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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欲望的颠覆者，而是欲望的叙述者。面对欲望这个“怪物”，文化的要义就是要叙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欲望如何获得满足的故事。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满足”，而在于“如何”
。因为，“欲望起源于对某种存在物的缺位的认识，即确认某种事物是令人舒适、愉快、激动、满意的，而这一存在物（有）现在是缺乏的（无），于是便导致追求这一事物的动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之所以会涌现如此多书写欲望的女性小说，究其根源，不仅是女性意识高扬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女性欲望被压抑太深，以致强烈爆发的必然结局。女性的欲望解放可视为一种力图摆脱男性权威的深层、强烈愿望的表征。对欲望的书写，是台湾女性小说由“外”向“内”转的标志。台湾女作家通过由“外”向“内”转的方式积极拓展书写空间。她们关注传统女性的生存处境，也关注现代女性的心理情状，对男权文化包围中的女性性格弱点、生命本质进行剖析和审视。她们注重女性自身的欲望渴求，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女性情感、情欲自主与独立人格的建立。从她们的书写轨迹来看，女性主体意识愈来愈强：从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刻板形象，到女性对自我边缘地位的清醒意识；从在两性关系中挣扎、试图摆脱男权思想的束缚，到立足女性主体的身份定位，女性的欲望书写突破了男权意识形态书写的束缚，在解构男权神话的同时，建构具有理想人格的新女性形象。女作家们借由女性欲望探讨女性主体的内在世界，将女性最深层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真实呈现，希望能够追寻到女性自我的本真。
台湾女性小说欲望书写的起源，可追溯至1960年代。郭良蕙的《心锁》因涉及叔嫂乱伦题材，逾越了社会伦理常规被查禁。随后，在女性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欲望的气息开始浮显。同为乡土小说，女作家与男作家的乡土想象却大不相同：男作家们多以乡土为参照物批判工商社会的弊病、以乡土寄寓故园之思；女作家们关注的却是传统保守乡土社会中女性的性别处境和欲望。在施叔青的《琉璃瓦》（1976）、谢霜天的《梅村心曲》（1976）等女性乡土小说中，宿命迷思、物欲诱惑相互交错，呈现出多重暧昧的权力欲望纠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那个时期女性小说中的欲望表达好像微风拂过的水面，只泛起了很小的涟漪，便复归了以往的平静。
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转型，文化环境日趋宽松，加诸女性身上的传统社会的种种枷锁逐渐被打破。此时的台湾对西方采取全方位开放的姿态，于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很快如洪水般涌入，尤其是西蒙娜·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更是文化界关注的热点。女性意识成为一种倍受推崇的“现代意识”。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终于逾越了台湾文学的整体“权威叙述”，体现了女性意识所达到的新境界。它们勇敢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女性权利大声疾呼，鼓励广大妇女从爱情、婚姻、家庭的小天地中挣脱出来，主张“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已不再仅仅探讨女性人生疾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的问题，而是升华到以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
1980年代初期，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尽管依然立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书写场域，但已经摆脱了以往单纯对女性的生活场景和生存困境的关注，开始凸显女性的叛逆意识，倾诉女性的心灵感受，寻求女性认同的一致性。这种欲望书写，首先突出表现在“张爱玲热”中涌现出的女性创作的“张爱玲风”，如萧丽红的《桂花巷》（1977）和《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1980）、苏伟贞的《红颜已老》（1981）和《世间女子》（1983）、朱天心的《未了》（1982）等。这些小说的集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女性对情爱、婚姻、女性问题的集体关注，流溢着一种女性在思考两性问题时的强烈危机感。虽然，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女性欲望的题旨，如男尊女卑、女性与“性”的商品化等社会问题，但这种表现多流于表层和浮面。因为，尽管传统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已经解体，新的社会规范却并未成型，女性挣扎在守矩和越轨的两难之间，女性欲望表达依然被男权话语的道德、伦理、婚姻观念重重围裹。
