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认识到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才,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的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从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旋涡。这一次他的出山,多分是因为不甘寂寞。整个的政治局面,丝毫没有改进,世宗还是一意修玄,严嵩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精心结撰青词,不动声色。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世蕃——严嵩的儿子。严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内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员,要和他接洽政务的,他都吩咐和他的“小儿东楼”商量。东楼是世蕃的别号,父亲对人称呼儿子的别号,在当时是一件诧异的事。世蕃从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这是一个名义,事实上,他是严嵩的代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严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的政治中心,成为他的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的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
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
此可为慨叹也。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的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于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的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
唯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唯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唯谨。
这是后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对于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
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功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当他一个文士看,但是他的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
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帖,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
居正的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的学问,融合儒家、释家的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的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覆,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
。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的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的学风。用这个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
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寝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主张还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朱翊
袭封,居正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汝宁去江陵不远,居正便道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父亲。万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归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爱臣尤笃。自违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讣闻,遂成永诀。”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时间,依然免不了辽王宪
的纠缠。《种莲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归谒王,王手诗三册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读之”,可证。“种莲子”是辽王宪
的别号。
就在这一年,严嵩和徐阶的斗争,逐渐具体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时来疏称:
顷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偾事边臣,人心莫不欣快。边臣朘军实,馈执政,罪也。执政受其馈,朋奸罔上,独得无罪哉!嵩辅政二十年,文武迁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权示威,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犹无餍足,用所亲万窠为文选郎,方祥为职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秉命世蕃而后奏请。陛下但知议出部臣,岂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论,如赵文华、王汝孝、张经、蔡克廉,以及杨顺、吴嘉会辈,或祈免死,或祈迁官,皆剥民膏以营私利,虚官帑以塞权门。陛下已洞见其一二。言官如给事中袁洪、张蹬,御史万民英,亦尝屡及之。顾多旁指微讽,无直攻嵩父子者。臣窃谓除恶务本,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
张翀疏称:
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谋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边防既隳,边储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犹不足忧也。自嵩辅政,藐蔑名器,私营囊橐,世蕃以驵侩资,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鸟钞,无耻之徒,络绎奔走,靡然从风,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
传策疏中更列举严嵩坏边防、鬻官爵、蠹国用、党罪人、骚驿传、坏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
严嵩看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认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拨。世宗不听,后来时来遣戍横州,张翀遣戍都匀,传策遣戍南宁,比杨继盛的惨祸,显然不同。徐阶的地位,已经逐渐提高了,对于他们,隐隐地成为保障。以后穆宗即位,徐阶当权的时候,三人都起复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嘉靖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阶上进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长官为春坊大学士,其次则有庶子、谕德、中允、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后来都成为翰林官升转的虚衔,没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居正实际的职务,只是国子监司业。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但是因为只有两个国子监,所以比现在的国立大学,地位更加隆重。国子监的长官是祭酒,其次是司业,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在居正当司业的时候,国子监祭酒是高拱。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庆六年政治界的三个主要人物。
高拱,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玄。嘉靖二十年进士。曾为裕王侍讲九年,和裕王的关系很深。世宗自庄敬太子死后,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实际的太子。东宫宫僚,照例是大学士的候补人,所以严嵩、徐阶当政的时候,对于高拱,都是非常器重,以后高拱升国子监祭酒,便是他们的主张。高拱和居正在国子监共事的时候,他们互相了解,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敬修《文忠公行实》,特别提到“四十年犯蓟”的记载。这一年鞑靼的进攻,给予居正一个新的刺激,他和敬修父子间大致时常谈到,后来便留下这个记载。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底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定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之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杨金英的死不说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个温馨的好梦,剩得血腥的回忆。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西苑是他的世界。“啊,严嵩,”世宗想,“大内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沉吟的当中,徐阶早看到他神态的不安。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
“就这样吧。”世宗一边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瑶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璠也升太常少卿。从此严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地高涨。
就在这年,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初夏是多雨的时节,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应龙在内监家里躲雨。淅淅的雨声在窗外打个不住,应龙和内监说:“近来内里有些什么事咧?”
