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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左右的维也纳，）从某个阶层往上或者从某个收入水平往上的人，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马内斯·施佩贝尔（Manès Sperber）
当卢那察尔斯基在苏黎世大学的木凳上坐了几个星期时，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1894年的6月也坐在维也纳民族公园里。他面容柔和，喜欢戴圆顶硬礼帽，振奋地说道：“然而，在黑色树梢之上，奇妙的石檐屋脊、青铜的四驾马车、大理石制的神祇，以及镀金冠饰的轮廓印在火红的夜空中，随后伴着遥远的暮色，高塔的穹顶和柱头闪耀出金绿色和铜红色。”这位法学生出生于维也纳第三区的慈幼会巷，是位于贝多芬广场的著名学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1900年到来的6年前，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静坐在这个夏夜，望着环城大道。
霍夫曼斯塔尔早在几年前就作为现代主义者引起了轰动。“现代”在当时是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同义词，是“发展趋势”的同义词，所有非现代的东西则展示出一种固执的惯性。霍夫曼斯塔尔17岁时以笔名“洛里斯”首次亮相，并很快在维也纳的写作圈子里成名。因为他的诗有令人惊讶的成熟和完美，显示出他极高的诗歌天赋。这名未成年人加入了一个由作家、记者和戏剧评论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在圣米歇尔广场的格林斯坦咖啡馆聚会，并且时髦地更新巴黎的消息。
霍夫曼斯塔尔于1893年写了一篇关于意大利作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随笔。这位当时19岁的年轻人在文中表明，自己是一个“晚生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除了逐渐僵化的生活、萧条荒芜的现实、无力的放弃，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有伤感的记忆、麻痹的意志和不可思议的、自我复制的天赋。我们注视着自己的生活；我们早就喝空了酒杯，却依旧感到无尽的干渴：……就这样，我们在拥有中感到失落，在经历中不断被忽视。我们仿佛浮泛无根地生活着，在虽清晰却只夜晚可见的阴影之中、在生命之子之间游荡。”这位19岁的年轻人回顾了他的时代，失望、疲惫、神经疾病和颓废是重点话题。另有一人在1890年的一篇随笔中宣告，过去是伟大的，要对它进行庄严的讴歌。霍夫曼斯塔尔当然知道这是赫尔曼·巴尔的文章，因为他们是好友。
1890—1910年，十二音音乐、现代建筑、法律实证主义和抽象派绘画同时在维也纳出现。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都从这里开始重新引人注目。而在这期间，就在与这两人只隔了几条街、隔了一个区的附近——或者按照维也纳人的说法，隔了两个住宅区——精神分析理论诞生于世。同时，19世纪90年代愈发动荡不安，这种动荡至少持续到经济的繁荣惠及下等公民阶层的时候。如此多的事件同时存在，使这个时期看起来像一道单薄山冈的山脊上一条狭窄的小路，向上延伸，如果人们到达山顶，就能看到未知的领域。建筑历史学家莱斯利·托普（Leslie Topp）认为，分析19世纪末的维也纳如果看得够久，就可以为每一种态度和论点找到支持。
神经衰弱也在流行。每一个从事对工作时长有硬性规定职业的、自尊心强的从业人员，都声称自己神经衰弱。不仅有记者、货车司机，还有教授、商务旅客和消防员。早在1885年，就有一位医生在《维也纳医学周刊》（ 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上指出，现代文明的目的是用每天不断增加的需求和不断提高的劳累来使神经过度紧张。柏林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08年在《奥地利时评报》（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上写道：个人不能跟上他周围世界的步伐，因此造成心理上的分裂和矛盾。与此同时，科学领域的专业化和区分也在进行，这促成了“美学和治疗学之间的变化”。单独学科和以前的子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出现了迅速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进入了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那是“自然科学哲学家和哲学自然科学家的时代”。