20世纪80年代最能体现台湾女性欲望书写特色的，还是“新女性主义文学”。“新女性主义文学”从“闺秀文学”对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探讨中逸出，从女性的社会参与、主体自由、女性意识建构等层面来思考女性更高层次的解放问题。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强烈彰显，女性欲望以一种前卫而激进的表述方式喷薄而出，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的问题融合在一起。涌现出来的女性小说家有：李昂、廖辉英、袁琼琼、朱秀娟、萧飒、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曾心仪、蒋晓云、平路、邱妙津、陈雪、洪凌、陈烨、李元贞等。在这些小说家的笔下，女性欲望书写已经突破了“情”与“爱”的局限，开始从生理层面向社会层面转移。具体特征如下：一是在“性”领域的大胆叛逆，借“性”写社会。李昂可谓最具代表性。从处女作《花季》（1968）开始，在《有曲线的娃娃》（1970）、《人间世》（1977）等作品中，李昂便以时代的叛逆者的姿态，大胆书写女性的情欲，或以女性的自恋“深入到一个女性自我的深处探索”
，或站在女性本位的立场批判社会对女性情欲的荒谬限制和压抑。而《杀夫》（1983）和《暗夜》（1985）的出版，抨击矛头直指男性沙文主义和男权制度下腐朽堕落的金钱交易和性交易，“性”成为解构男权社会机制的利刃。二是以两性之间的欲望纠葛为切入点剖析男权社会的种种罪恶。如聚焦于婚外恋题材的萧飒，在《小镇医生的爱情》（1984）、《唯良的爱》（1986）等作品中，以犀利的笔法，深入剖析欲望在两性关系中的复杂性，探索社会环境变迁之于女性身心的深层影响，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不过，从始至终一直关注女性问题的，当属廖辉英。从处女作《油麻菜籽》（1983）到《迷走》（1991），她的小说创作始终没有偏离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始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女性，展示女性的欲望，透视女性的心理，探讨女性反抗男权压制的可能性。三是从“社会人”的角度，探讨现代女性人格的建构。如朱秀娟的《万里心航》（1983）、《女强人》（1984）、《丹霞飘》（1987）等作品，均以自强不息的女性形象，展示具有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在面临爱情、婚姻与事业的矛盾时，如何从困境中走出，从而获得更大的建构自我主体的空间。
新女性主义小说对欲望书写的自觉张扬，突破了“主妇文学”“闺怨文学”的框框，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描绘了台湾经济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的情况下，台湾女性由传统角色向现代角色转变的历程，深入探讨现代女性的前途和命运。不过，尽管这一时期的新女性主义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和现代女性意识，但却过于侧重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不免陷入“男权中心”之外另一种本质主义思考模式的泥淖。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欲望书写，以强烈的叛逆精神为先导，完全超越了过去那种囿于单纯事件和直白控诉的女性书写范式，以直面人生、正视女性自我的胆识和勇气，大胆展示女性最隐私的自我情欲感受，借由女性的欲望刻画，建立女性的独立人格。
较之80年代，90年代的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出现了新的走势。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女性主义作家的审视目光开始由自身转向社会，由情爱转向广泛交织的权力网络。“80年代蔚为热门话题的贞操观、适婚年龄、外遇等，逐渐从90年代文本中退隐。爱情，由80年代主要议题贬至90年代的配角地位，由纯粹的两性关系，变成复杂的互文性指涉。女作家虽然还写爱情故事，却已是意在言外，暗指90年代公共领域里更棘手的议题。”
此时的女性欲望书写，质疑以男权为主导的等级秩序，不仅书写场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而且书写议题更趋向于女性话语体系的文化建构。
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可谓90年代台湾女性欲望书写的重要精神资源。后现代主义质疑一切宏大叙事，以解构权威、中心、主流、崇高为己任，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深度消解、反讽、戏谑的风格。90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同样引入了后现代的叙述风格，在以欲望解构颠覆既有的男权话语体系的同时建构女性话语体系。这种建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从女性欲望的角度观照政治、历史，借女性欲望书写颠覆男权的政治、历史神话，以女性视角重新阐释政治、历史，从政治、历史层面建构女性主体。如蔡秀女的《稻穗落土》（1985）、《消失的罪行》，袁琼琼的《今生缘》（1988），陈烨的《泥河》（1989），萧丽红的《白水湖春梦》（1996），李昂的《彩妆血祭》（1997）等，纷纷以女性主义的立场，通过描写“二二八事件”的创伤性政治历史记忆，发掘女性欲望视角观照下的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平路的《行道天涯——孙中山、宋庆龄的革命与爱情故事》（1995）
