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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度过完整的一生，人们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身份。通过稳定的生活来应对存在性焦虑，这是自我（the ego）的自然计划。但是，生命的本质显然会预设并要求改变。大约每七到十年，一个人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回想一下你在14岁、21岁、28岁和35岁时的不同状态。虽然每个人都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前行，但我们确实会经历一些共同阶段。我们可以对这些周期进行概括，并为每个阶段确定一个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议程。尽管自我傲慢地认为它掌管着生命，其愿景将持续多年不变，但显然有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不可避免的辩证过程，它将带来反复的死亡与重生。承认变化的必然性并与之相伴，是一种美妙且必要的智慧，只是自我有时会拼命保全已完成的东西。
一些年前，盖尔·希伊（Gail Sheehy）的《过渡》（Passages）一书很受欢迎，这证明了周期性变化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然而，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约瑟夫·坎贝尔
以及其他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化已经遗失了神话的地图，而这一地图有助于我们在更大的背景中定位自己。如果没有神灵的部落愿景，没有共享的精神网络，现代人就会在没有指导、没有榜样和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漂流到各个人生阶段。因此，中年之路——它呼唤死后重生——往往是在恐惧和孤立中经历的，因为没有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也没有来自同样漂泊不定的同龄人的帮助。
除了人生的许多次要阶段（每一阶段都要求某种形式的“死亡”）之外，人生可以分为四个较大的阶段，分别界定了四种不同的身份。
第一个阶段即童年，最主要的特征是自我依赖于父母的现实世界。身体上的依赖显而易见，但精神上的依赖，即孩子对家庭的认同，甚至更为重要。在古代文化中，成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开启。无论各部落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演化出了有意义的过渡仪式，使成员从童年的依赖走向成年的独立。
尽管进入成年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传统的过渡仪式通常包括六个阶段。简单来说，它们是：（1）与父母分离，通常经过仪式性的绑架
来实现；（2）“死亡”，童年的依赖性被“杀死”；（3）重生，无论是否成熟，个体会被赋予新的生命；（4）教导，告诉这个“新人”关于部落的原始神话，给予他精神上的定位，告诉他这个部落的特权和责任，以及有关狩猎、育儿等知识——这些是成年生活所必需的；（5）磨难，最常见的是进一步分离，以便“新人”了解到自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来应对外界的任务；（6）回归，一个人带着扮演成熟角色所需要的知识、神话基础和内在力量，重新进入这个社群。通常情况下，“新人”甚至会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以适应这种彻底的转变。
成年仪式希望实现的是：与父母分离；传递部落的神圣历史，以提供精神根基；为成年生活的责任做准备。在现在的文化中，显然缺少进入成年的有意义的过渡仪式，因此许多年轻人延伸了他们的依赖性。我们的文化如今如此多样化，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神话根基，只能传递20世纪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的信仰，外加一些计算机技能，而这一切都无法提供救赎，无法提供与大地及其伟大律动的联系，也无法为我们的旅程提供深度和意义。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青春期。但是，没有传统的过渡仪式，年轻人会面临精神上的困惑和自我的不稳定。新生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到同龄人和流行文化的影响，而这两者皆由其他困惑的青少年组成。（在北美，许多治疗师认为，青春期大致从12岁延伸到28岁。在当了26年的教授后，我得出结论：大学的主要文化作用是充当一个容器，让年轻人充分巩固自我，以便更实质性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事实上，他们对父母的爱和厌恶大部分都转移给了他们的母校。）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自我，年轻人由此获得足够的力量离开父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为生存和实现欲望而奋斗。这个人必须对世界说：“雇用我！嫁给我！相信我！”然后证明自己的价值。有时，一个人到了中年，仍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摆脱依赖，走向世界。有人可能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人可能缺乏必要的个人力量和自我价值来建立一段关系，还有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完成工作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可能在线性时间上到达了中年，但他们在深度时间上仍然处于童年。
