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对人类所有的宗教,至少对人类最重要的宗教进行不偏不倚、真正科学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建立宗教学,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缪勒
夜色中的万神殿,张志刚摄于罗马。
宗教研究由来已久。但严格说来,我们将要讨论的宗教学却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或综合性的人文学科。一般认为,这门新学科的倡导者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因为他提倡的求知态度可使传统的宗教研究焕然一新。
宗教学是什么呢?缪勒的回答浓缩于一句名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这种答法非同寻常,不像司空见惯的学科定义那样,直接灌输某学科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而是首先让我们反思求知态度:怎样才能认识宗教?
这里用黑体突出“我们”一词,有两重用意:其一,这种回答虽是百余年前做出的,但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它针对的问题至今犹存;其二,“我们”包括所有想认识宗教的人,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信教的还是不信的,持肯定意见的还是抱批判态度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味缪勒当年的解释,看看这短短的一句话,到底浓缩了多少思想,是否还有学术活力,能否一语道破宗教学的主旨要义。
15世纪精心设计与制作的占星盘,据说能预算一个人的命运。
上述回答出自著名的“宗教学4讲”,时间:1870年2—3月间,地点:伦敦,英国皇家学会下属的英国科学研究所,4篇讲稿结集出版于1893年,这便是被后人誉为宗教学奠基作的《宗教学导论》。今天的读者打开第一篇讲演稿,仍能身临其境般地感到这位宗教学倡导者的演讲对象就是“我们”。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既不冒犯右派又不冒犯左派而谈论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宗教这个题目似乎太神圣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对另一些人来说,宗教与中世纪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一样,只不过是谬误或幻觉构成的东西,不配受到科学界的注意。
缪勒首先坦言,自己今天是怀着“辩护的心情”来讲一门新学科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会遇到顽强的反对者,他们将否认自己的观点——用科学态度来研究宗教,他甚至预见到,自己的观点跟传统的信念和流行的偏见将爆发一场激烈冲突;但他同时感到,自己胸有成竹,因为他不怀疑那些反对者是诚实正直、热爱真理的,他们会耐心公正地听取他所申诉的理由。
那么,在这场称作“为宗教学辩护”的讲演里,缪勒是怎么申辩的呢?他的主要理由可概括如下。
(1)只懂一种宗教,其实不懂宗教。这是“只知其一,一无所知”的直接道理。
当研究比较语言学的人大胆地采用了歌德所说“只懂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这句话时,人们起初大吃一惊,但过不多久他们就体会到这句话所含的真理了。难道歌德的意思是说荷马和莎士比亚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不懂别的语言,因此荷马竟不懂希腊语,莎士比亚竟不懂英语了吗?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荷马和莎士比亚虽然能够非常熟练、巧妙地运用他们的母语,但他们两人并不真正了解语言究竟是什么……在宗教问题上也一样。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成千上万的人信心之诚笃可以移山,但若问他们宗教究竟是什么,他们可能张口结舌,或只能说说外表的象征,但谈不出其内在的性质,或只能说说信心所产生的力量。
这段话说得够明白了,不过加几点注释和补充可尽显其底蕴。
首先,“宗教”显然是个概念,外延包括世界上的各种宗教现象。所以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
其次,“宗教学”无疑是门学问,旨在探讨宗教的本质。若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对世界诸宗教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 。
再次,任何一种宗教都难免“优越感”和“排他性” ,问题在于,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宗教研究,大多是由某种宗教的信仰者承担的。因而,缪勒强调:“科学不需要宗派”,“任何宗教都不应要求得到特殊待遇”。
(2)研究各种宗教现象,理应运用比较方法。这是“只知其一,一无所知”的内在逻辑。
人们会问,从比较能得到什么呢?要知道,所有的高深知识都是通过比较才获得的,并且是以比较为基础的。如果说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是比较,这实际上是说,我们的研究人员是以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证据为基础,以人类心智所能把握的最广阔的感应为基础的。
比较方法既然已在其他的知识领域产生了巨大成果,我们为什么还犹豫不决,不立即把它用在宗教研究上呢?我不否认,研究宗教将会改变人们通常对世界诸宗教的起源、性质、发展和衰亡所持的许多观点;但除非我们认为在新探索中的勇敢无畏的进展(这是我们在其他所有的知识分支中的本分和我们应得的骄傲)出现在宗教研究中是危险的,除非我们被“神学中无论出现什么新事物都是虚假的”这一曾负盛名的格言所吓倒,否则我们不应再忽视,不应再拖延对诸宗教进行比较研究。
