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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可谓是女性文学的世界，相对大陆各省和海外其他地区，台湾的女性文学创作及成果当最令人瞩目。”
作为中国女性文学一部分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继承了中国“五四”女性文学的传统，吸收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养料，立足于台湾自身的文学环境，呈现出与大陆女性文学不尽相同的艺术景观。独特的生成环境铸就了其独特的个性，带来了其独具特色的发生、成长、发展、高潮、分流的演变脉络。在成就了一批女作家的同时，台湾女性文学自身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在台湾文坛上更呈扛鼎之势。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台湾女性文学，从1950年代走来，经历1960年代的西化风潮、1970年代的女性意识觉醒，在求新求变中摸索发展，到1980年代终于产生了质的飞跃，形成“新女性主义”文学浪潮。进入1980年代后，台湾女性文学的创作潮流已逐渐摆脱早期软性题材居多的倾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都在深化。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女作家组成的创作队伍，以敏锐的目光、真诚的写作态度，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情感，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以自我撕裂与反叛的勇气和重塑意识，对男性话语权力进行解构，寻找在男权社会失落已久的自我，并试图从中脱离出来，进而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描绘传统女性的困惑与挣扎和新一代女性的选择与追求，她们的作品在台湾文坛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影响日益明显，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崛起。
可以说，特定的社会条件是台湾女性主义文学迅猛发展的丰腴土壤，正是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转型，带来了台湾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不可忽略的飞跃。进入1980年代后，台湾岛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台湾四九年以后初期的政治统御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建构一种正面的、保守的、尊崇传统道德的教化性‘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在七〇、八〇年代，由媒体仲介的市场力量则逐步将这种主导价值系统侵蚀、转化，在解严后更因为全球化的力量加速而进入另一种格局）。”
政治方面，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长达40年之久的戒严，海峡两岸的隔绝与禁锢终于被打破；经济方面，台湾开始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都市化进程加速；文化方面，大众消费文化的日益繁荣和后现代文化的迅速崛起，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
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文化的开放，以及西方较为先进的现代思想的涌入，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为台湾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营造了氛围。尽管此一时期女性主义运动大致采取温和路线，但女性主义者依然背负着各种骂名，集种种矛盾形象于一身：丑女／浪女、偏激／拘谨、纵欲／禁欲、无助／嚣张，使得许多女性主义者呈隐性活动状态。解严后，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致力于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层面与男性的平权。至90年代，受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反色情派、性解放派和酷儿派女性主义在台湾凸显出锐利锋芒，女性欲望中的情欲议题渐成运动主轴。1992年3月8日，台湾妇女新知杂志社举办“我爱女人”游园会，虽然只是延伸了以往的性别认同政治，但对女性欲望的展示却是前所未有的。自此以后，女人的性欲望、性幻想、性需要、性经验以及女性对身体的独特而细腻的感受开始以“另类情欲”
的书写方式浮上台面。李元贞的《爱情私语》（1992）等女性情欲自白的“妖言系列”以及1994年创刊的《女朋友》双月刊可为代表。而1994年5月22日的女性反骚扰大游行中，何春蕤“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性解放口号，更显现和突出了女性的性主体。与此同时，女同性恋的性欲取向与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被强烈关注。“以个人层次的策略选择而言，不论我们如何营造欲望主体性，如何享受和构造情欲，都无法因而避免成为男性欲望受害者的共同潜在危险，换言之，情欲主体的主观认知并无法取代受害客体的社会处境。”
这段话说明，无论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欲，女性的生理性别依然决定女性的社会性别以及女性在性别权力中的位置。
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多元的书写格局，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批判传统价值观念对女性的压制，抨击歧视女性的社会偏见，呼吁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强调建析完善的女性自我，由此产生了“新女性主义”文学。仅小说方面就有不少代表作家，如李昂、苏伟贞、廖辉英、袁琼琼、萧飒、平路、朱天文、朱天心、邱妙津等，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台湾各项文学大奖的夺魁者。无怪乎有学者说：“80年代台湾文坛最引人瞩目的两个现象是：政治、社会小说的盛行，和女作家的崛起。”
台湾女作家之所以在1980年代崛起，有其具体原因。
第一是女性文化水平的提高。女性只有懂得文化知识，才具备接受现代文明的能力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随着台湾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识女性群体不断扩大，她们的中文运用能力大大提高，从而为女作家的涌现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不少女作家，如李昂、龙应台等，是留学西方后回台从文、从教的，这些高知化、社会化的女性，不易受传统文化束缚，对新思想接受快，敢于向台湾的男权主义挑战。“八十年代台湾新生代作家群崛起，其中女作家占了一大半。新生代女作家大都出生于五十年代，受过高等教育，善于思辨，她们的创作题材广泛，除了富于个性、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女强人’形象外，更从各个角度、层面展示台湾新女性的意识观念。这时期女性文学的社会批判性得到深化，不再停留于对社会弊端的认识上，而是追求能启迪读者深入思考的内涵和思想力度，具有当代审美理想色彩。”
