是狂热激情的状态。
我们的所有情感都有一个永恒的源头，那就是种族的基本特征。群众的急躁、冲动和多变，都受到这些特征的影响。我们所研究的所有群众情感也都会受到这些特征的影响。无疑，一切群众都急躁而冲动，但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拉丁国家的群众和英国的群众就很不相同。在这一点上，法国历史最近的事实给人以生动的启示。25年前，有一份电报被披露出来，内容大概是某位大使受到了羞辱，结果群情激奋，甚至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一纸关于谅山（Lang-son）战役小挫败的电文，再次激起法国人的怒火，政府顷刻间垮台。相反，就在同时，英军远征喀土穆受重挫时，英国人只有轻微的情绪波动，没有一个大臣因此下台。普天之下的群众都有阴柔的特点，拉丁群众尤其如此。凡是信赖他们的人都会迅速攀上命运之巅峰，然而这无异于身处悬崖绝壁，随时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拉丁国家，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
上文界定群众时曾说，其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接受暗示；我们还说明了，在一切人类集群中，暗示的传染性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可以解释群众的情感何以会向特定方向迅速转变。有人认为暗示无足轻重，然而总体上，群众总是期待他人注意，既然处在这样的状态，暗示就很容易起作用。暗示一起，旋即靠传染机制植入群众的头脑，无一例外，群众情绪的完全一致立即实现。
进入大脑中的念头会自动变为行动，每个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个过程。无论这一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做出自我牺牲，群众都会闻风而动，在所不辞。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当一个人独处时，情况就不一样。这时，他会思考自己因受刺激而要采取的行动和所有要这么做的原因之间的关系。而结果往往是，他会放弃采取行动。
如此，群众总是在无意识的边缘徘徊，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心怀狂躁情绪，不受理性影响，丧失批判能力；如此，除了极端的轻信，就别无其他可能了。在群众里，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牢记这一点，你就能够理解为何子虚乌有的神奇故事能被编造、传播且不胫而走。
编造出来的故事在群众里迅速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众极端轻信；另一个原因是，在群众的幻想里，事件被严重扭曲。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简单的事情很快就会面目全非。群众使用形象思维，而一个形象迅速唤起一连串形象，其中并无任何逻辑联系。我们很容易设想这种状况。有时，我们回忆一件事时，一连串奇怪的念头会涌上心头。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连贯性。但群众对这个事实视若无睹，真实的事件和叠加其上的幻觉就混为一谈了。群众很少区分主观和客观，总是把脑子里的幻象当作真相，尽管这些幻象和眼前的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按理说，群众对事件进行扭曲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毕竟，群众中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特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人们扭曲事件的方式完全相同，在任何群体的个人身上体现出同样的特点。
相传，圣乔治（St.George）是罗马帝国时代近东地区的一位基督徒，杀死了贻害民众的毒龙，深受爱戴，其形象在西方随处可见。
在群众里，首先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扭曲成为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十字军战士的眼前，圣乔治的形象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在此之前，这一形象肯定是在场的一个战士首先想象出来的。通过暗示和传染，由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即被所有人接受了。
历史上频繁出现这样的集体幻觉，其机制总是如此。幻觉似乎具有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的特点，因为它们是成千上万人目睹的现象。
若要反驳以上断言，群众里个人的智力水平如何是不必加以考虑的。在这里，个人的智力毫无意义。一旦成为群众的一员，智者和愚夫一样，都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这一论断看似吊诡。若要证明其不容置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卷帙浩繁的论著亦不敷此任。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给读者留下毫无根据的印象。我要从众多的例子里随便撷取几例，这些都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例子。
以下事实最为典型，因为它取自一个典型的集体幻觉，这是使群众受害的集体幻觉。群众中包含各色各样的个人，从最愚昧到最博学的人，无所不有。这是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Julian Felix）在他的《海流》（ Sea Currents ）一书中述及的事情，《科学杂志》（ Revue Scientifique ）过去曾经引用。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正在海上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万里无云，阳光明媚。突然，瞭望兵发出信号，表示看到了一艘抛锚的船舶。护卫舰官兵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见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几只船拖着，船上的人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的水手。到达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移动的人挥手呼救，听到许多混乱而沉闷的声音”。到达目标时，官兵们却发现，那不过是几根带枝叶的树干，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幻觉即刻消失。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刚才解释的集体幻觉在起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群人满怀期盼；另一方面，瞭望兵发现遇难船只的信号成为一个暗示。由于相互传染的机制，全体官兵都接受了这个暗示。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与达尔文齐名，著有《自然选择论文稿》《马来群岛》等。
