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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开篇是魏、赵、韩三家瓜分晋国。“三家分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所以紧随“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之后，《资治通鉴》回顾交代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在魏、赵、韩三家有足够的能力瓜分晋国之前，其实还存在一个比这三家实力更强的家族：智氏家族。最初真正掌握晋国实权的正是这个智氏家族。魏、赵、韩三家只有在消灭了智氏之后，才有瓜分晋国的可能。那么实力雄厚的智氏是如何被相对弱小的魏、赵、韩消灭的？这是整部《资治通鉴》讲述的第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且，司马光从智氏的失败中总结出一套如何辨别、任用人才的观点，值得重视。
故事从智氏家族选立继承人开始。智氏家族领导人智宣子想挑选继承人，最终在自己的几个儿子中看中了一个名字叫作荀瑶的。当智宣子表达了这个想法后，智氏家族中的另一位长老式人物智果提出了不同意见。智果说，与其立荀瑶，不如选择荀宵。为什么呢？智果说：“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荀瑶有五个优点，胜人一筹，却有一项不如人的地方。智果的反对理由也许会让人感到困惑。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荀瑶有五个优点，只有一个缺点，智果为什么还要反对立他为智氏家族的继承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智果所指荀瑶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先看优点。智果指出荀瑶的五大优点分别是：“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用我们今天的话简单概括一下，荀瑶的五大优点分别是：首先，长得很帅；其次，孔武有力，在射箭、驾驭战车等方面非常优秀；第三，多才多艺；第四，长于文辞，口才也很好；第五，做事情很有毅力，也很有决断力。一个人能同时具备这五大优点，的确非常难得，堪称超一流人才。那么是什么缺点，足以把以上所述五大优点抵消归零？智果说荀瑶这个人“如是而甚不仁”。荀瑶虽然有令人羡慕的五大优点，却有一项严重的缺点：毫无仁爱之心。
仁爱之心果真那么重要吗？在辨别人才的时候，没有了这一点，就可以置五大优点于不顾？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对身边的人和物持有仁爱之心，是一种基本的处世素质。当你对别人仁爱的同时，你自己也是愉快的，你的人际关系是润滑而通畅的。而对于一名政治领袖来说，仁爱所能体现出来的价值，比在一般人身上更高。以智氏家族为例。智氏是整个晋国实力最强的家族，掌握着晋国的政权。一旦当上智氏家族的掌门人，不仅将成为晋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也会成为当时诸侯国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智氏家族的领导人，掌握着非常丰富的政治、军事、财政资源。他有能力随时调动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军队。他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灾难。因此，为这样一个领导岗位储备候选人，必须把是否具备仁爱之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予以考量。
智果分析荀瑶这个人：“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如果一个人只是缺乏仁爱之心，而没有能力，想做坏事心有余而力不足，破坏力倒还小。现在的问题是，荀瑶非常有能力，还有这么多特长，却是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如果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去做坏事、欺辱别人的时候，谁能受得了？谁能挡得住？这种情况下，荀瑶的不仁之心会使得他的各项优点反向转化为破坏力。如果真是这样，把其他家族和实力派人物都惹怒了，他们团结一致对付智氏，智氏家族的命运就堪忧了。