第二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世界性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1970年美国爆发的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女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下，也不断涌起风潮。许多80年代脱颖而出的女作家，都接受了这股潮流的洗礼。廖辉英曾直言“我是个女性主义者”，李昂也说“我不否认我受到女权运动者的影响”
。“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渗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让女作家们越来越感受到男权中心的威胁，深刻认识到台湾虽然社会开放了，但男权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却并未解除，它危及、伤害女性的身心，给她们带来生存危机和精神困扰。意识到这一现状的女作家们，开始以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观照台湾女性的现实生存状况，她们的作品呈现出“社会批判”和“妇道批判”的锋芒，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由原来的从属地位逐渐移向主体地位，她们的女性意识、自我意识从觉醒逐渐走向强化。
第三是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台湾经济转型时代，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由此开创出的多元化局面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了多元化的可能，更多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参与社会活动。这一时期，她们经历了从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角色的艰难转变。虽然社会发展提高了妇女的就业率，经济自主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又出现了职业妇女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妇女人格的建构等问题。从贤妻良母到职业女性，面对新的人生图景，女性开始从自身境遇和社会境遇出发，思考如何在各方面追求自己的公平地位。1985年，台湾政治大学某教授做了一份“妇女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的问卷调查，居首位的答案是“妇女在法律地位方面与男性目前不平等”和“男女不能同工同酬”。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不仅丰富了她们的人生，也为女作家积累了创作资源，使她们对自身的性别待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1980年代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冲破“主妇文学”“闺秀文学”的局限，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形态上表现女性人生，探讨现代女性的处境和命运，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
第四是学术氛围的烘托。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学潮流的兴起，都离不开文学刊物的支持和文学批评的关注。台湾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从1985年左右开始发展，到90年在学术界引领风骚。其间，有许多大专院校的外文系、中文系先后设立女性、两性或妇女、性别研究室，开设“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课程；有不少杂志大量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联合文学》《当代》《中外文学》等都刊发过“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专号
。从教学开课、刊发专号，到专题研究和学术会议的规划与执行，一时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风起云涌。“如果英美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文化积累，那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则是以压缩时空的‘并时性’为其特色：同步进行对男性经典之性别批判与对女性作家之挖掘考据，同时间拥有主题分析与角色研究、语言论述与主体建构、阴性文类和性别越界的众声喧哗，将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同志研究等等之成果冶于一炉。”
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促进，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成为显学，并产生了持久影响。
以上种种原因促发了台湾女性文学在1980年代的大转型。女作家们开始从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枷锁中挣脱出来，鲜明地亮出“女性主义”旗帜，用作品来表达女性作为“人”的觉醒，通过女性欲望书写来表达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1980）、李昂的《杀夫》（1983）、廖辉英的《油麻菜籽》（1983）等作品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反思；苏伟贞的《陪他一段》（1983）、萧飒的《唯良的爱》（1986）等作品对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处境进行了观照。90年代，李昂的《迷园》（1991）和《北港香炉人人插》（1997）、平路的《行道天涯——孙中山、宋庆龄的革命与爱情故事》（1995）和《百龄笺》（1998）等作品涉及以往鲜有论及的禁忌，“欲望”与“政治”、“欲望”与“历史”等议题纷纷浮出水面；朱天文的《荒人手记》（1994）、邱妙津的《鳄鱼手记》（1994）等作品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性别反思，扩展了台湾女性文学的题材选择和书写范围。“这些女性作家，无论在作品的风格还是题材内容的选择上，均与八〇年代以前的女作家大相径庭，最明显在于此时期的女作家，已‘有意识’地去书写女性的处境，即对女性的地位、心理、自我意识等范畴也有所探索。”
她们在不断探索女性欲望的同时，积极展现女性发展的自我面貌。就这样，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台湾女性文学红红火火走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且热热烈烈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