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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尼（Kakanien）是当代发展阶段上的第一个国家，
它被上帝抽走信用、生活乐趣、对自己的信仰
和所有文化国家的能力——
传播自己有一项任务这一有益幻想的能力。
——罗伯特·穆齐尔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年2月7日出生于维也纳郊区的鲁道夫斯海姆。这一犹太家族的父系来自匈牙利的布尔根兰州
。阿德勒的父亲莱布·纳坦[Leb Nathan，也被称为利奥波德（Leopold）]生于1835年，祖父西蒙（Simon）是毛皮制作师傅，生活在布尔根兰州的基策市镇，这个地方位于普雷斯堡——即如今的布拉迪斯拉发
——以南14千米处。这座市镇属于所谓的七市镇，希伯来语为Schewa Kehilot，由埃斯特哈齐侯爵（Fürst Esterházy）
于1670年在他的领土上建立。1712年起，犹太人从摩拉维亚
迁往基策，到1821年，基策的犹太社群已达789人。布尔根兰州是多民族居住区，虽然主要生活着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但还有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辛提人、罗姆人，以及约3000名犹太人。
关于西蒙·阿德勒，我们只能知晓他和凯特琳娜·兰普尔（Katherine Lampl）结为夫妻。19世纪50年代，利奥波德和大4岁的哥哥大卫（David）搬到了维也纳，当大卫在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
以裁缝的身份定居并于1862年成婚时，他们的父亲西蒙早已不在人世。
1866年，利奥波德·阿德勒与小他14岁的保利娜·贝尔（Pauline Beer）结婚。保利娜来自维也纳的另一个郊区彭青。她生活的波斯特街22号——如今的林策街20号，这是她家于1861年买下的。保利娜的父母赫尔曼（Hermann）和伊丽莎白（Elizabeth），原姓平斯克尔（Pinsker），来自摩拉维亚，从1858年或1859年开始定居彭青，育有7个孩子。保利娜是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赫尔曼·贝尔从事燕麦、小麦和麸皮贸易，创建了公司，考虑到儿子的数量而将公司命名为“赫尔曼·贝尔父子”。他于1881年2月去世，不到一年，保利娜的母亲离世。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萨洛蒙（Salomon）继承了产业。总之，这是一个庞大、分支广泛的家族，从事犹太人传统的贸易行业。
利奥波德和保利娜·阿德勒也生育了7个孩子。西格蒙德（Siegmund）是他们第一个顺利生下的孩子，他后来成为地产商大获成功。阿尔弗雷德是次子。1872年，保利娜生下了长女赫米内（Hermine）。第四个孩子鲁道夫（Rudolf）生于1873年，早逝。次年11月，二女儿伊尔玛（Irma）出生，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印刷商。四子马克斯（Max）出生于1877年，是这个家中唯一一个将宗教融入生活的人。他信仰天主教，于1904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数十年在梵蒂冈一家意大利语教会报社担任编辑。最后，理查德（Richard）在1884年出生，是一名钢琴教师。保利娜和利奥波德·阿德勒最初住在彭青和鲁道夫斯海姆，那里曾属于维也纳棱堡
外的城郊地区。
郊区成为居住区听上去很平常，但实际上是巨大的进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782年左右，皇帝约瑟夫二世（Kaiser Joseph Ⅱ）向民众开放了维也纳城的棱堡。随后，皇家花园——奥花园、普拉特
和美泉宫花园——也开放供人们游览。“去棱堡化”在当时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们寄希望于公园能为娱乐、休闲和文明共处提供场所。那时，维也纳的“内城”即第一区早已不堪重负，严重的住房短缺加上随之而来的疾病、荒芜、不满和无望，于是棱堡前原先的开阔地被清理。为了能让人们开心地散步，保持健康，释放社会的压力，在棱堡的1英里内修建了林荫大道和花园，风景美不胜收。
75年后，1857年平安夜的4天前，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Kaiser Franz Joseph I）签署了一纸诏书。这份诏书为维也纳彻底改造提供了动力，人们决定将余留的堡垒全部移除，并把护城河填平——这就是维也纳环城大道的最初构想。
拆除工作始于1858年3月。次年9月1日，皇帝批准了城市扩建计划。到1863年9月，罗滕图尔姆门、施笃本门、卡洛琳门、克恩顿门、冈萨加堡垒、费舍尔门、埃伦德堡垒、肖腾堡垒、默尔克堡垒和施笃本堡垒都已经清拆干净。1861年，维也纳地方议会在沉寂11年之后开始重新选举。选举依旧按照三级选举制，即将选民分为3个等级进行。第一等级和第三等级的选举权由纳税的数额决定。每年缴纳300古尔登
