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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至1922年，周瘦鹃的《影戏话》、中国影戏研究社的《影戏杂志》在上海分别以报纸和杂志为载体，开创出各具特色的中国电影批评阵地和“公共空间”。当时间推移至1923年，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北京，一个不同于《影戏话》和《影戏杂志》的中国电影批评“公共空间”，在一次公开征集电影批评并进行评选的行动中得以开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完全得益于“真光电影剧场”和它的创办人罗明佑。
按照孙瑜的说法，这位20世纪30年代以联华影业公司异军突起而叱咤上海影坛的罗明佑“是北大毕业生，叔父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罗文干部长，他在北京创建真光电影院，后来接管了外商开办的京、津平安电影院，拥有华北几十家电影院管理权”
。这样一个身份、学识和魄力都殊不平常的人，从进入电影界伊始，就抱着“辅助教育、改良社会、灌输知识”的初衷，因而，他“宣布社会，征求指导，庶收集思广益之效”的办事方针和思维模式，在真光电影剧场的创办和经营上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当1923年年初，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赖婚》（Way Down East，David Wark Griffith，1920）从上海来到北京公映后，
真光电影剧场的又一个“集思广益”的行动得以展开，它在北京各大报刊登广告，征求观众对《赖婚》的影评。
这次征求《赖婚》影评行动的直接产物就是《赖婚：解决婚姻问题之大名著》这一“真光电影剧场评论特刊”（以下简称《赖婚》评论特刊）的诞生。刊登在这本特刊上的“本院征求《赖婚》评论宣言”将征集影评和编撰特刊的缘起、意旨和价值作了明晰而诚恳的交代。
今者民智日新，思潮澎起。对于社会人生各大问题，容或有急待解决者。然以数千年来积弊之重，社会人生问题之大。欲求其解决与改造，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为力。敝院轫办之始，尝冀稍竭棉薄于社会。力所能至，不敢告劳。前得《赖婚》影片，在院开演。剧中历写世情，切中时弊。而对于男女社会人生各大问题，尤有重要之价值。故曾于真光特刊之《赖婚》号中。登载征求评论一则。幸蒙诸君不弃。争以鸿文赐教。明言伟论。至堪钦佩。敝院感谢拜受之余。爰集所得。刊成是册。玉铎金声。用流广远。但来稿繁多。篇幅有限。不能尽数刊刻。至为抱歉。兹将评论来稿择登十篇于下。以答投文诸君之盛意。以为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之商榷（排列以来稿先后为序）
和真光电影剧场一贯的宗旨一样，解决与改造“社会人生问题”始终是其高远志向，那么，为此宏愿，他们也做出了脚踏实地、切切实实的行动。通过他们的感召与征集，《赖婚》影评“来稿繁多”，但编纂特刊的“篇幅有限”，因而仅“将评论来稿择登十篇”，汇成一册。是哪些作者的影评得到了包括朱石麟和费穆在内的评委们的青睐呢？
这十位作者是：“理白、孙伏园、豂子、厉南溪、朔水、李溎龄（李桂龄）
、侬声、郑拔驾、欧循献、C. R.”。其中，除了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晨报》副刊编辑而颇有名气的孙伏园最惹人注目外，一个让人惊奇的事实是：这位署名“理白”的作者，竟是孙瑜，而且他的投稿《〈赖婚〉的一个科学评论》盖住了孙伏园、厉南溪、郑拔驾等人，夺得影评评选的第一名，而那个时候的孙瑜，还只是清华学校一个毫无名气的学生。这一轶事，直接促使了孙瑜投身电影事业。
孙瑜的这篇影评，与其他九篇相比，确实写得颇有“新”意。一开篇，孙瑜就声明这篇短文“是采用‘课堂式’‘科学式’的眼光和法则来评论《赖婚》”，希望通过“分析”和“剖解”，“寻出《赖婚》为甚么好的原因”，从而“使观者更能领略他的真美，使我国的影剧界，奋励起来和欧美竞争”。
