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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指出：“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
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这部著作并没有对“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电影制作的史实给予相应的重视，对史实的评价，现在看来也尚欠公允。2004年以来，在“重写电影史”的呼声中，“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开始引起研究者关注，虽然数量不多，但毕竟显现出一种更开放的史学视野，预示着试图重新还原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图景的趋势。
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电影编导这一范畴，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这派文人不仅做编剧、当导演，而且自1918年以来，他们撰写的电影批评、电影小说和以电影为噱头的小品文就随着各种电影杂志和其他各色报刊游走于现代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了。从《申报》到《明星特刊》《友联特刊》，从《游戏世界》到《电影杂志》《电影月报》，从《礼拜六》到《紫罗兰》《红玫瑰》，到处都印刻着“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字迹。
不仅如此，他们还编电影杂志、开电影专栏，周瘦鹃甚至在自己主编的《紫罗兰》上专门推出一期“电影号”（1926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二号）。可以说，“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现代中国城市的印刷媒体上形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电影书写网络，而且，在他们的感召和扶持下，更多趣味相投的通俗文人都参与到电影写作中来，支撑起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电影世界的一片天空。
另一方面，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鸳鸯蝴蝶派”文人就遭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猛烈批判。在某些新文化人眼中，这批人是“文丐”“文娼”，他们“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
。新文化作家指陈“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戏谑、笑闹和色情固然是事实，但他们对通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高蹈的道德姿态和“扣帽子”式的大话语调。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攻击式的论述，并将视野扩展到小说以外的通俗文本，仔细阅读通俗文人的作品，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电影文字，就会发现通俗文化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深邃思想和人间情怀，尤其是通俗文人怎样通过电影批评来追忆传统和回应现代的种种复杂面相和成败得失。这笔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扣帽子”就能抹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电影书写，不仅是还原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图景的需要，也是思考“早期中国电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乃至与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关系”的史学要求，
更是追忆现代中国电影文化建构的传统文化营养，以回应和感召当代中国电影史书写的精神力量。
本章难以对民国时期通俗文人的电影书写作全面系统的论述，我将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鸳鸯蝴蝶派”通俗文人的电影批评为中心，择取有代表性的批评文本来集中讨论：通俗文人如何将中国传统负载于电影批评之中来回应现代社会？传统文化营养在现代中国电影批评里的回响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电影文化事业和城市平民大众的影响与意义何在？我将援引芝加哥大学的印度裔美籍中国现代史专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观念，尝试以“复线历史批评”（Bifurcated Historic Review）来概括和阐释“鸳鸯蝴蝶派”通俗文人的电影批评的一种思想风貌，并从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电影批评对后“五四”时期中国城市平民的思想启蒙、电影批评对历史片创作的深远意义、电影批评对早期中国电影史述的多元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