内监当然知道的,但却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的追问。内监只得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皇上相信得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哪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一场雨声,透漏了内里的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的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蒙眬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吧,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啦”一声,像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烛光在东风中摇晃,因为烛花长了,显见得黯淡了许多,满桌都是烛泪。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草”,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支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烛光摇晃的当中,他起草,他誊清,一分钟没有放过。这是御史邹应龙的奏章: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的政权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世宗对于严嵩还是不时地眷恋,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时候,永远舍不下这一个撰进青词的老臣。但是徐阶和新进的大学士,那个慈溪才子袁炜,不还是一样吗?
严嵩的政权终于倒了。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内阁中只剩徐阶、袁炜两人。袁炜是徐阶的门生,但是这是老远的过去了,袁炜当然不再退让,一切的章奏,他要过问。徐阶的经验多了,在微笑中,一切的事务,都和袁炜商量。徐阶在大学士直庐贴着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不做严嵩,他只要做贤相。他赢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计划怎样杀严世蕃,怎样饿死严嵩。对于袁炜,他只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计划。”无疑地,在风和日暖的状态中,整个的政权是徐阶的了。
在严、徐政权的递嬗中,我们不要忘去张居正。他曾经劝过徐阶和严嵩明白地干一下。他的计划失败,然而徐阶的计划成功了。他正在重新跟老师学经验。徐阶认识到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材,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的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嘉靖四十一年的秋天,他有这样几句诗:
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
这年他才三十八岁,究竟还是年轻。他激动了,但是“天风”只是一层虚响,“清光”也不免有些迟疑。“是老师忘去了吗?”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给诗卷。
凉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寻殊可怜。
萧萧落叶当寒井,瑟瑟悲风起暮烟。
疑有凤凰鸣碧干,不堪哀怨付清弦。
皎月夜窗闲对汝,外人谁识子云玄!
这一首诗里“凤凰碧干”是期望,“哀怨清弦”是失望:从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谁识子云玄”,一语道破。居正只是怨切地说:“你们不认识,不认识啊!”究竟年轻,他还不免有些躁急。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认为太早,倘使再迟五六年,也许他可以更沉着一点。
其实徐阶把居正留在幕后,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与闻的机会。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吴维岳调任贵州巡抚,在明代贵州还是蛮荒,维岳一肚皮不高兴,居正跟他说:
师翁绝才冠世,卓行范俗,当路且欲虚揆席以待,贵阳开府,只暂借耳。比奉手教,乃有东山之怀,岂群材所望乎?
这里很可看出居正说话的地位。关系更大的是景王夺嫡之事。徐阶掌握政权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的事,景王虽然已经归藩
,但是因为裕王的名分,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还是不断地计划。居正说过:
原任少师大学士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是时先帝潜居藩邸,世庙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检成祖之于仁宗故事,阶为之从容譬解,其疑乃释。此一事则唯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得闻也。
成祖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立汉王高煦,所谓“故事”者指此。宫廷的秘密,徐阶都和居正商论,他们间的关系可知。景王死于嘉靖四十四年,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间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面,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嘉靖四十二年,徐阶荐居正为副总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纪赞》
,还是些不痛不痒的文章。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谕德
,为裕邸日讲官。谕德是一个虚衔,居正的职务是裕王府讲官,为日后进官大学士,留下一个基础。一切看出徐阶为居正做一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
,流露了他衷心的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下列的记载: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进讲汉光武杀直臣韩歆事,反复开导,言人臣进言之难,叹息光武以明圣之主,不能容一韩歆,书之史册,甚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倾听。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
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嘉靖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的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掩上。
“诸位的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的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上,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吧。”严嵩的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
,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
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嘉靖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嘉靖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官,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一边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吧!”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童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着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到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捡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的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的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吗?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吗?上帝的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士们的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进丸药。他们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太医院使、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士:一切斋戒祷祀,望闻问切的官儿都给他们。然而皇上的病只是一天一天到沉重。除了从这些道士和太医的嘴里,看不出一点痊愈的现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时候,大学士们都在各人的办公室里徘徊。徐阶的直庐里,常看到居正的踪迹。他们是在那里计划。一天,长随报告:“高阁老从直庐搬出去了。”徐阶只是微笑。他晓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庐以后,把家眷接到西安门外,得空的时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这几天宫内的消息不好,不晓得他想什么心事,也许以为有些长短,要准备搬家吧。”徐阶一边想着,一边摇头,“也难怪,肃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儿子没有一个,谁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的病势越发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徐阶想起武宗死于豹房的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宫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劝世宗回宫。