很有些魏源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和魄力，只不过1923年的中国，不仅已经从追求器物层面的西方现代性转向一系列以传播西学、讨论变革、倡导启蒙为宗旨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且新文化运动甚至已经开始在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中退潮，没有了《新青年》呐喊“民主”、呼喊“科学”和彻底地“反传统”的激烈。不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意识却播撒开来，碰到恰切的时机，它们就会以各种面目显露出来，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在城市平民中以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式显露出来。
虽然《赖婚》是美国影片，但与现代中国的城市平民，特别是城乡妇女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按照孙瑜的说法：“《赖婚》乃是一个寻常见惯的而又极简单的故事。里边叙述一个可怜的天真烂漫的乡女，受了香饵和欺骗，遂至于饱尝人生的苦辛和心身的悲虐。这个故事简单极了。”
《赖婚》里贫穷的乡村女子安娜（Anna Moore）到城市亲戚家借钱，却被富家子山德孙（Lennox Sanderson）诱骗秘密结婚，最后被山德孙遗弃，受孕生下的孩子又夭折。最后，安娜投奔冰川、想要跳海而死时，被真挚恳切地爱慕她的大卫（David Bartlett）所救，两人终成眷属。这个故事不仅与中国“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意识内核上有相通之处，而且，恰切地触及了中国五四之后“妇女解放”蔚为时尚而导致的许多实际问题。就像《赖婚》评论特刊转引《上海时报》KKK 君所说：“‘剧中含着许多紧要特决问题’，如社交公开、婚姻、两性、爱情、法律、道德、智识、平等和妇女运动的问题。”
当然，电影《赖婚》毕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教科书，正如《赖婚》评论特刊“说明部分”所列举的《赖婚》的导演名望、情感动人、布景神妙、耗资奢华、明星众多等因素，
都是《赖婚》吸引观众之处。因而，《赖婚》在中国放映的空前盛况，真是“所到之处，全城倾动，无处不续演数次”
。厉南溪也对《赖婚》在北京放映的盛况加以描述：“一时轰动了全城士女，几于妇孺皆知。就是不常看影戏的人，差不多都被他吸收了进去，饱一饱他的眼福。”
孙瑜《〈赖婚〉的一个科学评论》从影片的“题旨”（Theme）和“基意”（Basic Idea）说到“结构”（Plot）的优点，从剧情运用“疑阵（Suspense）和惊奇（Surprise）”来“擒着观众的兴趣”，说到女明星李莲·吉舒（Lillian Gish）的表演“奏出哀恻悲人的曲调”，以及布景的“美”与“奇险”，
既是在剖解《赖婚》“为甚么好”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在有理有据地分析“为什么好看”的原因，他的分析处处以观众的观影心理为出发点和依归。在孙瑜看来，《赖婚》包含着一个“虽然观者不说出来，大家心里都能得着一个相同的印象”的“绝大绝深的题旨”：
《赖婚》的题旨是甚么呢？凡看过《赖婚》的人都应该明白了解；虽然观者不说出来，大家心里都能得着一个相同的印象。《赖婚》题旨，如要把他写出来，大意就是社会城市万恶；男子对于妇女还没有作到一种高的道德；妇女想选求她们的生命同伴时，比较男子更受了深重的痛苦；此外又述出多妻制的遗毒，和真爱情最后的胜利。
孙瑜点出了《赖婚》所隐藏着的“城市万恶”和“多妻制”这两种现代社会和传统习俗各自不同的弊端。姑且不论《赖婚》是否达到了揭示现代性悖论和传统流毒的深度，孙瑜所说“男子对于妇女还没有作到一种高的道德；妇女想选求她们的生命同伴时，比较男子更受了深重的痛苦”这样一种普通观众的观影印象，从《赖婚》评论特刊的其他影评来看，确是被普遍论及并引发思考的现象。就像朔水追问：“为什么社会上道德的制裁，对于女子特别地严酷？为什么男子有了不道德的行为，便算不了什么；女子受了异性的欺负，便是大逆不道了呢？”
署名C. R. 的作者更感慨道：“山得孙固昧良悖理，有拐诱之罪，为社会之蝥贼，人类之大蠧，然亦足以警惕一般女子。”
对这部美国影片反映出的现象，李溎龄/李桂龄在《赖婚评论》中说：“至于事实，则与中国现今之社会，尤有莫大之关系。”为什么呢？李溎龄/李桂龄指出原因：“晚近国人沾染西风，事事摹仿。惟对于男女恋爱、自由结婚、猛烈进步，尤多误解。”
厉南溪、郑拔驾等人的影评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反思：
美国文明差不多已经达到极点，但是社会中的黑幕依旧在这卷影片里层层揭穿，这是编剧人对于新大陆的社会一种不满意的表示。我看过之后，到教我心里发了个疑问：就是世界平等、人类自由，是不是应该建筑在道德基础上？我国国民正在日求平等自由，这卷影片里面包含着许多重大的问题，恰巧就是我们所需要解决的。
