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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国家区域战略的指引下，各区域加强协作，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受新冠疫情多点散发、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南方旱情等偶发性因素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速普遍不及预期。展望2023年，国际环境以及新冠疫情仍是两大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将形成极大的扰动，若疫情影响弱化，2023年经济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反弹。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由于在创新能力、营商环境等方面占有一定优势，民营经济发达、第三产业占比高，加上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估计2023年其经济增幅可能领先；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受益于产业转移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经济增幅有望保持稳定；东北地区依然增幅最低。
2022年以来，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韧性进一步提高，区域协调有所进展。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明确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不仅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区域合作提供了战略方向，而且指出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便是践行这一思想的具体行动。
随着对区域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发展理念的不断升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已改变传统财政补贴、用地倾斜等做法，着重细化政策单元，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更注重“有的放矢”而非“大水漫灌”；区域协调发展也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局限，转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等多维目标。随着区域发展格局的不断完善，各区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东西南北中联动协调的发展势能正进一步显现，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在新冠疫情多点散发、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2022年各地区经济增幅与上年相比普遍出现下降。分四大区域看，2022年前三季度，中部地区经济增幅最高，高于平均水平1.2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幅高于平均水平0.2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经济增幅低于平均水平0.4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低于平均水平1.63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四大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季度累计增长率（单位：%）
2022年前三季度，在所统计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上海、海南、吉林的GDP为负增长（见图1），都是受疫情影响所致，对上海的影响主要在第二季度，对海南的影响在第三季度，吉林一、二季度都受到了影响。西藏由上半年增长4.8%下降至前三季度的0.2%，也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前三季度，这31个省市自治区中18个省市自治区增长率跑赢了平均水平，其中山西省的增长率领跑，福建第二，内蒙古和江西并列第三。增长率前10中（增长率在4%及以上），中部6省占了4席，西部占据4席，东部除福建排在第2外，仅有山东排在第10位。
图1 2022年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幅相对较高，一是在油气、煤炭价格上扬的前提下，山西、内蒙古、陕西等资源大省经济总量和增长率纷纷逆势上升。二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较快，对经济增幅贡献较大，2022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增幅排在前11位的均为中西部地区，青海、西藏达到14%以上，山西增长9.7%，内蒙古、宁夏、陕西、云南增幅在8%以上，湖北、新疆、江西和湖南增幅也在7%以上。三是中西部地区出口形势比较好，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2022年前三季度与上半年的比较来看，经济增幅整体上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是西部地区由于受新冠疫情以及特殊天气影响，经济增幅出现下滑。前三季度增幅比上半年下降的有：宁夏下降0.4个百分点，甘肃下降0.1个百分点，新疆下降1个百分点，重庆下降0.9个百分点，贵州下降1.7个百分点，四川下降1.3个百分点，西藏下降4.6个百分点，海南下降2.1个百分点。
从全年情况来看，随着一系列稳经济政策措施的逐步显效，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各地区全年经济仍然会保持恢复态势。在各地落实稳增长政策措施的推动下，2022年第四季度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望出现更大力度的反弹，但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2023年，是党的二十大做出新部署后的第一年，各地将切实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剔除疫情以及偶发因素，影响2023年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过去40余年，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17.9%跃升至2021年的64.7%，已超56%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大都在80%以上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2020年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5.4%，离世界平均城镇化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虽已步入中后期，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看，今后我国的城镇化将以建设城市群为新的方向，即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群集聚，而非就近向中小城镇转移。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提出，要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城市群；积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显著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实施长江中游、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推动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引导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稳步发展。这意味着城市群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分区域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的发展相对成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更强，中西部地区更多地还是依赖于城镇化水平提高带来的红利。
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因为营商环境的背后，无不折射出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经济结构等问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报告（2022）》显示，2021年市场主体投票得票率最高的前5个省市分别为：广东（44%）、上海（42%）、浙江（35%）、北京（24%）、江苏（23%）。其他省市自治区得票率明显低于前5个省市自治区，且得票率均未超过10%。其中，黑龙江、吉林、西藏、宁夏、青海这5个省市自治区得票率为0。从数据来看，营商环境得票率高的省市自治区多为南方沿海地区，得票率低的省市自治区多为北方及西部地区，地域分化较为明显。尽管各地都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但短时间内东强西弱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高端人才、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依然会向发达地区集中流动，进一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