当然,在昏沉之间,世宗不会知道这事的究竟。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经过无数的斋醮,服过无数的仙丹,同样地也蒙过无数的上帝“恩赉”,终于在寒风凌厉的中间,舍弃了六十年的岁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一暝不视,所以实际和皇帝没有什么交代。但是在一个混乱的局面以后,久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当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的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一切。在遗诏之中,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语的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辩,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的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的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的疏忽,他们的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的种子。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重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却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的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
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于穆宗,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产生厌倦。在宫廷里面,他有他的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
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都可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次:
奏为辞免恩命事,隆庆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节奉敕谕:“原讲官、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著入内阁,同徐阶等办事,如敕奉行。钦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窃以内阁之职,几务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载,必有宏深奥衍之学,蕴经纶康济之才,然后足以协赞皇猷,弼成圣化。臣学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识不足以通当世之务,既无才望,又鲜旧劳,徒以东朝劝讲之微勤,幸逢圣主龙飞之景运,因缘机遇,骤被恩慈,擢贰铨衡,晋参密勿,力微于蚊蝝,任重于丘山,退自省循,若为堪受。昔唐李泌、陆贽,遇代、德二主于藩邸;先臣杨溥、刘健,事仁、孝两庙于青宫:咸以旧劳,遂跻台席。然当时不以为幸得,后世咸仰其休声者,盖以四臣闻望素隆,勋庸茂著故也。臣之谫劣,何足以远企前贤,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后进之士,厕迹于老成耆旧之间,以庸众之流,滥竽于俊乂英贤之列,将何以致物情之允协,昭天鉴之无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况圣明临御之始,正海内观听之时,倘举措不惬于公评,则激劝有亏于国典,
颠之咎,宁独在臣!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悚覆之忧;为官择人,在国家有栋隆之吉。臣无任战栗陨越俟命之至。
当然,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
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的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的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
这是指的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
以后的情形。但是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
。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的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
。这是一个好例。可是特简的制度,永远和会推的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的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的推荐,便是出于近幸的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的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菅蒯”
,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的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的眼里。入阁之初,他有这样的几封信:
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唯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
深唯谫薄,任过其才,夙夜念之,若为称塞。唯当坚平生硁硁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古人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者,世不多见。明兴二百余年,名世之辅,专门之彦,凡几作矣,而一代文章,犹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责之于椎鲁人,讵能耶?若使以其硁硁小人之守,惓惓纳诲之心,朝夕俟衮职有缺,时用一缕补之,以仰答隆遇而免于罪戾,或庶几耳。
关于居正入阁之初,还有一段记载,应当辨正的。王世贞《张居正传》,称“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其后《明史》居正本传亦称“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的记载,完全根据王传,连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实两传都是错误的。
这段记载的错误,是时间的错误。居正倨见九卿,为众严惮的时候,是有的,但是这是万历以后的事了。万历元年九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十二月礼部尚书陆树声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的亲戚,居正身为首辅,连带阁中的吕调阳、张四维,都几乎成为他的僚属,何况九卿!“倨”是诚然有的,“惮”也理有固然。但是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之初,杨博为吏部尚书,葛守礼为户部尚书,都是居正平时严惮的人物,在官阶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来谈不到“倨”。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当国,七月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树声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居正前两科,居正见树声,用后辈见先辈礼。有一次树声到内阁拜访居正,因为客坐稍偏,简直不肯入座,直待居正亲自改正席次以后,方肯接谈。这里固然看到树声的严正,但是同样也看出居正的礼遇。居正当然有居正的气魄,但是要说入阁之初“倨见九卿”,这是时间的错误。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宫,因为“永乐大典成”的缘故,当然这是指重修《永乐大典》的故事。
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之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举行一次。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本来明朝的文官制度,是终身制,像那些“改组”“裁员”,以及“手谕”开除这一类的制度,都还没有发明。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例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以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上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看郭朴,再看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得不得了,没可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们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你瞧吧!京察的时候,吏部尚书对于言官,照例谈不到降黜。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胡蜂窝惊动了,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一次廷杖。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杖一下,算什么?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严嵩,至于为了高拱,再和言官们结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虑,只是摇摇头。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两个。”