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阿德勒找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伴侣，
而是一个特别坚强独立的女性，她来自另一个国家，
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完全不同的人生观。
——菲莉丝·博顿（Phyllis Bottome）
拉伊莎·艾珀斯坦（Raissa Epstein）于1872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出生，是安娜（Anna）和蒂莫夫·艾珀斯坦（Timofej Epstein）的第二个女儿。他们是相当富裕的犹太裔俄罗斯人，犹太习俗已被俄罗斯习俗同化，能够为两个孩子提供教育。拉伊莎的姐姐后来成为图书管理员。拉伊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无从考证，她的母亲去世很早，她和继母的关系不是很亲密。父亲一方的亲戚很富有，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有大片的庄园和森林，这片森林让他们从俄国铁路建设时巨大的木材需求中持续获益——俄国在1841—1852年修建了全长652千米、有184座桥的莫斯科—圣彼得堡铁路线。拉伊莎在斯摩棱斯克的祖父母的庄园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很享受那时的生活。
1895年5月17日，拉伊莎·艾珀斯坦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生物，她拥有蓝眼睛和浅金色头发，身高不到1.5米，但娇小的身材掩盖不住她的聪慧、活力、意志力，以及爆发的浓烈情感。在沙皇俄国，女性基本被剥夺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家庭有能力承担学费的犹太裔俄罗斯女性优先考虑出国留学，首选瑞士。1904—1905学年冬季学期，伯尔尼大学医学院注册的594名学生中有407位女性，其中有399名俄罗斯人和2名瑞士人。
拉伊莎听了3个学期的显微镜学和动物学课程，那时的她已经是社会主义者，这在国外留学的俄罗斯学生中并不罕见。1872年，在苏黎世生活的俄国贵族的女儿韦拉·菲格纳（Wera Wegnar）也是这样在利马特河畔
发现了革命读物和自己的革命理想：“我接触了拉萨尔（Lasalle）
的学说和活动，还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工人运动、国际革命和西欧国家的革命史。我此前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扩展了我的知识视野，我完全被吸引，所以我成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
拉伊莎·艾珀斯坦在1896年底转学到维也纳大学，原因不明。次年3月或4月，她便遇到了阿德勒——这位刚博士毕业、在当时的照片中略显敦实的人，他们究竟是在社会主义学生社团里认识的，还是像大家猜测的那样是在流亡俄国人组成的沙龙里认识的，已无法追溯。两人很快建立起热烈的关系，但只有阿德勒的信件被保存下来——拉伊莎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内销毁了她的书信。她家境殷实，这不仅体现在绝不可能免费的学费上，还体现在她在艾森巷租住的住宅上，该住宅不止一个房间。阿德勒自己也提到过这一点，他曾开玩笑地写道：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一片哗然，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一大笔房产。
这大概是阿德勒的初恋。这段关系非常亲密，热情洋溢，两人书信往来密切，尽管两人的交往并不完全自由。1897年7月28日，他为一次私密对谈感到热血沸腾，在“下午5点”认识到“真相”：“你的吻还停留在我的嘴唇上，燃烧着，你这个美妙的人儿，带给我的比我所期盼的世俗幸福还多。我望着你消失在未知的远方，一阵沉闷的悲伤压迫我的身体。……‘往前走一点，你能再多看我一会’……这句话将是我的引路星，无论发生什么。”
几天后，拉伊莎·艾珀斯坦前往莫斯科。阿德勒利用参加国际医生会议的机会随后出发，尽管这次出行令他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8月13日，他给“亲爱的小姐”写信：“好啊！然后再一次欢呼！为旅行做准备时我迫不及待，时不时对着空气大声欢呼。陶醉和喜悦笼罩着我，当经过镜子时，我毫不掩饰地望向镜子，思索着我通红的脸。……我现在想的，只有什么时候能在莫斯科与您见面。龙勃罗梭
的讲座不吸引您吗？想想看，如果他死了，您就会错过这次机会。我多希望已经将俄国拥入怀中！”4天后，他抵达莫斯科，立即给她寄去自己在火车上记录下的文字，那是一个带有民族学色彩的幽默小故事，他将梦幻般的恋爱心情捻揉成线，编织其中：
亲爱的小姐：
在我周围是令人害怕的熙攘——喊叫、喧哗、噪声、布满红血丝的睡眼和打着哈欠的嘴。精明的老医生、（一直在？）找东西的自然研究员，经常是拖家带口的状态。火车上一等舱和二等舱的拥挤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只有三等舱还可忍受，现在这将是我在莫斯科的生活！
我旁边坐着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法国人严肃且庄重，即便在医生会议上也努力表现得与大国的名声相符。卡策马赫尔人（我们维也纳人这样称呼意大利人）一直处于不安状态，有时在座位下，有时在座位上，以老鹰般的敏捷在天花板上与他们的行李不断斗争，我是一个出色的配合（原文如此）。一位女士和我一起在维也纳上了车，她直到现在都是我忠实的旅行伙伴。我们相互之间离得不远，总保持着好心情。我们尽可能地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愉快。……
就连我正写下这些的现在，这位好奇的女士的目光也越过我的肩头，嘴里嘀咕着一些愚蠢的事情，把我逼到了角落。不幸的是，我必须服从她（原文如此）。
但我必须服从她。我只是想告诉您，这位女士住在莫斯科。您也许认识她？
这封书信之后，他们之间开始密集地写信，不时造成误解。阿德勒在写给拉伊莎的信中署名为“阿尔弗”，9月的时候，他对她的称谓变成亲热的“我亲爱的金德尔（Kindl）”，或者发音相近的“亲爱的廷蒂（Tindi）”。“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但是，但是……我又惊讶又困惑。让魔鬼来写信，一个亲吻比上百封信件表达得更多、更清晰。但信还是要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正在给你写四个小时里的第三封信。”