我大致上把12岁到40岁这段时间称为第一个成年期。年轻人在内心深处知道他缺乏明确的自我感，只能试着像其他大人那样行事。一个人觉得言行举止像父母一样，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他就会成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一种可理解的错觉。如果一个人有了工作，结了婚，为人父母并成为纳税人，他会认为成年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是，童年期的依赖性部分隐匿起来，被投射到成年期的角色上。这些角色就像一条条平行隧道。从青春期的困惑中走出来，人们假设这些角色会确认自己的身份，提供满足感，并消除对未知的恐惧。第一个成年期，虽然事实上可能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但却是一个临时性的存在，缺乏深度和独特性，难以使这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体。
这些角色的隧道长短不一。只要被投射的身份以及对它们的依赖仍然有效，这些隧道就会延续下去。一个30岁的人，工作小有成就，成了家，正打算要第二个孩子，你几乎不可能告诉这个人，说他仍然处于延长的童年期。父母情结和社会角色的权威，足够吸引一个探索现实世界的人的投射。如前所述，自性——每个人内心召唤回归自身的神秘过程——经常通过症状来表达自己，如精力减退、抑郁、突然发怒或过度消费，但投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可能将旅程中更大的问题束之高阁。这是多么可怕啊，当投射消失后，这个人再也无法避免自性的暴动。然后，人们必须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失去了控制。实际上，自我从来就不在控制之中，而是被父母和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被投射的力量所支撑——这些投射指向文化为即将成年的人提供的角色。只要这些角色具有规范的力量，只要这些投射起作用，个体就成功阻止了与内在自性的约定。
第三个阶段即第二个成年期，是在一个人的投射消解后启动的。背叛感、期望落空、空虚感和丧失意义，伴随着投射的消解而出现，形成了中年危机。然而，正是在这个危机中，一个人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超越父母、父母情结和文化制约的决定论。可悲的是，心灵的退行力量，以及对权威的依赖，往往使一个人受制于这些情结，从而冻结了发展。在分析老年人时——他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丧失和预期的死亡——显然会遇到两种情况。对有些人来说，余下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挑战，仍然值得好好奋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生命充满了苦涩、遗憾和恐惧。前者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一些早先的挣扎，体验到了第一个成年期的“死亡”，并接受了对自己生活的更大责任，他们在最后几年里更有意识、更清醒地活着。那些避免了第一次“死亡”的人则为第二次死亡所困扰，害怕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
第二个成年期的特征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临时身份被抛弃、虚假的自我死亡，第二个成年期才可能开启。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可能会被后来的新生活所补偿，但身处中年之路的人们，可能只会感觉到死亡。
第四个阶段，即走向死亡，包括学习面对死亡的神秘，这也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不过在第二个成年期，接受死亡的现实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成年期“死亡”带来的好消息是，人们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还有第二次机会，可以重获遗留在童年纯真时刻的东西。在与“死亡”的交锋中，我们了解到，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的尊严和深度恰恰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对我们本体论处境的定义并非病态，而是承认了天性的目的论过程，承认了生与死的辩证。
另一种看待这些身份变化的方法，是对它们的不同轴心（axes）进行分类。在第一个身份中，也就是童年，运作的轴心是亲子关系。在第一个成年期，轴心位于自我和世界之间。自我，即一个人的意识存在，努力将自身投射到现实世界，并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片天地。童年期的依赖已被驱赶到无意识中，或者投射到各种角色上，个体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外部世界。在第二个成年期，即中年之路的途中以及之后，轴心连接着自我和自性。自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无所不知，并操纵着一切。当它的“霸权”被推翻之后，转而谦卑的自我便开始与自性对话。自性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有机体的目的论过程。这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奥秘，但它的展开会提供一幅壮阔的景象，超出我们短暂一生通常所能体现的。
第四个轴心是自性—上帝，或者说自性—宇宙。这个轴心被宇宙的奥秘包围，它超越了个人所能体现的神秘。如果我们与宇宙剧本没有某种关系，就会被限制在短暂、肤浅和乏味的生活中。由于大多数人所继承的文化几乎都没有提供神话地图，将自我安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因此，个人就更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这些移动的轴心勾勒出了灵魂的巨变。当我们不由自主地从一个轴心跳至另一个轴心时，就会产生困惑，甚至恐惧。但人性的本质，似乎迫使每个人在这出伟大的戏剧中，走向越来越宏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