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在维也纳

维也纳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俄罗斯帝国。

1911年11月8日，维也纳警察局向奥匈帝国的维也纳总督

提交的一份报告称，

目前有523名俄国公民在维也纳定居。

——保罗·库托什（Paul Kutos）

“一战”之前，各个国家都预感到革命的移民者和政治活动家视维也纳为游乐所。这座城市成为“历史的车站”，人们在被引渡之前来到这里，短暂停留，在癫狂的愤怒中发声，然后离开，开创事业。

据推测，1898年，拉伊莎和阿德勒发现可以在维也纳接触到流亡在外的俄国人圈子。圈子的中心是塞米恩·克里亚琴科（Semjon Kljatschko）开在贝尔维德尔巷3号的沙龙，离美景宫不远。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1892年以来一直与他的家人住在那里。他1851年出生于维尔纽斯，因革命活动在俄国受到迫害，1874年逃往海外。1881年，他来到维也纳，5年后成为奥地利公民。自1901年到1914年4月去世，他一直是一家位于内城贝克街的专利律师事务所的代理人。

克里亚琴科有3个孩子。1890年出生的小女儿埃拉（Elle）婚后搬到了巴黎，早一年出生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则去了曼彻斯特，只有长女艾琳（Aline）留在维也纳，在大学学习了法语和德语，1918年开始成功地参与维也纳的地方政治，并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市议会。与艾琳和她的未婚夫卡尔·弗尔特米勒（Carl Furtmüller）的相识，对阿德勒夫妇来说很重要。卡尔比1883年出生的艾琳大3岁，是师范和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对最新的心理学流派非常感兴趣。这场因相识而建立起的友谊和共事关系，一直持续到艾琳于1941年底去世。通过他们，阿德勒夫妇在1907年认识了另一位流亡者娜塔莉亚（Natalja）和她的丈夫列昂·托洛茨基（Leo Trotzki）。

塞米恩·克里亚琴科是纽带，也是联络人，特别是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和克里亚琴科交情很深。克里亚琴科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保持着良好的联系。1925年3月的某一期维也纳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长篇报道，讲述了克里亚琴科1914年匆忙离世之前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其中描述了被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讽刺为“官僚主义”的奥匈帝国官僚制度对许多像托洛茨基一样在维也纳定居的俄国移民的态度：“当时，奥地利的惯例是不把‘政治犯’引渡回俄国，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在国外学习过，就都被算作‘政治犯’，所以奥地利广泛地使用了默许的庇护权。”事实上，尽管那些因与沙皇俄国敌对而出逃的俄国公民受到监视，但是政府尽可能让他们免受打扰。因此，托洛茨基从1908年起发行的俄文报纸被偷运到了当时的罗曼诺夫王朝。在这份名为《真理报》（俄文为 Prawda ）的报头，可以看到编辑部位于“维也纳第九区，玛丽安娜巷17号”。维也纳警察总局认为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不重要，因此只是漫不经心地关注着。从1912年起，《真理报》就和发行于圣彼得堡的同名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争论激烈。当时圣彼得堡有一位编辑，一个名叫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的格鲁吉亚人。1924年提交给维也纳市长的一份总结报告指出：“《真理报》于1909年1月至8月在伦贝格出版，此后至1912年在维也纳出版，编辑是奥地利公民尼霍姆·施特拉塞尔（Nehome Strasser），他当时住在维也纳第九区拉扎雷斯巷8号。据说，该报纸的实际编辑是列夫·布龙斯坦 。《真理报》最初每月出版两期，后来每月一期，内容涉及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当代事件。在其存在的最后一年里，还有一个叫《莫尔尧》（Morjah）的副刊，它关注俄罗斯海员在黑海的职业利益。该报纸发行量约为5000—8000份，据本局所知，这些报纸全部被寄往俄国。”

1929年，托洛茨基在他被流放的第三个地点土耳其，回忆起克里亚琴科的家。他在《我的生平》（ Mein Leben ）中写道：“如果我不提及早期移民S.L.克里亚琴科——他和他在维也纳的家人是我们最亲密的亲友——那么我在维也纳的生活的大部分就不是完整的。我第二次移民的故事和这个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温床，孕育最广泛的政治和思想需求，在这个家中，大家演奏音乐，用4种欧洲语言交流关于欧洲的话题。”

最迟在1909年，阿德勒家和托洛茨基家的关系就已经很密切了。娜塔莉亚·伊万诺夫娜（Natalja Iwanowna）生于1882年，1902年和托洛茨基相识于巴黎，当时她在索邦大学学习艺术史，一年之后两人成婚。他们的两个儿子列昂（Leo）和谢尔盖（Sergei）分别于1906年和1908年出生，是维也纳的“谢廖沙” 。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无神论犹太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娜塔莉亚小一岁，是托洛茨基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助手之一。越飞“神经质”又“体质弱”，患有“精神疾病”，这些问题可能是药物成瘾导致的。通过阅读了弗洛伊德著作的越飞，托洛茨基注意到了精神分析学，但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对这一理论持怀疑态度。后来有人说，托洛茨基和越飞是“阿德勒家的常客之一”，俄国人去阿德勒那里治疗的不在少数，1912—1914年，当时生活在维也纳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j Bucharin） 也去治疗过。托洛茨基的两个儿子向阿德勒咨询医学方面的知识，一直持续到1914年；阿德勒的妻子和托洛茨基的妻子一起散步，托洛茨基偶尔加入她们。但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托洛茨基后来写了一篇随笔，其中描述了在维也纳中央咖啡馆的一个新年夜：一位心理治疗师与朋友——没有带上妻子一起——讨论俄罗斯艺术，结果他发现朋友对此一无所知。

托洛茨基一家的生活困苦潦倒。他们搬了好几次家，从一个廉价的住宅搬到另一个。对于这个不安分、雄辩、痴迷于阅读的革命家和不停制造新概念的知识分子来说，咖啡馆是客厅的替代品。他常去的咖啡馆有赫伦巷的中央咖啡馆、斯蒂芬广场的欧洲咖啡馆和玛格丽特环线的铁路之家咖啡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几天里，这个移民家庭就已经感受到了奥匈帝国首都的反俄情绪。所有生活在维也纳的俄国人都不被信任，许多长期居民要么被逮捕、投入监狱，要么被软禁，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

1917—1918年，那些曾经接受过维也纳招待的移民，在世界舞台上展开对世界政治的变革。1917年二月革命后，越飞在彼得格勒加入了布尔什维克。8个月后的10月，列宁集团成功夺取政权，越飞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很快被分配到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担任参加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谈判的苏联代表团第一任团长。1918年4月起，他成为这个革命大国驻德国的第一位外交代表；后来，他又代表苏联在英、中、日从事外交活动。他的最后一次外交任务是1924年12月—1925年6月担任驻奥地利大使。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越飞于1927年底自杀。拉伊莎·阿德勒继续和托洛茨基通信，1933年9月，托洛茨基的一个孙子还住在艾琳·弗尔特米勒家。

俄国也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拉伊莎·阿德勒的生活中。1921年，她翻译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s）的《童年》由维也纳工人出版社出版；她翻译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jodor Dostojewskis）的两篇短篇小说和三篇长篇小说，由柏林国际出版商协会出版，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tscharski）为此贡献了前言，他自1917年以来一直是负责苏联教育事务的人民委员，曾于1894—1896年在苏黎世上大学，和拉伊莎上学的时间一致。 xXzUsDXL6aLHA68SiJW2Ru9V5AzscJT9149SvpkBYbQkPbUbauIPdI7qRLqMFy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