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群众的一般特征：群众心理同一律

经典名句

◆心理群众由异质成分组成，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人们一旦结为一体，就获得了特有的心理特征，就像细胞构成生命体一样。在新的生命体中重聚的细胞与单个的细胞截然不同，它们表现出全然不同的新特点。

◆群体里积累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若干个群众的集合，那就根本不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整个世界比伏尔泰聪明，而肯定要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孤立时，他可能是文雅人；一旦进入群众，他就成了野蛮人，靠本能行事。

就常用意义而言，“群众”指的是个人的聚集，无论其民族、职业、性别如何，无论其聚集的机遇如何。然而，从心理学的观点看，“群众”含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特定情况下，也只有在特定情况下，群众表现出全新的特点，与其中的个人的特点别若云泥。群众里的个人的情感和意念完全一致，自觉的个性化为乌有，集体心理随即形成。无疑，集体心理是短暂的，但是它呈现出被清楚界定的特征。因此，在没有一个更好的表述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将聚集的人称为“有组织的群众”，也许，一个更可取的术语是“心理群众”（psychological crowd）。它催生了一种独特的群体，受制于“群众心理同一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

显然，许多人偶然地肩并肩相聚，却未必就能获得有组织的群众的特征。即使上千人在一个公共场所偶然相聚，由于无确定的目标，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他们也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群众。若要获得群众的特征，一些前提条件要发挥作用，我们要确定这些条件的性质。

自觉的个性消失，思想和感情对准明确的方向，这是即将形成的有组织的群众的首要特征。要形成这些特征并非总是需要许多人同时聚集在同一地点。有的时候，由于激情的主导，比如受国家大事的影响，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有可能获得心理群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聚在一起，其行为立刻获得群众的特征。有时，五六个人就足以构成心理群众，相反，数以百计的人偶然的聚集也未必会结成群众。另一方面，全民族未必是一望而知的聚合体，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有组织的群众。

心理群众一旦形成，就获得一些暂时性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可以判明的普遍特征。此外，还有与普遍特征毗连的一些具体特征；具体特征因群众的组成要素不同而有所不同，却又可能改变群众的心理构成。此外，心理群众是可以分类的。进行分类时，我们看到，异质性群众与同质性群众表现出一些相同的特征；异质性群众由不同的成分组成，同质性群众由大体相同的成分组成，这些成分包括宗派、等级或阶层等。除了相同的特征之外，这两类群众各有其特点。

不过，在详述群众的类别之前，我们要首先考察其共同特征。我们像博物学家那样入手，先描绘生物大家庭的共同特征，然后细察使种属分殊的具体特征。

精确描绘群众心理很不容易，因为其组织机理由于种族和构造成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因其所受刺激的性质和强度而变化。不过，对个体心理的研究也遭遇了同样的困难。只有在小说里，我们才能看见，个人终其一生的性格都维持不变。唯有环境的一致性方能造成明显的性格一致性。我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心理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将使之暴露无遗。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法国国民公会里最野蛮的代表原来都是谦和的公民。在平常情况下，他们会是平和的公证人或公正的法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的性格，成为平和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最恭顺的臣仆的影子。

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1792—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高立法机构，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初期拥有行政权和立法权。

这里不可能研究群众的不同程度的组织阶段，我们更关注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群众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一贯如此的样子。只有在这个组织程度的高级阶段，在不变和主导的种族特征之上才会叠加某些新的特征。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上文所示集体的思想感情瞄准同一方向的事情才会发生。同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所谓的群众心理同一律才能起作用。

群众的心理特征有些可能与孤立个人的特征相同，有一些则绝对为群众所特有，因此只能在集体里看到。我们将研究群众特有的心理特征，以揭示其重要性。

群众心理最显著的特点是：无论其中的个人是谁，无论其生活方式是否相同，无论其职业、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一旦结成群众，他们便获得了一种群众心理；因此，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就和孤立时的个人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个人结成了群众，有些思想感情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转化为行动。心理群众由异质成分组成，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人们一旦结为一体，就获得了特有的心理特征，就像细胞构成生命体一样。在新的生命体中重聚的细胞与单个的细胞截然不同，它们表现出全然不同的新特点。

从睿智哲人赫伯特·斯宾塞的笔端流淌出的一个观点，着实令人吃惊。他认为，在群众的聚合体里，有一个构造成分的总和或平均值。事实正好相反。真正发生的现象是新特征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结合，这颇像化学元素接触时所起的变化。比如，碱和酸结合形成的新物质的属性就和参与化学反应的元素有云泥之别。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著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等。

组成群众的个人与孤立的个人不同，证明这一点相当容易，但找出这种差异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即使只想对这些原因稍做了解，首先也要记住现代心理学确定的真理：无意识现象的主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有机体生命过程中，而且表现在智力活动中。相比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有意识因素只起很小的作用。即使最精细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至多不过能找出很少一点支配个人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底层的产物，无意识的底层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由无数代代相传的共同特征组成，构成种族的禀性。毫无疑问，在我们宣告的行为原因背后，隐藏着许多我们尚未说明的原因，而且其背后还有许多其他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由我们未曾留意的隐蔽动机催生的。

