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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台，送菜给我们的人有三个。
第一个是北边村庄的一位大姐，中等身材，四方圆脸，眉眼弯弯，扎着一条长辫子。那是我们驻扎下来的第二天傍晚，小安跟着我去北边村庄的村民家里取水，才灌了半桶，西边忽然跑来一只黄色大狗，冲着小安厉声汪汪。小安本就是胆小狗，再加上客居在陌生地盘，底气不足，被“土著狗”劈面一个下马威，吓得直往我身后躲。大黄狗掌握了主动权，居然还不肯善罢甘休，兀自骂骂咧咧。
两狗僵持间，一位长辫子大姐现身了。听到脚步声的大黄狗扭头望去，尾巴不自觉地摇成了电风扇。看它那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必是主人驾到无疑了。长辫子大姐轻轻呵斥一声，黄狗立刻换上了一副温顺的嘴脸，对着主人极尽谄媚。
我们相互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大姐就返回自己家去了。待我取满两桶水，正往摩托车后座绑，她拎着一方便袋新鲜的茼蒿走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把茼蒿口袋挂在了我的车把手上。
“大姐，您太客气啦！”
大姐摆摆手：“你们到东台来了，就是客人。我自家地里长的，嫩得很，要是合你们的胃口，地里还多着呢。”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了蜂场，把茼蒿拿给新丽姐看。一旁的刘大哥慢悠悠地说：“我们养蜂几十年，跑了很多地方，要数苏北人品质好，质朴。”
大姐之后又给我送了两回菜。一次是晚上，我和新丽姐去打水，她摸黑去园子里割了一大捧韭菜塞给我们。一次是上午，她骑着电瓶车过来，一捆碧绿粗壮的芹菜搁在车踏板上。
第二个送我们菜的是取水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女主人起得很早。每天我去她家井边刷牙洗脸时，她家的厨房门已经开了。这段日子，她在附近的西瓜大棚里“打杈”，一天有三百元的收入。工资虽然高，但时间也长，从天亮干到天黑，午饭也只是在大棚里匆匆对付一下。来弶港镇的那天晚上，拉蜂箱的司机就自豪地告诉我，说东台的西瓜全国闻名，难怪我们蜂场四周都是白花花的西瓜大棚了。
听女主人讲，住在大棚里的瓜农并非本地人，他们只是租赁了农场的土地。西瓜对土壤的要求很高，今年种过了，明年得让土地缓一缓，换成别的农作物，不然西瓜秧容易生疫病。眼前的一期西瓜成熟了，再种一茬包心菜，到十月底，农场的这些土地又该是另一批人来栽种水稻了。
西瓜大棚距离我们的蜂场不远，如果不是大风天，那边的人喉咙音粗一点，坐在帐篷里的我都能听得到讲话声。可惜他们讲的是方言，我听不懂。他们中的一户人家养了一只剃光了毛的黑色泰迪，黑泰迪不定期地在蜂场对面的水泥晒场上撒欢，但并不靠近，想必也中过蜜蜂的伏击，有了心理阴影。
我带小安去西瓜大棚那边串了一次门，是个中午，大概活儿不紧张，七八个中年男女闲闲地围坐在遮阳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大棚两侧都撩起了一道不宽的缝隙，我朝里张望了一番，没看到成形的西瓜，但能瞧见西瓜藤上开着的黄色小花。有的西瓜藤上系着鲜艳的红绳子，大概是某种标记。每隔几米，还栽种着一两株西红柿或黄瓜。
瓜农住集装箱，蜂农搭帐篷，都在异乡地盘上谋生，都是收成靠天。只不过前者与植物日日相对，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后者天天与昆虫为伍，多了几遭转场的颠沛动荡。
我不确定取水的那家女主人在哪个大棚里干活，有天早晨去她家的井边洗衣服，她听到了动静，赶紧跑出来，送给我一只碗口大的花皮小西瓜。我不懂这种提前从藤上“间”下来的生西瓜有何用途，她热情地教我：“可以吃啊，烧鸡蛋汤或者爆炒，切成丝，大蒜炝锅，搭配点辣椒末子，脆嫩爽口。”
我把圆溜溜的小西瓜带回帐篷，摆在饭桌上。看着它，就想起那个娇小的女主人恬静的笑脸。
第三个给我们送菜的是位胖乎乎的大哥。他拢共给我们送了四趟菜。第一回，他骑着车从东边过来，到了我们帐篷门口，放下一捆莴苣，只说了一句“给你们送点菜”，掉头就走了。来去好似一阵风，速度快得我都没来得及表达谢意。
刘大哥在蜜箱边干活，新丽姐坐在帐篷里移浆虫。我拎着沾有露水的莴苣走进帐篷向新丽姐汇报。新丽姐问我：“你看清那人的脸了吗？”
我说：“看清是看清了，但不认识。”
“他来我们这儿买过蜂蜜吗？”
我摇摇头。
“难道是老刘的熟人？朋友？”新丽姐歪着脑袋望了望刘大哥站立的位置，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我们没来过东台打蜜，今年是第一次，不该有老熟人老朋友嘛。”
过了一天，大哥又来了，这次带来了一束韭菜和满满一箩茼蒿。
第三回，他又来蜂场送了很大一堆莴笋和青菜。这一次，他的兴致很高，说自己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说自己是农场的职工，说他的菜全是自己种的，没有喷洒丁点儿农药，说他的儿子在东台市区工作，他过些天要去儿子家小住几日了。
第四回，他去十多里外的八里小街办事，拐到我们帐篷边放下好大一堆茼蒿，又问我们有没有需要他代办的物资。
新丽姐回赠了这位热心的大哥一瓶浆虫酒、一瓶蜂蜜。大哥跳上电瓶车就逃，坚决不肯收。新丽姐拔脚去追，瞅准机会丢进了大哥的车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