以上土地税或100古尔登以上购置税的人属于第一等级选民；缴纳10古尔登以上、100古尔登以下的属于第三等级。第二等级由官员、医生、教师、军官和牧师组成。按照这一选举制度，1861年的50万公民中只有18322人拥有选举权。律师尤利乌斯·里特尔·冯·内瓦尔德博士（Dr.Julius Ritter von Newald）参加了阿尔瑟格伦德选区的选举。该选区共有6万居住人口，其中44人拥有选票。内瓦尔德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34张选票。另有3位犹太裔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被选入市议会。
这样的政体对犹太裔奥地利人而言是矛盾的。犹太裔大企业家、银行家和工厂主是自由经济的支柱，为了将这些大资产阶级从陈旧的经济限制中解放出来，奥地利商业部长着手制定新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另外，这些未来将要建设环城大道的个人在政治上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声名狼藉。虽然迟来的国家经济路线修正政策在1859—1861年期间取消了对犹太人的一部分限制，但直到1867年，奥地利的《国家基本法》才规定，保障所有公民在公民权利框架内享有充分而全面的信仰自由和道德自由——大量犹太人因此拥入。1810年，维也纳有113户被特许的犹太家庭。奥地利1848年革命之后，《宽容特许令》被终止，这时得到特许的犹太家庭仍只有197户。而在1857年人口普查中，在帝国首都登记的犹太人有6217名，占城市人口的1.3%。尽管采用了科学的调查方法，这个数据仍然不准确，因为只有“应受管理”的人被登记在册。直到1869年人口普查，应受管理群体外的有权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才被登记。这导致当时607514名维也纳人中虽有40230名犹太人，但真正有居住权的只有7867名。他们中的20%来自摩拉维亚，14%来自波希米亚，11.5%来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父亲利奥波德来自布尔根兰，属于匈牙利。不过在维也纳，“外乡人”并不是犹太人的特质。这座大都市的60多万居民中，有16.5万人来自其他王室领地，所以，当时所谓的“维也纳人”之中，有1/4以上的住所根本不登记在维也纳。
在环城大道建设期间，125座棱堡被拆除，同时，护城河被填平，附近场地被铲平，路线规划不断推进。新的中产阶级城镇住宅建造起来。帝国的理念体现在建筑上，“首都高于一切”，通过奢华的装饰可见一斑。1865年5月1日，环城大道在皇帝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中宣布开通。尽管只建成了64座房子，仅占最初计划数量的一半，令人不太满意，但环城大道已经是一条有名的步行大道了。1863—1865年，菲利普·冯·符腾堡公爵（Philipp Herzog von Württemberg）和他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大公夫人（Erzherzogin Maria Theresia）在这条大道上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这座皇室宫殿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被转售，改造成了顶级酒店，以帝国酒店为名开业。但那时的奥地利已长期处于危机中。
1851年，约瑟夫一世宣布“克莱雪尔宪法”失效。在官僚机构和军方的支持下，他启动了一项旨在改革和集权的方案：废除行会在市政贸易中的特殊权利，强调职业自由和迁徙自由，保证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中的平等权；扩展教育政策，通过发展铁路网来促进贸易；与梵蒂冈达成新的协议以提高天主教会的地位。同时，他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活动，高价动员克里米亚战争，并与萨丁尼亚王国和法国开战（这场战争中，伦巴第地区被并入意大利），这预示着公共财政过度膨胀，到了崩溃的边缘，君主的声誉严重受损。为了承担起索尔费里诺战役失败的责任，约瑟夫一世作为总司令，亲自率领军队出征。
城市改建顺利进行着，哈布斯堡王朝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野心勃勃，在外交上却是失败的。贷款人拒绝在没有预算控制和体系改进的前提下发放贷款。据说，联合信贷银行的创始人安塞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Anselm Salomon Rothschild）简明扼要地向皇帝提出条件：“没有宪法，就没有钱。”
在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中，奥地利战败，并不得不将威内托（Venetien）割让给法国，随后法国将其还给了年轻的意大利共和国。1867年，与普鲁士的战争和财政上的危机促使宪法改革，推行调节帝国内部平衡的措施。匈牙利在一定程度上独立，拥有了自己的内阁和议会，和奥地利一起组成了二元帝国——奥匈帝国。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治纲领，有一部分与1848年革命时宣传的联邦制概念相关，即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这些历史上的王室土地也被包括在内。在这些地方，奥地利保守派与民族主义者展开竞争。