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充足的劳动力数量，在激发区域经济活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越多，就越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域间人口流动愈趋频繁、规模日益增大，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人口流动量略有下降，特别是东部产业持续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和吸引力不断增加，农民工跨省迁移数量明显减少。但一旦疫情缓解甚至结束，劳动力向东流的趋势依然会出现。
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制度创新能力的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率差异和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互动循环。从区域看，我国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国有企业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制度创新能力强，制度变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绩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我国其他区域，特别是老工业基地地区，由于制度变迁的滞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增长贡献不大。2021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总值分别达9.6万亿元、27.6万亿元、10.1万亿元，总量超过了全国的40%，发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这三大地区规模经济效益明显，创新要素快速集聚，高水平人才密集，对外开放走在前列，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和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引领者。2023年，这种态势将继续强化。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投入强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当前研发投入强度省级间差异巨大，比如东北地区略有下降，西南地区上升。《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显示，2021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第1位，北京、江苏分列第2位和第3位。整体上看，广东、江苏、浙江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依然是创新能力领先地区；山东、湖北、安徽齐头并进、相差无几，山东的领先优势在缩小；四川、陕西、湖南、重庆、福建、河南紧随其后；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追赶势头迅猛，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总的来看，多中心的区域创新体系基本形成，区域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变大。
2021年末，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62.3%、17.8%、18.7%和1.3%。从新增直接融资占全国的比例看，202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6.5%、14.7%和9.9%，东北部为-1.1%。而从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52.1%、22.0%、21.1%和4.9%。显然，东部地区更受金融机构青睐，得到的金融支持力度更大。2021年末，东部地区不良贷款率为1.16%，低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0.57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利益偏好与风险控制方面，东部地区有一定优势，预计2023年其得到金融资本支持的力度依然会强于其他区域。
双碳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将推动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也将重塑区域比较优势及竞争格局。碳达峰、碳中和将重塑生产力要素价值及其利用方式，如荒漠化地区发展农业面临着水资源制约，却具备“光伏+”等多种模式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可再生能源分布的地域差异将带来产业格局的变化。我国建设了从西部外送清洁能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份及自治区成为清洁能源的外送基地。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成为高载能产业集聚和生产的吸引要素。双碳目标将导致产业“西进”，产业链、供应链将出现新变化，粗钢、氧化铝、乙烯等产业的生产将伴随可再生能源供给而变化，并影响区域经济版图。
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普遍和明显，为了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势在必行。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发挥着引领作用；东南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为改革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发挥着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示范带动作用；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增长韧性强。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产业上是以资源型重化工为主体，产权上是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企业规模上是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动能减弱，而去产能调结构，培育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时间要长于轻型产业非资源依赖的南方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要长。
（1）固定资产投资 目前，西部地区的开放意识已逐渐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加上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强中西部地区开放通道和开放平台建设，支持部分中西部省市自治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开发开放先导区和内陆地区开放高地，鼓励东部沿海发达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带动外资转移、引导中西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低的相对优势开始显现，而且随着人员的跨区域流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技术和熟练度也在不断提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0037.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5.6%，折合1553亿美元，增长18.9%。从区域分布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3.3%、34.8%和33%，中西部地区外资增长率已连续数月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受到越来越多外资的青睐，意味着中西部地区较大的市场潜力正在逐步释放，将带动其投资稳步增长。
东部地区尽管2022年投资增幅低于中西部地区，但由于其民间投资占比更高，制造业相对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远超其他区域，一旦疫情缓解、市场信心恢复，其反弹力度也会更大，预计2023年东部地区投资增幅与中西部地区差距缩小。
东北地区2022年投资增幅在四大区域中最低，预计2023年这种局面也很难改善。其原因在于，从投资环境看，东北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沦之后，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与其他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相比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从而影响了东北的外在形象，让投资者不太愿意到东北投资。尽管东北已经充分认识到投资环境不佳的危害，已经在改善投资环境上下功夫，且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要改变大家形成的印象，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
（2）消费 2022年前三季度，新冠疫情冲击下多个省市自治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现负增长。在所统计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16个省市自治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为正，最高的江西也仅为6%，最低的上海为-10.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东部10个省市自治区中5个累计同比增长率为负；中部6个省市自治区中增长率为正的有5个，山西零增长；东北3省增长率全部为负；西部四川、甘肃、贵州、新疆、西藏和青海为负增长。总体来看，2022年消费增长与新冠疫情散点多发密切相关。2023年，接触性服务业回归常态，各地消费将出现较大幅度反弹，特别是2022年低基数的地区。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地区反弹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低迷，增幅可能依然低于其他区域。
