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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章，分别讨论了《资治通鉴》中的第一句话和第一个故事。这一讲要讨论一位人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塑造的第一位素质比较全面的成功领导人。这个人就是《资治通鉴》第一句话中已经提到的魏斯，历史上被称作魏文侯。
《资治通鉴》在提到魏文侯时，连续讲了五个关于他的小故事，分别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成功的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这五个故事，前三个都非常正面，展现出魏文侯自身具备的三种优秀品格。后两个故事，是魏文侯一开始没做好，经人提醒后做了调整和改变。五个故事就是五个角度。
先来看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彰魏文侯懂得尊重人才，能够礼贤下士：“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虽然只有短短三句话，含义却非常丰富。第一句话提到两个人名：卜子夏和田子方，魏文侯拜他们两位为师。卜子夏、田子方何许人也？这两位都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卜子夏来头尤其大，是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按《论语》里的说法，孔子的学生可以划分成四大“专业”，其中有一个类别是文学。卜子夏就是孔门弟子文学专业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仅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而且还是“孔门十哲”之一，地位非常高。为了发展魏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培养更多的治国人才，魏文侯把卜子夏请到魏国居住，并且亲自拜他为师。另一位田子方则是孔子最重要的大弟子之一子贡的学生，属于孔子的再传弟子。
第二句话中提到另一位名叫段干木的贤人，当时也住在魏国。魏文侯久仰他的大名，很想见他。但段干木不想当官，不想结交权贵，老躲着不见。后来魏文侯搞了次突然袭击，不派人事先知会，直接登门拜访。段干木一听说魏文侯来了，赶紧爬后墙逃走了，魏文侯还是白跑一趟。但魏文侯并未因此生气，反而更加敬重段干木，每次乘车路过段干木居住的地方，都要站在车上敬礼。这种敬礼的方式，古文中称为“式”。那个时候的人乘马车得站着，车厢前头有一块横木，这块横木就叫作“式”。马车上的人，可以手抚式木，微微低头，向某位贤人或某个重要的地方表示敬意。这种敬礼方式也被称为“式”。魏文侯“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即便看不到段干木本人，只要看到他的房子，也要敬礼。
魏文侯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精神，感动了很多有能力有才学的人，纷纷来到魏国，帮助魏文侯图强争霸。所以《资治通鉴》这段中的第三句话“四方贤士多归之”，讲的是魏文侯礼贤下士的效果。我可以举出很多战国名人，都曾在魏文侯手下效力。比如战国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他写过一部《法经》，主张治理国家要重视农业和重视法治双管齐下。魏文侯在李悝的帮助下实施变法，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风云的先声。再比如名将吴起，也曾在魏国一展身手。一般列举中国古代名将都是“孙吴”并称，孙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吴就是吴起。另外还有一位小学语文课本里提到的人物——西门豹。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西门豹治邺》这篇课文，他也是魏文侯手下的大臣。史称魏文侯“首霸中原”，魏国能成为战国七雄中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国家，靠的就是这些人才。
前面举的仅仅是大家相对熟悉的人物，当时的魏国可谓人才济济。魏文侯的人才来源主要分两个途径，一是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各国人才；二是卜子夏、田子方这些大儒在魏国开馆授徒，为魏国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的史籍称述魏文侯的功业，都要强调他的人才政策，《资治通鉴》更是把“礼贤下士”的精神作为魏文侯能成为成功领导人的首要素质。