智果对荀瑶的批评并不是求全责备，并不是说不允许人有缺点。而是应该看到，人所应该具备的各项素质中，有主次之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诚然不错，但作为一个合格的人，有一些基本的底线，有些素质可以缺失，有些素质不能缺失。尤其是对于肩负重大社会责任的领导人或者领导候选人来说，这个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仁爱之心，就是作为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素质，对于一名领导者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素质。当仁爱之心缺失的时候，人的很多其他方面优点反而有可能转化为缺点。这是智果的基本观点。那么智果的判断正确吗？
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选择了荀瑶作为继承人。智氏家族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荀瑶成为智氏家族的领导人之后，做了很多事情。《资治通鉴》集中选取了几件能反映荀瑶为人不仁、品格不端的事件进行描述，认为智氏家族最终走向灭亡，和荀瑶的这些举动有直接联系。
有一次，荀瑶和韩氏家族领导人韩康子，以及魏氏家族领导人魏桓子一起宴会饮酒。在宴会过程中，荀瑶羞辱了韩康子。智氏家族的另一位长老听说这件事之后，就批评荀瑶，并劝他早做准备，以防别人发难报复。荀瑶非常傲慢地回答道：“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荀瑶的意思是说：“发难的权力难道不是掌握在我手里吗？我不向别人发难已经不错了，谁还敢为难我！”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荀瑶刚愎自用、自高自大的形象就活脱脱地显现出来了。这还不算完，事后荀瑶还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很生气，当然不肯给。这时候，韩康子的一位谋臣就对他说：“荀瑶要地，你就给他。因为荀瑶这个人贪婪而刚愎自用。如果他的贪欲不能在你这儿得到满足，一定会领兵攻打你。不如先把地给他，他一旦觉得向人索要土地是这么容易的事，就会变得更加自以为是，更加贪婪，一定会再次向其他人提出同样无理的要求。很有可能荀瑶会因此和别的家族发生冲突。那时候我们再静观待变，择机而行。”韩康子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把一座非常富庶的城邑献给了荀瑶。
荀瑶果然很得意，于是继续向魏氏家族索要土地。魏桓子一开始也不肯给。同样有一位谋士向魏桓子进言，说应该把地给他。荀瑶仗着自己的势力，贪得无厌，到处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必然使其他家族的人对他心存警惕和畏惧。这些人可能因为对荀瑶有共同的畏惧和仇恨而团结在一起。魏桓子如果把土地给荀瑶，荀瑶就会变得更加骄傲，一骄傲就必然轻敌。到时候，荀瑶骄傲而轻敌，魏桓子再和其他家族紧密团结，共同对付智氏，一定能打败他。等消灭了智氏，不仅失去的土地能拿回来，还有机会掠取更多的土地。这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道理，如果想从别人手里得到更大的利益，就先给他些甜头尝尝。魏桓子听完之后很高兴，也向荀瑶贡献了一座繁华富庶的城邑。
连续两次轻松获得大片土地，使得荀瑶飘飘然，更加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才华，没有人敢跟他作对。只要他轻轻地说一句话，两座富庶的城邑就到手了。殊不知，沉迷于这类虚假的成功，才是最大的失败。反对者们已经在一旁虎视眈眈，悄悄地积蓄力量，试图等待时机，奋力一搏。
荀瑶利令智昏，紧接着就向赵氏家族索要土地。这次终于碰到了硬茬。赵氏家族的领袖赵襄子略微有点愣头青，身边也缺乏善于进言谋事的辅佐之臣。赵襄子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荀瑶的索求，结果把荀瑶激怒了。荀瑶觉得之前向韩、魏两家要地，人家都爽爽快快地给了，赵襄子凭什么不给？当然，他不会反思自己无故索地的行为本身是无理的。赵襄子态度也很强硬：“凭什么无缘无故给你土地？”两家相持不下，于是荀瑶发兵，攻打赵氏。
由于智氏家族势力强大，赵襄子不敌，率领左右随从逃到晋阳这个地方，闭关自守。荀瑶通知韩、魏两家，让他们也率军队来会合，共同包围了晋阳城。为赢得战争，荀瑶派军士挖开晋阳城外的河道，引水灌城，试图用水势攻破晋阳城。水势涨到最后，再高六尺就能把整个晋阳城淹没了。这时，荀瑶带着韩康子和魏桓子一起察看水情，说了一句话：“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他说：“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可以覆灭一个家族或国家。”听完这句话，随行的魏桓子用胳膊肘顶了一下边上的韩康子，而韩康子也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两个人私底下做了小动作，虽然都没有说话，但显然已经领会对方的意思了。