这两段话构成了一个判断:既然比较研究是获得科学知识的主要手段,那么,它理应作为宗教学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只有运用比较方法,宗教学才能成为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也才能对各种宗教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便是“宗教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一开始又名为“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的缘故。
(3)宗教学不是“神学”,而是“人学”。这是“只知其一,一无所知”的应有之义。
所谓的“宗教”起码有两重含义:一是明指“各种宗教传统”,像犹太教的、基督教的、印度教的等;二则意味着“人的信仰天赋”。
正如说话的天赋与历史上形成的任何语言无关一样,人还有一种与历史上形成的任何宗教无关的信仰天赋。如果我们说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宗教,我们指的并不是基督徒的宗教或犹太人的宗教,而是指一种心理能力或倾向,它与感觉和理性无关,但它使人感到有“无限者”(the infinite)的存在,于是神有了各种不同的名称,各种不同的形象。没有这种信仰的能力,就不可能有宗教,连最低级的偶像崇拜或动物崇拜也不可能有。只要我们耐心倾听,在任何宗教中都能听到灵魂的呻吟,也就是力图认识那不可能认识的,力图说出那说不出的,那是一种对无限者的渴望,对上帝的爱。不论前人对希腊字ανθρωποθ(人)的词源的解释是否正确〔认为是从ο“ανω”αθρων(向上看的他)派生而来的〕,可以肯定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只有人才能脸孔朝天;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人才渴望无论感受还是理性都不能提供的东西,只有人才渴望无论是感受还是理性本身都会否认的东西。
据以上两重含义,缪勒认为,宗教学可分为两部分:“比较神学”和“理论神学”;前者探讨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形态,即“各种宗教传统”;后者则解释宗教信仰的形成条件,即“人的信仰天赋”;就这两部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宗教学的基础,后者则是目的。关于“理论神学”,他从哲学角度作出如下说明:如果有一种哲学专门考察人的感觉知识,另有一种哲学专门考察理性知识,那么,显然还应有第三种哲学,它考察的就是“人的第三种天赋”——作为“宗教基础”的认识无限(神)的天赋。
从以上论述来看,尽管由于文化背景、学术传统以及个人信仰等方面的限制,缪勒仍用“神学”一词来表述宗教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他的意思是明确的。首先,“比较神学”是指,以比较研究为方法、以各种宗教为对象的“宗教历史学”,这显然不同于神学;其次,“理论神学”则指,以哲学反思为主导、以解释人性为目的的“宗教学原理”,这也明显有别于神学。综合这两点可作出判断:神学是“关于神的学问”,缪勒所要申辩的则是一门“人学”。
缪勒成功地为宗教学进行了申辩,尽管他随后提出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宗教起源理论在生前就被同行淘汰了,可仅凭这一点,他的名字和事迹便应载入宗教学史册,不仅让后人莫忘先行者,而且知道一个有怎样的经历和胸怀的人,才能发出如下声音:
应当对人类所有的宗教,至少对人类最重要的宗教进行不偏不倚、真正科学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建立宗教学,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这段“思想之声”的创作背景如下:
缪勒生于德国,先在莱普兹格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后来转修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846年,前往牛津大学主持《梨俱吠陀》的翻译注释工作,此后从未离开牛津回过故土。他长期耕耘于语言学、神话学、东方学等领域,所获成果仅数量而言就叫人惊叹。例如,主编了长达50多卷的《东方圣书》,校译了《阿弥陀经》《三量寿经》《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法集经》等;其他主要著译有:《古代梵文文学史》《梵文文法入津》
宗教学的倡导者缪勒
《吠檀多哲学》《印度六派哲学》《吠陀与波斯古经》《印度寓言与密宗佛教》《佛教》《孔夫子的著作》《中国宗教》《比较神话》《论语言、神学与宗教》《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自然宗教》《物质宗教》《人类宗教》《心理宗教》等。
如果以缪勒的《宗教学导论》为奠基作,宗教学的探索历程不过一百多年。百年探索对这门学科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比起相关的学科,像哲学、神学、史学等,还是面对古老复杂的研究对象——人类所有的宗教现象,起码是主要的宗教传统,我们都只能说,它还太年轻,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思想少年”。
创作于18世纪初的这幅《攀登科学高峰》(John Wa-lis,1807)颇有寓意地描绘了科学思维方式,先进“语言之门”,踏上“美德之路”,途径“争吵之地”,翻过“愚蠢之山”,再穿过“迷惘之林”,“真理圣殿”就在顶峰。