第二个故事谈的是诚信与责任。有一次魏文侯和大臣们一起饮酒，非常尽兴，但天却下起了雨。魏文侯命人准备车驾，打算去郊外。这时候就有人来劝阻，刚才喝酒已经很尽兴了，天又在下雨，还要去郊外干吗呢？难道还嫌今天不够快乐吗？魏文侯回答道：“我和掌管山林的官员预约了今天要去打猎，得跟他见一面，不能失约。”于是魏文侯冒着雨，乘着车来到郊外。他是想继续冒雨打猎吗？不是。魏文侯找到管理山林的官员，亲口告诉他，下雨了，之前和他预约打猎的事就取消了。
这么做有必要吗？对于魏文侯来说，天下雨，不去打猎的理由很充足，他贵为国君，即便爽约，山林管理员也不敢埋怨他。但站在山林管理员的立场来看，这事不一样。魏文侯交代过的事他必然不敢懈怠，即便下雨，他也会把该准备的准备好，在岗位上等待着。万一魏文侯去了而他没准备好，那可吃罪不起。为了跟山林管理员确认活动取消，魏文侯不辞辛劳，亲自走了一趟，体现出一位优秀领导人对小人物、小事件的诚信与责任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和重要人物有约，比如职位高的、辈分高的，或者能给予自己发展机会的，都会认真对待，甚至于战战兢兢，想尽一切办法让对方满意，更不敢失信。但对于那些职位低的、年资浅的，或者对自己没什么帮助的人，往往就不会用同样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势利心态，难免有时言而无信。但魏文侯的这个举动说明，他的诚信不分对象，他的责任心不分事情大小。对于一国君主而言，山林管理员的身份卑微，因为下雨而不去打猎的理由也正当而充足，但魏文侯却没有端着国君的身份，而是亲自冒雨去取消活动。虽然不打猎了，但还是如约和山林管理员见上一面，通过诚信、负责的举动，展现了一位领导人的魅力。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史家认为它的效应巨大：“魏于是乎始强。”为什么这么件小事能造就魏国的强大？魏文侯对待这么一件小事都能言出必行，负责到底，同样的态度运用到治国上，凡有赏罚条例、法制律令，也必然是严格执行，毫不懈怠。想做大事业，就该向魏文侯学习，事无巨细，言出必行，对人诚信，对事负责。
第三个故事最能体现魏文侯的“江湖大佬”地位。我之前介绍过“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一个晋国瓦解成魏、赵、韩三个诸侯国。所以当时“国际社会”通常把魏、赵、韩三家合在一起，称作“三晋”。有一次韩国向魏文侯借军队，想要攻打赵国。魏文侯说：“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魏文侯说魏国和赵国是兄弟之国，不能把军队借给别人去打自己的兄弟。韩国国君听完这话很生气，埋怨魏文侯不帮自己，但也因此停止了攻打赵国的计划。后来赵国也来向魏文侯借军队，要去攻打韩国，魏文侯用同样的话答复赵国，说我们和韩国是兄弟国家，不能去打自己的兄弟。因此赵国也怨恨魏文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韩、赵两国才知道，原来魏文侯曾经阻止别人来攻打自己，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太狭隘了。于是韩、赵两国国君怀着既惭愧又感激的心情，都来朝见魏文侯。魏文侯通过这件事确立了在三晋中的领导地位。
魏、赵、韩都脱胎于晋国，诚如魏文侯所说，三国之间好比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但亲友反目，兄弟阋墙，是常有的事。作为兄弟或亲属当中的另一员，来处理这样的矛盾，不仅需要能力和手段，还要有担当。一开始魏文侯为保护赵国而被韩国骂，却没有向赵国邀功，所以赵国并不知道这件事。等到赵国要借兵攻打韩国时，魏文侯没有趁机报复韩国，而是宁可再被赵国骂，也要保护埋怨过他的韩国。挨骂遭恨的是他，享受成果的是别人。受过他保护的人不知情，转而又来骂他。这一切，魏文侯都默默承受，不作任何辩白。所有矛盾都在他这里消化，所有后果都由他承担，最终达到维护三晋团结的目的，这就是担当，这就是做老大的风范。当韩、赵两国知道真相之后，对魏文侯不得不服，都来朝见，等于认他做老大。
