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哥

刘大哥本名刘文井。这个略显别致的名字是刘大哥的爷爷给取的，“文”即文思泉涌。“井”指井然有序。他爷爷通文墨，小有才情，做过私塾先生，在乡间算标准的文化人。

一九六七年，十九岁的刘大哥与蜜蜂初结缘，跟随着集体养蜂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出发了。这次缘分不长，仅仅三年。二十二岁的刘大哥被乡里安排到师范学校进修，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十二年。一九八三年，因为儿女渐长，薪资微薄，全家开支都指望这少少的一笔进账，三十五岁的刘大哥递交辞呈，不愿意继续当“孩子王”，重新捡起养蜂的老本行。他头脑灵活，勤劳肯吃苦，短短五年，就成了响当当的万元户。上面的领导一看他是个可造之才，又委派他当村支书带领大家致富。他在位置上坐了两届半，兢兢业业，却被小人诬陷受贿，愤然之下自卸“官印”，转而投身到创业的大潮中去。他四十七岁着手创办塑料制品厂，用十年时间将厂子办得红红火火，五十七岁时慎重地把自己十年的心血移交到儿子手上，再次踏上了养蜂之路。

蜂场的活计一桩接一桩，早上五点多，刘大哥就起床了。牙不刷，脸不洗，先去蜂箱边溜达一圈，背着手，东看看，西望望。隔几步，打开一只蜂箱，取出巢脾举在眼前，翻来覆去地凝视许久，再将它归位。如果新丽姐不喊他吃早饭，他就一直不紧不慢地徘徊在蜂箱之间。

我问新丽姐：“刘大哥每天早上在蜂箱边干啥？”

“检查。”

“检查什么？”

“有没有蜜蜂中毒，有没有蜜蜂饿死，新王有没有产卵，蜂螨厉不厉害……很多要检查的情况，我一下子也讲不全。”

“怎么分辨蜜蜂是毒死的，还是饿死的呢？”

“中毒死了的蜜蜂舌头是吐出来的——唉！”新丽姐叹了口气，伤感地说，“小蜜蜂好可怜，天天干活，天天干活，一二十天就死掉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嘛，做人千万不能学习小蜜蜂，太勤劳了不好！该休息的时候必须休息，否则早晚得累死！”

啧，这话没法接。

话虽这么讲，刘大哥和新丽姐真正休息的时间委实不多。早餐碗一放下，就开始做蜂王浆。新丽姐负责移虫——用专业的移虫针从子脾里把蜂王刚产下三天的卵移到王浆杯中。

为了做好这件事情，五十岁的新丽姐不得不借助一百多度的散光眼镜和一盏聚光头灯。

产下三天的卵有多大？没养过蜂的外行人，肉眼根本发现不了。当新丽姐特地挑在移虫针的针头上给我看时，我只能想到四个字：命若游丝。

新丽姐移虫，刘大哥刮浆。刮浆也是个细致活儿，取出三天前放进蜂箱里的浆框，削掉王浆杯上凸起的蜡头，用手钻清理掉一些空王浆杯中的蜂蜡，挨个儿钳出肥白的浆虫后，才可以挖出蜂王浆。

整个上午——或者说，整个追花期间的上午，刘大哥夫妻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情。刘大哥生来寡言，干活又投入，轻易不吭声。新丽姐的注意力全部用来寻找巢脾中的卵，无暇顾及其他。她一次性要完成一百多根浆条，每根浆条上有六十二只王浆杯。粗粗算下来，一个上午她至少要移动六千多个细小又脆弱的卵。

有一次，新丽姐揉着硬邦邦的脖颈很羡慕地谈起了一个同行，说他家不做蜂王浆，只打蜜，轻松好多。但只打蜜却有两个前提条件：花要开得好，更要天气晴朗。假如天气不给力，花开得再好，出蜜量也不高。反过来想想，做蜂王浆麻烦归麻烦，好歹保证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做蜂王浆坐着，几乎寸步不能移动；打蜜则是全身运动，摇蜜机摇得呼呼地停不下来。丰收固然喜悦，腰酸背疼，手臂发麻，也是真真切切。

刘大哥夫妻俩忙忙碌碌，我负责烧烧煮煮的后勤。在小镇梁弄，儿子住校，我一个人过日子，走的是极简路线，一日三餐以泡饭米汤居多。到了蜂场，我还沿袭自己的老一套生活方式。中午剩下的米饭，晚上加点水改成稀饭。晚上吃不完的稀饭，第二天早晨再加点水烧滚，喝个肚儿圆。这样往复循环到第四天早上，刘大哥罢吃了——他拒绝喝稀粥，默默地去帐篷角的塑料桶里摸出了牛奶。

见此情景，新丽姐笑着向我解释，说他们每天的劳动量大，刘大哥光是喝照见人影的稀饭，实在受不了，可以适当给他换点花样，做些耐饥的食物。

这确实是我考虑欠缺了，空蜂蜜桶里明明有新丽姐备着的面条、鸡蛋、牛奶、麦片之类的东西，我却不加以利用，尽给他们喝我自己中意的薄米汤。刘大哥夫妻很在乎我的感受，不好意思点破我，由着我自由发挥。当下，我立刻向刘大哥表态，明天早上给他做香喷喷的蛋炒饭。闻听此言，刘大哥顿时眉开眼笑，戴上面纱帽子，高高兴兴地去蜂箱边干活去了。