无意识元素构成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种族的所有个体成员都十分相似。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他们性格中的有意识元素，有意识元素是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是独特的遗传条件造成的。即使智力相差悬殊的人，在本能、热情和情感上也是非常相似的。在思想感情，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各个方面，人中俊杰比凡夫俗子也难得高明多少。从智力上看，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渊之别，然而，从性格上来看，他们的差异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对支配这些共同特征的力量，我们浑然不知。在同一种族的正常个人中，这些共同特征大体相同。我认为，这些共同特征成为群众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智力和个性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淹没，无意识的属性占了上风。

群众共同的特征是只有平庸的品质，这足以解释，为何群众不能完成需要高智力的工作。影响普遍利益的决策，要由杰出人士聚首拍板。然而，各行各业专家的决策，未必比一群白痴的决定高明多少。实际上，处理手头的工作时，专家所能调动的只不过是每个普通人都拥有的与生俱来的平庸才智。群体里积累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若干个群众的集合，那就根本不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整个世界比伏尔泰聪明，而肯定要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众里的个人仅仅把每个人都具有的平常的品质放在一起，那就只会产生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创造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即将研究的问题。

这些新特点为群众所独有，孤立的个人不会有。决定这些新特点的原因各有不同。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群众里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这使他屈从于本能；独自一人时，本能必然是受控制的。一旦群众形成，个人就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众有匿名性，个人不负责任。因此，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荡然无存了。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这一现象既决定了群众所表现出的特征，也决定了群众发展的趋势。传染容易确认，却不容易解释。它只能属于催眠术一级的现象，我们稍后就介绍催眠术。群众里的一切情感和行为都有传染性，其强度之烈足以使个人乐意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与个人天性背道而驰的倾向。如果不是因为成为群众的一员，人很难具有这样的倾向。

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它决定着群众里个人的特征。有时，这样的特征和个人在孤立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特征截然相对。我说的这个特征是暗示性，暗示正是传染的结果。

若想理解暗示现象，那就必须记住最新的生理学发现。我们今天知道，借用多种办法，个人可以被带进这样一种状态：完全丧失自觉的人格，服从操控者的暗示，被他剥夺人格，百依百顺，其行为举止和平常的性格和习惯极端矛盾。仔细的观察似乎证实，长时间浸淫在群众行动里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原因可能是群众的强大吸引力，也可能是其他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这一状态类似于被催眠者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时，大脑活动瘫痪，人成为脊髓神经无意识活动的奴仆，受催眠师任意操纵。此时，自觉的人格荡然无存，意志和辨别力也丧失殆尽。一切感情和思想都转移到催眠师决定的方向上。

大体上，心理群众里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中。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样，他的一些能力遭到破坏，另一些能力却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完成一些行为，急躁冲动，不能自已。群众中的冲动，比催眠状态下的冲动更难以抗拒，其原因是，暗示对群众里的每个人都起作用，又因为人们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在群众里，保留鲜明个性、足以逆潮流而动的个人寥寥无几。充其量，他们只能借助其他的暗示，以偏离群众冲动的潮流。有时候，一个愉快的表情、一个及时被唤醒的形象，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并阻止群众最血腥的暴行。

于是我们看到，自觉的个性消失，不自觉的个性得势，暗示和传染使思想感情转到同一个方向，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出现了。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构成群众的个人的主要特征。个人再也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不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

而且，个人成为有组织群众的构造成分，仅此一点就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降低了几格。孤立时，他可能是文雅人；一旦进入群众，他就成了野蛮人，靠本能行事。他率性而为，狂暴，凶猛，也像原始人那样热情和英勇。作为孤立的个体时，词语和形象可能对他不起作用；一旦进入群众，任何词语和形象都令他印象深刻，这一点和原始人更为相像。他受引诱做出的举动和他显而易见的利益背道而驰，和他最为人熟知的习惯截然矛盾。群众里的个人是一粒沙子，淹没在无数的沙子中，任由狂风席卷。

因此，单个陪审员不会赞成的判决，提交陪审团时却通过了；议员个人不赞同的法律和议案，议会却通过了。如果分开来看，国民公会的委员都是平和而有见识的公民。一旦结为群众，他们却迫不及待地支持最野蛮的议案，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他们不惜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众里的个人在行动上也会背离自己的本性。不仅如此，就在他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感情业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极其深刻，足以让守财奴变成败家子，使无神论者变成教徒，把诚信之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英雄。在1789年8月4日那个著名的夜晚，法国的贵族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让任何一个人单独做出决定，没有一个成员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群众的智力不如孤立的个人。但从感情和感情所激发的行为来看，群众表现的好坏取决于环境，完全取决于群众所接触的暗示。从刑事犯罪学的角度研究群众的学者，完全误解了这一点。无疑，群众常常会犯罪，但群众也常常英勇无畏。为信念和思想的胜利而慷慨赴死的，往往是群众而不是孤立的个体。荣誉和荣光使群众热情洋溢。在十字军（Crusaders）时代，在几乎没有粮草和武器的情况下，为了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他们前赴后继。1793年，为了捍卫祖国，他们英勇献身。无疑，这种英雄主义有一点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以冷静的态度去办大事，世界史上就不会留下多少有关丰功伟绩的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