运输、通信、区域发展以及自主方面的变化是一部分原因，由于害怕经济衰退出现社会动荡而采取的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措施和警力监控，则是另一部分原因。1870年以来，53家新银行在维也纳成立，1872年新增了530家股份公司。它们的创始资本总额达到10亿古尔登，股票价值达到30亿古尔登。建筑热潮助长了证券市场的繁荣。1871年，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只有3家大型建筑公司，到了1873年已有44家。“从大公到鞋匠，每个人都在玩股票。”曾任帝国军事总理的科纳维勒伯爵将军（General Graf Crenneville）记录道。1867年，访问证券交易所的人中有867人拥有长期股票，6年后达到2352人，每天的股票交易量高达5万次。1873年5月9日，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倒闭，证券平均指数从339点骤降至196点；1876年触底，股指达到最低的105点，股票价值损失总额达15亿古尔登。8家银行、8家保险公司、60家工业企业破产。路德维希·维克多大公（Erzherzog Ludwig Viktor）沉迷于证券交易，损失了20万古尔登。自杀率飙升，数百人沉入多瑙河，其中最有名的是银行家艾斯科勒斯（Eskeles）的女婿，陆军元帅冯·加布伦茨男爵（Feldmarschall Freiherr von Gablenz）。
股市崩盘的情况是以反犹太人的角度记载的。反犹讽刺作家弗朗茨·弗里德里希·马萨代克（Franz Friedrich Masaidek）将题为《从嘲弄的角度看维也纳和维也纳人》（
Wien und die Wiener aus der Spottvogelperspektive
）的宣传册投放到市场上，环城大道在其中作为“无数银行、证券商和类似的敛财组织坐落的骗局大街”出现。马萨代克和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舒纳（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一起创立了反犹的德意志民族协会。舒纳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他还要求实行新计时，以公元前113年为纪元起始，因为当时的诺里亚战役中，辛布里人和条顿人
打败了罗马人。
一位学者在1924年时回望50多年前，仍然能感受到当时面对的来自时代的冰冷拒绝，而他自己高傲地选择孤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1873年我进入大学，一开始就感到明显的失望。特别是我被要求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不属于这个民族，应该感到自卑。我坚决拒绝自卑。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该为我的血统——或者人们常说的‘种族’——感到羞耻。我放弃了拒绝我的民族群体，这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1873年，也是在普拉特举行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一年。博览会于5月1日开幕，预计的2000万访客实际仅有700万，留下了亏损的记录。这和开幕约8天后在维也纳暴发霍乱有关，这次疫情暴发是由于当时欧洲大城市普遍存在卫生问题。
在政治领域，股市崩盘后的经济衰退年份里，自由主义者和贵族之间的对立，以及中立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加深。“奥匈帝国的独特性，尤其是奥地利的二元君主制的独特性，不再那么鲜明地体现在人口的民族多样性和异质性上，而是显示在为解决公民语言和宗教多样性产生的问题而建立的行政结构上。”1867年12月21日的“十二月宪法”第二条保证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条保证人员和财产在国家领土内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第六条对此进行了补充，再次提到了自由选择居住地，以及获得“各种类型的不动产”和从事各种“行业分支”的权利。犹太人因此拥有了自由、平等、公平的权利。1872年，来自波希米亚的斯米里茨的犹太食品和饮料产业家阿道夫·伊格纳茨·毛特纳（Adolf Ignaz Mautner）在维也纳生产了第一款底部发酵的啤酒，因此被封为冯·马克霍夫骑士；1870年，来自德国北部什未林附近的马尔兴的犹太机械师西格弗里德·马尔库斯（Siegfried Marcus）在维也纳新城的月光巷制造了第一辆装有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后来申请了38项专利。