这真的是个很勤劳的人，温和，寡言，责任心极强。每到饭点，如果不是新丽姐多次催促，他便一直埋头苦干，完全忘记吃饭这件事。他自己也坦白，年轻时独自在外养蜂，饭都来不及烧，不饿不吃，饿了就嚼点干粮充充饥。

可说实在的，蜂农这个行业光靠勤劳是不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气给力，蜜的产量和质量才高；场地适宜，蜜蜂们才能不受干扰，安心酿蜜；而“人和”，更是对不停游走在异乡的蜂农的莫大考验。

在新曹农场驻扎下来的第三天下午四点，我正蹲在帐篷边给小安挠痒痒。一个男人骑着电瓶车冲过来，停在与我的帐篷相邻的大路旁，扬声喝道：“嗳，你过来一下！”

我一愣，下意识地抬起头：“你叫我吗？”

“是！”他板着脸，很不耐烦。

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图，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

“昨天我老婆从这条路上经过，你家的蜜蜂把她咬伤了！”他转过身，招招手，一个矮个女人从道路斜对面的杨树下闪出。女人的手上捏着两盒季德胜蛇药片，头上罩着一顶帽子。她轻轻掀掉帽子，赫然出现了一张扭曲变形的脸——天知道蜜蜂展开了什么样的攻势，反正她的上半部脸遭了殃，右眼勉强还能见人，但左眼就太吓人了！上下眼皮子合成了一道缝儿，肿胀透亮，像原先的眼睛凭空消失了一样。

男人指着女人的脸：“就她这个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哪里见过这阵势，心怦怦乱跳，一溜烟跑回帐篷搬救兵。

新丽姐正在挖蜂王浆，随手取了王浆瓶子和棉签跟着我出来。她先是给女人的面部涂抹了一层蜂王浆，又不慌不忙地向男人保证，说蜜蜂蜇人只要不过敏，绝不会有危险。“别担心，至多一两天，肿胀很快会缓解的。”

既然不危及生命，蜂农的态度又很诚恳，那夫妻俩倒也没讹人，自顾自骑上车走了。

晚饭桌上，我心有余悸地给刘大哥播报了“伤者上门讨说法”一事，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平静地说：“这边的人讲道理，不胡搅蛮缠。要是到了东北那一带，就麻烦多了，十有八九要吵着赔偿。”

我说：“你放了几十年的蜂，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吗？”

他笑了笑，摇摇头：“这不算什么，比这严重的多了去了。”

我很好奇：“有多严重？”

“蜇死了狗——倘若狗同时被五百只蜜蜂叮咬，一般就活不成了；蜇死了毛驴——我的蜂场在一两里外，当地老乡把驴拴在山脚下，蜜蜂们飞去山上采槐花蜜，结果把毛驴蜇死了。那头驴蛮聪明，挣脱了绳子逃回家。人家一看驴的惨状，马上找来蜂场了。另外，我同乡的蜜蜂还蜇死了一个小孩子。”

我大惊失色：“蜇死了人家的孩子！”

“在河南，我同乡的蜂场和小孩子居住的村庄是安全距离。小孩子野气，七八岁，偷偷溜到蜂场来捣蛋。他个子矮，我同乡没注意。他趴在地上，一点一点蹭到蜂箱边，扯破蜜蜂的肚皮咂巴蜂蜜，最终被蜂群围攻，活生生被蜇死了。我同乡吓得六神无主，赶紧来找我拿主意。后来我多方协商，赔了钱，总算把事情处理妥当了。”

涉及生死的话题太沉重！我叹了口气，问他：“刘大哥，那你养蜂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最得意的？他脱口而出：“去东北采荆条蜜，帮我小舅子找了个老婆回来！”

天生口齿不清的小舅子，十八岁的满族姑娘，来自姑娘外婆一族的强势阻拦，全村人手持器械团团包围装载着蜂箱的卡车……洋洋洒洒讲述下来，不亚于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

这是刘大哥第二次表现得这么健谈，也只有提及养蜂生涯中的牵牵绊绊，这个七十五岁的蜂农才会褪去惯常的内敛，变得神采奕奕。我和刘大哥夫妻第一次碰面是在慈溪农业局金汤东先生的办公室。金汤东熟识慈溪地区所有的蜂农，却偏偏力荐了刘大哥夫妻给我。

昨天，我还在追问刘大哥：“别的蜂农都不愿意接受我的加入，为什么你家答应了呢？”

刘大哥解释道：“金汤东委托我的事，我当然不推辞。但我要求他安排双方见个面，再决定带不带你转场。”

“见到了我，你同意了？”

“嗯，我一看，这个作家很朴实嘛，穿着普普通通，讲话中规中矩。从梁弄到慈溪一百多里路，呼啦啦地骑着一辆大摩托车就来了。”刘大哥自信满满地说，“我当书记时，可是被借调到公安局刑侦科干过一阶段的。看人一准儿错不了！”

嗨，刘大哥，你有两下子嘛。 O1JtowX1ogfef0pxBxSGNcVg5wc6URyd/CUh8gqXmgyocy6/QjrMD7xhpmfyeC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