有时候他一直等，一直等，期待着回复：“我迅速跑回家，尽可能最快地从邮差手中拿到你的来信。”阿德勒也会催促她回信，特别是当交往越来越认真，共同的未来越来越具体，他就越想得到回信。“我亲爱的廷蒂！哎，你这个坏女孩，我又有9天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了。你且等着，我把这封信给邮差。……亲爱的金德尔！救赎我的话语什么时候能到来，还有热烈的亲吻？冷静，金德尔，要很冷静！”
拉伊莎·艾珀斯坦完全无法冷静。毕竟，这将是一段远离家族的生活——在另一个不同语言的国家，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情人虽然是一名医生，但是并不富裕，收入不多。他的家族将如何接受她——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阿德勒试图以幽默的方式向她描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消除她的不安：“我的父亲是一个简单朴素的人，他对这个世界和对他的生意一样，了解甚少，至少我的亲戚是这样说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他的性情是如何形成的。我只听说，他在少年时代对家人全心全意，愿为此付出一切；等他成家之后，这份爱就转移到了他自己的家庭上。他天性无比善良，是相处起来安静、慢热却能亲近的朋友。他讨厌新事物，因为他对此感到恐惧，只有当他因为守旧而被嘲笑时，他才开始适应新事物。”他还说：“我哥哥西格蒙德29岁，健康强壮，体重92千克。性情中人，有一点闵希豪森（Münchhausen）式的爱吹嘘
。他心地善良，拉丁语学得不好，更喜欢讲些无稽之谈。他看起来很正派，但私底下很爱喝酒。他在打领带方面很快会超过我父亲，并最终与我母亲一起统治世界。……”
1897年12月底，拉伊莎·艾珀斯坦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斯摩棱斯克完婚，这位年轻的新娘没有完成她的学业。1898年8月5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瓦伦丁娜·迪娜（Valentina Dina）出生。眼下，如何供养这个新生的家庭迫在眉睫。他们各自的亲属支持了他们。在这之前，阿德勒在他父母位于茨韦格巷的公寓中一间临时的小房间里看诊；现在他们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位于第九区的艾森巷，离拉伊莎之前的住处只隔了几栋房子。这个街区格外受医生的欢迎，因为这里靠近维也纳综合医院。但对于初入职场的阿德勒来说，医生间的竞争太激烈了，第二年他们就不得不放弃这套房子，搬到条件艰苦的利奥波德城的切尔宁巷7号。这个地址不仅意味着写在信头上的地址降级了，而且意味着他们住到了“另一边”——多瑙河的另一边，也是富裕资产阶级的另一边。他们的新家实际上位于一栋大型的出租公寓中，是典型的“穿堂房屋”，从庭院就能看到他们带诊疗室的房子，以及通往既优雅又高贵的林荫大道普拉特街42号的入口。普拉特街42号正好在卡尔剧院对面，所以阿德勒在他的信纸上列出了这两个地址，这为一个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医生带来了声誉。
1898年，阿德勒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裁缝行业健康指南》（ Gesundheitsbuch für das Schneidergewerbe ），这是受一位柏林医生的委托。他这位在普鲁士的同事曾出版过关于面包师、采磷工、织布工和矿工的类似书籍，整个系列的口号是：“认识到危险是预防的第一步！”目标受众是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这是一部彻底的社会医学著作，着眼社会问题，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裁缝是遭到最严重健康威胁的职业。写作时，阿德勒和拉伊莎的关注点在于“描述经济状况和某一行业的疾病之间的关联，以及生活水平降低对民族健康带来的威胁”。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也体现在这本30页的小册子中：“医生不能再对这种观点闭目塞听，这种观点把人看作社会产物来研究，而不是个人。”
自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
的第一批著作出版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医学都被理解为一门社会科学。1848—1849年，这位出生于1821年的病理学教授，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根据对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研究结果，衍生出一项要求：医生必须同时是政治家，推进早该进行的卫生改革。阿德勒应该是赞同魏尔肖的某些观点的，比如“合理的国家宪法必须确立个人健康生存的权利”；他年轻的妻子更是如此，因为她知道沙皇俄国的社会关系有多么糟糕。1879年，魏尔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自然科学家，我只能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因为只有在共和政体中才能实现自然规则限定的、出于人的天性的要求。”所以对于年轻了50岁的阿德勒来说，作为利奥波德城的医生，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必然的。阿德勒在他的《裁缝行业健康指南》的结尾处还罗列了社会政治方面的要求：将意外保险扩大到小型企业，强制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限制每周工作时间。
拉伊莎在政治观点上比她的丈夫更激进。这位精通3种语言（俄语、法语、德语）的年轻母亲，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1899年，她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是她非常熟悉的“共同研究及男性教授”，这是女性视角的（医学）研究。维也纳于1900年首次允许女性学习医学，她对此表示了赞同。她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在维也纳占主导地位、思想进步的女性报纸《女性档案》（ Dokumenten der Frau ）上。
可能早在1898年，拉伊莎·艾珀斯坦就已经在维也纳找到了与俄国社会的联系，并在1900年左右融入多瑙河畔大都市丰富又多面的文化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