1879年，皇帝的童年好友塔菲伯爵（Graf Taaffe）建立了“铁环”——一个由天主教保守派、捷克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一直持续到1893年。这个反动的联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1880年左右开始，哈布斯堡帝国的许多公民不再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与变化。他们的心态和政治意识为日益活跃的变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所激励。铁路提高了流动性，人口向城市迁移。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s Ⅱ）遭暗杀身亡后，俄罗斯爆发了大屠杀，一大群难民向外逃散，从加利西亚到布科维纳，再逃往维也纳。这使得利奥波德城的东正教犹太人的比例有所提高。列昂·平斯克尔（Leon Pinsker）医生来自敖德萨（Odessa），但他为了犹太启蒙运动即哈斯卡拉运动，拒绝了东正教。平斯克尔于1882年在柏林发表《自我解放！一个俄罗斯犹太人对同胞的劝告》（
Autoemancipation！Ein Mahnruf an seine Stammesgenossen von einem russischen Juden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呼吁进行阿利亚运动
——向巴勒斯坦移居。但他的运动和“热爱圣山”移民运动都在维也纳遇到了阻碍，因为维也纳的犹太人认为不能放弃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发展强大。1882年2月11日，反犹太主义的奥地利革命协会成立。一群由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学者组成的暴徒高喊着口号：“把犹太人赶出去！”
1890—1910年，维也纳的人口增长了约60%，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切尔诺夫策、因斯布鲁克和克劳森堡（即后来的克卢日）。1889年匈牙利的铁路公司国有化后，旅客人数在几年内猛增，从铁路仅被用来运输货物时期的零，增长到每年700万人次。人口流动淡化了国境界限。1876—1910年，约有400万奥地利人成为移民工人，有些人出门半年或9个月，有些人多年后才回国。
19世纪80—90年代，民族主义开始同时鼓动所有阵营建立爱国退伍军人协会。1897年4月，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总理冯·巴登伯爵（Graf von Baden）通过了一项针对波希米亚的语言条例。根据该条例，捷克语在官方使用中与德语处于同等地位，所有德国公务员须在1901年之前掌握捷克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对此，民族主义者激烈反抗。人们在议会上大打出手，警察只能在轻骑兵的帮助下驱散议会门口的抗议人群。反对这项条例的示威活动持续了近一年，新闻界为冲突煽风点火，各党派之间陷入争斗。这股动荡标志着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区域性的妥协方案到1914年仍悬而未决，因此让民族主义抢占了先机。
直到1914年，维也纳都在大力重建，全面开展重新规划。因此，1869—1914年的45年间，维也纳的居民人数增加了2.5倍，超过200万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消耗了巨额的资金，1858—1914年，维也纳共花费1亿古尔登，由此建起了至今仍留存于市区的高层建筑、博物馆、剧院、公共设施、艺术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宫廷歌剧院、城堡剧院、自然史博物馆、艺术史博物馆、新市政厅、美术学院、司法宫、议会大厦、还愿教堂、维也纳大学，此外还有市场、桥梁、公园、喷泉和纪念碑。
很早就有人对大兴土木提出反对意见。《维也纳郊区报》（ Wiener Vorstadtzeitung ）早在1858年就注意到了不平衡现象：“计划中的城市扩张将给富商、政府高层和退休人员带来大量可供居住的宫殿式建筑。但是，对于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对于大多数小市民，对那些无数私营部门的官员、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小商人和小官员来说，这些建筑能让他们住吗？恐怕不太可能。”18世纪50年代末，维也纳只有不到50万居民，巴黎约130万，伦敦300万。但据统计，在英国首都，10个人住一栋房子；而在维也纳，一栋建筑里挤了55个人。事实上，10年后，一个维也纳工人阶级家庭的住宅平均面积为35平方米，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为120平方米，而环城大道上的一座城市宫殿绝对能达到600平方米，除了用于展示、活动和接待的房间，还有音乐室和温室，甚至有专门的舞厅。