亲眼所见可化为乌有，真实的事情可被与其无关的幻觉取代——视觉幻象发生时无须人数众多的群众。一旦相聚，几个人也可能构成群众。尽管其中的个人可能是饱学之士，但只要他们在专长之外获得了群众的特征，他们就构成群众，个人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就会立即消失。机敏的心理学家达维（Davey）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用在这里恰到好处。最近的《心理学年鉴》（ 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 ）记录了这一案例。有一次，他邀请一群杰出的观察家与会，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达维先生打算当众展示神迹。在此之前，他先让在场者仔细检查他的道具，并任意做出标记，然后，他开始表演灵魂现形、盘上书写等，并请大家做记录。随后，他陆续从这些杰出的观察家手中收回他们所做的书面记录。记录均标明，这些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才能获得。然后，达维向他们展示，这不过是简单的幻术而已。这次表演的记录者写道，“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不是幻术的神奇，而是不懂催眠术的目击者笔端报告的极端虚伪性”。他接着写道，“即使众多的目击者也可能罗列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其结果是，如果他们描绘的文字被认为是准确的，他们描绘的现象就不能用幻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他的大胆令人吃惊。他拥有支配许多人的大脑的能力，能使人相信自己看到了实际上没有看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催眠术总是这样的。况且，受影响的脑子属于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事先还请他们抱怀疑的态度。如此，用幻术欺骗普通的群众会是多么轻而易举，就容易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写到这里时，报纸上正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谁。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丝毫怀疑。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人们准备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大家突然发现，其实她们还活着，而且各项特征都与死者相去甚远。这和上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一样，提供第一份证词的人自己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类似的事情中，暗示总是起源于由于一个人的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由此而产生的传染机制肯定了初始的幻觉。如果第一个目击者是一个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就会坚称他所辨认出来的尸体带有某些外部特征，比如一块伤疤，或者一些服饰上的特征。当然，这些特征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而他的说辞会立刻引发其他目击者的联想。由此产生的想法会成为一个“晶体”的核心，它损害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断力。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如此，暗示和传染机制就可以解释如下事例：母亲错认自己的孩子的尸体。这是一桩报纸重刊的旧案，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指出的两种暗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个孩子认出了死去的孩子，但他搞错了。于是，一连串错认随即开始。
奇异的事发生了。在学童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惊呼：“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尸体跟前，检查了衣服，并注意到孩子额头上的伤疤，接着说，“肯定是我儿子，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叫夏凡德雷。孩子的叔叔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这就是小费利贝”。几位邻居也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孩子的老师也认出了小费利贝，其根据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尽管如此，邻居、叔叔、老师和母亲全都错了。六个星期以后，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当地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应该注意的是，做出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这绝对是一群最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也说明出庭作证的妇女和儿童有何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把他们的证词当真。法官总是习惯于说，儿童不会撒谎。然而，倘若法官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他们就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常常撒谎。无疑，这是无恶意的谎言，但谎言毕竟是谎言。通常，用扔硬币的办法来决定被告的命运，也比采纳儿童的证词合理。