和《百龄笺》（1998）则以宋氏姐妹的欲望展示，拆解男权话语下的历史神话。李昂的《自传的小说》（1999）以作者个人的女性立场和女性经验诠释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谢雪红的女性形象。“谢雪红，我要寻找的，又岂止是你的一生。谢雪红，你的一生，我的一生……我们女人的一生。”
可见，李昂借谢雪红这一女性形象，昭示了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也建构了女性命运的历史。二是从“性”的角度切入政治议题，以欲望书写颠覆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寓言，突出女性的性别主体形象，建构公共领域中的女性政治话语。女性主义者认为，“性”与人的社会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性”是最能反映女性被男权压制、蹂躏、形塑的另类指标。通过对性／欲的情感书写，女性一直被忽视和宰制的主体将得以自由建构。李昂的《迷园》（1991）、《北港香炉人人插》等作品，以“性”为利器，解构男权政治的权力运作，释放出女性的自由主体。而上文中提到的历史小说，同时也对政治寓言进行了拆解，女性的政治关怀便得以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进行。三是从女性的身体展开欲望书写，展示女性最私密的性心理、性经验、性快感，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对身体自主的理念做出阐释。如李元贞的《爱情私语》、袁琼琼的《苹果会微笑》（1989）、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1990）、苏伟贞的《沉默之岛》（1994）、邱妙津的《水瓮里的红蝎》、成英姝的《好女孩不做》（1998）等作品，纷纷以女性对身体的关注，阐释女性在自觉的欲望追寻中身体的自主理念所具有的文化颠覆内涵。四是从性别议题入手，以同志书写的欲望展演，消解男性／女性二元对立，颠覆传统男性话语中心的欲望规范和性别话语体系。女性小说的同性情欲从李昂的《有曲线的娃娃》开始就已见端倪，而后《回顾》（1972）、《暮春》（1975）等篇章均有同性恋情欲的描写。其后，玄小佛的《圆之外》（1976）、郭良蕙的《两种以外的》（后更名为《第三性》）（1978）、凌烟的《失声画眉》（1990）、曹丽娟的《童女之舞》（1991）、梁寒衣的《山茶花男子》（1992）、朱天心的《春风蝴蝶之事》等作品，开始较明朗地书写同性恋欲望。90年代后，同志书写逐渐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议题，重量级作品相继出现，如朱天文的《荒人手记》（1994）、邱妙津的《鳄鱼手记》（1994）和《蒙马特遗书》（1996）、陈雪的《恶女书》（1995）和《梦游1994》（1996）、洪凌的《异端吸血鬼列传》（1995）和《肢解异兽》（1995）、曹丽娟的《关于她的白发与其他》（1996）、杜修兰的《逆女》（1996）、成英姝《人类不宜飞行》（1997）等。这些作品聚焦变形、易装、双性、雌雄同体、同性恋、酷儿（Queer）等同性恋题材，对性别、性取向作重新的思考，以另一种书写方式反映出性别认同的危机。如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选择男同性恋为主角，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企图以此建构阴性的文字殿堂；邱妙津的《鳄鱼手记》，则以女同性恋为主角，表现了社会观念与“同志”现象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同性恋者不为社会所理解，反受到舆论制裁，最后走向毁灭的处境；陈雪的《恶女书》，用“恶女”意象颠覆了男性文化霸权的专横面孔，写无法压制的同性爱欲四处出没。总之，进入90年代后，女性欲望书写不仅关注身体等私领域，而且还突出政治、历史等公领域中的权力欲望，并进入无性别的欲望领域；欲望书写在展现女性主义作家的审美风格、技巧的同时，也昭示出作家们藉书写策略进行文化建构的意图。
总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或叙事技巧上，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和美学风格，尤其是欲望书写的文学策略和文化建构意图，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总体看来，台湾女作家们的欲望书写已介入台湾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各个层面，并在解构男性权威话语的同时，建构女性话语的象征体系。无论是从身体、欲望、情感等角度对男权文化进行反思；还是从政治、历史叙述等方面，对男权文化进行解构；或是从同性爱欲等视域，对男权文化进行颠覆，对欲望的全方位书写，都是女性言说策略的关键。鉴于此，下文将以台湾女性小说中的“欲望书写”为切入点，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小说家李昂、朱天文、苏伟贞、平路、邱妙津、陈雪、洪凌等人的核心作品作为阐释文本，从欲望追寻、欲望解构、欲望越界三个层面，来探寻女性欲望书写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的变迁轨迹，这条轨迹大致可概括为：女性由最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欲望等“私我”境界，追寻情欲的自我表达和实现，到关注女性在政治、历史等话语层面中的“公我”形象，解构男权神话的虚伪和做作；再到关注女性主体权威的“去我”（指去除女性自我的性别）建构，超越性别的界线，以对“两性二分结构”的质疑和去性别化，颠覆男权社会的性别话语体系，从而最终建立无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本书希望借一斑而窥全豹，从欲望书写的窗口透视台湾女性小说的魅力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