（3）对外贸易 2022年3月以来，由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外贸重镇”不同程度受到疫情的影响，加上上年同期高基数、俄乌冲突和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等因素，外贸一度承压减速。为了帮助外贸企业保订单、保市场、保信心，党中央、国务院密集部署一系列稳外贸举措，围绕物流保通保畅、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出口退税和通关效率等方面落实落细助企纾困政策，有效助力稳住外贸基本盘。外贸“主力军”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例提升，顺差贡献率上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更为密切；一些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23年，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预计供应链压力将会得到缓解，对外贸易依旧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民营企业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东部地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绝对主力，民营经济发达，高技术产品有相对优势，加之2022年增速相对不高，2023年其对外贸易将平稳增长。一系列举措打通了中西部地区连接国内、国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渠道，减少了国际物流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运输效率。例如，中欧班列将我国内陆到西欧国家货运时间压缩近50%，陆海新通道使货物从重庆到新加坡的时间比经东部地区出海节约10天左右。受益于“一带一路”，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幅有望继续保持领先。东北地区中随着黑龙江对俄罗斯外贸活跃，也将保持一定增速。
综合考虑上述影响因素，对2023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判断如下：
随着区域重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东部地区率先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活力将进一步增加。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城市群发展、区域创新能力、营商环境、人口因素、金融支持力度等，东部地区明显占优。加之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高，服务业支撑作用明显。2021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结构为4.5∶39.1∶56.4，其中，北京、上海、海南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81.7%、73.3%、61.5%，名列全国前三。这几年，由于受疫情影响，第三产业增幅不高，2023年其反弹会更大些。整体来看，2023年东部地区经济增幅将出现领跑局面。
在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中部地区在制造业产业链上正向中高端迈进。自贸区与中欧班列的联动以及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陆海双向开放，将助推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富的资源优势将持续吸引产业转移，叠加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加之国内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中部地区2023年仍将维持相对比较高的增幅。由于2022年中部地区相对较高的增速基数，因此其增幅与东部地区基本相当，西部地区增幅将略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的不断推进，加之向北开放的“桥头堡”的特殊地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将逐步向好，但增幅仍将落后于其他区域。
尽管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措施。
实施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发挥各区域的特点，在发挥多种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形成全国的整体优势，使整个国家的空间组织效能上新台阶，走上协同发展与整体竞争力提高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把握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根据要素禀赋、历史、人文条件，把各自比较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发展特色产业，通过特色产业集聚人才、资金和各种要素，加强交流和互助，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逆全球化暗流汹涌，地缘矛盾频出，加上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从“效率”主导转向“安全”主导，出现了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本土化、创新链自主化演进趋势。各地应以此为契机，围绕“三链”协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推动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和承接，形成合理分工、竞争有力的生产力一体化布局，并以生产力一体化带动各地联动发展，将区域发展位势差转化为区域协调发展内生动力。深化国内价值链分工，培育更多的能够引领价值链分工的跨区域企业，延伸和拓展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让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更深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内价值链分工，促进不同区域价值链分工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升级。继续积极承接国外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其重化工业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和新价值链的重构。
由于不同区域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不同，有的地区更多是履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有的地区则以生产粮食为主，有的地区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成为人口和经济集聚的区域，这导致在经济收益上存在巨大差异。过去往往生态保护越重要的地方、提供商品粮比例越高的地方，收益越低。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通过落实生态产品价值的系列制度创新实现收益，通过粮食产品补贴实现收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收益，还需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托底。因此，需要对目前基本以经济增长为主的评价体系进行重构，构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地方评价体系，引导各地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同时，也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类施策，提高政策针对性与有效性。
在市场一体化不断加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下，落后地区可以借力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构造中摆脱落后状态、占领制高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一些落后地区跨越传统产业体系基础，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发展中与发达地区比肩并跑，甚至超前领跑，提供了机遇。因此，应从广度和深度上强化数字赋能，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让各地均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发展机会均等化；加大新基建推进力度，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大数据产业化应用，着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并通过数字技术强化各地经济、技术联系，为各地区联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胡少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