回头说群众的观察力。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通常，这样的观察代表的是一个人的错觉；通过传染机制，他把暗示传递给群众里的其他人。群众的证词极不可靠，事实证明，其错误的严重程度可能无以复加。在25年前著名的色当战役中，数千骑兵冲锋抗敌。然而，面对互相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能确定，究竟谁是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Lord Wolseley）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说明，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错误是有关滑铁卢战役中最重大事件的记述错误，而事件的真实情况曾得到数以百计目击者的证实。
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来自群众的证词价值何在。逻辑学著作把众口一词的证据纳入最有力的证词的范畴，断言这足以证明事实的准确性。然而，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逻辑学著作需要重写。最让人疑窦丛生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如果我们说，一件事已经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的证实，在通常的情况下，那就等于说，真相和人们普遍接受的版本已经相去甚远了。
以上例证的结论显而易见：历史著作应该被视为纯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富于幻想的记述，伴有对反思之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书绝对是浪费时间。倘若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不朽成果，我们对往昔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掌握了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很可能一句也没有。况且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了解，流行的传说如何表现历史伟人。让群众印象深刻的英雄是传奇式英雄，而从来都不是真实的英雄。
遗憾的是，传说虽然被书籍明确地记载，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众的想象力使传说不断变化。《旧约全书》里血腥的耶和华与圣特里萨（Saint Thérèse）讴歌的爱的上帝，别若天壤；中国人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几无共同之处。
23岁的拿破仑，在科西嘉岛的军营中。
关于英雄的传说在群众的想象力中不断变化，这一过程无须数百年。有时，几年之内就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在当代，我们就看到，仅仅在五十年之内，关于一位历史上伟大的英雄的传说就几经改变。在波旁王朝期间，拿破仑是田园牧歌般的、自由主义式的慈善家，是普通老百姓的朋友，按照诗歌中的传唱，乡下人会永远记住他。三十年之后，这个和善的英雄人物竟然一变而为嗜血成性的暴君。就是这个人，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篡夺权力，摧毁自由，甚至屠杀了三百万人民。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经历新的演化。数千年之后，当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叙述，也许会面面相觑，进而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就好像现在有些人怀疑，是否有释迦牟尼这个人。也许，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者一个由赫拉克利特式的传奇演变而来的故事。但是，当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很容易地自我安慰。原因在于，相比于我们，未来的学者一定掌握了更多的关于群众心理学和群众的特点的知识，他们非常明白，除了神话，历史不可能保留任何记忆。
无论好坏，群众的情感都表现出简单而夸张的双重特征。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群众里的个人类似原始人。他不能进行细致的区分，把许多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众的情绪夸张，容易膨胀，一旦表现出来，任何情绪都能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迅速传播。如此一来，群众所明确赞扬的事物就会力量大增。
群众的情绪简单而夸张，其结果是，身陷其中的个人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和妇女一样，他们会迅速走向极端。一个怀疑的苗头可能立即转化为不容置疑的证据。反感或非难若出现在个人身上，不可能增加力度，一旦身陷群众，个人的反感或非难会立即转化为暴怒。
群众情感的暴烈程度也会增加，异质性群众的烈度尤其如此，因为群众的责任感荡然无存。群众免于惩罚，肯定如此，人越多越觉得法不责众。人多势众，一时人们觉得力量大增；于是，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可能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就在群众里爆发了。一旦身陷群体，傻瓜、白痴和心怀妒忌的人，便摆脱了卑微无能的感觉，恶意缠身，一时觉得力大无朋，力量虽短暂却凶猛。
遗憾的是，群众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恶劣的情绪。这是原始人中本能的返祖现象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担心受罚，不得不控制这样的情绪。在恶劣情绪的支配下，群众很容易犯下最恶劣的极端罪行。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巧妙的影响下，群众不能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最崇高的美德。相比于个人，他们更能表现出这种品格。下文研究群众的道德时，我们将回到这个话题。