以吾国近年来男女平等，交际公开，结婚自由之声浪高唱入云，而一般不道德之男子，仍跃跃欲动，思一试其肉欲之主张，女子偶蹈其机，被为所诱，则将来为保存自身之道德计，贞节计，其所处之境或有甚于安琪儿者，故此片之对于中国之社会，诚可谓对症之良方。
很显然，无论是孙瑜、朔水、C. R，还是李溎龄/李桂龄、厉南溪、郑拔驾，都从《赖婚》中看出了男女在道德要求上的不平等境遇，并对其时中国“高唱入云”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平等与自由“是不是应该建筑在道德基础上？”这样的追问与反思，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健将们在激进的呐喊声浪中，有意无意忽略或者没有来得及，甚至也许是在宏大话语的模式下也不可能深入触及的层面（鲁迅除外）。然而，在实际生活态度层面对西方平等与自由思潮进入中国本土语境的适应性进行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这从周作人这一《新青年》健将日后的附逆行为中已见一斑（“失去儒家制衡的‘个人主义’”）。
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尚且有陷入西风迷雾而辨不清是非善恶的时候，更何况类似《赖婚》中的纨绔子弟山德孙以及三教九流中的芸芸众生和善男信女。现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先生曾在题为《“五四”与现代化》的演辞中指出：
精英知识分子的呼喊对于民间的影响可能是极为宏大而粗放的，而且，很有可能传到民间之后，被机械化地盲目跟从，导致相反的结果。精英知识分子不大考虑大众会在哪个层次上接受他们的思想，因而，精英呼喊的“自由”到了民间，而其解释又不清楚，到了人人日用的社会日常生活，就泛化为一种一般生活态度，不免变为掩护生活堕落的招牌和旗帜。
城市平民并不懂得什么“儒家”“儒学”，也不会去管什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怎么理解。但如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因恋爱婚姻而“受了深重的痛苦”，遭遇类似《赖婚》中安娜的境遇，就会感同身受，就会把矛头直接指向山德孙这样生活泛滥、道德沦丧的人。在《赖婚》评论特刊中，孙瑜等多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从普通观众的感受出发，提出了与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问题。这种“道德向度”，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赵文词（Richard Madsen）教授看来，既是哈贝马斯“理解现代社会”的“毕生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最突出的关注向度。
难怪哈贝马斯在他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中会反复追溯并强调在“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现象：从18世纪英国咖啡馆杂志开始而影响了欧洲的三代“道德周刊”。
真光电影剧场是否以持续出版评论特刊而形成了类似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周刊”现象，尚需进一步研究。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孙瑜等人在《赖婚》评论特刊上，以道德向度来反思和对抗西方自由主义浪潮涌入中国所造成的生活态度上的“泛自由主义”。他们甚至超越了“理性论影”的电影批评“公共空间”的出发点，不仅是以电影事业和电影观众为旨归，而且深入到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之中，而他们的“公共意见”恰恰形成了对社会涣散状态构成制约的一个可能趋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23年的《赖婚》评论特刊作为中国电影院特刊，开创了类似18世纪初期英国咖啡馆杂志的“公共空间”。并且，这一中国电影批评的“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层面补足了五四新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较少触及的对西方现代启蒙话语（“世界平等、人类自由”）的反思。这一反思，不是抽象阐发，也不是书斋宏论，而是通过对“妇孺皆知”的《赖婚》影片的批评，以具体、鲜活而人性化的语言表述出来，它们是深入日常生活的人间批评，同样亦是中国电影批评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五四精英文化启蒙话语的“通俗现代性”。