这两个人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呢？史书上解释说：“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怎么理解呢？安邑是魏氏家族盘踞的重要城池，而平阳则是韩氏家族的基地之一。安邑边上正好有条汾水，平阳边上则有条绛水。荀瑶说，他懂得了掘水可以攻城，可以覆灭别人的家族。现在他用这个方法对付赵氏，等到他想对付韩氏或魏氏的时候，同样可以掘开汾水去灌安邑，也可以掘开绛水去灌平阳。因为荀瑶平日蛮横嚣张，韩康子、魏桓子本来就对他心有余悸。当他讲到用一种恶毒的方法对付赵氏的时候，韩、魏两家马上会联想到自己，担心自己会重蹈赵氏的覆辙。所以韩康子和魏桓子用小动作来打哑谜，相互心领神会，意思是说：“小心点，他同样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们。”
视察完水情之后，韩康子和魏桓子面带忧色地回自己军营去了，路上碰到了荀瑶的手下絺疵。絺疵观察到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的神情，回去告诉荀瑶：“你要小心，韩、魏两家要造你的反。”荀瑶问：“你怎么知道的呢？”絺疵回答说：“刚才我在路上碰到韩康子和魏桓子，看他们神情忧虑，肯定心里有事。他们两家和我们智氏联手对付赵氏，事先约定，消灭赵氏之后，三家共同瓜分赵氏的土地。目前的情况是，水势再高六尺，晋阳城就会被淹没，赵氏必然灭亡。按常理来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这时候应该高兴，因为赵氏一旦灭亡，就可以瓜分他们的土地了。而现在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反常态，不仅没有高兴的神情，反而忧心忡忡，说明他们从赵氏的遭遇想到了自己，非常担心兔死狗烹，等赵氏一灭，就轮到他们了。”所以絺疵提醒荀瑶，韩、魏很可能暗地里谋划造反，要早作提防。
谁知荀瑶根本没把絺疵的警告放在心上，他始终觉得天底下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打败他。所以荀瑶不仅没有设防，反而在下一次见到韩康子和魏桓子的时候，劈头直问：“听说你们要造反，有这回事吗？”韩康子和魏桓子吓了一大跳，赶紧为自己辩护，说这一定是赵氏收买了人来诬陷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激起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懈怠于攻打赵氏。辩完之后，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匆匆离开了。被荀瑶这么一问，韩康子和魏桓子的疑心更重，担心荀瑶迟早会把矛头指向他们。
正在这时候，晋阳城里的赵襄子派了一个水性好的使者游过城外的大水，秘密找到韩康子和魏桓子。赵襄子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看荀瑶这副蛮横的德行，毫无道义可言。今天赵氏一灭，明天就轮到你们了。”其实韩康子和魏桓子心里也有同样的顾虑，所以很快就和赵襄子的使者达成共识，于是制定计划，约定日期，共同对付荀瑶。
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晋阳城外漫天大水。他们是怎样把这些水固定在晋阳城四周，用来淹没晋阳城而不流走？那就必须在大水的外围筑上堤坝，把水蓄住。所以当时的情景，一定是晋阳城被困在中间，外围是大水，水的外面是一条高大的堤坝，智氏和韩、魏两家的军队只能驻扎在堤坝的外面。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襄子派人游过水面，到达大坝上，杀了智氏派在那儿守堤的军士，在面朝智氏军营的方向挖开一个决口，这样一来，大水反而向外涌，冲垮了智氏的军营。韩、魏两家也同时从两翼发动攻击。战斗中，荀瑶被杀身亡，智氏也就此族灭。智果的预言应验了。
智果在分析荀瑶不适合领导岗位的时候，特别强调荀瑶的不仁之心将使他所有的长处变成破坏力。这一点在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荀瑶仗着自己有能力也有实力，处处表现得非常无理。不仅羞辱其他家族的领袖，使得别人颜面受损，而且还强行索要土地，使别人蒙受实际损失。尤其是他对赵氏家族的态度，已经把赵氏家族逼到了濒临灭亡的悬崖边，让别人无路可退。最后，受他欺压的几个家族因同病相怜而联手作战，使得战争形势逆转，消灭了智氏家族。荀瑶领导的智氏家族，从胜券在握突然转变为遭遇惨败，看上去很富有戏剧性，但在智果看来，却是必然的。荀瑶的性格已经注定了智氏家族的命运。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荀瑶如果稍微能收敛些，懂得点自我反省，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避免彻底覆败的命运。