人难免有感情、立场。面对他人的纠纷，由于情感因素、立场因素而有所偏向，是很正常的现象，难的是不偏不倚。当其中有一方对你产生误会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不偏不倚，那就更难。在日常生活中，为处理别人的矛盾而把自己绕进去，是常见现象。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好心被当作驴肝肺”，或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样的话。你本来想替别人解决矛盾、解决纠纷，结果不仅被误会，还被骂了，骂你的还是你想保护或曾经保护过的人，你生不生气？还能不能不偏不倚？一般人很难不生气，一旦被情绪左右，就不太可能不偏不倚。这时候，原想通过排解纠纷以息事宁人的你，或许还会成为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这是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的气量还不够大，装不下这些深的误会；肩膀还不够宽，挑不起这么沉的担子。魏文侯不是一般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是维护三晋团结，不因别人的误会而放弃这个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气量大、有担当，是做老大必备的素质。
前三个故事都塑造了魏文侯的正面形象。当人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得意忘形，魏文侯虽然是一位综合素质很高的领导人，但有时候也犯这毛病。有一次，魏文侯就问他的大臣们：“你们觉得我是怎样一个领导人？”绝大多数大臣都非常知趣地回答道：“您是一位仁德的君主。”只有一个叫任座的人，很不合时宜地说了句：“你不配称作仁德之君。”为什么？任座说：“前不久你通过征战，得到了中山国的土地，没有封给你的弟弟，而是封给了你的儿子。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对于土地你是非常自私的，给儿子而不给弟弟，所以你不配称作仁君。”魏文侯听完这话非常生气，任座一看惹君主生气了，就赶紧跑了出去。
这样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是社会成功人士、知名人士，为了表现自己的谦虚，经常会请大家提意见，但当你真给他提意见的时候，对方不见得高兴。尤其是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故作谦虚地请人提意见，成了一种装饰品。当他说“请大家多提意见”的时候，其实满心期待地想听奉承话，希望大家都说：“你做得太好了，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意见，只有学习的份！”这时候你要是实事求是地给他提意见，他就会认为你十分扫兴，也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魏文侯犯的也是这个毛病。
但魏文侯和常人不同之处在于，知道自己的毛病之后能够改正。任座出去之后，魏文侯又问一位叫翟璜的大臣：“我是一位怎样的领导人？”翟璜回答道：“你是仁君！”因为之前有个扫兴的任座，魏文侯心里已经不太舒坦了，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在敷衍他，嘴巴上说他好，心里指不定怎么骂他。所以听完翟璜的回答后，魏文侯就多问了一句：“为什么说我是仁君？”翟璜说：“只有当君主仁厚的时候，大臣才敢于直言进谏。刚才任座说话这么直率，敢于当众批评你，这恰恰是你平时待人仁厚营造出来的氛围。”
翟璜的回答非常有技巧，其实是正话反说，换了个角度向魏文侯指出，刚才对待任座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提醒魏文侯，应该包容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作为一名成功的领导人，这种包容是非常重要的。翟璜的话，既给足了魏文侯面子，让领导有台阶下，也指出了魏文侯的错误所在。
魏文侯不愧是高素质的领导人，听完翟璜的话之后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亲自下堂迎接任座回到原先的座位上，从此以上宾之礼对待敢于直言的任座。
有一次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喝酒。古代贵族招待贵宾喝酒的时候，往往有乐官在旁负责奏乐。魏文侯边喝边听，忽然说道：“这编钟奏出来的音乐不和谐，好像是左边的钟音太高了。”田子方听完之后大笑，魏文侯问他笑什么，田子方回答道：“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田子方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君主，重要的是能知道在具体职位上的人是否称职，而不是精通某些具体职务。具体到音乐上，君主应该掌握乐官是否称职的情况，而不是每次都靠自己的耳朵去辨别音律。