在现代主义的繁荣中，危机以及危机的对立面——乐观主义——变得显而易见。旧事物开始衰落，而新事物浮现出来，不过，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状态，坚持自己的立场，赋予自己意义，还无从得知。仅几年之后，霍夫曼斯塔尔就在他的《钱多思的信》（
Chandos-Brief
）
中将自己说过的话粉碎。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书写着依赖、爱恋和被视为典范的虚幻价值，它们自我欺骗的困境只有通过钝化的绝望来摆脱。在绘画艺术中，保守历史主义和寓言式的历史绘画仍在流行，特别是在位于环城大道的美术学院里。与此同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将大资产阶级的女性描绘成金链花般的生物，他让他的模特摆出淫荡的姿势，并因为壁画出了一起丑闻。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在画布上记录下男人和女人的体态，“奇怪地扭曲着、变形着的脸，被冻结在冷漠中”。理查德·盖斯特尔（Richard Gerstl）创作了火山般炽热的肖像画，类似的还有创作时如同作画般的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以及一位自认为粗野的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 Kokoschka）——他把所有的惯例都抛到九霄云外，1908年在维也纳艺术展上引起轰动。在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担任总监的几年里，维也纳在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让这座城市成为音乐界的灯塔和磁铁。但1907年，他的时代在10年后走到了尽头，他面临的阴谋和反犹太主义太强大了。马勒毫不妥协地把歌剧院变成了音乐剧的殿堂，“这让那些不是为了音乐而是为了交际而去看歌剧的人非常恼火”。
这座城市并没有提供太多歌剧演出结束后的夜间娱乐活动。晚上11点之后，内城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冷冷清清。除了正在巡视的安保人员，几小时里碰不到一个人。晚上10点，拥有唯一一把内城入口钥匙的看守人就会将大门上锁，这之后想进来的人都必须支付10到20个十字币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人们放弃了深夜的室外娱乐。
大都市的媒体支持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新自由报》（ Neue Freie Presse ）被认为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智慧又自由的。即使作家们在纸上捕捉文学危机的迹象，即使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呈现出病态、脆弱、颓废，但在严酷的政治冲突的过程中，对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特别是记者，仍能看得出他们是旧式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此外，人们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动力，那就是对新事物的追求，对不同事物的追求，对另一个世界的追求。在这个理想世界中，有纯粹的艺术，没有卫生问题，没有明显的贫困、拥挤和丑陋，这个世界仿佛出自高贵的“维也纳工坊”的模型清单。赫尔曼·巴尔在1901年写道：“我们必须建立一座城市，一座完整的城市！……政府应该在席津或上瓦特山给我们一片场地，在那里，我们将创造一个世界。……一切都被同一种精神支配，街道、花园、宫殿、小屋、桌椅、烛台和勺子都表达着同样的情感，但就像神圣丛林中的庙宇一样，在一切的中央，是劳动的场所。”