第一次机会出现在他羞辱韩康子之后。当时有人批评他，如此无礼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别人的怨恨和报复。荀瑶听完之后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好好反省自己在行为上的失当之处。第二次机会出现在围攻晋阳城的时候。荀瑶的手下絺疵已经察觉到韩康子和魏桓子心怀异志。韩康子和魏桓子迫于荀瑶的淫威，不得不跟随他讨伐赵氏，其实心里面对荀瑶既有畏惧也有愤恨，更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担忧。这种心理反映在面部表情上，被絺疵洞悉无遗。而当絺疵把这个情况告诉荀瑶的时候，荀瑶不仅不做防备，还直接把絺疵的观察结果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这都是荀瑶平时自高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一心态在行为举止、处事决断上的直接反映。这样一个到处树敌，却根本不认真对待敌人的人，怎么可能不失败？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荀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评论。司马光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这里的智伯，指的就是荀瑶。荀瑶虽然有才能，但少德行，这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司马光的这个观点，和智果基本上是一致的。通过荀瑶这件事，司马光总结出一套非常独特的人才观。司马光认为，才华和德行都是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但相比之下，德行比才华更重要。根据这个原则，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德才兼备，而且两方面都非常出色，那就是“圣人”；第二等人，德行很好，才华相对弱些，这类人属于“君子”；第三等人，才华很优秀，但德行欠缺，这类人属于“小人”；第四等人，既无德行，也无才华，那是“愚人”。
如果碰到用人问题，这四等人应该如何排序呢？司马光说：“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圣人当然很难得，几千年就出那么几个。君子虽然有，但也不一定时时能遇到。在用人问题上，如果没有圣人或君子可供选择，那么与其用有才华无德行的小人，倒还不如用既无才华也无德行的愚人。司马光的观点用今天人的眼光来看非常奇怪，和现代社会主流思想很不一样。我们今天强调创新，强调进取，所以首先重视人的才华。司马光恰恰相反，认为才华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司马光的理由是什么呢？司马光说：“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一个有才华的人，用才华去做好事，能够做得很好。相反，如果有人利用才华去做坏事，当然也能比没有才华的人做得更坏。一个愚人，即便想做坏事，智商和能力都不足以让他的行为构成破坏性，就好比一只刚出生的小狗想咬人，肯定能被人制服。但如果一个人，既有做坏事的决心，又有足以成事的能力，那就好比如虎添翼，破坏力极强，一般人都阻止不了。在我们前面讲的故事里面，荀瑶不正是这样一种人吗？所以司马光提出的口号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华很重要，人们可以凭借它做出各种各样的成就。但为了确保才华被用在正道上，更应该重视德行，让德行来统帅才华。才华需要在德行的引导下，发挥正面作用，而不是反面作用。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先别想它能给人们带来多少好处，先好好考虑一下它可能给人们带来的坏处是多少。这种论点和今天的社会格格不入，今天的人更习惯的是进取思维，先问这样做有没有利益，至于害处，只要不是眼前直接能凸显出来的，一般都可以先放一放，无论用人还是做事，几乎都是这样。其实冷静地想一想，把眼光放长远些，司马光这些看上去迂腐、保守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在更重视才能，大家都习惯于拼命往前赶的当代社会里，尤其能起到帮助我们纠正偏向的作用。
荀瑶可以说是《资治通鉴》在第一卷中就重点塑造的失败的政治领袖形象，那么在《资治通鉴》的前几卷中，是否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成功的政治领袖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