与环城大道的建设密切相关的，是代表性和贵族性的理念。这条富丽堂皇的大道的相关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国首都，那里的居民正在经历宽阔平坦的大道穿过老城区，老旧和弯曲的事物被清除的事件。瑞士作家和记者维克多·蒂索（Victor Tissot）在1878年对这条大道写下“崇敬之情”：“环城大道是首都最高雅的街区。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珠宝商和有名的工匠。3点到5点是环城大道最美的时候，尤其是秋末和初春的周日。人们参观新的盥洗室，走到这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沙龙。”他不无嘲讽地继续补充道，“巴黎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东西，因为环城大道是整个世界的交汇处——整个世界、半个世界、四分之一个世界，甚至外交官的世界和宫廷的世界。”艺术评论家路德维希·赫维西（Ludwig Hevesi）用动物打比方，总结了在环城大道能看到的景象：“由两条腿的海狸和紫貂组成的游行队伍相互挤来挤去。”现代建筑的先驱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冷笑道：“当我在环城大道漫步时，我总觉得一座现代的波将金村
完成了它的任务，它让人们相信，自己正身处一座充满欢呼和喝彩的城市。”
1879年4月27日，在这个星期天，“波将金村”达到了历史主义
的高潮。最尊贵的皇室夫妇结婚25周年庆典在帝国首都维也纳举办，庆典从普拉特开始，沿着环城大道铺展。画家汉斯·冯·马卡特（Hans von Makart）策划了弗兰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银婚的感谢队伍。这位萨尔茨堡人是当时维也纳最受欢迎也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他用电线创造了华丽的新巴洛克风格。早上9点，1.4万人加上老城区的3000人和30辆花车出发。沿着环城大道和普拉特大街建起120个看台，共有5万个座位，约30万观众被这样的热闹场面震惊。画家本人戴着巨大的羽毛帽，骑着马加入了这场盛会，尽管他因为低于平均身高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5年后，马卡特离世，年轻一代将“虚假的、过于矫揉造作而收效甚微的马卡特式花束”扔进了遗忘的地狱。几年后，作家兼评论家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嘲笑这个庆典是“空中的化装舞会”和“不变的即兴表演里讲的作坊笑话”。巴尔判断，这展现的是社会的转变：“随着环城大道的建造，一个新社会的游乐场被临时搭建起来。眼下的任务是在一夜之间建好这个新场所，而首先，必须打造一个适合环城大道的维也纳城。”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在委任统治的幌子下，已经成为东南欧的一个殖民国家。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被削弱的奥斯曼帝国免于崩溃。但在此之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省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新帕扎尔的桑扎克被奥匈帝国占领，塞尔维亚成了奥地利帝国的接壤国。1895年，曾任波黑总督、时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的本杰明·冯·克莱（Benjámin von Kállay）向英国记者解释“强加”给哈布斯堡王朝的“使命”——给“未开化”的巴尔干地区“文明地”带去影响，并承诺这一“使命”将在保留古老传统和加载现代理念之间达成平衡。
同年，卡尔·吕格尔（Karl Lueger）被选为维也纳市长。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律师出身于最底层的小市民阶级，拥有20年的地方从政经验，在信仰和机会之间闯出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吕格尔是一位最纯粹的煽动者，喜欢挑起冲突，这使得他在小市民群体中很受欢迎。小市民群体觉得他能理解他们，尽管他说的话在当时的公共生活中很不寻常——“带着维也纳腔调和资产阶级口吻，善意中有粗俗，却是顾家的”。
移民到维也纳的犹太人数量增加的时间，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衰败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反犹太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甚至越来越狂热。吕格尔——绰号“英俊的卡尔”、烟草商的儿子、法学博士、“郊区旅馆的英雄”，自1887年起将仇恨犹太人作为政治策略，以赢得保守派和教士阶层选民的青睐。1890年，他关于以色列法的演讲引起轰动——那是一连串的恶语相向、指责和谎言。吕格尔知道反犹太主义的论调符合大众的胃口，他的一句话“我决定谁是犹太人”耐人寻味。这种灵活的机会主义个案，常常能在最顽固的反犹分子身上看到。“维也纳不仅是德意志的，也是反犹太主义的。”这在第一所房子里和在最后一所房子里都一样。