综观《赖婚》评论特刊的10篇影评，除开围绕道德向度而形成的“公共意见”之外，对《赖婚》在“表情”与“布景”上的相得益彰，
导演和演员善用“烘云托月”“对象映照”“小说伏线”的方法，
以及“在悲哀的情节中，时常带有诙谐的令人发笑的趣味”
等电影技艺都加以阐发。这些从电影事业和电影观众角度出发的“理性论影”，同样构成了《赖婚》评论特刊作为中国电影批评“公共空间”的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孙伏园作为《赖婚》评论特刊中的“大腕”，他的评论确实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人的“高度”。一开篇就把《赖婚》与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显克微支（H. Sienkiewica）的作品相提并论，
然后详细叙述了《赖婚》剧情，接着说道：“于是极险峻极悲惨极紧张的爱情故事，竟以极平庸的结局（在艺术上说或者是小疵）做了对于观客的慰安。”他对观众心理也如此揣测：“其实看客们对于山特孙虽然痛恨切齿，而一出剧院以外，山特孙依旧是看客们的最崇拜的偶像。”
这些都无不显示出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对城市平民的反讽气息和居高临下的姿态（注意孙伏园对电影观众的称谓用词：“观客”“看客”）。与身处上海“十里洋场”的通俗文人周瘦鹃不同，也与作为影迷的顾肯夫、陆洁和张光宇这样的平民知识分子不同，孙伏园所在的北京，集中了全国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而且，孙伏园本人深深浸染于“五四”精英文化之中。通俗文人、平民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态里，书写出不同特色的电影批评。
然而，庆幸的是，真光电影剧场编辑的《赖婚》评论特刊，持有的是一个兼容并包（不论知名度大小、不论文言与白话、不论地域
）的姿态，因而各色寂寂无名之辈，只要文章写得好，均能入评选者法眼。从这个意义上说，1923年的《赖婚》评论特刊，竟然具有了一些理想的“公共空间”的气息。
这在错综复杂、利权纠葛的“人间世”里，难能可贵。
从1919年上海《申报·自由谈》刊载周瘦鹃的“影戏话”，到1921年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创办的《影戏杂志》，再到1923年北京真光电影剧场的《赖婚》评论特刊，中国电影批评以报纸副刊、影迷杂志、影院特刊这三种载体形式，逐步开创出以电影事业和电影观众为主要关注向度的“理性论影”的“公共空间”。《赖婚》评论特刊更因其开放的征集行动和兼容并包的姿态，以及对“道德向度”这一理解现代社会之重要维度的集中关注，而开创出一个具有理想气息的中国电影批评“公共空间”。在思想文化功用价值上，中国电影批评借助印刷媒体，充当了一座将“五四”精英文化的某些部分输送到城市平民之中的“过渡之桥”，并呈现出不同于“五四”精英文化的“通俗现代性”：中国电影批评最早的践行者以通俗文人和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图文品评的方式，不仅将新潮的现代电影文化和观念播撒普及给平民大众，为城市平民读者的世界营造出一种接受和参与讨论的广阔空间，而且以鲜活生动的笔触深入城市平民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对“五四”精英文化的宏大现代性话语进行反思，既触碰到现代性本身的悖论，也顾虑着西方现代性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
回顾现代中国电影的历程，耐人寻味的是，周瘦鹃、顾肯夫、陆洁、孙瑜等中国最早的一批撰写电影批评的影迷，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国电影事业。且不说周瘦鹃做编剧、顾肯夫当导演、陆洁搞制片，孙瑜更在1929年应罗明佑之邀执导《故都春梦》，向武侠神怪的中国影坛注入一股清流，开启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新浪潮”。倘若回想一下1923年孙瑜在罗明佑的“真光电影剧场”征集影评的活动中获得头名而促使他投身电影事业的轶事，这是让人何等感慨的历史文化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