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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世纪的后期，由于中原民族的崛起，击退了北来的贵族集团，中国重新得到繁荣和发展。领导这次运动的是朱元璋，历史上称为明太祖，这是一位来自基层的劳动人民，他体会人民的疾苦，也理解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暴行，因此在击溃敌人和其他起义的人民领袖以后，制定统治方案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些于人民有益的事。但是统治者毕竟是统治者，无论他是来自豪门贵族或是寻常百姓，在他一旦掌握政权以后，他考虑的还是本身的利益。明代统治者的急速腐化堕落，并不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好些，甚至还要更坏一些。
从 14 世纪 60 年代起直至 16 世纪初期，明代的统治还勉强维持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可是自此以后，出现了童昏无知的武宗、昏愦凶狠的世宗、不问国事的穆宗、贪得无厌的神宗，这个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淘空，它的崩溃是指日可待了。神宗时代的最初十年，由于他在幼年时期，国家大政全部落在大学士张居正手里。居正大权在握，左右有若干趋炎附势的人物，他的措施当然有不得其平的所在，但是由于他的努力，国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可是居正一死，神宗的残酷剥削成为人民的大害，同时也挖空统治阶层的基础。神宗死后，继承这个统治大权的是他的儿子光宗，光宗做了一个月的皇帝死了，再由他的儿子熹宗接位。这两位皇帝是识字不多的。在 17 世纪前期，作为劳动人民，这个问题不大，可是他们都是皇帝，而当时的大臣之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张居正那样的人物，整个政权的崩溃是势所必至了。建州卫的动乱，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崛起，都不是意外的。熹宗逝世的时候，他的弟弟信王由检继承了这个帝位，这是后世所称的思宗。
历史是无情的，它能培养人才，也能摧毁人才。当然，我们不是说历史是有意识地起这样的作用，而是说在某个特定时期，人才得到很好的成长的环境；或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人才不但得不到培养而且会遭到压抑或打击。这是每个学习历史的人所经常遇到的问题。当然，任何人没有坐待时代支配的义务，但是在环境对他的成长不利的时候，即使他尽了最大努力，有时还会遇到打击或挫伤。可是，一个有志之士，即使遇到不断的挫折以后，决定不悲观失望、灰颓丧气，他得付出更大的努力，纵使遇到十次的失败，他还得争取第十一次的胜利。胜利不是必然的，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是争取胜利的决心是我们可以完全做主的。
陈子龙是怎样的人物？我曾指出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他是一名文士，他的理想只是考中举人、进士，这不能说是没有抱负，但是这样的抱负也就很有限了，每三年就提拔四五百名进士，一名进士能为人民贡献些什么呢？幸而在适当的机会，他结识了黄道周，这才理解到还有一个为国为民的目标。这时子龙是一名志士了，他认识到必须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1644 年北京破了，在新旧政权接替未定时，关外的建州卫领导者闯进山海关，北京周围五百里的地面实现了“圈地”的制度，原来的居民都得搬迁，不及搬迁的或是承认外来统治者的都成为他们的顺民。在这个大祸降临时，南京的官僚和一些有志之士随即建立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新政权，这就是后来的弘光帝。倘使南京政权的领导人物能结合各方的力量，共同抵抗建州卫的南侵，即使不能恢复中原，至少可以维持一个东晋或南宋的局面。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一年之后，南京政权垮了，外来的势力一直迫进到长江以南。
子龙曾经参加南京政权的工作，在看到朝政混乱以后，他回到松江。他不是退隐，而是纠合地方人士准备给敌人一次打击。南京政权垮台以后，要凭地方势力击退敌人，这是一个过分的估计，但是作为斗士，他是不会计较成败利钝的。起义失败以后，他联系吴易，准备太湖起义。及至吴易过早地暴露目标，遇到又一次失败，这时黄道周在福建建立了以唐王朱聿键为首的福建政权，这是后来的隆武帝。国势进一步削弱了，但是子龙并不灰心，他一边接受福建政权的领导，一边也联系浙东崛起的鲁王朱以海，准备起义。作为斗士，他得不断地进行斗争，只要成功有一线的希望，真正的斗士必然要从失败中争取胜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只是泡影的时候，他也决不放弃斗争。子龙就是这样的一位斗士。