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在应嘉事后不久,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大众聚齐了,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一敬劾齐康,齐康也劾一敬。“你说我是高党,我便说你是徐党。”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弹劾,弹劾!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支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神宗万历以后,偶然还留几个,这真是偶然了。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个平衡,有了“上剋”,当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们在京察这一年,每人照例“遵诏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当然这是一种形式,自己不妨来一个“学疏才浅”,用不到直抉隐微,自行攻击。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拾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份,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致仕。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之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
,正在计较怎样地给他们一个处分。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戒,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了隆庆元年。
隆庆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都是忠厚长者,本来不会有什么波浪的。波浪却发生在皇帝的宫中。穆宗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是他爱玩好,爱游幸。这算得什么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对于皇上私人的行为,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徐阶一再谏阻,免不了皇帝左右的厌恶。六月间,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阶再来一次切谏。也许穆宗委实有些厌倦了,也许他还不十分清楚,他毕竟往南海子去了。七月间,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终于徐阶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就在隆庆二年七月间舍弃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居正。朝廷大事,居正当然应当担当的。徐家的事,也许还有一些曲折。徐阶三个儿子,当徐阶在朝的时候,在家乡委实有些作威作福。尽管父亲在那里高讲心性之学,但是儿子们所爱的只是钱财。亲戚陆家的家长死了,孩子还小,巨万的家财,都到了徐家。家乡的怨
,正在那里滋长,连在北京城里,也成了公开的消息。齐康不曾为此提出弹劾吗?高拱致仕了,但是会不会长在林下,谁都不能说。徐阶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处处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唯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唯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担当这些大事。
和徐阶分别以后,居正给他写了一封信:
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恩、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闵。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唯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发遗诏的事。这一书看出徐阶和居正中间的密切关系。其后隆庆四年,居正又有一书,述及在两度政潮中自己的立场:
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滕久闭,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唯以逭积慝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愧。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缴安施?唯强饭自持,以慰耿耿。
此书大致作于隆庆四年,最迟不出五年。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召还,兼掌吏部。所谓“世局又当一新”者,自指高拱复政事。“冥鸿迹远”两句,给徐阶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复政以后,徐阶寒心,所谓“台翰”,当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与安慰。此书又可见出隆庆二年徐阶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内监们的攻击,所谓“中人内构”者指此。明白了徐阶失败的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复政的原因。一个宽厚的皇帝,自己不能亲政,和士大夫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一切的耳目,寄在内监身上,政治上的波澜,都从宫廷中发出,这是穆宗的失策。《明史》责备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
,只是一个平庸的论断。
徐阶去位,李春芳代为首辅,政权应当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谈不上什么作为。到八月间,居正上陈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这是居正的大政方针。有什么远大的政见?没有的,这里只有平凡的见地,没有高超的理论。居正不是政论家,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一切的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省议论、核名实、饬武备三事,对于现代的国家都有相当的价值,移录如次: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诗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行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一、核名实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材,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唯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舍;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
笑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册、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九年任满者,亦照吏部升授官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讲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一、饬武备 臣唯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隐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愚犹恐人心玩偈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习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唯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三条以外,振纪纲条则言:“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重诏令条则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固邦本一条,从国家经费的立场立论。本来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情形,目睹心伤,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一面又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气乎”。
居正二十五岁有《论时政疏》;上《陈六事疏》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二十年的当中,固然有许多前后一贯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经验,在他的主张里,发生不可磨灭的变化。他的议论,已经摆脱少年文士的习气,一切扼着要点,他所陈的六事,我们不妨分为两大项:第一是论政本,第二是论急务。
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论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张,有决断,一切的诏令要实现,一切的政策要贯彻,一切的议论要控制。用现代的术语,他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内容的人,也许以为君主政治都是独裁的,其实这是观念的错误。君主政治只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独裁政治。在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手里,整个的政局,常有多头政治的倾向,这不是独裁。居正的主张,是希望穆宗独裁。振纪纲,崇诏令两条,增进君主的地位;省议论一条,取缔一般的言论;核名实一条,完成独裁的机构。独裁,独裁,唯有独裁,才是居正的理想。他歌颂成汤,歌颂秦始皇,歌颂明太祖。他曾说过:
