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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当代电影》推出的“中国电影史研究：重写的艰困与创新的呼唤”主题组稿中，饶曙光教授认为：“在改变、更新电影史学观念的前提下，对过去电影史学著作所忽视，乃至轻视的问题进行认真的重新审视、挖掘和评价。这其中，大量的盲区乃至误区依然存在。”在他看来，以往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对“鸳鸯蝴蝶派”文人大量参与早期电影生产制作都是持否定负面的评价，“但如果从电影市场、电影工业的角度看，‘鸳鸯蝴蝶派’为中国电影建构了传奇化的叙事结构和模式，‘鸳鸯蝴蝶派’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最大群体的电影观众，从而使得中国电影工业得以发展，其贡献不容低估”
。
沿着饶曙光的思路，从电影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角度看，“鸳鸯蝴蝶派”文人撰写的大量电影批评、电影小说和以电影为噱头的小品文，不可小视。自1919年以来，“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各色电影书写就随着各种报刊游走于现代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了。从《申报》到《明星特刊》《友联特刊》，从《游戏世界》到《电影杂志》《电影月报》，从《礼拜六》到《紫罗兰》《红玫瑰》，到处都印刻着“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字迹。
不仅如此，他们还编电影杂志、开电影专栏，周瘦鹃甚至在自己主编的《紫罗兰》上专门推出一期“电影号”（1926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二号）。可以说，“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现代中国城市的印刷媒体上构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电影书写网络，而且在他们的感召和扶持下，更多趣味相投的通俗文人参与到电影写作中来，支撑起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电影世界的一片天空。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唐小兵先生曾以范烟桥于1933年刊登在《珊瑚》半月刊上的读者对于“为什么看小说”这一问题的回复作为例证，说明这一批读者所认同的，可以粗略地称作“现代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文化”，即“鸳鸯蝴蝶”式通俗小说几十年间操作其中、流通其中的沿海商业城市（主要是上海）居民文化。
如果说20世纪初流行于现代中国城市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市民最主要的通俗读物，那么，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电影与电影文化在现代中国城市（上海、苏州、北平、天津等）中的影响力来看，“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制作的电影和撰写的各色电影书写，毫无疑问，是构成现代中国市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现代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电影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电影刊物则时髦新潮、图文并茂，这一切都使得电影文字的读者层次和读者面必然更多元、更广泛。
虽然自晚清到民国，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社会地位向来不高，既不能跻身士大夫之列，又遭到“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排斥和谩骂，
但他们却是深入现代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的精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市民日常文化生活的代言人。本章难以对民国时期通俗文人创作的小说、电影，撰写的各种电影书写做全面系统的论述，我将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和电影小品文为中心，择取有代表性的文本来集中讨论：“鸳鸯蝴蝶派”文人如何通过影评书写深入现代中国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观念批评、知识转介或信息传播，甚至文化创造？另一方面，这批通俗文人往往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化的“旧情怀”，却述说着城市中最新潮、最摩登、最流行的电影。那么，这些携带着种种传统因子的影评书写是如何与现代中国市民生活相接榫的？这其中，经过传承和变异，营造出一个怎样的交织着古今中外文化质素的纷繁图景？我希望能通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影评书写来揭示通俗文人与民国时期的电影文化及都市现代性的一种关系，能够为当下大众传媒和都市文化空间的议题提供新的历史维度。我将从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一是探讨“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是怎样在对传统的追忆、抵抗和批评中进行市民日常观念的矫正和启发的，也就是分析其在城市平民文化启蒙、反启蒙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考察“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影评书写在秩序混乱的现代中国是否起到一种引导市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取向和精神的历史作用；三是探究“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影评书写是否通过对传统的消费而创造出现代电影文化，从而在现代中国城市中呈现出日常生活的传统、民间和乡野的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