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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压力与预警

如前所述,中年之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内在压力作为开端。就像地壳板块移动,相互摩擦、累积压力,然后爆发地震一样,人格层面的板块也会发生碰撞。此时,个体获得的自我感,连同其内置的观念和情结以及对内在小孩的保护,开始与寻求实现的自性之间发生摩擦。

这些波动可能会被防御性的自我意识所消除,但压力却在不断累积。通常,在人们意识到危机之前,各种迹象和症状就已经出现了——抑郁、酗酒、吸食大麻,以促进性爱、出轨、反复跳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忽视或摆脱内在的压力。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指向伤口的箭头,还显示出一个健康的、自我调节的心灵在运作。

荣格观察到,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灵魂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说痛苦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因反对希特勒而殉道。他从弗伦斯堡集中营偷偷带出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苦苦思索一个显要的问题:上帝是否以某种方式造就了集中营及其可怕的生存环境?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明智地得出结论:他的任务在于面对并穿越恐惧,找到上帝在这种情境下的旨意。

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在承受内心压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无法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内心冲突的意义,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撞的意义。在这种命中注定的碰撞中,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中,新的生命诞生了。我们被邀请重获自己的生命,更加清醒地生活,并从痛苦中获得意义。

当我们在意识层面受到剧烈冲击时,就会在中年之路上觉醒。我看到许多人在遭遇重大疾病或丧偶时,开启了中年之路的旅程。但也有人即使到了五六十岁,仍然保持着浑浑噩噩的状态,被个人情结或集体价值观所支配,以至于中年之路的问题被挡在了门外。(下一章将给出具体例子。)

中年之路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事件,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希腊语中代表“时间”的两个词——chronos和kairos——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chronos是指连续的线性时间,kairos则是指深度上的时间。例如,对于美国人而言,1776年不只是岁月长河中普通的一年,它还决定了美国在以后每一年的发展。当我们不得不把生命看作超越线性的岁月时,中年之路就出现了。一个人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间越长(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做到),他就越有可能把生命看作一连串的时刻,通向某个模糊终点,其意义将在最后变得清晰。当一个人在意识层面受到冲击,垂直维度与生命的水平维度相交时,人生将以一种深度的视角被呈现:“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由于把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动延续的存在,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过去所定义和支配。我们已经习惯于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父母、工薪阶层,所以我们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些角色上。由此,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开头写道:“我们现在谈的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夏夜,当我住在那里时,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孩子。”

所有的宏大问题都由曾经是孩子的我们提出,当时我们静静地观察这些大人,或者深夜躺在床上,觉得活着既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但学校教育、父母教育和文化适应过程的权重逐渐磨灭了孩子的敬畏感,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期望和文化规则。在序言结尾,艾吉回忆了他被大人抱上床睡觉的情景:“(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有些人通过灾难性的事件才会经历这场命中注定的相遇,但他们实际上很早就收到了预警。脚下的地面轻微地颤动,一开始很容易被忽视。地震预警是内在压力的先兆,在我们完全意识到它们之前就一直存在。

我认识一个人,在他28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获得了博士学位、组建了家庭、出版了自己的书、拥有很好的教职。多年后他意识到,第一次波动的征兆是他感到无聊和乏力。他做了大多数人所做的事,大同小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写了更多的文章,生了更多的孩子,在更好的岗位上教书。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合理化,因为它们在表面上是富有成效的,代表了典型的职业阶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份投射到这个阶梯上。当他37岁时,不断累积的深层抑郁爆发,他经历了近乎彻底的衰弱和意义丧失。他辞掉了工作,离开了家庭,在另一个城市开了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冰淇淋店。他是否过度补偿了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压制了中年之路召唤他回答的那些有益的问题?或者他靠误打误撞找到了度过下半生的最佳方式?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只有他自己能给出答案。

这种波动通常在近30岁时就会出现,但在那时很容易就被人们忽视。生活被琐事填满,前路向我们招手,一切变化太快,投入更多的精力总是很容易,于是我们忽略了这些征兆。一个人必须得绕着一个轨道走好几圈,才能知道它是圆形还是椭圆形。只有当一个人不止一次经历某种模式时,才会觉察到模式的存在,以及它的代价和副作用。回溯往事时,我们常常对这些错误、天真和投射感到懊恼,甚至是羞耻。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充满疏忽大意、羞怯、压抑和错误的假设,而且总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步前进、犯下错误甚至碰壁,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我们需要理解和原谅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但如果在后半生还不够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中年之路的召唤有着明显的特征和体验(详见下文)。它们自主地发生,独立于自我意志之外。它们日复一日地悄然生长,惊扰了内在小孩的睡眠,而后者把确定和安全凌驾于一切之上。但中年之路代表了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未知的实现,这是一个服从于天性及其神秘的目的论 的过程,几乎不关心神经紧张的自我的想法。 VTgRnc0cDEfpqLilsEodS/BKOyOX/D136zBKj8YkCEI8belLcrWck/l382In6K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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