群众的情感有夸张的倾向，唯有极端的情绪才能打动他们。希望鼓动群众的演说家必然滥用强硬的语言，主观武断。他们会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不诉诸理性，所有这些，都是鼓动者发表成功演说的不二法门。
同时，群众对于自己仰慕的英雄，也怀有同样的夸张的感情。英雄显而易见的品质和美德总是要被放大的。曾经有人很客观地指出，群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展示出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表现出来的勇气、道德和美好的品质。
在剧场看戏时，观众看事情有特殊的立场，重视这一立场很有必要。这样的立场无疑是存在的，但其规则多半与逻辑和常识无关。鼓动群众的艺术无疑是品格低下的，却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何以能够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刚接到一个剧本时，剧院经理通常并没有把握，这出戏上演后能否成功，因为如果要进行预判，他们必须把自己想象成观众。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着手进行更广泛的解释。我们应该显示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在一个国家引起热烈反响的一出戏，在另一国却可能一无所获，或略有收获，或成绩平庸，那是因为它未能影响另一群不同的公众。
“查理的姑妈”画像
无须赘言，群众夸张的倾向仅见于情绪，不见于智力问题。我们已经说明，一旦成为群众的一员，个人的智力水平立刻会大幅下降。在研究群众犯罪时，博学的法官塔尔德（Tarde）也证实了这一现象。身陷群众时，人们的情绪会大起大落。
群众只熟悉简单而极端的感情；面对他人的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彻底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谬论。面对经过暗示诱导而不是经过推理产生的信念，群众总是抱这样的态度。人人都知道与宗教信仰相伴的不宽容及其对人脑的专制统治。
一方面，群众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抱怀疑态度，另一方面，群众清楚地知道自己人多势众，所以群众既不宽容，又给自己的愿望赋予权威性。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参加讨论，而群众绝不会这样做。在公众集会上，哪怕只是进行最轻微的反驳，演讲人也会立刻招来怒吼和谩骂。而如果演讲人不知趣，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等待他的就会是拳脚相向和野蛮驱逐。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威代表在场加以约束，他通常会被打死。
专横和不宽容是各类群众的共同特征，但其强度各有不同。这里再次浮现出基本的种族概念，这是支配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概念。在拉丁民族的群众中，专横和不宽容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实际上，在他们身上，个人独立的情感已被摧毁殆尽；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个人独立的情感却非常强大。拉丁群众只关心自己教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的独立概念很特殊，那就是要意见相左的人立刻绝对服从他们的信仰。在拉丁种族中，自宗教裁判所以降，对于何谓自由，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从未有过另一种观念。
专横和不宽容是群众能清楚认识的情感；当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时，他们很容易理解这些情感，并欣然将其付诸实践。群众敬畏强力，不为仁慈所动，觉得那是虚弱的表现形式。他们绝不同情随和的主子，反倒同情狠心压迫他们的暴君。他们总是为暴君竖立最宏伟的雕像。不错，他们乐意践踏失去权力的暴君，但那是因为暴君已沦为一介草民，受到蔑视，不再让人害怕了。群众崇敬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胆寒。
群众时刻准备反叛孱弱的首领，对强权者则俯首称臣。倘若强权时断时续，群众就被极端情绪所左右，急剧摇摆，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奴颜婢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众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其心理了。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受骗的，不过是其暴力倾向。群众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众无意之间受种种顾虑的支配，并受制于世俗的等级制，不可能不极端保守。如果撒手不管任其为所欲为，群众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从而本能地转向恭顺谄媚。拿破仑·波拿巴压制一切自由、实行铁腕统治时，欢呼拥戴他的正是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充分考虑群众根深蒂固的保守本能，那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诚然，群众可能渴望改换制度，为此目的，有时甚至会发动暴力革命。然而，旧制度的本质深刻地表达出了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毫无例外，群众会服从种族的需要。群众的多变只会影响到表面的事情。和原始人一样，群众的保守本能坚不可摧。他们对一切传统的拜物教式的崇敬是绝对的；对一切有可能改变其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他们的无意识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倘若民主制度能够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力量，那么，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就都不会发明出来，或者是在持续的革命和屠杀之后才会被发明出来。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幸运的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众的权力才开始形成。