建筑师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早在这段话发表的5年前就提出了他的理想规划。他为位于利辛的“未来的维也纳二十二区”所做的城市设计，体现出了进步性。人们也许仍然可以期待一下大片区块的建设，但是那里有没有像蜘蛛网一样覆盖整个都市南部的结构？系统中是否涵盖大型林荫道和集中布置的环形道路、放射状道路和分区道路，它们通往巨大的中心——一个拥有喷泉、行道树和长廊的“空中中心”，那里的教堂、剧院和半公共建筑是否可供公众使用？此外，是否还有公园、大型广场、纪念碑和观景处，以及一块块草坪？简而言之，这与眼前拥挤的居住条件相反。巴尔的设想提出3年后，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受实业家维克多·祖卡坎德尔（Victor Zuckerkandl）的委托，在维也纳市区外建造了分离主义风格的标志性建筑——普克斯多夫疗养院（Sanatorium Purkersdorf）。通过这个“带有休养公园的水上疗养院”，设计师想表达治疗的隐喻，他通过积极使用视觉隐喻和现代主义的细节来打造一个心理操控机器，将无意识本能的观念转移到现代建筑中。霍夫曼赋予看似朴实平凡的元素以活力和流畅，但祖卡坎德尔是犹太人的事实不应该被忽视。在艺术领域发生革命、动乱和反抗的同时，犹太人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维也纳，主要发生在多瑙河另一边的“马泽岛”（Mazzesinsel）
。
这个词这是对多瑙河运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城市区域带嘲讽的俗称。皇帝斐迪南二世（Kaiser Ferdinand Ⅱ）允许犹太人在这个区域定居，于是1625年左右，利奥波德的祖父在向最高战争基金支付了相应的犹太人金后搬到了那里。那是城墙外的区域，该区域在当时被称为“下维尔德”（Untere Werd）
，从设防的城市通过罗腾塔门，再走过一座收费的桥后便可到达。
斐迪南二世的孙子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与一名虔诚的西班牙女士结婚后，于1670年再次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同时，下维尔德被改名为“利奥波德城”，犹太教堂被毁去，在原地建造起以统治者名字命名的利奥波德教堂。但很快，被驱逐者又被允许返回，因为他们对利奥波德的战争基金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19世纪初，犹太裔城市移民主要在这里寻求庇护。位于普拉特街（当时的耶格采勒）和塔伯尔街之间的老犹太人定居区是一个贫民窟，也为那些稍微有点财富的人提供住处，但待遇并不宽厚。19世纪70年代初，这里的移民大多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或普雷斯堡的犹太区，新的北方铁路将成千上万的人带往维也纳。这条铁路是安塞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建造的，他的大理石雕像就竖立在离普拉特斯滕不远的火车站大厅里，那是当时维也纳最大的火车站。
1864年，“马泽岛”的席夫巷建成了东正教犹太教堂，那里被称为大席夫巷的“席夫学校”。东欧犹太人（Ostjuden）
在这里找到了他们宗教仪式的归属，他们不需要像那些被同化的人一样，穿长袍、戴高帽去往赛滕施泰滕巷的城市寺庙，仿佛去的是证券交易所。无数的轶事反映出东欧犹太人拥有归属感的心理面貌，这里有个例子：当一名东欧犹太人结束维也纳的旅行回到家中时，他会被疑问包围，问他看到的所有东西。他答道：“我看到了火车北站、普拉特斯滕广场、席夫巷和卡尔剧院。”“你没去看霍夫堡和城堡剧院吗？”“是的，我没去外面的区域。”
利奥波德城的议员、商人西格蒙德·迈尔（Sigmund Mayer）在1880年描述了当地纺织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和烈酒贸易的景象，以及中间商的形象：“纺织品区域有一排排街道，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相似的商店；每家店里都整齐地堆放着货物，每件货物都在专员的协助下进行单独检查和交易。与商店相邻的是长期雇佣的办事员的办公室，根据业务的规模和重要性，办公室或大或小，雇佣的人数或多或少。……在多瑙河畔的施蒂尔博克，有一家朴素不显眼的咖啡馆，里面从早到晚有几百人来来去去，不停地相互签订或完成交易，除了一本笔记本，没有任何其他设备或帮助；他们偶尔看一看、查一查小样袋；对于谈判者的结论、话语，小册子上的笔记就足够了。在这群人旁边或者中间，通常陪着货币流通上的伙伴，即放款人（当时贸易扩大而产生的一个分支）、证券经纪人、代理人和承运商。”那么货物呢？货物并不在维也纳，而是在维也纳和佩斯特之间的火车上，或在斯洛伐克，或在摩拉维亚，或在巴奇卡。1870年左右，将近10万人从事纺织业和服装业，占维也纳所有职工的1/3。这个“维也纳广场”的中心位于霍尔市场和多瑙运河之间的区域。