这个比喻可唤起大家对少年时代求知经历的美好回忆。那段时光,我们开始思想上自立了,满怀求知欲又富于想象力,善拜良师又好结益友;那段时光,我们虽然想法幼稚但没有成见,尽管知之甚少却勇于探索,诚然时常出错或受挫,可我们从未中止探索,也没人能赶上我们的探索步伐和知识递增速度,无论比我们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那段时光,我们的求知经历呈现出一派“少年思想气象”。
用“少年思想气象”来描述宗教学的百年探索历程一点儿也不夸张。下列几个主要方面可作证:
(1)宗教学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渐成系统的人文学科。
历经百年努力,这门新学科形成了诸多活跃的理论分支或研究方向,像宗教历史学、宗教考古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宗教神话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宗教学原理、比较宗教研究、世界宗教对话等。
(2)宗教学已成为一门现代形态的、交叉性或综合性的人文学科。
虽然这在前一方面反映出来了,但还应说明缘由。如同少年求知者善拜良师好结益友,宗教学既求教于传统的相关学科,像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神学等,从它们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吸取重大问题,借鉴基本方法等;又跟同时代相继独立或兴起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分支结伴而行,互帮互学,共同成长,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难分”。这主要是由宗教学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性决定的。
譬如,要想切实理解宗教现象,便不能不具体研讨如此种种关系:宗教与历史、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民族、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宗教与经济、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学、宗教与艺术等。同样,要想深入考察上列种种关系中的后者,诸如文化、民族、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哲学、艺术等,也不能不涉及宗教问题,只不过那些问题或以历史面目出现或有强烈现实色彩罢了。据上述相互关系可得出一个双重判断:宗教学几乎跟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反之,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几乎都跟宗教学有缘。
或许有人怀疑,上述例证及其判断是否过于拔高宗教学的地位和意义了?其实,排解此类疑问并不困难,只要过目下列统计数字便足以令人深思了。
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类宗教信徒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其中,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人数为:基督教徒19.55亿,占世界人口的33.7%;伊斯兰教徒11.27亿,占世界人口的19.4%;佛教徒3.11亿,占世界人口的6%。其他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占前几位的是:印度教徒7.93亿;犹太教徒1385.8万;锡克教徒约1700万。另外,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23亿。
另据一份最新统计资料,估算至2001年,世界人口61.28亿,其中基督教徒20.24亿,伊斯兰教徒12.13亿,佛教徒3.63亿,印度教徒8.23亿,犹太教徒1455.2万,锡克教徒约2368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03亿。 [1]
考虑到参照性和可靠性,上面引用了两组来源不同且略有时差的统计数字,它们虽然只估算了晚近的信教人数,但我们透过这一连串单调的数字,几乎可想到现实中和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唯独难以想象出宗教现象还跟什么东西无关。
(3)宗教学所研究的对象之复杂,涉猎的领域之广泛,发现的问题之重大,引发的争论之热烈……已使其成为当今人文社科领域里的一门显学或前沿之一。
这是前两方面的必然结果。作为一门显学或前沿之一,宗教学的魅力主要体现于:这门新学科如同思想少年,没有成见,勇于探索,通过反省前人的宗教观乃至历史思维方式,不断开阔视野、转换视角、更新观念,深思整个历史或文化研究里的诸多重大的或根本的难题。例如,宗教与历史源流,宗教与社会形态,宗教与文化差异,宗教与民族矛盾,宗教与古代宇宙观,宗教与现代思维方式,宗教与后现代精神困境,以及宗教与智情意、真善美等。
(4)但就总体研究状况而言,宗教学远非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但尚未形成某种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甚至在所有的分支、课题、观点特别是方法论上都存在分歧。
可依笔者所见,上述不成熟性反倒更能体现出宗教学这位思想少年的魅力所在。正是由于前三方面的缘故,这位思想少年刚迈开探索的步伐,对他来说,要想解开至今仍活生生的古老宗教之谜,确实任重道远,但不会有人怀疑,他正在成长,他前途无量。
前面的比喻并非为了文字上生动活泼,而是想从精神上表示宗教学的发展个性。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时间”虽是通用的度量手段,但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意义。百年历程,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宗教学问世的年代,大致就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相继独立或分化重组的时期。或许可以说,某些同时代产生的学科已成熟了,有完整的体系可描述,有成套的概念可介绍,有公认的方法可推广,甚至有权威的原理可灌输,这一切宗教学都谈不上,它能吸引我们的是一派“少年思想气象”。再三表明上述个性,读者便可理解本书的写法了。