倘若“道德”一词指的是对社会规约的恒久尊敬，对自私冲动的永久压制，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群众太冲动多变了，不可能有道德关怀。然而，如果我们把自我克制、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平等需求等品质包括在内，即使这些品质仅为短暂的表现，我们也可以说，群众有时表现出很高尚的道德品质。
研究过群众的心理学家为数不多。他们只着眼于群众的犯罪行为，只看到群众犯罪行为发生的高频率，所以他们的结论是，群众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经常存在。但为何会这样呢？原因只能是，我们野蛮和破坏的本能是原始时代的残留，这些本能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孤立个体的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会危及自己。然而，一旦融入不负责任的群众时，因为个人知道自己肯定会免于受罚，所以他就会彻底放纵自己，去追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破坏性本能，我们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众在捕猎时的狂热和残忍来自同一源头。群众往往慢慢杀死没有防卫能力的猎物，表现出十分懦弱的残忍。对哲学家而言，这种残忍与原始人的狩猎密切相关。他们携带猎犬几十个人一起出猎，追捕和杀死不幸的小鹿，从中取乐。
群众可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可能有献身、牺牲和无私的壮举，这是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表现出的极崇高的行为。
对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的诉求，特别容易影响到组成群众的个人，常常达到令其牺牲生命的地步。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英法战争中的志愿者那样的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能表现出大公无私和忘我奉献的精神。群众为了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而英勇献身，这样的壮举何止千万！罢工的群众与其说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不如说是在服从命令。群众形成后，个人利益很难成为强大的动机；而对孤立的个人而言，个人利益几乎是唯一强大的动机。无疑，在许多战争中，指引群众厮杀的绝不是个人利益，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智力水平难以理解；他们甘愿被屠杀，就像小鸟被猎人用镜子诱骗而撞死一样。
“九月大屠杀”是法国大革命中可怕的一幕。1792年9月2日—7日，巴黎监狱半数囚徒被处决，包括妇女和儿童，其中约1200人是被诱骗进去的。
即使绝对意义上的恶棍，一旦身陷群众，也能严格遵守道德原则。泰纳要读者注意，“九月大屠杀”的参与者也会上缴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搜罗到的钱包和珠宝，将其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冲击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的群众，衣衫褴褛，高声呼号，蜂拥而入，却没有哄抢让他们震惊的奢侈品，其实，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给他们换来多日的面包。
17世纪的杜伊勒里宫
群众使个人道德净化的作用，肯定不是常规性的，却也经常发生。即使在不如以上事例凝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作用。上文业已提及，剧场里的群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展示出夸张的美德。在议会里也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议员可能品质低劣，议事时却总是一本正经。浪荡仔、皮条客和粗野人，遇到危险场合或苗头时，突然会轻声细语；与他们平常习惯的说话方式相比，他们此时的表现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诚然，群众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有时又树立崇高的道德典范。倘若无私、辞让、对真实或虚幻理想的绝对忠诚被纳入美德的范畴，那么就可以说，群众具有这些美德，而且即使哲人也难以达到他们的高度。无疑，群众践行这些美德时虽是不自觉的，但这并不重要，我们不该对群众求全责备，说他们常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缺乏理性。倘若群众在某些情况下真的变得理性，算计起眼前的利益，那么，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文明，人性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1]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有时一个剧本在被所有的剧院经理拒绝后，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上演并大获成功。弗朗索瓦·戈贝（Franois Coppe）的戏《为了王冠》（ Pour la Couronne ）最近获得的成功已广为人知。尽管他大名鼎鼎，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剧本被巴黎所有主要剧院的经理们拒之门外。《查理的姑妈》（ Charley’s Aunt ）被所有剧院拒绝，最后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资助下才被搬上舞台。该剧在法国演出了200 场，在伦敦上演了1000 多场。剧院经理们都非常精明能干，而且在选择剧本的问题上十分小心，竭力避免犯错，但还是未能避免严重的误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上面的论述来解释，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把自己想象成观众。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熟悉剧务又深知心理奥妙的作家来说，这是值得一试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