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39 年起，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作一些初步的研讨。四年以后，写成《张居正大传》，由开明书店出版。中间曾经写过《王守仁大传》，所以这本《陆游传》的写成，应当是第三本了。

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史料运用方面，从搜集到掌握，从考订到识别，中间有一段相当复杂的过程。可是讲到人物形象，问题还要多些。传记中的传主，无论作者主观的意图如何力求和史实符合，其实一切叙述，都必须通过作者的认识，所以传主是不是和史实符合，主要还要依靠作者的认识。因此传记文学中的传主，正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成果。所不同的在于传记文学的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学习，求得对传主的全面认识。

一位有问题的传主，有时会给传记的作者以更大的兴趣。姑以张居正为例，他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替张居正写传的人，就有责任把自己的认识交代出来。

陆游是和张居正不同类型的人物。他有他的一番抱负，但是他对于时代所起的影响和张居正所起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可是有一点却相同——后代对于陆游的评价分歧很大，因此陆游也是一位有问题的传主，他的生活值得仔细分析，做出比较近情的结论。

陆游的一生，八十五年当中，经过不少的变化，他的政治关系，也有过相当的转变。《宋史·陆游传》说他“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阅古泉记》，见讥清议”；又说“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终其晚节”。因此，有人把陆游看成权门清客，这当然是很错误的。现代都认陆游为爱国诗人，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位爱国的志士，必须举出具体的事实来，否则不容易取信。空头文学家固然是要不得的，可是没有具体行动的爱国志士也不会引起更多的敬意。既然要为陆游写传，就有必要把具体的事实，加以疏通证明，然后才能塑造出这一位爱国诗人的形象。

要理解陆游，必须抓三个关键：隆兴二年他在镇江的工作，乾道八年他在南郑的工作，和开禧二年他对于韩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态度。可是要理解这三个关键，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陆游在镇江和南郑的工作，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很有限的史料，理解不易全面。韩侂胄的发动北伐，当时的议论已经不一，乃至失败以后，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专权误国，《宋史》甚至把他列入《奸臣传》。是不是如此呢？最初，陆游和侂胄是有距离的，后来他们逐步接近了，直到侂胄被杀以后，陆游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接近的？陆游的立场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我们才能对于陆游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

有时我们必须做一些考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记：“陆游晚年为韩侂胄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万里这首诗是有的，作于绍熙五年（1194），他们在淳熙十六年（1189）相别，前后六年，所以诗中说“花落六回”。《南园记》作于庆元五年或六年（1199 或1200），和绍熙五年中间相去五六年。万里此诗，与《南园记》全不相关，这是第一。刘壎《隐居通议》卷二十一说陆游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乃降节从侂胄游”。陆游幼子子聿生于淳熙五年（1178），作《南园记》时，子聿已逾二十，更无可抱之理，这是第二。罗大经、刘壎的时代，和陆游都很近，两书亦颇有名，其不可信如此。陆游和韩侂胄的关系，中间有不少的纠缠，没有经过考证，很容易走入歧途。

尽管陆游自己说不愿做一位诗人，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诗人，而从他的主要成就讲，也只是一位诗人。为一位诗人作传，和为平常人作传不同，必须把诗的成就写出来。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都有一个来源，中间也必须要产生变化；诗人的传记就必须把作品的渊源变化交代清楚，同时还得指出所以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的作品的评价又是如何？尤其如陆游这样的一位诗人，大家都知道他的诗起过几次变化，但是如何分期，每一期的特点是什么，尽管有人曾经指出，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传记中交代出来。

要写这本传记，事前必须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我所写的《陆游诗选注》、《陆游研究》，实际上只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还很不够。这本书的写法，和我从前写《张居正大传》时一样，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总是比较可靠一些。

十几年前，自己开始写《张居正大传》的时候，写传的人还不多，近年写传的人多了，而且不断地看到优秀的作品，传主也不限于历史上的或是近代的显著人物。作者对于传主的内心世界，正开始做深入的探讨，因此也必然会增加教育的意义。最近两年中，大量回忆录的出现，使人从这里看到英雄人物的面目，在塑造形象方面获得更多的启示，也就为更多更好的传记文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作为一个爱读传记文学的我，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值得庆幸的。从另外一面说，自己只能写出这本平凡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技巧上，都必然有若干的错误和缺点，可是因为受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一时还没有看清，因此也不及订正。希望同志们指示出来，给我一个修订的机会。

朱东润1959 年国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