子龙是不是没有缺点呢？他不是超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的。因为要忠实于传记文学，我没有权利把他写成超人。他是时代中的人物，他的一生的经历都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因此我在这本作品当中，把他的时代写得比较多一些，这样的写法，在国外是经常见到的，不过在国内，由于数百年来八股文字的传统，可能有人认为离题太远，因此我在书名中特别提到他的时代，表示我对于这个传统的正视。至于文字方面的失误，认识得不全面、不正确，以及其他种种的不合适的所在，统统希望读者的指教，我在这里谨致最诚恳的祈求。
东润自序于上海师友琅邪行馆
1983 年 2 月
子龙十二岁了，相貌骨骼也逐步地长成，他的两只眼珠有些特别，一直是向上看着。按着明代流行的相法，这是一种不吉之相。
陈子龙，明松江府华亭县莘村人，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
关于子龙的祖籍，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青浦人。
明代的松江府，领县三：华亭、上海、青浦，其中华亭是附郭县。所以称他为松江人，也是正确的。莘村在华亭县的东北，接近青浦县，称他为青浦人，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正因为他在自撰《年谱》，称为“宋南渡徙居华亭之莘村”，按名从主人之例，我们应当称他为华亭人。但是因为一则华亭县是松江府的附郭县，二则现代的上海已经成为直辖市，华亭县改称为松江县，我们称他为松江人，无论从明代的或是从近代的制度看，都是正确的。
在长江流域的东部，松江是一个名胜的地区。境内有九座名山：凤凰山、厍公山、神山、佘山、薛山、机山、横云山、天马山、小昆山。清代的吴伟业有九峰诗，特别提到机山，因为这是晋代文人陆机、陆云的故里，他在诗中说起：
蒹葭满目雁何依，内史村边吊陆机。
豪士十年贪隐遁，通侯三世累轻肥。
江山丽藻归《文赋》，京洛浮沉付钓矶。
白袷未还青盖远，《辨亡》书在故园非。
陆机是贵族，陈子龙是平民，相去一千三百多年，他们之间是大体不相关的，但是他们之间有相关的一点。陆机是有名的文人，入洛以后为河北大都督，参与晋代有名的八王之乱，及至军败见收，从容就死。陈子龙虽然不是贵族，但是在明代北京、南京相继沦陷以后，他凭着爱国的气节，始终不屈，直到隆武帝聿键在汀州失败后，他为敌人所获，终于掣断敌人的绳索，自沉以死，始终不受敌人的戮辱。他的文采固然不在陆机之下，而他的勇决，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给后人留下一个民族英雄的榜样，较之陆机，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辨亡》书在故园非”这一首，可能是吴伟业入清以后的作品，更可能是他有感于子龙之死而作的凭吊。
子龙的高祖陈绶、曾祖陈钺、祖父陈善谟都没有做官，但家境是富裕的，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当明代中期，倭寇沿海进犯，在他们进攻江南时，陈钺引着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曾经给倭寇以相当的打击。当时的兵备道任环提出要他做官，他坚决不干，只把一匹良马献给任环，作为对知己的报答。倭寇的不断进犯，固然是对中国人民的骚扰和祸害，但是也锻炼了人民。当时的名将俞大猷、戚继光、谭纶都在对倭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当时有名的文人唐顺之，在长江下游和倭寇角逐，多次地把他们击败；民间的壮士，也多次奋勇直前，驱逐倭寇。所以中国的一句古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确实说明了一定的道理。敌国外患，正是锻炼人民、壮大人民的机会。
善谟的儿子所闻是从读书起家的。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所闻成进士，那一年子龙年十二岁。天启元年（1621）所闻官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对于神宗、光宗两朝营建的陵墓，他曾参加工作，也获得一定的重视。1621年的冬天，善谟去世，所闻奔丧南归，从此以后，他不再参加政治活动。