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划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混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至于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盖人心久则难变,法之行,不可虑始,即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习之,长而安焉,亦自无不宜矣。三代唯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圣哲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的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也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期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的《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希望。事情再简单不过了,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连带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地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的国家,在粉饰太平的当中,皇帝对于居正,未必像景帝那样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复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李石翁宽和沉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驽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几焉。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就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沉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
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说。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
。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
。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的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的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担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熹《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的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任,便是国防。明朝的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的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地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宸,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
。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忧虑,当然更可知。他的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置,随时再做出击的计划。
从明朝初年直到张居正时代,最大的敌人只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对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筑北方的边墙,这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当时的国防工事。在长城以内设有九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用现在的术语,便是九个军区,居正所谓“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带,敌人的势力比较的薄弱,因此西部四镇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内长城以内,也还安定。吃紧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嘉靖二十九年,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的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总督入京,便是兵部尚书;有时特任兵部尚书,出为总督。从一切的体制里,都看出对于蓟辽、宣大的重视,四镇之中,最吃紧的还是蓟州。
最初,辽东还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以前,这里距离鞑靼的中心还远,所以不十分吃紧,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险可守,所以最危险的还是蓟州。自从放弃三卫以后,北京东北直至山海关,明王朝和鞑靼的交界,只剩一条边墙,敌人可以随时从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敌人入境以后,他们可以随时包围北京,蓟辽总督只能在外线挣扎。情势真是最危险了。所以隆庆五年,蓟辽总督刘应节上言“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应节三计,上策是战略的大成功,恢复大宁以后,东北的国防线缩短,东西声息相通,北京的外围,增加几重的保障。但是自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的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蓟州。
嘉靖年间,杨博早看到蓟州的重要;嘉靖三十八年杨博上疏:“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他看定当时没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张坚守。隆庆五年,杨博再起,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他和刘应节的议论,都是隆庆五年的议论。那时蓟州已经有一番布置,明王朝和鞑靼,也暂时维持和平的局势。
隆庆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的中部。同时土蛮进犯蓟镇,掠昌黎、卢龙,直至滦河。整个的北京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严。穆宗下诏群臣议战守事宜。居正《陈六事疏》所称“众言盈庭,群策毕举”者指此。这时吴时来已自横州回朝,进工科给事中了;时来上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他主张用这三位讨破倭寇的大将,练兵蓟州,抵抗北方的敌人。一则时来是徐阶的门生,二则谭纶等也是当日第一等的人才,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大猷老了,仍旧驻扎广西,为广西总兵官,没有动。继光召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五月,奉令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谭纶、戚继光都到北边练兵,居正也和他们结下深切的关系。隆庆六年,居正当国,谭纶入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殁以后,方才调往广东。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以后,第一着便是练兵,疏称: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招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一切的计划都照准,一切的困难都解决,在内阁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继光到镇以后上疏备言练兵之害七,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继光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臣安从展布?”“缀疣”委实是“缀疣”,有了蓟州、昌平、保定三个总兵,又有戚继光的总理。总理只能练兵三万,名为总兵官受其节制,其实三镇额兵十余万,总理无从节制。所以继光的地位,正是非常困难。在困难当中,兵部尚书霍冀想到解决的方法。
假如我们认识明代的政治,我们不妨认为当时的政治中心组织,完全是二元制。中叶以后,内阁的地位,渐渐地形成政治中心,但是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的责任,在名义上,至多只能“票拟”,他们对于六部,在名义上,也谈不到统制。用人的大权,在吏部尚书手里,国防的大权,在兵部尚书手里,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两部尚书的实权,有时在大学士之上:景帝的时候,国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书于谦手里,这是一个实例。吏、兵尚书的实权,有时完全在大学士之下,居正大权独揽的时候,也是一个实例。但是事实上内阁和吏、兵二部,永远在牵制和摩擦的当中,有时还能妥协,有时竟会冲突。在困难的当中,只有赋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稳地度过。
戚继光的问题来了,恰巧蓟辽总督谭纶对于蓟州镇总兵郭琥有不满意的消息,这是兵部的职权。兵部尚书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简单不过,他奏明了,郭琥解职,调戚继光补蓟州镇总兵。但是事情偏不这样简单。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将官,谭纶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戚继光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为一镇的总兵,实权尽管增加,名义上只是降黜。三个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书不管,内阁中的李春芳、陈以勤也不管,调处的责任只得由居正负起。我们看到他给谭纶的几封信,怎能不钦服他的苦心孤诣呢?