位于普拉特街的卡尔剧院的总监，1860年前一直是约翰·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这个剧场并不是吸引非犹太裔维也纳人前往“马泽岛”的唯一景点，那里还有黛安娜大厅——夏日里是带有顶棚的泳池，冬天时是芭蕾舞蹈室。在1867年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的狂欢舞会上，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ß）首次在那里指挥演奏了他的《多瑙河圆舞曲》。恩斯特·伦茨（Ernst Renz）在利奥波德城建造了一个有3500个座位的马戏团，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甚至还前往参观。
在利奥波德城长大的犹太人彼得·赫尔兹（Peter Herz）回忆说，普拉特街拥有吸引力，拥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大型艺术中心——利奥波德城市剧院，即后来的卡尔剧院。这个舞台神奇地吸引着表演者、作家和作曲家来到这个地区。……之前提到过的人
不是犹太人，但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把歌剧带到了普拉特街，歌剧又把许多犹太人带到了这里，这里在世纪之交后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在卡尔剧院周围的咖啡馆和旅馆里——在‘莫泽尔（门德尔）’‘蒂弗希鲁斯’‘绿野猎人’‘老虎’‘柏林’，以及在之后的‘宫廷’——可以遇到新的犹太歌剧之王，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里奥·法尔（Leo Fall）、埃德蒙·艾斯勒（Edmund Eysler）、莱奥·阿舍尔（Leo Ascher）和许多舞台宠儿，包括路易斯·特罗伊曼（Louis Treumann）、阿图尔·古特曼（Arthur Gutmann）、维尔纳·弗里茨（赫茨尔）[Fritz Werner（Herzl）]和其他卡尔剧院的伟大人物。……不过在这条‘狂野’的街道上，还有许多流动剧团、娱乐场所、音乐会咖啡馆——这些地方充斥着钢琴弹奏声，匈牙利吉卜赛人的小提琴声，以及手鼓声。”
1904年和1907年的两份处方记录本被保存下来，这是由维也纳的古斯塔夫·格鲁伯尔（Gustav Gruber）图书印刷公司为医生特别制作的：牛血红色亚麻书皮，书角另外加固，前后都带有大理石花纹，并预先印有方便查阅的字母。这两份记录展示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客户群组成。1904年共有495条病人咨询记录，1907年有500条。1904年的第一批病人来自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他们的职业如下：马车夫、缝纫女工、咖啡师、自由职业者、商人的寡妇、牛奶商的女儿、女厨师、女仆、裁缝，还包括一个11岁的小学生（病史：“坏孩子”）。一位来自内城的同事也因为心肌疾病到阿德勒处就诊。其他记录的病症有：糖尿病、眩晕、风湿病、流行性感冒、大肠炎、胃绞痛，以及“已治愈的焦虑症”。在穆齐尔·埃德勒·冯·伦布吕克（Musil Edler von Wollenbrück）的病历中，阿德勒的诊断为“焦虑症”；而在住在贝娅特丽克丝巷的沙基伯爵夫人（Gräin Czaky）的病历中，他建议进行“心理治疗”。许多犹太人的名字列在其中，从波拉克（Pollak）、格林（Grün）、希尔施（Hirsch）、科恩（Kohn）到多伊奇（Deutsch）和罗森博格（Rosenberg）。很多人来自附近的普拉特街、切尔宁巷、马戏团巷和小施佩尔巷。埃米尔·赖希教授（Professor Emil Reich）从优雅的德布灵开车来找阿德勒。阿德勒还为维也纳《工人报》（ Arbeiter-Zeitung ）的布劳恩博士（Dr.Braun）打针，这表明他很熟悉社会民主党派的领导媒体。阿德勒化名“阿拉丁”，不定期地在《工人报》上发表专题和文章。他喜欢在参观完《工人报》位于左维恩泽勒街上的编辑部（如今是奥地利抵抗运动文献档案馆）之后，去小吃市场的多布纳咖啡馆玩杜洛克牌。阿德勒也为熟人治疗，如音乐评论家大卫·巴赫（David Bach）。阿德勒本人继续从事职业范畴相关的新闻工作，这一点从他能够让文章有知名度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