神宗三十六年以后，建州——后来自称满洲——的努尔哈赤已经强大了，他的策略是西联蒙古，东侵朝鲜，同时截断明代和朝鲜交通的要道，作为进行侵略的张本。现代的看法，必须先有先进的文明，然后凭借科学文化的先进知识，开辟强大的道路。在古代是不同的，只要有了高头大马，便可以一往直前地进行侵略，无论中国的历史，或是西洋的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神宗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发兵二万进攻明边，当时提出七大恨作为发兵攻明的理由。所谓七大恨，其实一半都是强词夺理，但是侵略者当然说是言之成理的。清人自称：“此兵非吾乐举也，其余小忿，不可惮述，陵迫已甚，用是兴师。凡俘获之人，勿取衣服，勿淫妇女，勿离异其匹偶。拒战而死者听其死，归顺者勿轻加诛戮。”当然，这一切都是日后的粉饰之辞。努尔哈赤对于明朝的进攻，完全是以一个新兴的部族对于一个文化较高的民族出击的方式进行的。
在进攻当中，遇到一场大雨，努尔哈赤和他的长子代善说：“天上来了一场大雨，我想还是回兵好一些，你看怎么样？”
大贝勒代善说：“我们和明朝和好的日子已久，因为明朝无道，所以兴兵。现在已经进达明朝的边界，倘若退兵，我们和明朝的关系，是重修和好呢，还是互相仇视？军队已经开出很远，要隐讳是隐讳不了的，何况兵士都有御雨的衣服，弓矢也有御雨的装备，下些雨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大雨一降，明朝的将领必然认为我们不会进攻，因此下雨反而使我们可以出其不意，对于我们，倒是一件意外的好事。”
建州的进兵，把抚顺作为第一个目标，第一件事是争取抚顺游击李永芳的投降。本来在明朝和建州的交涉中，李永芳是经常作为中间人往来的，所以招降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努尔哈赤在去信中第一件提出的是明朝支援叶赫部落的事。叶赫本来也是关外的一个单位，和建州处在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有和好也有斗争，以斗争作为主要的关系。努尔哈赤给李永芳的信中说：
尔明发兵疆外，卫助叶赫；我乃兴师而来。汝抚顺所一游击耳，纵战亦必不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误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识时务人也。我国广揽人才，即稍堪驱策者，犹将举而用之，纳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更加优宠，与我一等大臣并列耶？汝不战而降，俾汝职守如故；汝若战，则我之矢岂能识汝，必众矢交集而死。既无力制胜，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则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则男妇老弱，必致惊溃，亦大不利于汝矣。勿谓朕虚声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区区一城，吾不能下，何用兴师为哉？失此不图，悔无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献城来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亲族，俱无离散，岂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朕言教，致偾事失机也。
从这一篇短短的招降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努尔哈赤对于明朝，即使发动攻势，其实只是小小的尝试，事实也理当如此，因为明朝是一个两京、十三行省、连带许多外藩的大国，无论它是如何腐化，还远远没有暴露；努尔哈赤即使在那里窥伺它的一些城市，其实还不敢发动规模较大的战争。其次，明朝即使到了后期，还保存着一定的威信，这和 17 世纪 40 年代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游击虽然全称是游击将军，他的部下很少超过五百人以上，努尔哈赤许下宏愿，只要他一旦归降，便与满洲一等大臣同列，这里固然是他的权术，同时也见到他对于自己和明朝皇帝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别。不仅如此，即使到了他的儿子皇太极的手里依然如此。这与庞大的明王朝和长白山脚下新造之邦两者之间的比例是相称的。所以这封招降书反映出建州的统治者对于自己国内的处境，还是有切实认识的。
李永芳得到招降书以后，果然具备冠带，正式向建州投降，成为这次战役中的第一个汉奸。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得到一等大臣的待遇。这个责任不一定属于努尔哈赤，因为虎豹和兔犬所订的条约，虎豹是没有履行的义务的，这是每个汉奸应当认识而又常常为他们所忽略的信约。
建州对于明朝不断地侵袭，十年以后，明朝最后发动一支庞大的军队东征。万历四十七年（1619）兵部右侍郎杨镐为经略，率领四路大军出山海关。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总兵官马林出开原，攻其北；杜松出抚顺，攻其西；李如柏出清河、鸦鹘关，攻其南；刘
出凉马佃，攻其东南。建州的东西南北，都在明朝的大兵围攻之下。此外还有广宁的军队，辽阳的军队，和朝鲜元帅姜弘立的军队。在这几路军队的大包围之下，长白山下的建州军队是没有希望的了。