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且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兵不远索,浮议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岁月,蓟镇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竹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
戚帅覆总理,不载疏中,谅公有难言者,已据部疏,拟特旨行之,即有言者,无足虑矣。
向有人告仆云,“戚帅求望太过,志意太奢,虽公亦甚苦之”。故仆以为问。今奉来教,知昔之所怏快者,徒以削其总理旧衔耳。今既力为光复,更将何求?近屡得渠禀帖,极为感奋,颇务收拾人心,渐图实事,仍望公时时教督之!虽然,仆何私于戚哉?独以此辈国之爪牙,不少优假,无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诸将如赵、马辈,仆亦曲意厚抚之,凡皆以为国家耳。缕缕之忠,唯天可鉴,若此辈不为国家尽力,是负天矣!郭琥之贤,诚如来教,即召至,面谕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诚难知,知人亦未易也。
“阁中二老”指李春芳、陈以勤,虞坡是吏部尚书杨博,思斋是兵部尚书霍冀。蓟镇的事情和吏部无涉,但是因为杨博是中枢的军事专家,当然要听取他的意见。从一切的布置里,看出居正对于继光,是怎样地维护。谭纶不便申请,终于由居正用特旨改蓟州镇总兵官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
。这是隆庆二年的事。居正与谭纶书,称“但乞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
。又说“戚帅不知近日举动何如?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暌贰,正己以振威棱,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
。其后一般的议论,对于继光,还是认为人地不宜,居正尽力调护,《与凌参政书》又称“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
。凌参政是凌云翼,居正的同年进士。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这是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居正对于北边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谭纶提议增筑敌台,居正立即答复:
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轫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
关于蓟镇军粮之事,他又说过:
仆近访得蓟镇军粮,有关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为苦。夫以数口之家,仰给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时,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数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负戴,费将谁出?是名虽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止矣!况近日又有“抚赏”“采柴”等项名色,颇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饱食,折冲御侮,能乎?闻旧制,各区随在皆有仓口,该官守支。今各仓廒或颇圮坏,而其制犹有,其官犹在,独不可并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请,但与管粮郎中一计处可也。
大致因为居正和谭纶关系较深,所以对于蓟辽方面的书牍特多;但是对于宣大方面,他并没有忽略,所以又说:
近来边臣,人思奋励,而宣、大二镇,督抚将领,尤为得人。仆以浅薄,谬膺重寄,其于该镇之事,苦心积虑,虽寝食未尝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议论不一,如马、赵二帅去岁出塞之功,实数年仅见,即破格优赉,岂足为过?而人犹有议其功微赏厚者!本兵遂慉缩疑畏,而不敢为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请,咸以是耳!一二年来,言者率云“责实,责实”矣,而又不明赏罚以励之,则人孰肯冒死犯难,为国家用哉?辱教,容与本兵议之。督、抚宽洪持重,王公明迭敏练,马之沉勇,赵之才气,皆仆素所敬信者。文武辑睦,事乃克济,不知云中事体,得如宣镇否也?
