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读女性的身体

身体是各种社会活动的焦点，当我们注意观察身体时，不难发现身体在特定情境中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女人的身体一向是文化想象与社会监控的关注焦点，“从文学、绘画到宗教、医学，从一首诗到一句口号，女人的身体既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权力密布的具体时空之中，也穿越时空而载承着繁复的符号象征……于是如何谈论与如何呈现女人的身体，变成了一项困难却充满挑战与创造空间的尝试” 。男性确立自己的优化存在，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贬低和压抑的基础上的，因此，女性身体的结构就成为决定女性一生命运的结构，女性的身体也成为女性一切苦难的理所当然的渊薮。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女性主义学者指出，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性别压迫的历史。性别压迫下的人类历史是“他的故事”，而没有女性的历史。以此为出发点，女性重读了自己的身体，并发现了身体的革命性。长期以来，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女性身体已变成男性行使幻想暴力、构思社会问题的文化载体。为了维护男权社会既定的性别秩序和性别压迫，巩固占统治地位的男权集团对女性身体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男性的性别、权力和话语呈“三位一体” 的关系，他们把女人、性和原罪“三位一体”地捆绑在女人身体上，并成为男权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长期以来，女性被迫沉潜于历史地表之下，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审视客体而存在，女性的身体欲望则被告诫要抹杀。“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对身体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这一符号要求所有被剥削的（因而是危险的）范畴自动获得一种性别界定。” 在男权体制专断的社会构架中，女性的身体要么被形容为“黑洞”，要么被形容为“黑暗大陆”。男性对于女性的绝对权力正是产生于对女性自然身体的权力。

同样，因为女性唯一真实的存在只有身体，为了拯救和回归自己，女性也是以自身的身体为基点而采取行动的。长久以来，男权文化规训着女性的身心，甚至女性身体的外在形态，他们为女性身体模塑了理想的样态并让女性们向往追寻。但女性自身的身体经验和体验告诉她们，这是与女性自己的真实身体相悖的。因此，许多女性理论家如朱莉亚·克里斯多娃、露丝·依利格瑞、埃莱娜·西苏等，都指出应从认识女性身体开始，从身体出发，重新定义女性自我 ，希望通过书写和阅读女性的身体，使女性对于自己真实历史境遇的文化表达成为可能。“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 女性主义批评家凯洛琳·G.伯克也明确指出，“女人的创作由肉体开始，性差异也就是我们的源泉” ，号召女性通过描写女性的身体来完成对女性历史的书写，建构女性话语，言说女性的真实体验。因为身体就是女性的自我，是女性从生活中获得感情、欲望、意志和力量的媒介。

19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女性大众文化程度与就业率的提高，受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日渐高涨，这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新的特征：女作家们已不再仅仅关注女性人生疾苦、婚姻悲剧，而是提升到以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女性解放。以张小虹、顾燕翎、李元贞、黄毓秀、何春蕤、陈玉玲等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向男性本位文化发出了挑战。黄毓秀号召女性要做“屠龙”的“女英雄”；何春蕤主张打破处女情结，掌握情欲自主权，强调女性的身体应从男权的捆绑束缚中挣脱出来，做真正意义上的豪爽女人；陈玉玲则认为“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这句口号，“代表了台湾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她把女性主义从经济自主、婚姻自主的层次，推向了‘身体自主’的层次，使女性主义的焦点指向了‘性革命’、‘身体的革命’”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台湾女性作家开始反思女性身体之于女性全面解放的意义，并在各自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本章主要从身体“物化”的悖论、身体的压抑与释放、服饰的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来论证女性身体所具有的文化颠覆性，侧重从欲望与身体的关系进行审美反思。《杀夫》写出了女性在丧失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后，只能用身体去交换生存的深刻悖论，并通过食饥饿和性饥饿的描写，展示女性欲望的非我状态，反映女性人性被极度扭曲的文化现象。《沉默之岛》塑造了两个名字都叫晨勉的现代都市女性，通过描写她们对身体的探索和欲望的释放，写出了女性独特的性爱体验和感受，展示了她们对男性所规范的女性身体原则的反叛。《迷园》和《世纪末的华丽》则以女性服饰为道具，通过服饰的演绎成功地完成了女性自我欲望的表达，建构了属于女性的独特的服饰美学。 cFjFLkExK7bGLeq3YhJS5agVt7zrTTYZSNI5Wobfh9unDVg/JIJE7aEQWNv+m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