但是军事的胜败，不是决定于参加作战军队的多寡，而是决定于两军的士气。老子说过：“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是说在两军相遇之时，抱定必死的决心，没有丝毫的侥幸心理的，最后终能获得决定的胜利。这一次明王朝和建州的作战，正证实了这一条铁的规律。
杜松是一位有名的战将，出抚顺，越五岭关，直抵浑河。天渐渐地暗淡下来，随军人员提议在此过夜。杜松不听，他看到水面上有几十条船搁在那里，水很浅，杜松拍着战马渡河。随军的将士请他被甲过江，杜将军哈哈大笑，他说：“披了铁甲打仗，那算什么！我杜松少年从军，现在老了，还不知道铁甲的分量。”他进军了，连克二寨。次日进二道关，建州的伏兵全部发动，大约三万人。杜松打了一仗血战，正准备上山，山林中的伏兵大起，又展开了一次血战。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东营的大部军队因为早先被敌人阻遏的浑河到此发水，无法过河。这一晚杜松和他直属的部下都在山林中战死，第一路的大军结束了。杜松是一个武人，他经常和人说：“杜松不识字，可是和那些识字的文官老爷们比起来，他们既爱钱，又怕死，是完全不同的。”杜松的死，是这次出军的第一个挫折。由于他的有勇无谋，进军的路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前面，不能不算是失败的主因。
杜松败死，消息立刻传到稗子谷的马林，马林压不住，军中大哗。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大兵立即引退。经不起半路上建州兵的几次袭击，马林和他的部下全部战死。
刘
可不同，他深入三百里，踏平了十五座寨子，杀敌三千。建州兵正在溃退之中，他们捡到了杜松的号箭，立即改了汉装，送给刘
，请他赶快进兵。刘
和杜松同样是大将，他说：“杜将军哪有给我号箭的道理！”奸细说：“杜将军因事急，所以发了号箭。”刘
究竟老练，他说：“我们不是约好用号炮吗？”那时在号炮方面，一切都还落后，一次号炮只能传达三里，因此奸细说：“杜将军是这样打算的；一次号炮，只传三里。现在相去五十里，那要花费多少时间，急不容缓，因此发了号箭，还望刘将军多多原谅。”刘
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又唯恐被杜松抢了前功，因此催兵大进，半路上遇到伏兵，全军大败，刘
这一位六十老将，也中伏身死。
朝鲜兵长于火器，和满洲兵打了一次大战。可是风转了，火器一时无从施展，他们也溃退了。
这时只剩得李如柏的一支军队还没有遭到阻击，可是经略杨镐看到孤军作战免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因此就命令李如柏从速撤军。四路大军进攻建州的计划失败了。明朝从 1368 年朱元璋称帝起到 1661 年朱由榔在云南溃灭为止，前后二百九十四年，终于覆灭了。在败亡的一阶段中即使有了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直到后来的李过、李来亨、瞿式耜、李定国这一大批爱国的文武领袖的努力终于失败了。建州奴隶主贵族进入北京，掌握政权，他们也逐步地变了，奴隶主贵族政权和汉族的地主政权合流了。不过这个合流并不彻底，直到 1911 年清政权彻底失败为止，他们还在全国重要地区设有驻防军队，这个防不是防国外侵略者的入侵，而是防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同时一直到 20 世纪之初，汉族的大臣在章奏中一概称臣，而满族大臣，无论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必须自称奴才，偶尔有时满汉大臣联名上奏，满族大臣随众称臣的也被特别指出，受到申斥。满洲统治者直到放弃政权的前夕为止，始终没有忘却他们汲汲维持的是奴隶主政权，汉族是奴隶，满族也是奴隶，一切在这个政权统治之下的都是奴隶。
杨镐四路大军的溃败是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一次大战，建州的胜利和明朝的溃败已经指日可待了，可是江南松江府的一角，万历四十六年陈家的这位十一岁的孩子看到彗星横扫天空，天下到处征兵，他也懂得流泪，有时和长辈们谈起，长辈们只是笑着说：“孩子家懂得什么？”
自从陈所闻成了进士以后，陈家的声望在这小小的松江城内提高了，一般人更注意到子龙。子龙十二岁了，相貌骨骼也逐步地长成，他的两只眼珠有些特别，一直是向上看着。按着明代流行的相法，这是一种不吉之相。景泰时期的吏部尚书王文就是这样，当时有名的相法家袁天纲的儿子就说这是望刀相。后来英宗复辟，王文和于谦都死于刀下。子龙在清兵入关以后，起义失败，为清兵捕获，他不甘心为敌人所杀，跃入水中而死，清兵把他的头割下来，悬挂在虎头牌之下，这是后话。一个爱国志士，他的生是为国家为人民而生，他的死也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死，这和他是不是长成了望刀眼或是曾不曾梦到要把人头挂在虎头牌之下是毫无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