督、抚指宣大总督陈其学,宣府巡抚王遴,马、赵指宣府总兵马芳,大同总兵赵岢。本兵即兵部尚书霍冀,“慉缩疑畏”,当然是他一贯的作风。隆庆二年以来,国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的肩头。也许他想到几个分担责任的大臣,但是时机还早,一切还得等待。
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宪
。本来隆庆元年,御史陈省弹劾宪
,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事情还很简单。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宪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彻查。宪
倘是崇信道教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的保佑,但是他来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的彻查,有什么有利的报告。现在他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但是他还年轻,他爱游戏,爱女人,一切的生活,久已戏剧化了,也许他想起《窦娥冤血洒旛竿》这一类的杂剧。“管他呢,”他想,“不妨试一试。”他竖起一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一来事情便不简单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反,立刻调军遣将,五百个兵士,整整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临。“讼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据说笃臣平时和辽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造反要有造反的气魄,也要有造反的布置。宪
只是一个贵族的无赖,他的布置也只有一面白旗,这是什么造反呢?洪朝选一看便明白了,在他的复奏里,他指实宪
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实宪
僭拟不法,但是他没有说到宪
造反。朝选只把事实奏明,伏候皇上的圣裁。诏书降下了,宪
废为庶人,禁锢高墙,同时废辽王,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这件大案解决以后,大家都指目居正。居正还记得他的祖父张镇的死吧,处分也太严厉了一点。三十一年以前的预言没有错,宪
终于被居正牵着鼻子走!但是事情还不止这样。万历十年,居正死了;宪
的次妃王氏还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论居正,于是出面讼冤,指实居正公报私仇,成为居正身后抄家的张本。经过这个挫折以后,议论更多了。有的说居正因为羡慕辽府壮丽,所以陷害辽王。有的又说居正因为洪朝选不肯诬报辽王造反,所以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陷害朝选,朝选下狱,绝了三天饮食,死在狱中。一切只是传说,不可尽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孙同奎进京,请求删正,《明史·张居正传》的记载因此修正了,但是《辽王传》
《孙玮传》
,还留下不可磨灭的叙述。从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这一件公案还没有确定。倘使毛妃看到这老远的将来,也许她在两个十三岁的孩子中间,不种下这样的祸根。
隆庆三年的几件大事:第一,赵贞吉入阁;第二,大阅;第三,高拱再入阁。
贞吉,内江人,和南充人陈以勤同乡,但是科名却早了两科,他是嘉靖十四年进士,所以不但二十六年的进士李春芳和张居正是他的后辈,连二十年的进士陈以勤也是后辈。他有才具,有气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围困京城,要求“入贡”的时候,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第一个反对的是他。这一次贞吉出了名,也因为这一次,受到严嵩的妒忌,贬为荔波典史。以后他又慢慢地升起来,隆庆初年,他做到礼部左侍郎,廷推南京礼部尚书。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样,也有六部,有尚书、侍郎,可是南京官没有实权,只是一种养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贞吉议论侃侃,把他留下。隆庆三年八月,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入阁以后便有一番规模。他谢恩的时候,指出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准备拼此一身,整顿国事。他和兵部尚书霍冀发生冲突,隆庆四年二月,霍冀解职,这是后话。贞吉的才具是有的,热心报国也是真的,但是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内阁里的同僚都是自己的后辈,一切的举措,难免带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觉得贞吉可厌,同时也难免觉得他可笑。后来万历二年,他和宣府巡抚吴兑说:“因忆前隆庆庚午,宣大忽报西虏犯蓟,蓟人侦探者,因遂称见虏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婴墙摆守,京师亦为之戒严。庙堂皇皇,即议守城之策。是时内江方幸虏之来,以信其言,兴化不能主持,举错纷纷,皆极可笑,而虏终无影响,防守一月见罢,费以数十万计。”
庚午为隆庆四年,内江、兴化指赵贞吉、李春芳。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春芳的无能、贞吉的专横,以及居正的冷眼。隆庆四年的内阁,正在酝酿另外一个变局。
居正《陈六事疏》,提起大阅之事,以后兵部复奏,认为大阅之礼,宣宗、英宗都行过,仍请亲临校阅。当时穆宗批道:“大阅既有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其先期整饬,俟明年八月举行。”事情是决定了,隆庆三年,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言“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居正只得奏称:
原臣本意,止以京营戎务,废弛日久,缓急无备。先年虽屡经言官建白,该部题奉钦依,厘革整饬,迄今数十余年,竟无成效。臣窃以为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极以来,如耕藉以示重农之意,视学以彰崇儒之荚,一二大典礼,皆已次第举行,则大阅之礼,亦古者圣王诘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朝实录,在祖宗朝,亦间有行者,遂尔具奏冒昧上请,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饬戎务,振扬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观之,此不过饬武备中之一事,其惓惓纳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当今时务,委非所急。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详议,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大阅仍在隆庆三年九月举行,《明史》卷五十七留下一篇隆庆大阅的仪注。以后万历九年,神宗再举行一次,当然也是居正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