田子方其实是通过音乐和乐官这件事，向魏文侯揭示了君主如何行使职责的一般原理。无论古时候的成功君主，还是今天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人，都是有才能的人，其中肯定少不了有某些特长，或精通某些领域的。但在高级领导岗位上的人，应该注重统筹全局，而不是仅靠特长做自己擅长的事。比如在一所学校里，有主管教学的部门，有主管思想政治的部门，有主管后勤服务的部门，有主管人事组织的部门，有主管行政事务的部门，有主管对外宣传的部门，等等。作为校长，最应该注意的，是各个分管领导是否称职，他们有没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在这个基础上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统筹协调。如果搞教学出身的校长就要亲自抓教学，搞后勤出身的校长就要亲自抓后勤保障，搞思想政治出身的校长就要亲自抓思想政治，校长自己擅长什么就抓什么，这就肯定乱套。
首先，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社会单位，都是复杂的综合体，要把一个机构、单位运作好，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评价一个机构、单位运作是否成功，要看整体的综合效果，而不是看它某一方面是否特别优秀。作为负责全局的领导，如果只注重某一方面，很容易使全局工作片面突出，整体失衡。其次，本来每个部门都各自有负责人，大领导抓某样具体工作，就等于侵夺了原先那位负责人的职权。工作被领导干了，那他干什么呢？这种越权，很容易引起各岗位职能的紊乱。
所以说，作为一名对全局负有责任的领导，需要关注的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而是要掌握识人、用人的法则和技巧。只要挑对人，把合适的人放在相应的岗位上，那一摊子工作就可以放手交给他，而不是每样具体工作都要亲自深入指挥。如果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而亲自指挥某些具体工作，不仅侵夺下级部门的职权，还容易造成全局失衡。领导人一旦养成喜欢干预具体工作的习惯，那就更不好了。没有全才全能的人，干预的工作恰巧是你擅长的，那还能应付，要是碰到未必擅长的事务呢？岂不是耽误了工作？
比如魏文侯听乐这件事，乐器调音是否合格，该由乐官来管。作为国君，听出乐声不协调之后，该关注的是乐官称不称职，是乐官疏忽了，还是这个乐官的乐感根本不行。如果是乐官疏忽了，就该对他加强岗位责任意识教育。如果是乐官专业素质不过关，甚至根本就是个南郭先生，那就该罢免这个乐官，重新挑选一个合格的。而不是亲自去指出哪个乐器出问题了，该如何调整。如果仅是指出具体问题，而不考察乐官，今天有懂音乐的人在，能把问题纠正过来，以后碰到没有精通音律的人在，乐官还是会打马虎眼，还是会出错。这就是田子方说的“君明乐官，不明乐音”，推而广之，对于所有具体工作、具体职位上的人，都得采取这个态度。为每项工作选择合适的人才，才是国君最重要的职责。国君选择合适的人才，各有所长的人才负责具体工作，这样就能做到国君和各个职位上的人各司其职，使得职责明确、管理流畅。如果一个国君过于注重具体问题，精力往往会被很多细枝末节所消耗，看不到大问题，甚至于忘记自己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这就是田子方说的“审于音而聋于官”。魏文侯觉得田子方讲得非常有道理，听完这番话后，回答了一个“善”字，表扬田子方说得好。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形容那些只注重细节而忽略大局的领导人，叫“察察为明”。人总有展示特长、表现精明的欲望，通过指摘别人工作中细节上的失误，来表示自己的精明，就是所谓的“察察为明”。在前面这个故事中，如果魏文侯不听从田子方的劝告，还是注重于某些领域的工作细节，那他也就犯了“察察为明”的错误。《资治通鉴》特别反对这种“察察为明”，认为这是领导人的坏习惯。但是历史上很多颇有成就的帝王也免不了犯这个错误，比如隋王朝的开创者、赫赫有名的隋文帝杨坚，就有这个缺点。
通过讲述魏文侯的五个小故事，《资治通鉴》向读者展示了作为一名成功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五种素质，它们分别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注重诚信、对言行负责；有担当精神，不惜自我牺牲；包容不同声音，善于采纳意见；明确职责，不察察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