为捕捉宗教学特有的“少年思想气象”,我们不准备面面俱到,而是浓笔重书“几个理论分支”和“一个核心问题”。几个分支是: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和宗教文化学;核心问题就是:宗教是什么?或者说,宗教的本质何在?这两部分内容便构成了上、下篇,“学术纵横”和“问题聚焦”。
“学术纵横”立意于感受“少年思想气象”的宽广度,也就是宗教学的那种异常突出的交叉性或综合性。关于交叉性,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心理学可谓典型例证。这三个重要分支的形成,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互动性,它们的开拓者也就是现代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奠基人或代表人物。通过评述宗教语言学面临的当代难题,则可使我们意识到交叉性的另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即传统学科的新观点特别是新方法与宗教学的相结合。
上篇收尾于宗教文化学有“双重的综合意味”。首先,这个晚近最受注目的研究方向,几乎把宗教学的交叉性推向了极致,以致可看做所有理论分支的综合或整合,或许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不应把它跟其他分支相提并论。其次,由于前一重综合性,宗教学所探讨的重大问题也几乎都在宗教文化学那里综合或整合起来了。正因如此,这一章在上篇里花的笔墨最多。
“问题聚焦”则力求透析“少年思想气象”的深厚度。为什么只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呢?或者说,回答“宗教是什么”需要这么长的篇幅吗?其实,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宗教学的全部问题,准确些说,其他所有的问题无不跟它相关,都是环绕着它一层层展开的,也都取决于怎么理解它、如何解答它。在此意义上,该问题又可称为宗教学的“基本问题”或“元问题”。读完上篇可印证以上说法。
所以,这个称为“核心”的问题不但是宗教学的而且是宗教思想史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历代宗教思想家,无论信仰什么或属于哪个学派,都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以致一部宗教思想史就是不断更新观念、寻求答案的过程。因此,即使读完下篇也不会找到“最后的答案”,如果能从方法论上得到些许启发,就足以令你我欣慰了。
下篇的内容分为这样两部分:一是,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四种主要观点及其热烈争论,即理智论、情感论、意志论和终极论;二是,关于宗教对话问题的三种主要立场及其相互批评,即排他论、兼并论和多元论。这两部分的关系在于,前者的研讨着眼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三个基本方面——智情意及其关系,后者则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宗教关系,针对各宗教相冲突的真理观来盘根究底——宗教到底是什么,各宗教的回答到底有什么根据,是否应就该问题进行对话;按笔者的看法,基于前者进而思考后者,我们便接触到了晚近宗教研究的前沿课题。
最后就本书的讨论重点和评述原则做几点说明:
(1)如同在整体上不求面面俱到,我们在各部分的讨论中也将相应地突出重点——“思想上的里程碑”或“理论上的分水岭”,譬如,描述理论分支时,注重的是奠基人或开拓者的思想;探讨核心问题时,则注重不同观念的倡导者或代言人的理论。
(2)评述以上人物的思想或理论时,我们将把“述”和“评”相对严格地分开。首先,尽可能地“多让他们的原著说话”,以求如实再现他们的原创性思路——发现问题,寻求方法,尝试解答等;其次,我们再来展开多视角的评论,像现存主要争论,学术背景分析和方法论批评等,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其他学者的成果,在部分章节特别是上、下篇的收尾部分,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但不仅希望读者把这些意见跟他人的成果分开,而且建议重“述”轻“评”,因为前者才是“原汁原味的思想理论”,这也是本书“多让原著说话”的理由。
(3)由于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性,宗教学领域自然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这一点是读者不难想象的。面对这种“自然现象或正常状态”,我们应奉行一条起码的求知治学原则:首先力求客观公正地了解那些主要的或有代表性的观点,像它们各自的立场和根据,它们之间的分歧或争论,还有他人的批评或评价等,此后才有我们的思考、探索和创见可言。这也就是缪勒给我们的启发:只知其一,一无所知。
[1] 以上两组统计数字,分别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绪论”,第11页;《国际宣教研究学报》(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001年1月。从统计年限来看,这两组数字大体吻合,只有锡克教徒的人数出入较大。
从这个角度看雅典,三个不同时期的建筑映入眼帘:中景,公元前五世纪的陶立克式赫法伊特翁神殿;前景,圣使徒教堂(公元十世纪);背景,今天的雅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